好学不倦的湖州姚氏家族

姚波

好学不倦的湖州姚氏家族

作者：江南布衣

     湖州自有古以来就是东南望邑,物宝天华,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读书风气浓厚。清朝十帝267年间,全国共出过114名状元，其中湖州藉的就占了7名。若要在这7个状元中评出谁是最有学问者,非嘉庆四年的状元姚文田莫属。

   一门祖孙或父子，同领一代风骚，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尚不多见。而姚氏三代，除了姚文田之子姚晏世袭祖荫，著述不多，一生平平之外。孙子姚觐元、曾孙姚慰祖都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藏书家，同时又是颇有建树的训诂学者。

    一个家族要想保持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与老祖宗的身体力行，功成名就的榜样力量不无关系，姚家的老祖宗姚文田就是最好的例子。姚文田16岁入府学，乾隆五十四年考中举人。乾隆五十九年，巡行天津的乾隆下旨开特科，召试天下举子，姚文田考中第一名（相当状元及第），授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嘉庆四年他参加例行的进士考试，殿试又荣登榜首，成为名副其实的“双料状元”。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主持过广东、福建乡试，累迁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姚文田在任上勤慎政务，治国安民，还博览群书，勤奋著述，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除了主持编修《扬州府志》外，还先后撰写了《广陵事略》、《历代世系编年纪》、《邃雅堂学古录》、《说文声系》、《说文解字考异》《内经脉法》及《相宅》等著作，成为颇有名气的训诂学者。

   其中的《说文解字考异》是姚文田准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也是给后人留下最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惜这倾注了姚公半生心血的稿本多灾多难，经祖孙三代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刊印问世，连原稿都差点儿丢失。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库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发现了四处分别藏了姚文田的《说文解字考异》稿本：国家图书馆两部，上海图书馆一部，浙江图书馆一部。国家图书馆所存的两部稿本均为十五卷二十八册，第一卷页眉、第二卷上的页脚、第二卷下的书衣分别有“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秋农（姚文田字秋农）手校讫”、“乙丑十二月初六日秋农校讫”、“乙丑十二月廿八日秋农手校讫”、“丙寅二月初十日秋农手校讫”等题识，并钤有“秋农”、“姚文田”朱印。仔细对照，发现凡前一部页眉、页脚及行间批注内容，在这一部中皆双行叙入。初步推断：前一部应是姚文田的手稿草本，而后一部则是在前一部基础上的补充修改，抄录誊清、校对装订的底稿本。清版本学家缪荃孙在《云自在堪随笔》中提到：“近见姚文僖（姚的谥号）文田、严铁桥（严可均，号铁桥，湖州织里人，嘉庆五年举人，晚清著名文字学家、藏书家、钱币收藏家）同撰《群书引说文疏证》稿本，均手稿，加签满纸。”由此推断：姚文田在乾隆五十九年进京赴特科考试前就开始了对文字学的研究，并与志同道合的同乡好友严可均一起写出了初稿。而最后一次校对定稿已是丙寅年（嘉庆十一年），此书前后历时十二年还不止，可见其考据严谨，博采众长，治学认真，好学不倦。

    姚文田不是职业学者，他在公众面前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我们很难想像他如何一边应付枯燥冗繁的政务，一边潜游于浩瀚的学海中。姚文田在京为官时还坚持文字学研究，并给自已规定：每日必须完成三个字的校注。日注三字，看起来似乎下笔颇为矜持，但若把它置于中国文化的特定情境之中，却每个字都支撑着万卷书的学养和坚挺的文化人格，这是怎样力重千钧的三个字啊！和他白天处理的那些官话连篇的公文相比，和同僚之间那些词藻华丽的应酬唱和相比，这校注三个字的重量肯定远远超过它们的总和。如果说白天的官场政务只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手段，那么，只有到了晚上摘去了顶戴花翎，布衣便鞋地走进书斋以后，他那潜心面壁的苦思和神采飞扬的吐纳才充满了人生的主动精神。这时候，一个个僵硬古板的文化符号，经过他小心翼翼的求证和疏理，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博大精深的经典史籍，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

