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章唐代大政治家姚崇的执政智慧

姚波

唐代大政治家姚崇的执政智慧

姚宏章

姚崇是一位出生在唐代硖石（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张茅乡张茅中学）的大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家，姚崇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唐玄宗设计了一套针对时弊、简明扼要、行之有效且易于监督评判的十条政治纲领（十事要说）。唐玄宗奉之为救世良方悉数接纳并全面贯彻实施。由此，开启了盛唐的大门，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最亮丽的盛世----“开元盛世”。正因为如此，当代伟人毛泽东对姚崇的“十事要说”作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的高度评价，并给予他“大政治家”的极高赞誉。本文旨在探讨一下作为政治家的姚崇他那审时度势，敢于革新而善应变成务的执政智慧。

    作为政治家，姚崇最为显著，最为史学家、政治家所称道的政治特色就是“善应变成务”。后人曾评价说“姚崇资兴明达，善应事机，委屈通变以成国家之务。”这里的“通变”就是指变革变通。姚崇的为政生涯历经五朝，三度为相，不管政治风云怎样变化，姚崇都能够得到明君王的信任和重用，且功勋卓著，建树颇多。姚崇的仕途也是起伏不定，一波三折，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姚崇总能摆脱困境，转危为安，转祸为福，变被动为主动，并把事情办得很圆满。不仅保全了自身的性命，而且还能克敌制胜，除弊改新， 把事业做得很成功。究其原因，就是姚崇深谙变通之道。变通，是姚崇的执政风格。知变，会变，善变，敢变，灵活多样，相机行事，把握天度，懂得克制知道退让的变通是姚崇在政治斗争中始终能够游刃有余的重要原因是姚崇能够战胜政敌的有利武器；是姚崇政治智慧的显著特点;是姚崇能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制胜法宝，当然也是姚崇改革智慧的最根本表现。  

一、兴利除弊，与时俱进，敢于改革的改革精神

史学家宋祁（宋朝）在撰写了《新唐书 姚崇转》之后议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是说姚崇为政很善于变革，改新，善于紧盯时弊，除旧布新。综观姚崇的为政生涯，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大改革家。

   姚崇之所以被称为“救时宰相”就是因为当时的帝王大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有危局要救。都对姚崇格外看重，且委以重任，姚崇也不负委托，紧盯时弊，依据实际情况，抓住关键问题而灵活施政，积极进行改革，使帝王们都能摆脱困境，走出危局。使得皇权稳固，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宁。比如睿宗在上任后的第五天，便急召姚崇入朝任委他为首相，以解救危局。睿宗朝初期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宗朝韦后及安私主等干政乱政，使得吏治腐败混乱。韦后等避开主管部门任凭中宗的赦书而大肆买卖写爵使得朝廷内部机构臃肿，官吏超缅，“封官，员外官，充斥朝堂。姚崇与”另位宰相宋璟一起协心革除中宗弊政，先是改革吏治，进忠良，退不肖，然后精减裁员，取消“封官”罢免官员数千名行赏施罚完全依据事理，行贿说情的不良风气也没了市场，各种法律制度重新得到了整顿，改革取到了很好的效果。再比如玄宗上台后专门跑到渭水借打猎之机邀请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借机向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作为宰相的条件。从内容看，“十事”针对的都是武后、中宗弊政和太平公主擅权干政以来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样样都是针对时弊，件件都是至关重要。如皇亲国戚不得在朝廷要害部门任职，官宦不得干预朝政，外戚不得干政等都是关乎到皇权稳固，国家安定的重要政治问题。在得到玄宗的认可后，姚崇以“十事”为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拨乱反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斥功臣，抑权贵，修制度，定律法，宽刑罚，施仁政，抑佛道，灭蝗虫。使得皇权稳固，政向稳定，政法清明，国家安定，人民安定，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 通达权变，顺势而为，善于变通的执政风格

政治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权利是个怪物，总是要催生派系，彼此争来争去，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这种情况，在唐朝自武周朝后期开始到中宋期尤甚。各种实力纷墨登台，皇后、太子、倖臣、公主、诸王、大臣等你争我夺不可开交可谓是血雨腥风。到底谁能是赢家谁也说不清。然姚崇却能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最多被贬个地方做个刺史但却毫发无损，最终笑到最后的还是他。他遇到了玄宗这样贤明的君主，施展了才能实现了抱负，可谓是成功名就，最后还成功身退，安享退休的生活。

那么姚崇又是怎样做的呢？其实是与政敌共事是很难的，如果战斗，生死难料；如果妥协反倒成了同伙；是怎样做的呢？其办法就是变通，既不轻易出手，也不单个做战；既不主动攻击，也不毫无原则的退让；既不过于强硬，也不过多地软弱；他有时走的是中间路线：与强硬势力也不套近乎去巴结、献媚，也不轻易得罪他们；与之灵活相处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如何对待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他有时会过度抵抗终于，以求削弱对手。他深悟老子的“害身保身”之道。懂得只有身心保全无虞，才是做好做成的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才能最终战胜对手。

