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康（1930— ），浙江余姚人。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是上海沪新中学学生。上海解放后，姚海康担任了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汽车驾驶员，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反轰炸工作队队员、中共长宁区委调研员。历任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一座东方城市浴血重生。
70年前，解放军以“睡马路”的特殊见面礼赢得了民心。如今70年过去，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共和国缔造者的预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市政协文史委携手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撰出版《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以此向历史致敬，为未来壮行。5月24日，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市政协举行，该书作者之一、89岁的姚海康深情回顾70年前那段光辉岁月。
参加革命
我出身在一个工商业主家庭。20世纪40年代，父亲开了家木行，并附设锯木厂，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有自备的小汽车。1946年秋，进沪新中学读高中后，我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折。10月，为了学习互助，我和几名要好的同学发起成立“丙戌社”，殊不知同学中有好几人是中共党员，于是我开始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
在党员的影响和教育下，我成了党外积极分子，同时担任了学校理二乙班的班长。地下党在物色外围可靠的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蜂社”（取意为勤奋与团结）时，我又成了其中的一员。1947年3月2日，“蜂社”就在我家的大客厅举行了成立大会，大家商讨了宗旨、组织、活动内容等，就是要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为建立解放区那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华天惠、钟一鸣被选为负责人，并决定出版一份刊物，取名《新学风》。“蜂社”从开始时的20多人陆续发展到三四十人。
在党组织的指引下，我先后参加了“抗议美军士兵强奸女学生沈崇事件”“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等学生运动，“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九龙迫害我国侨胞事件”和“反美扶日”等示威游行。通过实际的斗争和地下党员对我的教育，我看到党员同志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怕自己牺牲，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
华天惠在《新学风》受国民党特务追查后不久，决定投奔浙江四明山新四军游击队，临别给我留下一帧小照，背面题“康留念：生念肥瘦，死作纪念。惠敬赠，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地下党员的革命气概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1948年11月，送别钟一鸣去解放区后，我一度同党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我曾于1948年12月凭参加游击队的华天惠要我寄笔记本、钢笔留下的地址，两次赴浙江四明山掌起桥寻找华天惠，但均未联系上。后来，我找到了在大同大学读书的原沪新中学老同学侯杰。于是，我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上级组织的审查，1949年4月2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特殊任务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的形势是：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抓紧准备渡江战役。而蒋介石政府还想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一方面假惺惺地提出“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强抽壮丁，加固工事，并凶残地镇压革命力量。
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要我们加强隐蔽斗争，积蓄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调查敌情，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那时，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在大同大学支部。当组织上知道我家有一辆小汽车时，就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即尽快学会开汽车，准备在解放上海时使用。我抓紧时间在两个星期里学会了开车，考出了驾驶执照。
4月20日，蒋介石的假和平谈判阴谋被揭穿，毛泽东、朱德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江南一系列重要城市。蒋介石为了做垂死挣扎，不但在上海一带派驻了20万重兵，还亲自赶到上海复兴岛督战，同时又凶残地镇压上海革命力量。真是“黎明前更黑暗”。
4月26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原沪新中学老同学周耐德打来的电话，要我尽快开汽车到交大后门（现淮海西路新华路口）等他。我问他“什么事”，他只说“你来了就知道了”。看来是有特殊的紧急情况，我就立即开车前往。我到达交大后门，刚把车子停住，想找他，突然见一人从交大后门飞跑出来，开了车门就往里坐，此时我才看清是周耐德。那时，他满身是灰尘，简直认不得了。他上车后就说：“快开车，先到你家里洗个澡换身衣服，再与你详谈。”到家后，他才告诉我国民党军警在凌晨突击搜捕交大革命同志的情况。
交大校园是白区的“解放区”。地下党为了保卫红色堡垒，组织了纠察队保护学校。军警的这次大搜捕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准备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26日凌晨2时左右用装甲车撞开交大后门，搞了突然袭击。在校园内巡逻的纠察队同志见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不顾个人安危，马上跑向钟塔，敲响了警钟，向全校发出了警报。这个同志虽然因此而被捕，但由于报警及时，让很多同志从睡梦中惊醒，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而能够及时躲避，免遭逮捕。被我接出来的周耐德是在听到报警钟声之后，躲到了交大上院的天花板阁楼上，藏在大柱子背后，敌人用手电筒探照，幸好没有发现。有一名同学（夏宗芳）把宿舍里的箱子堆到床底下，自己躲在箱子背后；有的同志躲进长期没有使用的大锅炉里；姓林的学生会主席以水草为掩护，在水里泡了一夜，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后来我知道，26日那天，军警还对其他大学进行了搜捕，有不少革命同志和同学被捕。但是，我们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并没有让地下工作停顿下来，而是采取更隐蔽的方式，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组织上海人民保安队，密切联系网络，调查敌情，包括兵力部署、碉堡设置和地痞流氓的情况等。在党的领导下，全上海组织了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依靠工人、学生和市民，以“反搬迁、反破坏”为口号，保卫上海的工厂、学校、仓库和码头，以更紧张的战斗姿态做好各项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
