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大宗”姚振宗

姚波

“目录学大宗”姚振宗

赵伟达 李文学

（绍兴图书馆，浙江绍兴３１２０００）

摘要：本文介绍了清末著名目录学家姚振宗及其在目录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其治学背景加以分析。
关键词：目录学；姚振宗；藏书家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４．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９３ｘ（２００８）１１—０１１０—０３

原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２８卷第１１期２００８年５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ｌ—１５
作者简介：赵伟达（１９６６一），男．浙江诸暨人，绍兴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馆员。


姚振宗系清末目录学家、藏书家。一生从事目录学研究，融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于一体，完成了一系列备受推崇的著作。《清史稿》传日：“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１］梁启超亦“推服无异议”。时文澜阁主持（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赞日：“清乾嘉间，越中治斯学（目录学）者，惟二章氏（章学诚、章宗源）。越百余年有先生，其成就且远过之，…虽不知名于当时，信不矜式于百世也。＂［２］陶存熙研究认为“…遁迹山林，寡交游而不知昏晓者四十年，成了一代目录学钜子”。［３］


一、姚振宗生平
姚振宗（１８４２—１９０６），字海槎，绍兴人。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深受家学熏陶。姚振宗曾“三试秋闱”皆落第，其好友秋嘉禾（秋瑾祖父）劝他说：“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４］自念不为世用，益发愤读书，恣览群书，博稽书目。并买下陆游快阁故址，按文学家蒋士铨《快阁记》中的描述加以修缮，命为“快阁师山房”。经四十余年，终于写成《师石山房书录｝３１卷。“曾以筹饷功发两淮运判，旋以经办报销，奏奖四品衔，终老田里。”［５］去世后，其子幼槎特录副本一套，赠浙江图书馆。自１９３０年起，浙江图书馆陆续为之付梓。１９３６年开明书店亦出版《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全帙七种。


二、姚振宗的学术成就

１．目录学贡献
姚振宗对目录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补撰、补注。他根据正史艺文志、列传，参考旧目录和相关资料，“竭十余年之心力”编成《师石山房书录）３１卷，完成了《汉书艺文志拾补》６卷、《汉书艺文志条理》８卷、《后汉书艺文志》４卷、《三国艺文志》４卷、《隋书经籍志考证｝５２卷及《七略别录佚文》一卷和《七略佚文》一卷等七种目录学著作《师石山房书录）３１卷，著录图书３２００多种，６万余卷。其中经部７０３种，史部８００种，子部１０７６种，集部７００种。每书都有考证。他的分类“均依《四库全书》，惟于小学类字书门中，分为上、下编：日说文之属，日八体之属。于目录类中，别出金石一类，区分四门：日目录跋尾图象之属，日分别考证之属，日法帖之属，日砖瓦文字之属。盖说文金石，在清代各为专家，著述浩如烟海，附之字书目录，有末大于本之嫌，故自为一类。皆因时制宜不得已而变通其例也。从书一类，总汇入子部杂家类杂家附录，为上、下编，以分别其优劣。盖《提要》杂家类，分六体著录。其第六门，日合刻诸书，不名一类者，谓之杂编，有先例于前也。”［6］姚振宗经考证认为有“明叶盛撰”题记的粤雅堂本《菜竹堂书目》不确，说“《存目提要》载其书为经史子集各一卷，首卷日制，乃官颁各书及赐书、赐敕之类末卷日后录，则其家所刊及自著书，前有成化七年《自序》，其叙列体例，大率本之《经籍考》，独其不载撰人姓名，颇伤缺略。又别有新书目，乃其子孙所续入。今于此本，不分经史子集，但有册数，无卷数，无《后录》及新书目。前列《自序》，乃录自文庄《径东稿》，不著年月名氏，所载自始至终，无一不录自《文渊阁书目》。《文渊目》有一书而兼收数本者，此则但袭其一种。卷首圣制四十条，似乎与《文渊目》不同，实亦抄天字号之中一段。其门类问有先后之异，而标题则一字不易，并有合经济史类而不照文渊阁标目者。两书互勘，伪迹炳然。［7］而自明以来，文庄子孙信之，钱宫詹（大听）以稿本许之，惠徵君（栋）藏之，曾学博（冕士）且甚珍惜之，伍氏又以旧抄，自矜创获，刻入丛书，拜经楼亦据此本著于录，皆由未与《文渊目》互校，故至今无有发其覆者。”像这样一讹再讹数百年，又为许多名家所采信的谬误，终于经过姚振宗的仔细校勘，冥搜苦索，得到匡正。


