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与清末军事建设

姚波

姚锡光与清末军事建设

作者：舒习龙

教育、传播西学的教育家，以及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和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丰富的个人阅历，时代的运会，加上个人的能力，使他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在军事、民族关系、教育等领域取得话语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本文不拟对姚锡光做全面研究，只对他在军事方面的见解和成就做初步的梳理，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姚锡光的生平


晚清是 “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时势造英雄”，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勇敢地承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姚锡光就是其中一个颇有远见、思想敏锐的政治人物。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 ，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 。鉴于此，在论述其民族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生平做简要考证。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先生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等 。周伯义的学识和品质，对姚锡光的成长影响很大。周伯义培育学生“以植品为基，恭行为本” ，先对学生品质熏陶，再传授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姚锡光对老师的性情学识极为推崇，称赞他“不事孤高，不矫情”，“知命乐天，不撄忧戚，古所谓知道君子者也。” 姚锡光继承了老师儒士任侠的精神，在清末急剧变动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一条以儒生而关心社会、关心军事的军事家和民族理论家。


1878年，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漳的随从，成为驻日本外交随员。 [p1]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姚锡光的眼界大开，他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各方面的变化，思想上深受影响，由此和日本结下深厚的机缘。 回国后，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1886年，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檄请充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成为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在李鸿章幕府中，姚锡光恪尽职守，多次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陈述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委婉地批评李鸿章的中日战争策略。 1893年正月，与北洋海军出力5年，按例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俟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1894年12月，经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檄充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


张之洞是姚锡光的知遇之人，是姚锡光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 ，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积极筹划长江下游防务，时姚锡光自莱州戎幕辞归，张对姚的军事才识十分赏识，遂委以督府幕僚。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调赴湖北，派充武备学堂提调，兼自强学堂总稽查。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 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 。姚锡光关于日本的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对张之洞影响很大。如姚锡光在奏折中把日本重视女子教育，除实行男女同校，还单设女子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华族学校做了详细介绍，并指出：“日本教育之法，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顾虽极之聋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言伦理，言修身，在德育也。凡诸学科皆智育也。此虽在女子，所不废也。……若夫其子女诸学校，公私林立，故自中人之家以上，无不通学术之女子。是以小学校之中，女师及半。而华族女子之外，亦大半自食其力，且教其子女也。易是其法，亦未始不善，特以中国风教各殊，习俗亦异，尚未能以为规则耳。” 姚锡光的奏折对张之洞形成新的女子教育观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总之，姚锡光的汇报，对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建立近代学制，起了重要作用。


1899年2月，请咨赴选。5月2日，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安徽石棣县知县，著姚锡光补授。9月30日，到石棣县任。1900年6月21日，调署怀宁县事，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武备学堂提调。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兼充下游皖军营务处总办 。在皖充任地方官期间，姚锡光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 。由于在皖治理有方，政绩突出，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从此进入清朝中央权力机关 。进入中央权力机关后，姚锡光在民族关系和海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铁良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经肃亲王善耆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回处后，将考察心得写成《筹蒙刍议》。1906年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1908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勳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在此期间，著《筹海军别录》，拟制海军规划。1909年，任殖边学堂监督， 荫昌2月迁，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 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参加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姚锡光作为清朝遗老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 1914年5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此后，在民国政争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4年以后。


