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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羌人的挽歌
——墓志所见唐代姚秦后裔国家认同
吴明冉
【摘要】唐代姚秦后裔墓志记载志主名讳、籍贯、家族谱系、卒葬年月、官阶品级、生平事迹、子孙概况，内容丰富，清晰地传递出久居中原的姚氏羌人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不断同化，逐渐消融本民族特性，最后完成羌汉融合的信息，唱响了中原羌人的挽歌。文章根据出土墓志和传世文献，考察姚秦后裔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合葬或归葬与任职地域分布，为研究唐代姚秦后裔民族融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姚秦后裔；羌人；中原；墓志；国家认同；唐代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824(2017)05-0034-07
十六国时期，烧当羌之裔姚氏建立后秦，都长安，传国虽然仅三代，但极盛时辖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南的--部分，民族的根基在中原北方扎了下来。后秦国灭，东晋刘裕将姚秦“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斩之”［1］。自此，姚秦后裔散落江南。如司州刺史姚道和，《南齐书·张敬儿传》:“道和字敬邕，羌主姚兴孙也。父万寿，伪镇军大将军，降宋武帝，卒于散骑侍郎。”［2］多数姚氏仍留居北方。此后，王朝更迭，不论是西秦、北魏、北周，还是隋唐五代都有其裔踪迹，其中唐代居多。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历史考证、书法艺术、语言文字等多重实证和研究价值。姚秦后裔志文在记载志主名讳、籍贯、家族谱系、卒葬年月、官阶品级、生平事迹、子孙概况等内容时，也清晰地传递出久居中原的姚氏羌人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不断同化，逐渐消融本民族特性，最后完成羌汉融合的信息，唱响了中原羌人的挽歌。下面以墓志为材料，条分缕析，考察姚秦后裔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归葬或合葬与任职地域分布，为研究唐代姚秦后裔的民族融合提供参考。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简介:吴明冉，阿坝师范学院藏汉双语学院讲师。(四川汶川，邮编:623002)
一、姚秦后裔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3］国家认同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认同，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4]。
(一)姚氏族群认同 姚秦族源，《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详细，其先居“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1］因以为籍。故迁那玄孙柯回，子姚弋仲，为“南安赤亭羌人”［1］。南安，今甘肃陇西县境。其地，汉属天水豲道，汉末、魏晋为南安郡治所，是西羌内迁烧当部族之聚落、姚秦郡望。唐代姚秦后裔，仍以南安为家族地望，以明显贵，表现出强烈的寻根意识。如志主姚孝宽①、姚畅②、姚思忠③、姚子称南安人④;姚如衡⑤、姚静通⑥、姚希直称陇西人⑦，鲜明认同其族源。因后秦国灭姚氏或被迫迁于江南，或流散他乡，或因官定居，又有吴兴人、河南人、河东芮城人、京兆人等之说。如姚迁⑧、姚贞谅为吴兴郡人⑨﹔姚承珇为吴兴人⑩。姚忠节为河南人（11）。姚洁为河南洛阳人（12）。姚元庆为河东芮城人（13）。姚中璠为京兆人（14）。南安不再是姚秦后裔唯一地望，他们以居住地为籍，渐渐淡化或抹去姚羌痕迹。所以，晚唐已很难发现姚羌墓志。 志文普遍追溯、称颂祖先。如《姚迁墓志》开篇追述祖先:“在赵则弋仲鸿勋，居晋则方兴硕学。”[5]弋仲，先后依附前赵、后赵、东晋，拜为六夷大都督、车骑将军、大单于。《姚元庆墓志》更表达出对祖先开国建功立业的自豪:“自西晋版荡，中州丧乱，景元以英豪龙跃，气冠三军;武昭以智略鹏飞，声雄四海。”［5］景元，后秦开国皇帝姚苌父弋仲谥号。《晋书·姚弋仲载记》:“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1］武昭，姚苌谥号。《赵君妻姚洁墓志》:“开家建国”［9］。《姚贞谅及妻陈氏墓志》直书:“后秦王胄之裔”［5］。《姚中璠墓志》:“季晋宋武之际，秦王讳苌，即公之近祖也。”［5］表达对姚秦的族群认同。同时，也透露出“市朝迁变，龟鼎倾移”的无奈［5］。
(二)文化认同
