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桐城先后涌现了一批世家大族,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桐城文化现象。在众多世族当中,以张、姚、马、左、方最为显赫,其中如就文学成就而言,又首推麻溪姚氏。
麻溪姚自迁桐以来,“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迹,渊源有自。”(姚莹《十幸斋记》)。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引乔损庵言:“国朝自康雍以来,父子祖孙踵为大儒,著书之多,赓续至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历三百年而未有矣,则未之前闻,求之史籍,亦罕其匹。”
桐城姚氏之影响,前人之述备矣。可就是这个学者通儒荟萃云集的文学世族,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因族源考据引起的著名学术论辩。双方在迁桐姚氏始祖源流的考证上持论相左,结论相反。时至今日,仍有姚氏后裔对此事心存疑惑,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通过姚氏族谱、乡邦文献、姚氏先贤考辨文章的解读,以及姚氏相关旧址遗存的调查,对麻溪姚氏迁桐以前的祖籍源流与迁桐以后的流衍印迹予以考析论证,以期为当今的地域文化研究作点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就教于方家。
01
姚旭作序,姚璧举证
桐城麻溪姚氏先世迁自浙江余姚,据姚莹《姚氏先德传叙》载:“吾祖始自余姚,元季迁桐城,余姚以前事莫可考。桐城始得著者曰胜三公,居大有乡之麻溪,故为麻溪姚氏。”
胜三公“本籍余姚,元季随父官安庆,始迁桐城”,为桐一世祖。二世子华,又名文二;三世仲义;四世显;传五世旭。姚旭,字景旸,号菊泉。明景泰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为麻溪姚氏通籍第一人。桐城派代表作家马其昶曾曰:“姚氏之族,自参政始大,有徇良之誉,名哲继踵,遂为世家。”(马其昶《桐城耆旧传》)
明成化时姚氏一修族谱,谱序即为参政姚旭所作。姚旭谱序认为,姚姓源自虞舜,故谓姚虞,子姓因以为氏。而对余姚姚氏的直系源流,似乎存有疑惑。
他说:“延及唐,宰相文献公崇,皆虞帝之裔,当时三子俱爵上卿。自是瓜瓞既繁,子孙星处,迁徙不常,谱牒散逸。我曾祖文二公,处士,尝重修家乘。自唐祖崇派传一十八世,至高祖而上,纸敝墨渝,莫考名讳。但末简云‘元之德佑、癸巳间,十八世祖某者,自姚江仕于安庆,因见桐城山川秀丽,俗厚人淳,遂家焉,胜三府君则始居桐城之祖也。’”
在这一段话中,姚旭表达了三个意思:
一是唐代宰相姚崇后裔繁多,散处各地,但因谱牒散失无从考征;
二是曾祖文二公曾回余姚重修家乘,称唐代姚崇为姚氏族祖,并将其下十八代世系记录在案。惜至姚旭时,却因纸本残损、字迹不清使祖先名讳失传;
三是家乘末尾记载说,德佑(南宋恭帝1275年)、癸巳(元至元三十年1293)间,十八世祖某(不知姓名)从姚江至安庆做官,因爱桐城风土人情,遂于定居,其子胜三为迁桐始祖。
若从姚旭文意看,似乎认同曾祖文二公的传述,将唐相姚崇视作迁桐姚氏的先祖,只是觉得“自文献公派传至七百八十余年,世次日远”而“莫考名讳”,失去文字依据而无从确实。但姚旭的修谱原则十分明确,“非欲夸门第矜华胄”,而要“登名于谱而考较详明,此作史之有益于人”。故在桐城麻溪姚氏始修宗谱时,断自胜三公为始祖,未将姚崇作为先祖载入谱牒。以“祥其所可知,而略其所不知耳”。(《大参公修族谱旧序》)