清光绪六年，姚振宗在郡城仓桥直街发现并重金购得旧写本《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汲古阁刊书目》一册，均系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所著录者，姚振宗仔细翻阅《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尚完整，而《汲古阁刊书目》“杂糅无绪”。他“因拜经楼藏本，既不可见，重为厘订”，以所刊诸丛刻为上卷，单行本为下卷，并补其缺佚，附汲古阁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重镌经史目录于后。姚氏自谓“此在薄录家，为未有创格”。［８］他通常是用抄补的方法，耗费的心血很大，除了追求藏书的完整性外，就是为了补配。经过不懈努力厘订，编成《汲古阁书目》二卷。


西汉刘向所撰《别录》，堪称中国目录学之祖。其子刘歆撰成《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对目录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二书均于唐末亡佚。清代严可均曾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马国翰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佚书５９４种，为世所重，但在姚振宗看来，严、马二氏著作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遂于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辑成《七略别录佚文》一卷，计１５４条，附录１９条，又辑《七略佚文》一卷。受亡友陶方琦所托为《湖北省通志》撰写《湖北艺文志》。姚振宗认为“班氏《汉书艺文志》蹑迹刘略…挂漏犹多”，［ｇＪ于是“辑其所未著录者，综３４０种，２８５家３７０部”耗时三年写定《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由于范哗作《后汉书》十志未完而死，后有清代钱大昭写《补续汉书艺文志》，此后侯康也著有《补续汉书艺文志》四卷，姚振宗认为不够完整，于是复作《后汉艺文志》四卷。姚氏“自谓：‘（黄丕烈辑）《士礼居丛书目》，于《百宋一廛赋注》后，次有《百宋一廛书录》，（《士礼居丛书目》）不载卷数，题日士礼居主人著’，编成《百宋一廛书录》一卷。清代章宗源积十年辑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编成《隋书经籍志考证》，而后毁于仇家，于是重作《隋书经籍志考证）５２卷，虽与章书名同，然则体殊，谓为“多心得之言，为前人所未发”。［１０］


２．目录学方法研究
姚振宗在他的著作前后都写有《自序》、《后叙》之类的题跋，这些都是他读书、治学，做学问的心得和方法，同时也是版本考证、收藏经过的介绍，书籍流传承袭的叙述，判断书籍价值的方法，鉴定版本优劣的技巧等，这些文字对藏书活动、撰写书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参考材料。


遗憾的是姚振宗没有来得及归纳为专门的研究著述就去世了。


３．藏书管理研究
通过藏书活动，姚振宗摸索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管理办法，“书籍宜风而不宜曝，纸性柔脆，曝则易裂，且稍不慎，不俟凉而人架，则湿热相薄，蟊由是生。余二十年来，只以夹板紧紧栓扎，庋楼阁间，使不受潮湿，而常得四面之风。凡种种祛蟊之香物，悉屏除不用，今一一检视，亦无不完好如初者。＂［１１］藏书楼近旁筑有蓄水石池，厨房远离书室。切忌烟火等登楼等等。而书柜、书籍用江西杉木、樟木或川板、银杏等耐用不易变形、不易虫蛀的木材制作。所有图书典籍分门别类，依重要性、年代、地区排列上架。在时间上，摺订宜春，糊裱宜夏，凡浆糊均掺加白矾、川椒末。考虑到绍兴系江南水乡，尤其是梅雨季节湿度更大，就尽量少启书柜（箱）门，室内柜下多置石灰、炭屑，柜顶置放焙炒并研细的皂角粉末，这些措施一是防潮，二是防虫鼠白蚁。姚振宗要求自己和他人忌用汗手拿书、看书，因为汗珠滴于书，日后易潮易霉，生虫。他认为炎夏酷暑曝书，嫌过于干燥，这时节又多雷阵雨，如不及防，危害、损失更加明显。况且朝曝夕收，热气如未散尽，反而对藏书无益。姚氏的这种藏书法是他的经验之谈，在当今现代化的图书馆，还值得借鉴。