①《姚孝宽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652页。 ②《姚畅及妻陈氏墓志》志主，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二第81页。 ③《姚思忠墓志》志主，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三第72页。 ④《王君妻姚子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680页。 ⑤《姚如衡及妻源氏墓志》志主，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24册第83页。 ⑥《姚静通墓志》志主，见《河洛墓刻拾零》第95页。 ⑦《姚希直墓志》志主，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691页。 ⑧《姚迁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719页。 ⑨《姚贞谅及妻陈氏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758页。 ⑩《姚承珇及妻王氏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750页。 （11）《姚忠节及妻刘氏墓志》志主，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3册第56页。 （12）《赵君妻姚洁墓志》志主，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54页。 （13）《姚元庆基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693页。 （14）《姚中璠墓志》志主，见《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第816页。
在族群认同的同时，姚氏把族源推及华夏族有虞氏，伪托“其先有虞氏之苗裔”［1］。有虞氏，古部落名。传说其首领舜受尧禅，都蒲阪。《国语·鲁语上》:“故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10）舜生在姚墟，子孙以地为氏。姚秦是徙居中原较早，且汉化程度较高的一支羌人。弋仲以中原为大统，常戒诸子：“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6］也是自弋仲始改姓姚。取远古五帝之一虞舜之姓，以抬高出生和社会地位，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门阀制契合，迎合了人们喜欢攀附古代显贵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心理，满足了羌酋上层对政治地位的需求。当后秦国立，姚姓成为最尊贵的国姓，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族群认同、有虞氏之裔文化认同得以进一步增强和加深。即使在门阀制度逐渐式微、余响犹存的唐代，姚氏羌人仍津津乐道:“帝舜有虞之裔，自肇圣开源，因灵命氏”［5］。“妫舜受图，因姚墟而命氏”［5］。“先虞帝舜之宗”［5］。“帝舜之苗裔”［5］。五代门阀制衰落，姚氏依然自诩为“虞帝之后”［5]。 姚秦对有虞氏笛裔一再确认，实际上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它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11］。“文化认同意味着接受并归属一种文化。"［12]早在后秦姚氏置百官，立太学，大兴儒学，耆儒硕德之士教授长安。姚兴为太子时，常与“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1］后秦末主姚泓孝友宽和，博学善谈论。唐代姚氏承袭尊儒传统，受到了系统教育：熟读六经，恪守儒家思想。如贞观十八年(644)《姚畅及妻陈氏墓志》:“君含五行而介秀，体三德以挺生。畅志词翰之间，放心琴酒之侧。”[6］永徽四年(653)《姚思忠墓志》:“孝友天然，诚信非则。学综经史，文华绮绚。”[6］武周天授二年(691)《姚元庆墓志》:“孝友冥于自然，仁义资于至性。爰初就傅，师逸功倍；逮夫成学，内发外融。六经百氏，既穷源以探赜；七德九功，亦钩深而致远。”［5］总章二年（669)《姚静通墓志》：“祖悊，父通，并孝友淳深”。静通“弱冠之年，优游六艺”［8]。开元二十年(732)《姚迁墓志》:“居忠履孝，蕴义怀仁。”“门传礼乐”［5］。开元二十七年(739)《姚如衡及妻源氏墓志》:”少习经史，掾摭载书。才学有能，吏用无缺。……克己修身，聪明仁孝。”［7］天宝十二载(753)《姚希直墓志》:“诗礼为钳键，信义为车舆。”“贞廉并行，宽猛相济。”［9］大中九年(855)《姚中璠墓志》:“公七岁授诗礼于师，十五阅文词于友，博知广识，〔僚〕侣不及也。”［5］女性亦无例外，四德兼全。永徽二年（651)《赵君妻姚洁墓志》:“幽闲既闻于四德”［9］。麟德元年(664)《王君妻姚子墓志》:“飞秋霜而挺质，播春煦而弘仁。”[5] 唐代，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儒佛道三教并行。在这种宽松氛围中，姚氏信仰自由。如永泰二年(766)《姚贞谅及妻陈氏墓志》:“公初敦儒学，早悟释门，遂于比德伽兰风台之上，崇建金阁鴈塔之下，经行宝林，为彼岸舟航，超出世梁栋。［5］志主学儒悟释崇佛。开元二十七年(739)《姚如衡及妻源氏墓志》载，如衡“执政无颇，德化民和。常以省躬退身，修未来之道业，持戒念诵，求无上之真心。虽在官从仕，恒去尘俗。不食荤血，积有岁年。”[7］
