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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坤』从《药言》看姚舜牧的治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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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22-12-23 19:1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23 19:18 编辑

    从《药言》看姚舜牧的治家之道




    原载: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2月(第33卷第1期)


    刘坤(作者简介:刘坤,男,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家训思想研究。)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烟台264000)



    摘要:《药言》是姚舜牧为训诫子孙而作的家庭伦理教化著作,思想内涵丰富。其作品的主要内容包括孝悌齐家、修
    身正心、审慎交游、持家守业、教育子孙等方面,反映了姚舜牧关于家庭教化、家产管理、家业振兴等方面的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和睦幸福的家庭秩序,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的影响。


        姚氏家族在明中叶后成为名门望族,历经明清两代仍久盛不衰,这与姚舜牧的悉心教诲密切相关。为了能够训诫子孙、教育后辈,姚舜牧按照“本经书之语,立济世之方”[1]1的原则作了《药言》。《药言》的语言文字“简洁明快,切中膏肓”[1]1。与前辈先贤所作劝勉之书“卷帙浩繁者翻阅难周,义蕴精深者颛蒙莫达”[1]1有较大不同。其内容来源或是博采经史典籍,或是闻于故老,或是自己人生经验的所得,虽仅仅百余条训言,但对于教化子孙、治家兴业有着莫大的功效。通过《药言》来探究姚舜牧的治家之道,我们不仅能够领悟姚舜牧治家思想的精髓,更能学习其立身处世的方法准则。前人关于姚舜牧《药言》家训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做人、治家及处事方面,探究分析了《姚氏家训》中所蕴含的姚舜牧对子孙后代的教化思想,并进一步探究其在姚氏家族后世繁荣兴盛的地位和作用[2];或者根据儒家伦理教化观念,探讨《药言》中所蕴含的德教思想[3];以及从治家、教子、处世各方面,分析姚舜牧寄托在《药言》中丰富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4]。但是已有研究或是只注重《药言》的教化功能,或是对其主体内容分析浅尝辄止,不成体例。因此,对《药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是探究姚舜牧治家思想的重中之重。

    一、姚舜牧与《药言》
        姚舜牧(1543—1622),字虞佐,明代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早年因崇尚唐一庵、许敬庵之学而自号承庵。姚舜牧五岁,其父开始教以浅近字义。万历元年(1573)中举人,从万历二年(1574)到万历二十年(1592),先后六次会试不中。万历二十年八月,授广东新兴知县,在任时,曾帮助百姓力锄顽赖里甲的侵害,深得民心。万历二十四年(1596)授文林郎,万历二十五年(1597)姚舜牧修《新兴县志》。万历二十八年(1600)补广西按察司照磨,是年冬,委署全州印务。在全州时,凡是关系地方利害,他都无所不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新兴县民为姚舜牧立生祠。万历三十一年(1603)赴任广昌。在任广昌时,姚舜牧完成了家训著作,并且利用家训治理百姓。万历四十二年(1614),广昌县民为姚舜牧立生祠。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造士如师。一生致力于学,皓首穷经,著有《四书五经疑问》《史纲要领》《性理指归》《乐陶吟草》等,是当时的理学大儒。

        《药言》写作并非姚舜牧一蹴而就,而是时断时续,最终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平西公署之清白堂,原名《家训》。在其自序中,姚舜牧提到,家族中早年并无读书之人,父亲淳庵始教牧读书,并训以“清高”二字,《药言》的创作也是以此二字为主旨。然而考虑到自己出身于平民之家,故其家训的语言较为口语化,平实质朴且通俗易懂。其内容虽然是在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纲常礼教的范围之中,但姚舜牧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体地阐述了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以及对子孙立德、做人、修身、处世等多方面的观点。有些见解甚至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此书刊行后被广为流传,后人称之为“字字药石”,故更名为《药言》,成为古代社会教家治世、医心扶德的经典“教科书”。

    二、孝悌齐家的人情伦理
        “重人伦,讲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强调的优良传统。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5]4,年轻人就应该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孝悌成为衡量一个人德行的重要标尺。孝悌也是齐家的伦理准则,对待父母长辈恭敬尊重,对待兄弟姐妹友爱关心,这些内容构成了家庭和睦的表现规范。孝悌为本、睦亲齐家也是个人优秀品质成长的深厚土壤。

