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龙』现代南洋研究的拓荒者姚楠

姚波

现代南洋研究的拓荒者姚楠

陈玉龙

出　　处：《社会科学战线》 1988年第3期310-314,共5页
作　　者：陈玉龙
摘　　要： <正> 一 1935年1月,一艘英国轮船公司的邮船正乘风破浪由上海开往新加坡。一位“长年跼处在一个熙熙攘攘闹市中”的二十三岁上海青年,站在甲板上,“看到了海上日出日落,见到了无数海鸥飞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壮丽的海上景色,使他“思潮起伏”,想起“旅游南洋是一回事,南洋研究又是一回事。我不应满足于旅游,而应继续进行研究工作”。这位在甲板上立下宏愿欲以毕生精力尽瘁南洋研究的青年是谁?他就是现代中国南洋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姚楠先生。



1935年1月，一艘英国轮船公司的邮船正乘风破浪由上海开往新加坡。一位“长年跼处在一个熙熙攘攘闹市中”的二十三岁上海青年，站在甲板上，“看到了海上日出日落，见到了无数海鸥飞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壮丽的海上景色，使他“思潮起伏”,想起“旅游南洋是一回事，南洋研究又是一回事。我不应满足于旅游，而应继续进行研究工作”①。


这位在甲板上立下宏愿欲以毕生精力尽瘁南洋研究的青年是谁?他就是现代中国南洋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姚楠先生。


姚楠，字梓良，笔名施平、南迁，1912年生于上海。早在他15岁的时候，进入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就和“南洋”结下“不解之缘”。1929年秋，他进入当时在中国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国立暨南大学，边工作边读书，在该校附设的南洋文化事业部工作，着手翻译了一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撰写的《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之一)。这是他早期的处女译作，也是他毕生从事南洋研究长达60多年学术生涯的开端。


姚楠“在赴星途中”,想起了“三国时代的朱应、康泰，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元代的周达观、汪大渊，明代的马欢、费信、巩珍，清代的谢清高、王大海、李钟珏”等人“都是在游历海外各国后写下不朽名著，迄今仍为世界各国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们一致公认为宝贵的材料”;他又想起了“中国和南洋关系密切，南洋华人又是那么众多，但是自从欧洲人侵入这个地区以来，中国的研究工作远远落于人家之后”,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立下了宏愿”②,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二
风华正茂的姚楠踵先贤之步武，壮游南下，初见星洲。在他侨居星洲的七年(1935—1942)当中，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箪路蓝缕，以启山林，用实际行动改变了上述落后状态。这不仅打下了他个人“毕生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基础”,而且为我国近几十年的南洋研究开辟了道路。


姚楠一踏上新加坡的土地，就着手搜集有关东南亚史研究的资料，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中比较长的有两篇，一篇是《星洲开辟史》,一篇是《马六甲古代史》。姚楠从他学术生涯的发轫之初，就选定南洋研究为其主攻方向。他数十年如一日，焚膏继晷，辛勤耕耘，锲而不舍，未尝稍懈。


姚楠旅居星洲七个年头，其活跃与积极，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期。当时他的主要活动有两大项：其一、在《星洲日报》任职，主编《星洲十年》年鉴；其二、从事南洋研究——创办“中国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两大活动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对姚楠来说，两者先后集于他一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1938年，《星洲日报》出版一种期刊，名为《星洲日报半月刊》,其中有《南洋研究》一栏。姚楠摘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个船长的航海记，题为《东印度航海记》(现巳将全书重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后来他又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南洋民风的文章，主要是从中国古籍中摘录的一些资料，另外还发表了一些其它文章，因而与该报发生关系。1939年初他正式进报社工作，接着出任《星洲十年》年鉴主编，时年仅27岁。


《星洲十年》是一部侧重记叙1929-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发展的巨著。用姚楠自己的话来说：“《星洲十年》重视学术研究、重视华侨史研究，做到了科学性和知识性并重”③。它既是年鉴，又是地方志，是南洋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新、马发展的历史文献。而《星洲十年》编纂处，则荟萃了我国海外最早的一批南洋研究者。它实际上成为南洋研究的摇篮。姚楠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者以此为基地，以此为过渡，播下了南洋研究的种子。


值得一提的是，《星洲日报》社经理林霭民先生具有远见卓识，他在一篇题为《两年以来》(为纪念该报创刊二周年而写)的文章中，积极提倡与赞助南洋研究，曾提出令人鼓舞的主张，这在客观上为南洋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2月，《星洲十年》问世，编纂处的工作告一段落。《星洲日报》增辟了《南洋史记》和《南洋经济》专栏，南洋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景象。