(三)制度认同 唐代沿用隋代科举制度，特别是武则天时期，科举制日臻成熟和完善，推动了唐朝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的变革。这一新型制度下，来自寒门的子弟，只要德才兼备、学好文武艺、考试合格，就可以踏入仕途，获得政治上的出路，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唐代姚氏羌人或以科举，或以门荫入仕，成为庞大官僚体系一分子，参与国家和地方管理。 如姚元庆，永徽中进士擢第，授均州豐利县尉，徙晋州洪洞县尉。“寻应制举，授监察御史，转右台殿中侍御史”［5］。进士，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是隋唐科举制度选士科目之一。制举，唐代除地方贡举外，由皇帝诏试于殿廷称“制举科”。大周革命，“制授朝散大夫、守司门郎中，捡按房州刺史”［5］。制授，唐宋皇帝任命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官职称为“制授”。《新唐书·百官志一》:“五品以上，以名上而听制授﹔六品以下，量资而任之。"[13］刺史为州级行政长官，代表中央的亲民之官。房州为下州，下州刺史，正四品下。中宗两度被幽禁房州。《资治通鉴·唐记十九》:“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光宅元年夏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均州故濮王宅。”“(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14］元庆身为房州刺史，“必资于审督”[5］，有监视中宗行动的责任[15］。据此推断元庆属武氏集团的亲信。 “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贵族阶层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权，也不同于宋代以后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复存在，而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它是两者之间的过渡。”［16］政治上，门阀势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门阀、士族依然可以通过世代沿袭方法取士，垄断政权，门阀制度与科举制度并存。入仕途径除科举外，还有门荫、军功、荐举、辟署等。如迁曾祖昂为别驾。祖莭，著作佐郎。父冏，夷州都上县主簿、上柱国。可谓“门传礼乐，世袭衣冠”［5］。衣冠，缙绅、土大夫的代称。迁以宿卫出身觧褐，历任邛州蒲江县主簿、徐州沛县尉、河南府伊阳县尉、京兆府奉天县丞、益州大都督府户曹参军等职。长子邈，参加吏部常选。常选，吏部铨选之一。进士等举人及第获出身后须经过吏部考试，才能获职事官。这种考试选举常年举行，所以叫吏部常选。 姚承珇祖干冲，唐朝请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国。杭州为上州，上州刺史，从三品。上柱国，勋官，正二品。父行慈，唐兰州录事参军。兰州为下州，下州录事参军从八品上。承珇承藉高门，“以门荫宿卫出身”[5］，调补定州义丰县尉。可见，唐代以门荫入仕对祖父官品要求高。 更多的姚羌志文未详载其人仕途经，据其家世，门资是入仕主要条件之-。如姚如衡祖感，太中大夫、陈州刺史。父良，正议大夫、普州刺史。陈州为上州，从三品。普州为中州，正四品上。如衡出身官宦门第，初任遂州参军，又转恒州真定县丞。 姚希直祖感，唐豫州刺史，从三品。父忠肃，申王府文学，从六品上。希直任汝阴郡司法参军。查两书《唐书》申王有两人，即唐太宗第十子慎、唐睿宗李旦次子衡阳王成义。贞观五年(631)，慎由纪王封申王。贞观十年(636)“申王慎为纪王。”［17］景龙四年（710）衡阳王成义封申王”"［17]。后以“成”字犯昭成皇后谥号而改“撝”。《新唐书·三宗诸子传》:“惠庄太子撝，本名成义。初生，武后以母贱，欲不齿。”[13l《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二年(724）四月“辛巳，申王撝薨。”[13]志主“春秋七十”卒于天宝十二载(753)，推其生于中宗嗣圣元年（684),其父在成义申王府任职，官阶不高，但掌校典籍、侍从文章，已进入睿宗政治集团。 姚中璠以辟署入仕。“弱冠濯缨，当年显秩，辟之为椽。”［5］授予“飞龙洛苑判官、登仕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叅军、上柱国”［5］。