盼望解放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住屋外是木行和锯木厂房，进出人员多且杂，隐蔽条件较好，又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因此，一些同志都找到我家来隐蔽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
徐惟诚同志（退出一线工作前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曾于1948年经组织介绍，以学联同志的身份来我家隐蔽居住工作了五六个月。解放后才知，他那时在我家编辑《学生报》。“四二六”大逮捕时，他带来了大夏大学的4名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才知，他们都是大夏大学党总支的成员）。另外，原沪新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侯杰、周耐德各带了一两个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的同志来我家隐蔽工作，共有10人。生活上由我母亲孙碧君照料，组织嘱我做好掩护工作。
为了安全起见，大夏大学的5名同志住在三层阁里，其他同志住在另一房间，相互之间都不联系，连吃饭也是分开的。外出工作回来，都要仔细观察身后是否有特务盯梢。有两次，徐惟诚发现有一名同志回来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就要我向他提出严肃批评，这名同志表示接受并改正。又有一次，有一名同志去外面联系工作没有及时回来，另一名同志打电话去询问情况。接电话方一定要问清我们是从哪里打来的，我们当然不能讲，只得中断电话，事后分析可能哪里出了问题。为了以防万一，就决定除了我留下观察动静以外，其他同志都暂时先撤离。后来，在路上碰到了那名出去联系工作的同志，才知原来电话是他接的，大家为了保持警惕，都坚持要问清对方，结果造成了误会。
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床不够，就挤着睡，挤不下，就睡地铺；有时买不到菜，就蘸甜面酱下饭吃，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解放军的胜利捷报一个接着一个，激战杨行、月浦和高桥的炮声不断传来，我们日夜盼望上海解放的日子终于临近了。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地激动，但当时只能以更严谨、紧张的姿态投入工作。
光荣使命
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在市区垒沙袋、设路障……这一切告诉我们，解放军快要攻进市区了。晚上，一夜激烈的枪炮声，我们几名同志整夜没有睡觉，随时等待出发命令。
25日拂晓，从我家门口的苏州河边上传来了枪声。我们一看，解放军已占领了苏州河南岸阵地，与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对峙着。我们不约而同高兴地欢呼起来：“解放军来了！上海解放了！”
后来，各有关组织先后来了电话通知，要求分别到指定地点报到。我接到的通知是：开汽车到设在大同大学的上海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报到。我立即加足了汽油，正要出发，但到窗口一看，问题来了，因我家在淮安路（今西苏州路）的苏州河边上，河对面有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不时向这边打枪，如果一打开汽车间大门，就会遭到对面国民党军队的射击。怎么办？正当我在察看地形和想办法的时候，发现有些群众在对岸国民党军不打枪的时候，跑出来看解放军，敌人的注意力亦分散在看解放军的人身上。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就请表弟协助，待我发动好汽车，立即打开汽车间大门，我把汽车开出去，快速驶过开阔地进入市区。
我报到后接受的任务就是担任汽车驾驶员，根据指挥部的安排，哪里有需要，我就开车到哪里去。比如，运送人民保安队臂章，送同志去接管，送同志去广播电台宣传，送领导同志外出工作，送受伤同志回家养伤，还有每天到第一师范学校去运饭菜来供同志们膳食……
在驾车执行任务中我也遇到好几次比较危险的情况。一次送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沪西区人民保安队负责人梅洛去外滩海关的市人民保安队总部工作，汽车开到新闸路西藏路口时突然遭到苏州河对岸国民党军队的射击，危急时刻，我急忙将汽车往南转，开向西藏路转由四马路（福州路）去海关，幸好没有被击中。梅洛到了总部，需要连夜赶写一份报告，我亦留在了海关大楼。可是当晚下了一夜雨，汽车又停在露天的地方，到早上开车时，发现电瓶里没有电了，只得请其他同志另用车辆拖发动，一拖拖到外滩，我们的汽车暴露在开阔地，苏州河对面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的国民党军队又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继续沉着地发动汽车，直到进入二马路（九江路）才转危为安。后来，有同志问我：“你当时不怕危险吗？”我当时只是想要努力完成好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根本没去想危险不危险的问题。经过五六天的日夜工作，终于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上海人民保安队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严密组织下，紧张而有秩序地配合解放军做好解放上海的接管、治安和宣传工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解放军为了做到“既要早日解放上海，又要坚决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中，不用重武器，只用轻武器，很多解放军指战员为此不惜自己多流血，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9年5月27日，人山人海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地点在曹家渡） 姚海康 摄
最红旗帜
张承宗（1910—1996），浙江镇海人。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抗战时期，我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城工部工作了3年多。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奉命重返上海。
当时，海关是个重要部门，我党曾有过长期深入的工作。我们利用合法团体——海关俱乐部，团结了很多海关职工，使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临解放前夕，海关职工负责沪中区（北起苏州河、南至新开河、东沿外滩黄浦江、西至西藏路）的防卫工作。黄浦江上有海关大型巡逻艇3艘、小艇三四十艘。国民党命令这些船只向吴淞口集中，被大家拒绝。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海关职工们还把贮存在浦东仓库的10挺机关枪和各种冲锋枪、手枪及几十箱子弹，搬到江海关地下仓库，用于解放上海的战斗。