当时马来亚方面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只有“英国皇家学会马来亚分会”,成立于1877年。它的会员与设在伦敦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员享受同等权利，但入会资格比较严，会员大多数是英国官员和学者。华人必须提供学术著作，并由理事会一致通过，才能成为会员。当时新加坡华人中，只有写过《星洲华人百年史》的宋旺相、著名侨领余东璇和新加坡提学司的视学官陈育崧。1940年，姚楠和另一位已故著名南洋研究学者许云樵先生也成为该会会员。


应该说，姚、许等人参加这个学会，对于他们后来单独创建“中国南洋学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他们认为“皇家亚洲学会的水平虽然高，但吸收的华人会员实在太少。南洋华人如此众多，学术界人士也不算少，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成立一个学会呢?”④


同年3月17日，姚楠与著名作家和同事郁达夫(《星洲日报》副刊《星洲文艺>主编)、关楚璞(《星洲日报》总编辑)、许云樵(《星洲十年》专任编辑)、张礼千(《星洲十年》专任编轩1955年逝世)韩槐准(研究考古和园艺)、刘士木、李长傅8人正式创立南洋学会，起草学会章程。这是最早在新加坡成立的研究东南亚的学术团体。姚楠为该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刘、李二人不在场，实际只有6人。6个发起人当中，《星洲日报》社同人就占5人。所以有人说：《星洲十年》编纂处是南洋学会的摇篮，是有充分根据的。


会议假余东璇街南天酒楼举行。上述8人，除韩槐准外，皆为理事。大家原来推选姚楠为理事长，但他谦让。他说：“我当时只有28岁，也不配当理事长”⑤。经协商，不设理事长，而设一名常务理事，公推姚楠担任，主持会务。许云樵兼《南洋学报》主编。会址就设在姚楠的寓所中峇鲁路永丰街61号2楼。该会的邮政信箱(P.O.BOX709号)也是姚楠以学会常务理事名义向当地政府申请为豁免注册的团体(即不受社团注册条例的限制，可以自由活动的团体)，获得批准后向邮政局登记办理的，这个号码一直沿用至今。学会成立后，《南洋学报》亦于1941年6月创刊，迄今亦有40多年的历史了。


南洋学会的全名称是“中国南洋学会”,冠以“中国”二字，既标明这个学会是华人的组织，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它标志着中国学者披荆斩棘，扬眉吐气，开辟了新领域。英文名称则未加“中国”两字，称作The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简称S.S.S.S。


如今该会已经拥有几百名会员。“荣誉会员中，有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温斯泰德爵士、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戈岱司(按：应为赛岱司)教授、大印度学会考古主任韦尔斯博士、荷兰莱敦大学汉学院院长戴文达教授，他们都是国际公认的东南亚研究专家。基本会员除东南亚各地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外，在中国的就有岭南大学副校长陈序经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岑仲勉、朱杰勤，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中央艺术(应为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长苏继廎等，团体会员除东南亚地区各学术机构外，还遍及英、美、苏、日、法、荷、西、波、匈等国。由此可见，一个在1940年诞生，只有几个人发起的南洋学会，发展是何等迅速啊!”⑥而《南洋学报》亦出到36卷，《南洋学会丛书》已出20多种。


拓荒者当年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开绚丽之花、结壮硕之果了。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不论在组织机构或是研究成果方面，都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50多年前还是青年的姚楠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在英国邮船的甲板上所发下的宏愿也基本实现了。作为后继者的我们，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既感到兴高采烈，有幸和前辈分享光荣和骄傲；又感到创业维艰，守成不易，恢宏斯学，任重道远。


令人悼惜的是，“中国南洋学会”的几位创始人均先后辞世，姚老是硕果仅存。几年前卸任的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先生称许“姚先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南洋学会功臣”,“姚先生已成为我会硕果仅存的创办人”⑦。学术界对姚先生的成就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姚楠怀着对他的第二故乡新加坡(整整旅居7个年头，占他70多年全部征程的十分之一)无限深情，怅然告别，于1942年1月29日携眷乘船驶往仰光；同时他又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和满腔爱国热忱由仰光飞赴重庆，回到了祖国，为抗战效劳。