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署之制，所以明历试，广旁求，敦行能，息驰骛也。”［18］登仕郎，为文官第二十七阶，正第九品下阶。金吾卫，唐十六卫，分设左右金吾卫，掌管皇帝禁卫、扈从等事的亲军。兵曹叅军，正八品下。椽:本“掾”。志主以辟署入仕。 二、葬地与任职地域分布 (一)归葬与合葬地 唐代长安、洛阳两都，是国家政治、文化、交通中心，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拥有举国最好的教育机构国子监和诸多教育资源。“京华之地，衣冠所聚。"［19]举子聚集京畿，容易获得更多登科、入仕、升迁机会。加上儒家家国一-体、忠孝一体思想观念浸润，唐代官僚知识分子日益向王朝中央靠拢。特别是唐代前半期，社会上形成并弥漫着重内官轻外任的仕宦风气，“士人乐为内官，不愿外任的仕途进取”[20］“羣士多慕省阁，不乐外任”[19]。这种思想意识也反映到丧葬礼俗上，归葬与合葬首选京畿。“墓志志主大多数来自统治阶层，其中又有高比例的男性士人，这些人即是他们世代的文化精英，又多在历史上默默无名，在学术上没有特殊成就。换言之，他们是士人社群的普通成员，他们的墓志刚好利于探测时代思想的基调。”[21］这种不论生死对国家中心地域的汇聚，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的一种表现方式。作为唐人的姚羌，不论地望南安、陇西，还是京兆、河南、吴兴，葬地集中在京畿，特别是洛阳。 归葬者，亡于他乡，落叶归根至故里。如姚迁卒于河南府洛阳县审教里，与妻韦氏“迁窆于河南府河南县邙山之茔”［5］。姚洁“卒于洛阳瀍涧乡重光里”，“迁窆于邙山先君之故茔”［9］。河南府，武德间置洛州总管府，领洛、郑等九州岛。洛州领河南、洛阳、偃师、陆浑、伊阙等九县。迁、洁卒于洛阳县，葬于河南县邙山。姚中璠“终于洛牧公田之私第，……归葬于邙山之阳，附先茔之礼”[5］。可见，迁、中璠在邙山有家族墓地。 姚如衡妻源氏“去春二月八日暴疾卒廨舍”。如衡“去夏六月寝疾于所部，廿七日薨于宝苻里”［7］，时任恒州真定县丞。恒州，唐初治今正定（今河北正定南)。元和十五年(820）避穆宗名讳改名镇州。在当时交通条件下，返葬几近一年，于次年四月“葬于邙山北岗”［7］，其中的花费、困难和艰辛可以想象。 姚希直，天宝十二载(753）八月“终于酸枣县之旅舍”［9］。酸枣县，北魏治今河南延津县北。唐属滑州。十月三十日归葬于河南县北原。 合葬者，即夫妻同葬一墓穴。姚畅与妻陈氏，“爰奉双灵，衬同一椁”，“窆于河南县千金之乡，邙山之阳”［6］。姚忠节与妻刘氏“合葬于邙山平乐乡”［6]，即唐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 卒葬洛阳的还有孝宽、思忠、姚子、静通等。其中，静通及祖、父、子，四代不仕。志文未载静通卒于何处私第，只语“权窆于城南龙门乡”［8］。并感叹身为陇西人的姚氏，葬于洛阳，“魂归异壤”［8]。 相对洛阳，卒葬西安的姚羌少，有姚承珇、姚贞谅夫妻。承珇妻王氏先公而谢。承珇解印言归，卒于崇化里私第，“祔于长安县高阳原旧茔”［5]。祔，合葬。《礼记·檀弓上》:“周公盖祔。”郑玄注:“祔谓合葬。”孔颖达疏:“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来盖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将后丧合前丧。”[22］姚贞谅卒于敷化里。妻陈氏，先君而亡。嗣子上宾等“于五陵乡原，祔王父旧茔合葬”［5］。《类编长安志·管治郡县》载栎阳县分四乡，“五陵乡，在县东，管平定里。”［23]元代并入临潼县。可见，承珇、贞谅在葬地都有家族墓地。 (二)任职地域分布 唐代姚氏羌人出仕一般被选为外官，担任刺史、县令等牧宰之官，加上其曾祖、祖、父在前朝任职，他们的足迹已散布今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辽宁、湖北、四川、贵州等地。有的是历史上姚秦羌人迁徙、转战之地，更多的则是他们入仕为官经略、生活之地。既有政治中心、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也有远离中央政府的边地，且以中原北方为主。 如姚孝宽，隋毗陵郡无锡县令。毗陵郡，辖今江苏常州市。志主卒于洛阳敦厚里第，“亲朋哀悼，情逾阙里之悲”［5］。阙里，孔子故里。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少孔子六岁。”［24］暗示志主故里洛阳。“泊随紊不纲，抽簪辝秩”［5］，指隋炀帝杨广谋夺太子之位，登皇帝位。隋失纲纪，孝宽辞官，返还洛阳约在此时。 姚畅高祖基，蜀太常卿。曾祖恭，晋任光州长史。光州，一为北魏分青州置，治掖城（今山东掖县)。隋唐改东莱郡或莱州。一为晋安帝立光城县，南朝梁于县置光州，治光城县（今河南光山县)。隋改弋阳郡。唐武德复光州。南朝承袭晋，志称晋光州，疑河南境内光城县。祖干，齐并州录事叅军。并州，东汉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隋唐因之，辖境渐小。开元升为太原府。父宾，板授河间郡守。唐置瀛州，曾改河间郡，治河间县（今河北河间市)。妻陈氏“诏板授河南县崇业乡君”[6］。