余姚古村落
姚旭关于唐祖姚崇的疑惑,后世不断有人认同。七世姚璧,就撰文举证予以支持。他在《谱辨》一文中,对胜三公迁桐始祖之事做出分析,认为应是居官安庆之“远祖某为始迁桐城之祖”。而“胜三,远祖子也,若以为始祖则差一级矣。”因此他推测,是否是远祖辞官回乡后,胜三公又复迁桐城定居。只有这样,胜三公“失记远祖名讳事行,但就所知者载焉”才说得通,胜三公作为迁桐一世祖也才能说得过去。
其次,对于始祖家世,姚璧引用先祖姚旭的话说:“胜三公兄弟三人,长胜一,次胜二,次胜三。胜一一支居绍兴上虞,胜二一支分居慈溪、余姚,胜三则桐城麻溪。但旧谱脱落,不敢轻载。”意思是胜三兄弟的分支落籍情况早有流传,只是查无实据。姚璧引用其祖的这番话是认为其言可信,同时还举出自己的亲闻实例作补证。
他说,曾听浙江的朋友郁惟广讲,嘉靖癸未状元姚涞说过,“远祖胜三公,籍贯锦地。五十年前曾来祭祖,五十年后无闻。”又说“胜一居上虞,主富;胜二居余姚,主贵;胜三居桐城,出一参政,欲认宗支。”郁君说与姚璧之言,之后还有旁证。一位潜山贡士曾告诉姚璧,其于南京会见姚状元时,姚也曾谈过类似的话。
再次,姚璧还提到慈溪人赵埙来官桐城县令时,曾派一生员找素轩兄相认,说“屡承姚公念水源木本,不以贫寒见弃,亦盛心矣”,说明桐城、余姚两地曾有族缘互通。
姚璧所举听闻是想再次证明,其祖姚旭的传言可信。据查姚涞、赵埙,确有其人,所述之事也似为可信,但姚璧所记终究系他人转述之言,只能作为参考。(姚璧《谱辨》《麻溪姚氏传记》)
笔者经查地方史志,如明天顺六年《直隶安庆郡志》及明嘉靖三十三年《安庆府志》,未有元季疑似浙江余姚籍人士为官安庆之记载。
余姚风光
其实,姚旭始修族谱《旧序》及姚璧《谱辨》,九世姚自虞都有删改。因始修谱时未及作传,序中述“三代祖事行”稍详,其后为避免序、传重复,故将谱序“删其一二”。对《谱辨》之文,亦称为便于刻览,“于其词繁处僭为改窜,之前传记中有可增损者,亦妄肆笔削”。(《麻溪姚氏传记》)
但其中始迁缘起内容均予保留,可见其大致认同前说。至乾隆间,“十五世赣州太守(姚孔锌)三修族谱,仍有梁国公后十八世迁桐之言。”可见观点相似者,代不乏人,且持论者多系族中人望,传言至此似乎既成事实。
姚璧,字廷实,邑庠生,谱称栗冈公。生平“独好图书,百家诸子及阴阳医卜之说,靡不殚究。”教书授徒,重修族谱。(《麻溪姚氏先德传》)
姚自虞,字智思,郡庠生,谱称似葵公。隆庆间以明经入贡,诏赐博士冠服,不受归。涉猎经史百家,通《易经》,从教者众。晚年好为诗古文。(《麻溪姚氏先德传》)
姚孔锌,字道冲,号归园,谱称赣州公。雍正七年举品行才猷,官至赣州太守,政绩可纪。有《抱影轩诗集》《南陔诗选》等著述传世。
02
姚元之的《世系考》
至道光时,姚氏旧谱源流考据再起波澜。道光十七年(1837),十八世姚元之自京师寄回所撰世系一册,提供族中续谱备考。这是一部自称是“据历朝《传》《表》编其世系”、专对“自唐祖崇派传一十八世”的旧谱之说所作的考订专著。(姚莹《宗谱辩误》)
其书曰:“吾族郡曰吴兴,而吾祖实迁自浙江,尝徵诸历朝《传》《表》矣。梁征东将军讳宣业,封吴兴郡。公其先世居吴兴,而世系可纪,则自征东始,此姚氏之为吴兴郡也。”认为南朝梁征东将军、吴兴郡公姚宣业为姚氏之祖,吴兴为迁桐姚族郡望。
又曰“旧谱云:‘唐梁国公,谥文献,讳崇,派传一十八世,有仕安庆者,悦桐城山水,居焉。’考《梁国传》云:‘陕州人,为梁征东将军四世孙,陕州之族亦出于吴兴,第未识迁陕岁耳。’是吾祖为梁国之后矣。”据而考订姚崇为征东将军姚宣业四世孙,而姚崇以下曾官安庆的第十八世孙,就是迁桐之始祖。接着,又从梁国公八世孙、冀州观察使判官姚余庆,再递传下十世到宋高宗时的敷文阁学士、南渡后封沂国公、后定居会稽的姚镐。姚镐之子姚范,封汝南郡开国公,绍定二年(1229)入相。