    (一)孝悌为本
        姚舜牧在《药言》的一开始就指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1]1,孝悌在家族后辈教育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强调师长对子孙关于孝道的教育,孔子认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6]1,孝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只有习得孝道,才可以接受其他方面的教化,这也是君子进行一切文化活动和取得个人成就的起点。“圣贤开口便说孝弟,孝弟是人之本。”[1]1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传统儒家社会常将兄弟看作是至亲的关系。范弘嗣认为“兄弟乃一体而两分,比之手足,谊至重也”[7]410,他将兄弟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亲如一体,而且司马光也认为“夫兄弟至亲,一体而分,同气息”[8]136,他们有不可断割的手足之情。兄弟之间的和睦是家庭关系和谐的重要保证,是齐家的典范。因而,如何维护兄弟间的手足亲情,保持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就成了古代家训教诫子孙的关键。姚舜牧在家训中提出,“兄弟间偶有不相惬处,即宜明白说破,随时消释,无伤亲爱”[1]1。他还用舜的例子教育子孙,“看大舜待傲象,未尝无怨无怒也。只是个不藏不宿,所以为圣人”[1]1,舜能用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兄弟,所以后人称他为圣人。但是并非人人都是圣人,他告诫子孙“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怀仇隙,至有阴妒仇结而不可解,吾不知其何心也”[1]1,表现上兄弟和睦,背地里却彼此怨恨,甚至到了不能解决的地步,这便是家庭嫌隙的根源。所以兄弟之间,还是要诚实相待,真心相对,如此,方能使家庭和睦。

    (二)治家和睦
        家庭的和睦是齐家的重要表现形式,齐家的本质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家庭人伦关系的根本,“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8]164,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中最为重要的伦理关系。正确处理好夫妻关系,才能保证家庭和睦,家业兴盛。姚舜牧认为“尝谓结发糟糠,万万不宜乖弃”[1]2,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要能够做到从一而终,“或不幸先亡后娶,尤宜思渠苦于昔,不得享于今,厚加照抚其所生,是为正理”[1]2,即便是妻子不幸早亡,也要好生照看其所生之子。他还主张“一夫一妇是正理”[1]2,这种思想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在古代社会并不反对纳妾的行为,因此他又提出“若年四十而无子,则不可不娶一妾”[1]2,只有年过四十而且没有子嗣,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纳妾。妻妾之间的关系,也要合理的解决,“然中间却有个处法,不善调停,使妻妒而不容,妾悍而难驭,安望其生且育。调停谓何?自处于正而已”[1]2,善于调停,妻妾关系和睦,不善于调停,则妻妾之间水火不容,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对待两者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如此,方能使家庭和谐。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家训中都增加了关于奴婢管理的内容,以此维护整个家庭的平稳。姚舜牧也在家训中提出“凡女奴男仆,十年以上,不可纵放其出入。而女尼卖婆等,尤宜痛绝”[1]5,通过对家仆的严加管理,士大夫以此达到严格治家的目的。而对于童仆,除了严加管理之外,还要注意对他们的关心,“然饮食寒暑,不可不时加省视。己食即思其饥,己衣即思其寒”[1]5,平时生活的物品,“如棉衣蚊帐之类,皆当豫为料理”[1]5,如此关怀,可以让家仆无生活之忧,免受饥寒之苦,也促使他们忠心为主。姚舜牧能有这样的治家之道,姚氏家族能够兴盛长久可见一斑。

    三、修身正心的高尚情操
        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士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9]3可见修身不仅是个人立足社会、开展抱负的根本,同时也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身正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家族长辈将此作为后辈言行举止的规范,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厚德尚学、达济天下的贤良。

    (一)谦逊做人
        为人重在谦逊。《周易》有云:“天道盈亏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情恶盈而好谦。”[10]83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天理运行,保持谦逊始终是做人的要领。姚舜牧引用儒家经典,“《易》曰,‘聪不明也’,《诗》曰‘无哲不愚’”[1]12,由此来教育子孙做人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他还说“自恃聪哲的,便要陷在昏昧不明处所去,可惜哉”[1]12,自认为是聪明的人,深陷愚昧之中不知所以,令人叹惜。可见,谦虚谨慎才能有所进步,骄傲自满就只能深陷于昏昧无知。做人要谦逊,治家也要谦逊。“凡势焰熏灼,有时而尽。”[1]7骄傲自满总会招来祸患,所以他认为“岂如守道务本者可常享荣盛哉?一团茅草之诗,三咏煞有深味”[1]7,坚守道义,恪守本业,方能使家族长久荣盛。即便一首描写茅草的闲诗,反复吟咏也能收获趣味,自得其乐。