三
姚楠回到重庆行装甫卸，就在前南洋研究所任职，继续从事南洋研究，可以说是易地再战。


他在旅渝期间以及1946年复员东下南京后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先后在《大公报>、《广西日报》、《文史杂志》、《经济汇报》、《东方杂志>、《新中华》和《旅行杂志》等著名报刊上发表有关东南亚论文，共达60余篇。如果从1935年算起，到目前为止已近90种。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此外，他还翻译了〔英〕哈威：《缅甸史》、〔英〕温斯泰德：《马来亚史》、〔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美〕约翰·卡迪：《战后东南亚史》等巨著；著有《马来亚华侨史纲要》(被列为前中央研究院蚁光炎奖金授奖著作)、《古代南洋史地丛考>、《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战后南洋经济问题》……等专著十余本。他虽年逾古稀，但壮心未已，仍认真校阅已故学者苏继廎遗著《岛夷志略校注》,并为该书出版写前言。他重译《东印度航海记》,并与复旦大学章巽教授共同主编《中西交通史地名辞典》。他还担任了《东南亚历史辞典》和《中外关系史译丛》主编，参加《世界历史辞典》编委会工作。现在正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审阅一套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中译本共23卷约1600万字),正是：“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姚楠不但是毕生尽瘁于南洋研究，而且在作育人材、培养后进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十多年前(1945年),他就任前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⑧校长，那时他只有33岁，在当时的大专院校中，算是最年轻的且有真才实学的校长。他出任校长后，十分重视东南亚研究，不久该校成立研究室，先后培养出不少东方语文翻译人才和研究亚洲问题专家。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曾受聘为华东革大外文专修学校(上海外语学院的前身)东语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目前他还担任好几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如：中外关系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全国华侨史学会理事兼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等)。贾余勇、放余热，此志未衰。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1957年以后姚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封笔锁笺达20年之久，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特长。同时他现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每年要承担大量而繁重的审稿定稿任务，分散他不少精力。要不然的话，姚楠在南洋研究方面的成果会更多、收获会更丰、贡献会更大。


他的新著《星云椰雨集》⑨于1984年6月在新加坡出版后引起新加坡新闻界、出版界、文化界、教育界、金融界等方面的普遍重视。《联合早报》总编辑黎德源先生的序言和《联合早报》的新书介绍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黎德源的序言说：“有高深的史识与做学问的火候，回忆文字自成一格，叙说之中带有抒情，论评之间含有哲理，不愧为史家之作”。


姚楠倾毕生心血灌注于南洋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他的多年老友黄葆芳先生在《姚楠与星洲》一文中对姚楠的道德文章也作了全面的评价和衷心的颂扬。他写道：“姚楠数十年来以全部精神投入译、著工作中，尤其对南洋问题的深入研究，作出很大贡献。他也是新加坡‘南洋学会’硕果仅存的发起人；当年辛勤播下的种子，今日已花开灿烂，果实丰润，成为国际间有名的学术团体，其功不可没，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他自弱冠直到古稀之年，从未离开文化工作岗位，是个勤于执笔的学者，说他著作等身，应不为过”⑩。“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他是最能忘私而又乐于负重的一位”［11］。揆诸事实，并非溢美之辞。


我拜识姚先生近40年，且忝为其门墙桃李，溯忆重庆和尚坡初睹教颜，南京紫竹林亲炙教益，师友之谊历久弥笃，故深知其为人。道德文章，士林推重；平易近人，可敬可亲。一部《星云椰雨集》充分流露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新加坡的无限眷念，倾诉了赤子心声。


纵观姚楠生平，他给我的总的印象是：他对祖国无比热爱；对南洋一往情深；对师友满腔赤诚；对妻子情真意笃；对艺术素养深厚。他在这五方面，表现了可贵的坚韧和“爱的执着”,这是一般人难以臻入的佳境。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身上具有充沛的青春的活力，虽年逾古稀，并无老态颓颜；虽历尽沧桑，仍不失其赤子之心。
本文结束前，谨就姚先生的为文、治学和文章风格略陈一二：
其为人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位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
其治学也，勤奋如春蚕吐丝，劬劳如工蜂酿蜜，取精用弘，锲而不舍；
其为文也，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如飞泉泻玉，莹彻可鉴。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岁月如流，50个春秋，弹指一挥间。当年一个青年在英国邮船的甲板上所立下的宏愿，如今基本上实现了。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正方兴未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阔景象。拓荒者当年播下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蔚然成林了。后继者正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奔向遥远的前方，奔向胜利的彼岸。


注

①②③④⑥⑦⑩［11］均分别引自姚楠近著《星云椰雨集》页1-2、3、18、52、53、60、序、216、217。
⑧前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1942年秋创办，校址设于云南呈贡，其前身为大理东方语文训练班。1945年迁往重庆，1946年复员东迁南京。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同年秋，奉令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合并，该校设有印、缅、泰、越、印尼、日、朝、阿等语科。
⑨《星云椰雨集》,姚楠著，新加坡《联合早报》丛书之一，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图书出版部，1984年6月初版。为什么要题名《星云椰雨集》呢?作者自序云：“盖‘显’系星洲简称，‘云’喻南洋研究如白云般地丰富多采，‘椰’象征热带风光，‘雨’则既有滋润星洲文化、艺术：科学园地，使之广开绚丽花朵、结出丰硕果实之意，又有怀念旧雨故交之情”。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