在理出十八代世系的传承关系后,姚元之认为:“吾祖之迁,当(宋)恭帝德佑(1275),相距仅四十余年,则仕安庆者,自为汝南之子也。”也就是指在安庆做官的姚某,就是南宋宰相姚范之子。
颇为遗憾的是,在浙桐两地的世系衔接上,却找不到姚范父子直接相连的依据。诸如姚范三子中谁为迁桐者,迁桐二世祖回籍修家乘时,其父信息本该登录清楚、准确无误,却为何出现名讳阙失的情况?姚元之的解释是因兵燹后旧谱无存,浙谱续修时对迁出者皆从略,故无从查考。
笔者以为,虽浙谱无考,但胜三公享年九十有六,其时抑或五世同堂,二世祖文二(年七十二)、三世祖仲义等下辈子孙,却对祖先情况一无所知?若为宰相之后,如此显赫的家世信息,在短短几世间遽然失传,实在有悖常理,匪夷所思。
但不管浙桐世系能否无缝对接,姚元之还是认为:“自汝南上溯梁国为十八世,有上溯征东为二十二世,则有可考者。”即认定迁桐始祖上二十二代世系皆有据可考,可以坐实。(姚莹《宗谱辩误》)
姚元之,字伯昂,号廌青,麻溪姚氏十八世,谱称总宪公。“举嘉庆十年进士,授编修,入职南书房。宣宗(道光)朝由翰詹简用卿贰,历户、兵、刑侍郎,晋左都御史。以言事降补内阁学士。自通籍后,从容文翰,朝望甚美。”(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初问学于族祖姚鼐,工诗古文词,善书画,著有《竹叶亭杂记》等。
道光乙未(1835)前后,姚元之官浙江提督学政,其间曾亲赴当地考察,获《绍兴姚氏谱》抄本一套。元之寻祖事,其后被载入绍兴续谱,当地姚氏亦以证明两地所谓的族缘关系。元之后来所作结论,主要即源于该谱。
《世系考》寄回后,十七世烺取载五修谱末,以广见闻。不久,十七世景衡撰文批驳,贻书非之。景衡,字庚甫,姚鼐长子。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官江苏泰兴知县。
03
姚莹撰《宗谱辩误》
姚莹昔在京师时,曾见过元之的《世系考》,但未及检订。后据景衡之言考诸史传,撰《宗谱辩误》专题论驳,明确指出元之《世系考》存在“四误”:
第一,“以姚氏为吴兴郡始自征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吴兴之姚,当始自三国时吴国的姚敷。其曰:“吴兴之姚,实始三国吴时太常卿信之父名敷者。盖自虞舜生于姚墟,因以为姓。在春秋时为田氏,王莽时田丰子恢避莽,过江居吴郡,改姓为妫。五世孙敷复改姓姚,居吴兴武康。”
姚莹按正史《表》《传》记载,顺着吴兴姚的世系脉络往下梳理。自吴太常姚信后,六世郢,七世菩提,八世僧垣,自南北朝至隋先后为宦。僧垣生二子:察、最。“见于《表》者,察、最以下凡九世又云,陕郡姚氏亦出自武康,梁有征东将军吴兴郡公宣业。”姚莹经仔细检索《唐书·列传》后认为,征东将军及其后代“虽出武康,实为陕郡姚氏。即(南朝)陈亡后,察迁京兆为万年(陕西西安)人,亦非复吴兴人矣。其犹称吴兴者,始祖复姓所居也,盖武康之察、硖石之崇皆得同称。”也就是说察与崇之姚族,虽都源自吴兴,但都属于先后外徙之姚。
因此姚莹反诘,如以武康末迁者为脉络,托始征东,仅以崇之一族称吴兴,那对世系清晰、时代更早、实际居自吴兴的察之一族又作何解释?此其误一。
第二,四修宗谱时,姚鼐、姚棻对这一问题已予定性,“仍从其旧以阙疑”,作出“百世不易之论”。而姚元之却复沿赣州说,仍将桐城姚附梁国公后。姚莹指出,除察、崇两支北迁外,自敷以下后裔住武康本土的不知凡几。他们“或以仕地迁居,或以乱离荡析,皆事所必有故。”太常信后八世,未必尽是独子单传,因此也不可能都系察、崇子嗣。就连南朝梁时的菩提与宣业是否同为一族、抑或分支都很难说。