    (二)修身以德
        德行是君子最为重要的品质。子曰:“德不孤,必有邻。”[5]41有德之人定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之相伴。注重德行修养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姚舜牧一生修德,“余平生不肯说谎,却免许多照前顾后”[1]17,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子孙也提出了积德行善的行为准则。他在家训中告诫子孙,“决不可存苟且心,决不可做偷薄事,决不可学轻狂态,决不可做惫懒人”[1]17,不能存苟且之心,不能做不敦厚之事,不能态度轻佻、极不庄重,也不能做懒散刁顽之人,要诚实做人、老实做事。姚舜牧一生为官,深刻认识到德行对一个人名誉品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己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更要坚守自己的德行。“当至忙促时,要越加检点。当至急迫时,要越加饬守。当至快意时,要越加谨慎。”[1]17越到特殊时刻,越要谨慎,时刻审视自己的德行。平时德行品质良好被人称诵,死后必然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四、审慎交游的处世哲学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凡君子立身处世,免不了与人交往。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5]132结交朋友虽然是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但朋友反过来也会促进个人品质的提高。与朋友及他人相处中,不能不注意方式方法和尺度礼节,合理有度的交流才能够增进友情。处世有方、做事有度,才能与他人的关系保持长久。

    (一)慎交朋友
        交朋友要慎重选择交友的对象,如有不慎,便会危及自身。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5]175孔子提出这个观点,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重视交友,姚舜牧也认为,“凡居家不可无亲友之辅”[1]5,选择好的朋友则为人生的要事。但是姚舜牧也明确地指出,“然正人君子,多落落难合,而侧媚小人,常倒在人怀,易相亲狎”[1]5,人品正直之人,往往为人孤僻,不易合群。而谄媚阿谀之人,容易与人亲近。因此,在交友时,子孙必定要谨慎留意,坚定心志,不与小人同流合污。“识见未定者遇此辈,即倾心腹任之,略无尔我,而不知其探取者悉得也,其所追求者无厌也,稍有不惬,即将汝阴私攻发于他人矣,名节身家,丧坏不小。”[1]5若不能分辨君子小人就对其推心置腹,不知道其往往贪得无厌,稍有不称其心意,就将隐秘之事随意告知于他人,有损自己清白。遇到更加严重的情况,“若比之匪人,小则诱之佚游以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支,甚则导之淫欲以丧其身命。可畏哉”[1]5。
        与朋友交往时还需注意尺度,这是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前提。“亲友有贤且达者,不可不厚加结纳。”[1]6但是在交友时,也不能贸然行动,而要讲究方式方法。姚舜牧认为“然交接贵协于礼”[1]6,与人交友,应当合乎礼节。“若从未相知识者,不可妄援交结,徒自招卑谄之辱。”[1]6他还对交友的对象做了阐释,“且与其费数金,结一贵显之人,不为所礼。孰若将此以周贫急,使彼可永旦夕,而怀感于无穷也”[1]6,耗费钱财结交显贵,反倒不如用来周济穷困,还能使其对此心怀感激。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也要有所禁忌,注意交流尺度,“凡与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轻易出言,中其所忌,彼必谓有心讥讪,痛恨切骨矣”[1]13,与人交流,便要思索其最忌讳之事,不能随意开口,以防言语伤人,徒增埋怨。他还采用典籍中的言论“《书》云,‘惟口出好兴戎’,《诗》云,‘善戏谑兮,不为善兮。戏谑尤所宜慎’”[1]13,以此教育子孙,不要因为失言而丢掉了朋友。

    (二)处世有方
        人际关系是否和谐是人立足于社会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为人处世要能够做到知礼守节,行事有度。姚舜牧告诫子孙“人要方得圆得,而方圆中却又有时宜。在《易》论圆神方知,益以易贡二字最妙,变易以贡,是为方圆之时”[1]14,为人处世要能端正能圆通,方圆之中又能把握时机。在这处世中要注意尺度,“棱角峭厉非方也,和光同尘非圆也,而固执不通非易也,要认得明白”[1]14,锋芒毕露不是端方,随波逐流不是圆通,偏执己见也不是灵活,要能够分清楚这其中的区别。他还又说道,“阿涊从人可羞,刚愎自用可恶。不执不阿,是为中道”[1]13。阿谀奉承他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令人讨厌生恶;只有不固执、不阿谀,才可以算是中正之道。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寻常不见得,能立于波流风靡之中,是为雅操”[1]13,平时要低调行事,只有在各种潮流和风气汹涌而来时,能进行独立,不随波逐流,才可以称得上操守高洁。