二、指点军事，激扬文字
姚锡光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早在入李鸿章幕府的时候就对军事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当时，日本欲侵占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此，姚锡光数上说帖，建议李鸿章采取以下的策略对付日本：（一）“行军宜舍短而用长，中国长技在陆而不在海”， “我军宜以陆路为正兵，海军为奇兵，陆路为战兵，海道为游兵.”，强调以陆军为主，海战为辅，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一战略是在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较为科学的策略。（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海防策略：“我战舰不必以入口为攻，而于朝鲜外海游弋，以取远势，截日朝海道往来之路，阻其归途，扰其接济，斯渡朝之倭人势将狼顾。……不然，我不彼往，彼将我来。与其使彼扰我海疆，不若我先捣彼巢窟。先人者夺人，斯我当能致彼而不为彼所致也”  。这里，姚锡光提出的“守外海”、“取远势”思想，具有夺取制海权的倾向，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制海权的军事思想家，这种识见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三）重视后勤保障的军事思想。后勤保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历来为有远见的军事家所重视。姚锡光认为：“水陆各军以转运为急务。诚恐战事一开，海道多梗，转运不易。军火子药之需，海陆各军所共；外此则陆以粮为急，海以煤为急，借宜先事预筹。” 并提出了一系列后勤保障的具体办法。（四）持久战思想。姚锡光认为：“日人性情嚣动，宜持久以老其师。”他提出通过持久战，拖垮日本的国民经济，使它“驻朝日久，势必不支。” 同时水陆并用，采取陆路“扼其腹地，据险自顾，不与浪战，以老彼师，乘间出奇，攻其不备”的办法，辅之以海路牵制的办法，将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泥沼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上述军事建议，初步展现了姚锡光在军事领域的素养和才华，为他以一介布衣最后作到了兵部侍郎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后，姚锡光凭借曾经在李鸿章、李秉衡幕府的有利条件搜集材料，仅用2年时间撰著《东方兵事纪略》一书，比较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作者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才能。《序言》申述作者著述的目的之一在于探索“我所以致败之由，于彼所以毒我之故”。作者认为：“今中东一役，乃封疆大吏、将帅之臣，内无整军经武之谋，外无致命遂志之节” ，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一）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抗日到底的决心。操纵清政府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战前，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战争进行时，正如姚锡光分析的：


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此。


清政府“无备战之心”，正是战争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姚氏的分析击中问题的要害。


其次，清廷政策的执行者、指挥者李鸿章在军事上坚持“避战保船”，外交上推行“以夷款夷”的方针，不积极备战，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危机，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的策略上以“和戎”为主，寄希望英、俄调停，对战事不作准备，丧失战争的主动权。战前，瑞芬分别致总署和李鸿章书，建议邀请英、美、俄协同保护，李鸿章对此十分认同，称此计“可称老谋深算”，对总署“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的批示，李认为“失此机会，甚为可惜”，表明李为了保存北洋海军的实力，从洋务外交路线出发执行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1894年5月，日本“假改革朝鲜内政”之名，续增八千人入朝，“皆屯王京，据要害”，“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帅，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师，撄日人锋。” 姚锡光采用隐讳的说法，没有直接指名李鸿章“不报”、“不许”，但联系下文“鸿章不欲战”，和李鸿章的权力地位，可想而知。李的“不报”、“不许”，实际上仍是其“避战求和”方针的表证，致使助长日人的气焰，“知牙山兵力单薄，乃决计寻衅”，而“我牙山之军孤露无援”，遂有成欢之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仍是被动应战，缺少战争决心，特别是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只船，余非汝事’。” 结果是旅顺威海失陷，海军被歼，海防全失。


再次，清军纪律涣散，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军事策略的失当也是造成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纪略》以相当的篇幅真实、客观地记录这部分的内容。如记载清朝派四大军入朝鲜，朝鲜民众夹道欢迎，犒赏我军，“而我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犹甚，朝民大失望。”由于我军纪律涣散，使朝鲜民众深感失望。再如记载军事策略上的失当：


我平壤军不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


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平壤驻军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其一表现在本应趁日军在王京（汉城）立足未稳、兵单势支之时，主动出击，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其二，即使守平壤，也应该在城四周“择险分屯，互为策应”，而不能“置酒高会”，疏于防范，“困守孤城”。具体战役的策略失误，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消极避战”方针的结果。再如陆军各派如同水火、不能互相配合。《金旅篇》记叙姜桂题被推为统领，“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姜系淮系将领，且“庸才，无能为”，湘系将领对其指挥不服。《海军篇》揭示了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和刘步蟾、方伯谦等“闽党”之间的矛盾，致使海军在海战中不能相互配合，取得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