姚莹在遍考正史《表》《传》中姚姓名人籍贯及其迁徙流布的史料后,对姚氏源流分支别派逐一辨识。他考证,唯南安姚姓外,其余姚氏尽可归于吴兴。但曹南、商水、普州、五原,潼川、合肥、相州、永乐等众多姚氏望族中,因世系难徵,吴兴、南安之别已莫能知。
经缜密论证后,姚莹认为,姚元之考证征东、文献为姚氏族祖,其原因“盖由吴兴之姚,自梁至唐,惟万年、硖石二族最著,而本族不迁者绝少闻人,故淹没不彰。”“吾族本自余姚迁桐,宋明以前余姚未有闻人则竟已耳。必求一闻人而依托之。”指出其目的是欲求闻人以依托。
以往历次修谱,已作“迁桐以上始祖无考”之结论,而元之公然相悖。征引史籍粗疏,考据率意失当,此其误二。
第三,姚元之所考自征东以下世系,其中所列名人如南宋宰相姚范等,史传皆无考。究其原因,当为不知浙谱妄撰而轻易采信所致。
姚莹认为,姚元之所考宣业以下第“二十一世,敷文阁学士、同知枢密院事、赠崇政殿大学士、沂国公镐;二十二世枢密直学士、兵部尚书、绍定二年入相、金紫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汝南郡开国公、谥安惠范。”实不足据。他说天下之人,“非功德才望有闻于世,正史不为立传。至若宰相,则人臣之极位,关国家治乱,贤不肖皆为立传。”已成为汉代以来正史修撰之法则。中间数代无有功名者,史无其名尚可理解,但镐、范二人位居宰辅,“不惟《宋史》无传,即《宰辅表》亦无其名,《本纪》亦无除授二人为相之事。……由此言之,所云同知枢密之镐,绍定二年入相之范,实乃子虚乌有。”
经考证辨误,姚莹分析,姚元之所据之书,大约为浙中私谱之言。故批评曰:“伯昂(即姚元之)不能援正史以纠其妄,乃反援之以紊吾宗,且云吾祖为汝南之子。岂知宋世固未尝有入相绍定、封汝南郡公其人者哉!”经姚莹查实,宋代宰相根本就没有镐、范父子其人。轻信浙谱妄撰,此其误三。
第四,元之所据浙谱,有李代桃僵之失。其《世系考》云,“镐随驾南迁,遂家会稽”。姚莹因之推测,元之所依浙谱可能是会稽姚氏之谱。考诸《宋史·地理志》,绍兴府会稽郡有“会稽、山阴、嵊、诸暨、余姚、上虞、萧山、新昌”八县,但会稽不等于余姚。因此姚莹强调,“吾族上世自余姚迁桐,虽余姚未有闻人,然地则必不可以相混。”
他以桐邑姚姓为例,除麻溪外,还有会宫、瓦冈、白苓涧、香铺之姚。他们虽“不知所自来,而未尝混通”。因此反问道,“一县之中且别族有五,各不相通,乃取会稽与余姚二县而一之,其可乎哉?”所依浙谱错位失据,此其误四。
最后姚莹指出,姚元之之所以考证失误,其症结在于“良由惑于赣州旧谱一言,又不知会稽族谱之无据,辄喜而依附之耳。”(姚莹《宗谱辩误》)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麻溪姚十八世,谱称廉访公。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福建台湾道、加按察使衔,广西按察使。师事姚鼐,为诗、古文辞有名,著述等身,有《东溟文集》《康輶纪行》《中复堂全集》等传世,为桐城派中期重要代表作家之一。
04
参见《绍兴姚氏谱》
笔者近日有幸得窥《绍兴姚氏谱》,光绪三十年刊本。据该谱载:“桐城一支昔年有讳元之者视学浙江,来访先祖,谢庭公假抄家谱一部携去。按,此学使者当在十八世以后矣。”从内容看,此即姚元之当年引以为据之旧谱续修本。该族将镐、范二人视为“随驾南渡住会稽、由是始为绍兴府会稽县”姚家埭第一、二世,同时又将其定为迁桐姚氏上二十一、二十二世祖。(《绍兴姚氏谱》卷二十四《吴兴郡迁桐以前世系》)