    五、持家守业的进取之道
        姚氏家族在姚舜牧之前并无显宦之人,他在家训中提到,“吾上世初无显达者,叨仕自吾始”[1]10。作为家族第一个登上仕宦之途的人,姚舜牧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明确的定位,“此如大江大湖中,偶然生一小洲渚耳”[1]10,这就像大江大湖中,偶然间出现的小沙洲,无根无定,风雨飘摇。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子孙提出警言,“唯十分培植,或可永延无坏。否则夜半一风潮,旋复江湖矣”[1]10,只有加倍谨慎地培养后人,方能使家族兴盛延绵,否则仅仅只是一时之兴盛,不能长久。

    (一)保守祖产
        姚舜牧深知祖宗家产来之不易,在家训中告诫子孙,“祖宗血产,由卒瘏拮据而来。生于斯,聚国族于斯”[1]4。祖宗家产千辛万苦得来,然而后世子孙,往往有败坏家产者,“祖父千辛万苦,做成一个家。子孙风花雪月,一时去荡坏了”[1]16,所以在对待祖宗田产的态度上,他持有“固其所深祝者,万万不可轻弃”[1]4的看法。他还说道,“倘以人众不能聚居,即归一房居之,余各自为居处。切不可属之他姓”[1]4,即使出现家族子弟众多无法聚居的情况,由一家占有,其余自行定居,万万不能将田产归于他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若有不才,贪豪姓厚赀”[1]4,这个时候,“先将受了投献,通族宜共击之。鸣官治以不孝之罪,旋以理抗势豪,莫为吞并”[1]4,他主张通过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使祖宗家产得以保全。针对这个问题,同是明朝时期的庞尚鹏甚至对子孙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蒸尝房屋、田地、池塘不许分析及变卖,有故违者,声大义攻之,摈斥不许入祠堂”[11]9,家中的祖产不能分割或是变卖,有违反者,将其排斥不许进入祠堂。这可以算是明代社会士大夫家庭最为严重的惩罚。

    (二)族人互助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孙也。”[1]3家族成员之间,相处日久,姚舜牧教育子孙要做到能够互相帮助,这才是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2]235。他在家训中提出,“家稍充裕,宜由亲及疏,量力以济其贫乏。此是莫大阴骘事。不然,徒积而取怨,祸且不小矣”[1]7,家庭稍有富余,可以尽自己微薄之力,周济亲族中的贫困族人,这是行善积德的事情。只知道自己聚集财产,对族人兄弟的困境漠不关心,只会留下怨恨。如果宗族兄弟之间只知道自我的发展,“语云:‘久聚不散,必遭水火盗贼。’此言大可自警”[1]7。
        家族中有其他人因不能生育而无后的,“其亲兄弟当劝置妾媵以生育,不可萌利其有之心”[1]3。若是遇到更为严重的情况,姚舜牧认为,“其人或终无生育,即当择一应继者为嗣,切勿接养他姓,重得罪于祖宗”[1]3,家族中如果有人终生无法生育,就应当在家族中选择子孙过继,不能选择其他家庭中的后代,而违背祖宗的规制。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保证家族各系的传宗接代,最终达到各家皆有子孙的目的。除此之外,“间有不能养,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殓葬,及它有患难,莫可控诉者,即当尽心力以周全之。此为人子孙承祖宗付托分内事,切不可视为泛常推诿”[1]3,亲族之间互相帮助,这都是祖宗付托子孙分内之事,应当尽自己全力对困难之人进行周济,不能将其视为寻常之事而推卸不管。


    六、教育子孙的真切教诲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长辈,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好长远的打算,因此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世家大族,无一不重视对本族子孙后代的教育,对子孙进行正确的教育方能使子孙成才,是故“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13]98。姚舜牧教育子孙,并不要求子孙显赫门楣,但求务实本业,少了些急功近利,多了份真切教诲。