1945年5月25日一早，我和莫振球同志各取左轮手枪一支，带领赵茅兴、李庆发等同志进驻江海关，并通知一部分负责同志前去报到。当我们进入海关时，盘踞在交通银行（今总工会）的国民党军队，向我们疯狂开枪，前来报到的马飞海同志险些遭到枪击……
经过殊死战斗，我们终于在江海关成立了上海人民保安队总部，并在那里指挥和部署了我们人员的战斗任务。江海关第一个挂起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旗帜。
最亮声音
范征夫（1920—2016），江苏扬州人。1941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六组组长。曾任上海市政协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于5月25日离开丹阳，驰赴上海。我们市区大队一行于5月26日从丹阳乘火车出发，于5月27日晨6时到达南翔，上级通知在附近村庄宿营待命。这时大家心急如火，巴不得早点进入市区，参加接管。尤其是我，阔别上海9年，更是“归心似箭”。
不久上级传来消息，由于市区零星残敌尚未完全肃清，市区大队暂时不能进入市区，原地待命。5月29日，大队政委张文通带了“向导”陈鸿元先赶赴市区联系，他们回来后通知各接管工作组于5月30日晨再乘火车出发，当我们到北站下车时，马路上人山人海，热烈欢呼迎接我们的到来。装着大喇叭的宣传车高声朗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即“约法八章”）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一号布告。一批批男女青年打着腰鼓，扭起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工人有力量》等歌曲。
我们全体人员下车后整队出发，徒步走到塘沽路原国民党市参议会、市民政局的门前，等在那里的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曹漫之向我们作了简短的讲话，我们就分乘卡车于当日到达20个市区的区公所，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正副区长以及全体人员听候我们接管专员的“训话”。我个人也从此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上海战役大事记
1949年3月30日 第三野战军于安徽东南的孙家圩子下达了《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命令提出：为实现京沪杭战役规定之作战任务与有力配合北平和平谈判，奉军委电令及总前委命令，内定于4月15日统一发起渡江战役。
1949年4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
3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批复同意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24日 本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组织南下干部纵队参加上海接管工作。本日，纵队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指挥所渡江到丹阳，在华东局陈毅、曾山等领导下，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作准备。
25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
1949年5月1日 为准备攻占上海，粟裕、张震调整了第9、第10兵团的部署。
8日 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同意粟、张7日电报的部署，并指出：“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10日 第三野战军于苏州下达《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陈毅在丹阳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入城纪律和进入上海要注意的事项，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造成损失，今后要费大功夫，甚至很难挽回”。
12日 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当日，第10兵团之第29军攻占浏河镇。第28军占领太仓县城。第26军占领昆山县城。第9兵团之第20军占领平湖县城。
13日 第28军占领嘉定县城和罗店镇。第20军占领金山县城朱泾镇和金山卫。第27军占领松江县城。
14日 第29军攻占月浦镇。第26军占领黄渡镇、南翔镇、马陆镇。第27军占领青浦县城、泗泾镇。第20军占领奉贤县城南桥镇。第30军占领奉贤县旧城和南汇县城。
15日 第28军攻占刘行镇。第30军攻占川沙县城和顾家路镇。第20军占领上海县城北桥镇。
16日 第三野战军命令第9兵团第20军、30军、31军夺取高桥，抢占浦江东岸阵地。
18日 人民解放军第31军攻占高行镇、东沟镇。
19日 三野令第20军主力东渡黄浦江攻击浦东市区。第31军攻克金家桥镇和庆宁寺。第27军占领了七宝镇。第28军攻占刘行国际电台。
20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
21日 第三野战军在苏州下达《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22日 人民解放军第27军占领虹桥机场。第20军占领洋泾镇、张家楼、周家渡等地。
23日下午 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炮兵对高桥东南海面之十余艘国民党军舰进行猛烈炮击，当即击伤7艘。
24日 人民解放军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当晚，该军主力即渡江进入上海市区。第27军占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飞机场，并于当晚占领了梵皇渡车站及以南铁路沿线。
25日 人民解放军第26军占领真如车站、真如国际电台、大场飞机场。第27军、23军及20军主力全部占领苏州河以南市区。
26日 人民解放军第29军、25军攻占狮子林、吴淞镇、宝山等地。第26军攻占大场、江湾镇。第28军、33军攻占杨行，直扑吴淞。第30军、31军攻占高桥。第27军、23军及20军一部于凌晨先后北渡苏州河，攻歼苏州河以北残部。
27日晨 粟裕、张震率三野指挥所由苏州进入上海市区。
拂晓 人民解放军第23军占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27军占领电话局，下午3时肃清杨树浦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至此，上海完全解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28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摘自《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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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16 15:4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