绍兴马山镇姚家埭村
但该谱在交代先世源流时却自注曰:“按旧谱载,二祖官位不见于宋史本纪及宰辅表”。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在宋史中找不到二位相国之名,但谱仍照写不误。
绍兴姚氏所属之姚江,是指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姚家埭村相关区域,并不是史籍方志中所称的姚江。古代的姚江,全称余姚江,又称舜江、舜水,是指源自虞舜的姚墟。姚江起源于今宁波市余姚市(县级)大岚镇夏家岭村的米岗头东坡,全长106千米,流域面积达2440平方千米的范围区域,它几乎囊括南宋绍兴府会稽郡下辖的大部分县份,而并不是指称其中某个地方。导致考据失误的主要原因恰在于此,姚元之除笃信赣州公之说外,首先就忽略了姚江地域广泛、姚氏分支众多的具体情况,误将会稽一支当作余姚先世。其次在考订中,对所据之谱疏于辨识,未察其中伪托之谬,致使考据失当,结论失误。
《绍兴姚氏谱》的发现更能说明,姚莹当年所作的《宗谱辩误》,论辩剖析精当,结论客观准确。姚莹、姚元之的姚氏祖先考据之辩,除却祖先来历的传说因素之外,民间修谱伪托名人的普遍风气也是很难回避的社会原因之一。古往今来,一般氏族在始修宗谱时,往往已历数代、先世无征,故而依托名人以光宗耀祖。
桐城派集大成者、一代文坛领袖、桐城麻溪姚氏十六世孙姚鼐曾曰:“自五代至宋,故家残灭;及元明,屡遭兵火,今日天下无复有千年相传之家谱矣。”桐城麻溪姚氏始迁在宋元之际,若从宋德佑元年(1275)算起,至明成化(1465-1487)五世祖姚旭始修宗谱时,已历百余年时间。如无文字记述,单凭口头流传,欲将百年前事考据清楚,实乃不易。
因此,姚鼐认为:“谱牒之详略,非时俗风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存亡异也。……迄世族亡,则子孙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讬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谓愚也。”搞不清祖先来历,就妄托名人,这种较为常见的陋习,姚鼐甚为不屑。
对麻溪姚氏的先世来历,姚鼐观点明朗:“吾族先世本于田农,又自余姚迁桐城,正当南宋末元兴之日。江淮之间居民粗定,而谱叙皆失,故居余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则阙,以为愈于诬讬者之愚也。”(姚鼐《乾隆乙卯谱序》)
这种“不可知则阙”的治谱精神,正是姚鼐、姚莹桐城派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桐城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价值所在。十九世孙姚联奎在《民国己未(十年)重修族谱序》中写道:“夫谱牒之学,昔人所重,后世不知圣人阙疑之旨,妄滥致诮。惜抱府君族谱序、石甫府君族谱辨言之綦祥,海内有识之士所共许也。”
姚联奎主持修谱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与祖先精神一脉相承。正是这种承先启后的坚守与努力,《桐城麻溪姚氏宗谱》才得以著称于世,并作为可堪楷则的信史载入乡邦史册。
姚莹、姚元之为家族源流考据进行的这场学术论辩,华彩迭出,精妙绝伦,在充分展示文学世族大家风采的同时,也成就了桐城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