姚觐元是姚文田的孙子，幼承祖父之家学，好博览群书，尤其精于训诂之学。道光年他中举入朝为官，可惜命不逢时，正赶上慈禧太后发起的反贪运动。台湾作家高阳在《慈禧全传》中有一章专门描述这场震荡朝野的“清三库”（银库、绸缎库、颜料库）。书中写到：新上任的户部尚书阎敬铭亲自带队清查大清银库，进库后二话不说，先让人将银库进出称重的天平大小砝码送到工部。工部尚书翁同和立刻派人找来制造司的司库，一检验发现天平的砝码轻重不一，符合计量标准的“十不得一”。信息反馈到阎大人处，银库掌管天平的司库史松泉当场被拘捕。时任户部郎中的姚觐元，作为分管银库的直接上司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令当天交出公事，在家听参。姚觐元因银库贪污案牵连被罢官，侨居关中肖家巷十年。在家闲赋期间，姚觐元一面阅览祖上留下的邃雅堂藏书，同时还“虚怀博访，往往从故家藏本及通人写本辗转录好古之士。”姚觐元从小受洁身自好的家风熏陶，平时还算廉洁自律，所以经彻查没发现他有同流合污的证据，最终以监管不严，追究其渎职罪，所以还能东山再起。光绪登基大赦天下，姚觐元被老佛爷再次起用，出任川东道观察，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巡视员。光绪八年还提拔到广东布政使，在副省级岗位上退休，寓苏州颐养天年。

与祖父姚文田、父亲姚晏相比，姚觐元的仕途应属于不太畅通，坎坷多变。也许正因如此，闭门思过的十年，让他把官场进退看得比较淡然。因为看得淡，他才能超脱于伴君如伴虎的惶恐拘谨之上，超脱于派系倾轧攻讦排挤之上，超脱于逢迎巴结标榜拉拢之上，而是把精力放在做学问上。姚觐元无论是在堂庙之上还是退隐江湖，有空闲就理头在自已的咫进斋中，钻研祖上留下的遗著藏书。所以他一生著述甚丰，有书可查的就有《大叠山房诗草》、《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咫进斋书目》、《咫进斋丛书》、《邃雅堂善本书目》等。我们在“百度”搜索输入“姚觐元”的词条，会跳出“字彦侍，浙江归安人，清代学者、文献家”，可见学界后人已认可姚觐元当年的选择是一种睿智清醒的价值判断。历史也似乎感到官场上的芸芸众生太拥挤了，有意要把一个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行政官员成就为小学学方面的一位学者，让后代的文人学子在官僚面前也多了几分自信。

姚觐元的儿子姚慰祖，字公蓼，别号晋石主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所著的《晋石庵丛书》在晚清学术界颇有影响，其中的《九经误字》、《郑学书目》、《古今伪书考》、《吴兴藏书录》、《渎书丛录节钞》、《经藉跋文》等都先后刻印出版，有些著作民国期间还被多次翻刻再版。

发生在姚氏祖孙身上的官场人格与文人人格的冲突，其实隐藏着清代文人的几代悲哀。从顺治四年的函可《变记》文字案开始，其后经历康熙、乾隆两代雄主，文字狱愈演愈烈，仅乾隆一朝，全国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就多达130起，真可谓砍头只当风吹帽。清代的文人士子经此劫难，心有余悸，既不敢从事敏感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敢吟诗作文，甚至不敢研究历史。那就钻进考据训诂的象牙之塔，用死人的磷火照亮活人的精神世界。起初，这只是一种无奈的个体性追求，终究汇聚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功业。于是万马齐喑中崛起一座奇峰秀挺的文化景观，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乾嘉之学。只要看到这一连串熠熠生煇的名字，后代的任何一位文化人都会肃然起敬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龚自珍、魏源……

当然，还有湖州姚氏家族的祖孙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