唐制，勋官四品，母、妻封乡君。知畅是为勋官。 姚思忠不仕。祖荣，隋营州司仓黎军。营州，北魏置，治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东北)。隋唐不改，是历代统治者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 姚忠节曾祖桢，齐任扬州长史。三国魏、吴各置扬州，分别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治建邺(今江苏南京)。西晋灭吴后复合。《宋书·州郡志一·扬州》:“扬州刺史，前汉刺史未有所治，后汉治历阳，魏、晋治寿春，晋平吴治建业。”[25］《南齐书·州郡志上》:“扬州京辇神皋。”［5]可知，晋平吴以后，直至南朝，扬州治建邺。祖宾，隋洺州司法参军。北周分相州广平郡置洺州，治广平（今河北永年县东南)。隋因之。父荣，隋相州汤阴县令。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 姚嗣骈其先南安人，因宦徙家为“晋陵人”［5］。晋陵，唐常州（今江苏常州）属县。祖镐，唐行毫州长史。亳州，隋谯郡。唐改为亳州（今安徽亳州)。 姚元庆河东芮城人。河东，秦汉指河东郡地，唐以后泛指山西。芮城，今属山西运城。“贞观元年废芮州，以县属陕州。［26］志主先后在均州豐利县、晋州洪洞县、剑南道、房州任职。均州，治武当县（今湖北均县西北)。晋州，治平阳古城（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剑南道，贞观置，开元后治益州（后升成都府，治今四川成都)。房州，曾改房陵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曾祖粲，隋高平郡赞持。高平郡，治高都（山西晋城县东北)。“唐初置泽州，寻为高平郡，后复为泽州。”[27］祖崧，隋汉南郡法曹书佐，唐扬州高邮县令。汉南郡，治西城县（今陕西安康县)。高邮县，今江苏高邮县。 姚迁吴兴郡人。吴兴郡，三国吴析吴、丹阳二郡置，属扬州，治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下菰城)。隋唐为湖州，天宝曾改吴兴郡。父冏，夷州都上县主簿。《旧唐书·地理志三》载都上县(今贵州石阡西南)，“武德九年属黔州，贞观四年，置夷州，为理所。十一年。州移治绥阳县(今贵州凤冈县西北)。”［17]迁先后在邛州蒲江县、徐州沛县、河南府伊阳县、京兆府奉天县、益州大都督府户，即今四川邛崃、江苏徐州沛县、河南嵩县、陕西乾县、四川成都等地任职。 姚承珇曾祖炽，隋银青光禄大夫、青相魏三州刺史、金明郡开国公。青相魏三州，分别治益都（今山东青州)、安阳城（今河南安阳市南)、贵乡县（今河北大名县东北)。金明郡，北魏置，治永丰（今陕西延安安塞县)。隋废郡改县，再废县。祖、父在杭州、兰州任职。承珇先后在定州义丰县、潞州屯留县、陕州硖石县、京兆府同官县、滑州灵昌县，即今河北定州安国县、山西屯留县、河南陕县、陕西铜川、河南滑县等地任职。子寰，前岐州山泉府折冲。岐州，后升为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县。 姚贞谅家族世代在甘肃为官。烈祖道安，秦州长史。秦州（今甘肃天水市)，陇右道治所，曾改天水郡。祖父宏，回乐县丞。回乐县，朔方节度治所，故城在今宁夏省灵武县西南。父盖，定安县尉。定安县（今甘肃宁县)，唐宁州治。 结语 唐朝国家统一，民族、文化多元，信仰自由，各族共融共存，互相交流融合，华夷不分成为民族意识主流，胡汉之间的种族界限日益模糊。姚秦后裔为了争取政治地位，甚至为了生存需要，承继尊儒传统，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到唐代，虽然在族源上旗帜鲜明地表达族群认同，但对唐国家认同，使他们不论在文化修养、入仕为官，还是通婚、葬俗礼仪，都浸染华风，俨如唐人。这也是晚唐姚羌墓志越来越少的真正原因。从唐大中至五代，我们只发现一通姚羌墓志，即南唐升元六年(942)《姚嗣骈墓志》，出土于江苏省扬州西郊。可见，唐代姚秦后裔渐渐融入汉民族，奏响了中原北方差人的挽歌。这既是唐代羌汉融合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它的警示是，在向其他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保持民族精髓，否则必将为历史遗忘。考察唐代姚秦后裔，无疑对今天怎样保护羌族历史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羌族种落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YJA870001;2015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姚氏羌人文献搜集与整理”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SB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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