    (一)父母教育
        父母长辈在子孙后代的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母的思想观念也会对子孙后代的人生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这些都是父母教育成功的案例。姚舜牧虽然身处仕宦,但是对于子孙对自己的未来选择,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在家训中提到“吾子孙但务耕读本业,切莫服役于衙门。但就实地生理,切莫奔利于江湖”[1]6,子孙只需做好耕地读书的本业,不要想着在衙门某差事,实实在在生活,也不要在江湖中追名逐利,他认为“衙门有刑法,江湖有风波,可畏哉”[1]6。而对于做官这一条路,“虽然,仕宦而舞文而行险,尤有甚于此者”[1]6,做官徇私的危险更为严重。所以,子孙不求荣华富贵,只要能够做好本分,就已经是孝子贤孙。父母为子孙后代着想,还要时刻注意教育子孙内在的品质修为。家族长辈“凡人为子孙计,皆思创立基业”[1]10,普通人为子孙考虑,都想着为子孙创立基业。但是他们共有的特点是不能使其祖宗基业保持长久,往往几世之后,家产败落,家族衰微。所以针对先前保守祖宗基业的方法,姚舜牧进行了批判,“舍心地而田地,舍德产而房产,已失其本矣。况惟利是图,是损阴骘”[1]10,他认为只有先培养心性,才能经营好田地,只有先拥有品德,才能挣得房产。家族中人如果一味地只顾追求名利,唯利是图,“欲令子孙永享,其可得乎?”[1]10

    (二)蒙以养正
        父母对子女后代的教育应当从小开始。“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14]208年纪幼小时,精神集中,长大成人后,心思闲散,难以集中精力,所以应当从小教育,切勿错失时机。况且“古重蒙养,谓圣功在此也”[1]2,古人重视启蒙养正,认为这是至圣的功业。姚舜牧也将对子女的教育看得至关重要。然而,“后世则易骄养矣。骄养起于一念之姑息”[1]2,子孙后代容易娇生惯养,而这则起于对子孙的无限纵容。他忧心地指出这样做的后果,“然爱不知劳,其究为傲为妄,为下流不肖,至内戕本根,外召祸乱。可畏哉,可畏哉”[1]2,只知溺爱却不让子孙受些劳苦,终究会让子孙变得骄傲狂妄,甚至品质低下,以至于伤其根本,招来祸害。对于蒙养子孙的方法,姚舜牧认为,“蒙养无他法,但日教之孝悌,教之谨信,教之泛爱众亲仁,看略有余暇时,又教之文学”[1]2,教育子孙要恰到好处,“不疾不徐,不使一时放过,一念走作,保完真纯,俾无损坏,则圣功在是矣”[1]2。这就是启蒙养正的真正含义。
        “蒙养不专在男也,女亦须从幼教之,可令归正。”[1]3子孙蒙养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男孩,女孩子也应该从小开始进行专门的教育,这样让她们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姚舜牧提出对女子的要求,“女人最污是失身,最恶是多言,长舌阶厉,冶容诲淫,自古记之”[1]3。针对这些问题,父母应该做的是,“故一教其缄默,勿妄言是非;一教其俭素,勿修饰容仪”[1]3;同时还要教给她们生活技能,“针黹纺绩外,宜教他烹调饮食,为他日中馈计”[1]3。姚舜牧借用《诗经》名句,概括女子蒙养的主旨是“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1]3,不要有不同的议论,不要自作主张,只是想着酒浆和饭食。这些几乎可以涵盖家族女子教育的全部内容。

    七、结语
        中国古代传统家训在写作风格上种类多样,既有内容全面系统论述的原创家训著作,也有汇集名句格言或是前人著作精华的辑录体家训。而姚舜牧的家训作品,既有自己独创的内容,同时又在家训中加入大量的格言、警句、俚语、经典古籍名句,使其“说教却不刻板,通俗不乏深刻”[15]512,可谓是开平实质朴风气之先,故《药言》又被赞誉为真切过于《颜氏家训》。在家训著作繁荣发展的明清时期,《药言》也是通俗家训和士大夫家训的代表作品。《药言》问世后流传甚广,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字字药石”,由此可见,世人对此书具有颇高的评价。家训中的内容孝悌齐家、修身正心、审慎交游、持家守业、教育子孙几个方面,被姚氏家族后世子孙奉为圭臬,并且力行实践。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思想也是培育健全人格、完善品行修养、确立远大理想的重要精神宝典。训言中事理与亲情交融,言训与德育并重的特色也体现着严肃道义定理下对亲族血缘关系的人文关怀。《药言》饱含姚舜牧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可以说,这不仅是姚氏家族繁荣兴盛的重要指南,更是家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灿烂瑰宝。当然,《药言》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内容,今人在引用借鉴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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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孝经注疏[M].李隆基,注;邢昺,疏;金良年,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王士俊.闲家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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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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