具体来讲姚崇的变通之道体现在：

1、韬光养晦，以守为攻

姚崇在二十岁以后开始折节读书后以才学进入仕途。可以证明姚崇是个有着渊博知识的人，他不仅懂得《易经》中亢龙有悔的道理，知道在形势不利及力量还比较弱小之时隐藏自己的势力（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积蓄力量）而在形势对自己有利及力量达到之时果断出击打败对手。而且，他也有深悟老子的反向思维方法，即在纷争离乱，无秩序、不确定、敌强我弱、情况不明朗、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情况下的生存法则——在不利（弱势）情况下，如何才能以最小代价，最少的付出即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达成目的取的胜利的方法。如以示弱、矜持、谦虚、不伤不主动攻击，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小博大、以柔制刚、以弱胜强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姚崇“智涕鱼祸”的故事。五王政变使得武则天让位中宗执政。政变功臣们个个兴高采烈、弹冠相庆，独姚崇却在为退位的武则天鸣咽哭泣，中宗看不惯使将姚崇贬为刺史。有人说这是姚崇预生看到了危险，就以流泪的方式求得自保。此种观点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当时的局而论，武则天虽然退了，但是侄子武三思还在，姚崇和中宗关系平平况且中宗软弱大权落在韦后手里，同时武三思又与韦后勾结形成了一个强强联手的武韦集团。存在着强力反了宗的可能，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姚崇一想我干脆也不趟这趟浑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其实姚崇早已洞察了这些年的情况，便设计智涕之计离开京城事非之地，退出了还分不出胜负的两大势力之争得以免祸。事完也正是这样，不久后，以张柬之首的五位政变动臣就招到了武三思的陷害以致被杀。在此故事中姚崇有的就是老子在情况不明朗、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的“贵身自保”退守之计：惹不起我躲得起，先退后进以守为攻。这也正表现出姚崇的理念“决不争名，决不恋战，懂得克制退让。使得他在武韦之乱的五年得以安然无恙。

不温不火，把握尺度

姚崇学儒家思想影响，他对儒家的中庸之道的运用可谓是较为娴熟。他在处理各种政事和人际关系时总是较为温和、中庸、不过极、不偏执，既不过度地惹恼对方，也较为有效的保全了自权。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权力之争。睿宗登基之后，作为皇帝亲妹，武则天之女的太平公主自持拥戴睿宗上台有功，且还沉敏善谋有点手腕，于是使捷手朝政，有时甚至撇开皇兄遇事遇事自己拍板。他的亲信遍及朝廷各个角落。当时朝中有七位宰相五位就是她的亲信她甚至还想她母亲武则天一样感受一下女皇帝的荣耀。所以便处心积虑的想废除其侄子李隆基的太子地位。姚崇虽然看不惯太平公主的作为，但他深知太平公主权力较“盛”自己搞不过人家，况太平公主又是皇妹皇帝睿宗虽然想力保太子的储君位置，但又不忍心去开杀戒杀掉这个唯一的亲人。该怎么办？姚崇的变通之道就是不正面交手，不死磕硬碰，而是左剥右削有限度的软化公主的特权。于是，他建议皇帝让公主到东都洛阳去享受荣华富贵，使之远离朝廷事情虽然没办成，但姚崇挨着和睿宗的老关系只是去了外地就任刺史，也并未伤筋动骨。

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作为政治家的姚崇变通是他的特点和风格，在他看来，解决政治问题不能拘泥，不能守旧，唯有力求变化，才能通达。故而他善于洞察时势，借机行事，因势利导地时而事情引向顺势和成功。比如，武则天执政时期，酷吏当道，十分猖狂，冤狱盛行，百官深受其害，在酷吏当期，酷吏势强。姚崇多次想与之争斗，但考虑再三还是“云咸其口”，到酷吏后期，酷吏已除，因大权在握用不着以杀立威。于是，他借武则天征询大臣关于以谋反罪论处的官员是否冤情的问题时，使向武则天陈述了宅情。帮助武则天力清了事情的真相，使芝士下决心结束酷吏政治。姚崇在帮助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的这件事中，他就是以其敏锐的政治头脑洞悉了武则天有意结束酷吏的政治心思，顺势而为，加了一把火，挑进了冤狱昭雪的进程。可谓是一举三得：一是给武则天找了下台的台阶；二是为国家保护了人才；三是赢得了武则天的敬佩和信任。通过这件事情之后，经过狄仁杰的推荐，姚崇第一次走进了宰相的行列。