三、姚振宗治学背景
１．社会环境
清朝廷制定的政策多数比较适合国情，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社会安定，推动了文化的不断进步。康熙、雍正、乾隆等帝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善书能诗。在江浙设三阁时，下令征集遗书，在总计２万部左右的情况下，浙江的藏书家进书达４５２３种，占全国进书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清朝浙江学术之风盛行。除了朝廷重视文化外，政治也是促进文化研究发展的原因之一，特别是“文字狱”后，校勘、训诂、考据等研究之风大涨，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姚振宗从事目录学研究。同时，印刷术的充分发展，使姚振宗能接触到更多的版本进行对比研究。


２．亲朋影响
姚振宗出身书香门第，深受其父熏陶，“父秋墅雅嗜典籍，尝从邵阳购得善本书千种，载归绍兴，不幸毁于兵乱。劫后复事搜求，所获益多。”［１２］同治六年，其父姚仰云于扬州建造师石山房，收藏大量古籍，令姚振宗以四部分类，厘订书目，自此开始目录学研究。


由于姚振宗屡试不第，客观上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他因而弃科举而发愤读书治学，另外他的父亲姚秋墅，文友李慈铭、平步青、陶方琦等人都是有名的藏书家，给他以积极的鼓励，在藏书及目录学研究方面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３．经济保证
藏书楼舍的修建和维修，藏书的补充，藏书的校勘、编目、刻印等等工作的开展，藏书的日常保护、管理和同行之间的交流，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姚振宗本人及其父都曾经为官，有不少积蓄，迁居绍兴后家境殷富，这为他搜集珍本图书，广集版本提供了有力保证，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使他能够全身心投入目录学研究工作中。


四、姚振宗对现代目录学的影响

１．继承传统，因地制宜
他在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分类法的同时与实际相情况结合，先是考定了四部分类体制的源起，仿四库之例编成《师石山房书录》。另一方面注重因地制宜，分别对待图书的保存，如针对江南气候潮湿，在书库置炭吸潮等方法，在图书的房虫防霉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姚振宗在藏书的实践中总结出“书籍宜风而不宜曝”等具有广泛意义的经验，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仍有实用价值。


２．实事求是，敢于质疑
根据自己研究目录学的具体实践经验，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审视前人谬误，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纠《文渊目》、《汲古阁刊书目》之谬误，补范晔、钱大昭、侯康《汉书艺文志》之不完整，订正了章宗源考证之误。这种不盲从，建立实事求是、认真考证基础上的质疑精神，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学习。


３．与时俱进，大胆创新
提出了“根据书之有无”和“因时制宜的变通”的图书分类主张。“说文、金石，在清代各为专家，著述浩如，如不别分，就有末大于本之嫌。＂［１３］因此，他在小学类字书门中别出说文一类；又目录类中别出金石一类。结合实际，积极创新的精神，放到今天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吏稿［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2］陈训慈．中国之图书馆事业［Ｍ］．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６．
［3］［4］陶存烈．天放楼文存［Ｍ］．１９３３．
［5］裘世雄．绍兴名Ａ．ＣＭ７．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
［6］来祈夏．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7］［8］［9］［10］［11］［12］［13］姚振宗．师石山房书录［Ｍ］．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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