灵活多样，因人而异

姚崇的变通之道还表现为政治家通常处置矛盾冲突常用手段--权术。姚崇的为政权术灵活多样，因人而异，大都比较温和、克制。展示出了姚崇宽容大度的高尚品德。比如，在玄宗朝初期，为稳固皇权和政局，姚崇向玄宗献出了贬斥功臣之计。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姚崇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案例之一就是贬斥政变功臣。玄宗继位后就提出再拜姚崇为相。时为宰相的张悦为保政变功臣之权利便连施三计百般阻拦。但玄宗不上当力挑阻力坚持用了姚崇。张悦心虚，为了安全，便和玄宗的弟弟岐王李隆苑拉上了关系，这在当时是犯了大忌的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皇位的人，玄宗最害怕的就是群臣结交，诸王动摇江山社稷，令张悦没料到的是，此举恰恰让姚崇提供了口实，于是姚崇一天在退潮后故意装作扭伤了脚的样子，故意留到了最后。借玄宗询问他之际，便对玄宗说：“岐王是你的爱弟，张悦是辅臣，两人搞在一起，可能对朝廷不利。”话说的含糊，意思却十分明白，玄宗悟出了门道，马上把张悦贬为了相州刺史。在此案中，姚崇就是借机行事，抓住了张悦的把柄，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言向玄宗点到为止，使得玄宗得出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是姚崇借玄宗之手巧妙地将功臣之首张悦成功地调离了朝廷，削去了实权，既保证了皇权的稳固，又把阻挠他改革的反对派排挤出局，保证了他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

案例二就是贬斥功臣刘幽求。受张悦牵连同为政变功臣的宰相刘幽求也同时罢相而为太子少保。新岗位轻闲，没权没势，一基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刘幽求极为不满。于是人前背后便发起了牢骚，同时和一些朋党散布不满情绪，攻击朝政，自称“幽求党”。玄宗非常生气，要求有关部门严查速办。这时姚崇就对玄宗说，刘幽求离开了相位。做了闲官，也有点想法是人之常情，何况人家还立国大功，若处罚太重恐怕不利于稳定全局。姚崇的这段话是反话正说明这是为了刘幽求说情，实际上是肯定了对刘幽求有不满情绪。有错就得受罚。皇帝你自己看着办吧。结果刘幽求被贬外地郁郁而死。到东都洛阳为吏部尚书主持选官，魏知古非常不满。恰好姚崇的两个儿子也在洛阳为官，俩人觉得父亲对魏知古有恩，便不之深浅请托与他。魏知古不动声色借回长安办事之际向玄宗告知了此事。玄宗也有趣找个闲聊的时候故意向姚崇“你有几个儿子呀，现在都官居何职？玄宗算定，姚崇肯定会袒护儿子替儿子说好话。但姚崇却告诉玄崇说自己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魏知古不是以到洛阳了吗？我想他们一定会去找他求取职位，但我还没有听到确切的消息听了姚崇如此坦诚的回答，玄宗便答问：你是怎么猜到的呀？姚崇说，当年魏知古还是个小官，我曾提拔过他。我的儿子愚蠢以为魏知古肯定会根据提携之恩帮助提携之恩帮助他们办事，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玄宗见姚崇不偏袒自己儿子，很是高兴反而觉得魏知古是个不知感恩以恩抱怨的小人，便很生气要免除魏知古的官。但姚崇却替魏知古求情说：我的两个儿子不懂事。扰乱了圣上的法纪，您能宽恕他们已经是我的大幸了，如果因为我而免除魏知古的官职，全国的官员百姓一定会认为圣上偏袒与我，这等于给圣上美好的德行抹黑呀。玄宗认为姚崇说的很在理，便同意了姚崇的主张。但没过多久还是罢了魏知古的宰相之职降为工部尚书，而姚崇却安然过关。

在此案例中，姚崇所用的变通之道就是相机行事，实话实说，引导玄宗作出了反向的判断：认为魏知古是个只会打小报告，以恩抱怨的小人，而认为姚崇是一个以怨抱德、宽容大度、忠诚实在之人。这可是一个一箭三雕之计：一是让魏知古这样的小人丢了人（落个不知感恩的恶名）不丢了官（被罢相）；二是保住了儿子，保全了自己，三世替玄宗考虑不让别人说玄宗执法不公偏袒于他，还让玄宗觉得他是个宽容、忠诚之人。不搞教条，灵活务实。姚崇的变通之道还体现在他为官至执政。敢于冲破传统习俗，主流价值观等僵化，唯心宿命观念的束缚，敢于力排论议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灵活变通地处理各种政务，如在灭煌救灾的工作中，他就敢于反对天命论，“天人感应论”“天谴论”等唯心主义观念，敢于反驳朝廷大臣们普遍认定的“修福报应”“蝗虫是天灾，非人力可灭，只能靠修养德行来消灭”等言行从国家稳定的大方向，从人民不能因为蝗虫而饿死的实际情况出发，力主灭煌并采取了灵活务实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灭煌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史称“田有收获，人不甚饥。”

姚崇作为一个杰出而伟大的政治家，他最为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以善应变成务的执政智慧。这是姚崇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需要去认真学习并大力践行的。

中共三门峡市委党校副教授     姚宏章

              2018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