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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见南唐内门承旨姚承钧墓志考略∗
徐 良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ꎬ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原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第３４卷 第５期
[摘 要] 《姚承钧墓志》是南京地区新近发现的一块南唐墓志，志主姚承钧生活于杨吴、南唐时期，其家族姚氏世代镇守东洲、静海两镇(今南通地区)，杨吴大和四年(９３２年)，姚承钧因家族荫补入仕，初为武将，南唐代吴之际，奉制进京任职，后因南唐诏令举用儒者，姚承钧转为文官，之后便一直被授予文职，直至在京师私第去世。《姚承钧墓志》所录墓主家世生平及葬地资料等亦可补正相关史籍记载。
[关键词] 姚承钧；墓志；南唐；东洲静海镇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８.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４７－００１０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南京出土明代墓志资料的整理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４４)，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南京出土明代墓志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Ｌ１６ＡＳＨ００４)，江苏省２０１８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五代南通姚氏家族及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ＫＹＣＸ１８－１１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徐良，男，安徽铜陵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姚波原文录出，以原文为准
南京新见姚承钩墓志铭为研究南唐朝廷政令、职官制度、科举用人制度、书法风格演变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填补了有关南唐史料的不足，且也佐证了部分史料。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众多，志主所在的姚氏家族亦是其中之一，割据东洲、静海两镇，即今天的江苏南通地区。然而宋之前有关南通地区的历史文献早已失佚，此块墓志对于研究五代时期南通的历史，亦具有极高的文史考古价值。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墓志的考释，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细致探讨，以期推动五代时期职官制度和南通早期历史的相关研究深入开展。
一、墓志释读
志石为方形，青石质地，边长为６１.２５厘米，志文行书共３６行，每行４至３６字不等，共计１１４０个字，志文几处因雨水侵蚀，而漫漶难辨，志文记载了南唐内门承旨姚承钧及其先祖的官职、生平和葬地。兹录志文加标点如下:
(“」”为转行符号，方框中的字为笔者所推测。)
唐故内门承旨、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姚府君墓志铭。」
京兆韦焕撰，河南芮德□书，太原王廷浩刊。」
府君讳承钧，字子平，保大十二年，岁次甲寅夏五月二十九日，遘疾殁于」京师私第，享年三十有五，以其年季秋月十九日，塟于江宁县凤台乡小郊村，梓桐山之阳也。」曾祖讳制，东洲镇遏使、检校左散骑常侍，皇祖讳珪，静海都镇使、检校兵部尚书；」皇考讳匡裕，静海指挥使、都镇遏使、检校吏部尚书；妣夫人李氏，府君之先也。」世典东疆，物土静理，洎乎后胤，食禄犹然。今既生于彼土也，府君礼乐之家，孝悌之子，」当生有异，与众不群，咸称杞梓之林，尽谓瑚琏之器，善扵弧矢，曾穿百步之杨。尚以筹谋，素有」六韬之术，英奇若是。先考嘉焉。扵是申补右军散将，时大和四载矣。冀期鸿渐，俟振鹏」程，益禀义方，转加恭恪。洎七年，改右军衙前总管，准制迁静海指挥第二都都军头，虞」侯。纔亲戎仵，众中扬贾勇之声，既助边威，境上有望风之惧。寻以国家旁求俊彦，用副佥谐，」爰罢边陲，旋归上国，奉制迁右军散十将、充左龙挞指挥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卿」、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仰承天泽，益著忠诚，既品秩以昇隆，始才能而渐」展。昇元初，烈祖高皇帝，圣运应数，土德中兴，广布殊恩，爰叨庆泽，改右军衙前」十将，赐秩兼补殿中侍御史。颇增光显，甚励勤勉，唯务治兵，曾无暇日。三年，祀天成礼，雨露再霑，改右军衙前虞侯、充龙卫军左云翼弟一指挥弟一都，实职副兵马使。揣修」□育之恩，终荷升平之化，扵是远方来贡，四海晏然，寔当偃武之时，正睹用文之际，固宜知道，」是用改途，乞侍阶蓂，免扵细柳。六年，授閤门承旨，戎衣纔脱。御香先得以」□身，紫殿初开，玉砌固当扵植足，大光门阀，寔快平生为美，若斯行善所及。旋值」高皇晏驾，今上乘乾，纂成大禹之功，复下如膏之泽，保大元年，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爵秩屡迁，声华远播，门庭赫奕，车马骈阗。十一年，国家选用贤良，举振淹滞，□兹藏器。足副上心用是，加恩踰次甄奬，转检校工部尚书，充内门承」旨，班行所贵，亲戚咸欢，皆言大国爵人，悉是选贤住德，恭荷天命，欲报鸿猷。仪」期蓝玉难全，芳兰易陨。偶斯遘疾，遽止沉沦。天席未安，梦奠已验。府君娶徐氏，封东洲」县君，即曹王之次女也。克敦孝行，夙蕴贤和，外彰女史之文，内播治家之法。男四人:伯」曰继文，学业将□，怀志颇高，早闻别李之知，以蕴题桥之操；仲曰顺哥；叔曰王孥；季曰胜哥。或」□爵禄，或始龆年，既承积善之门，尽是保家之至。女二人:长许同寮，垅西李内门之长子也，孝」敬有闻，苹蘩可奉；次女年方总角，言渐解围。有弟承钊，操心奉主，体物无私，习百王之书，晓九流」圣述；承铨为人雅重，立性慈和，既闻筮仕之祯，伫俟筞名之庆。扵戏!生既有时，死固有地，达人悉」能知命，府君得不其然。苟世禄之不隳，有子孙之可继，获殁牖下，复何伤乎?焕智不及」扵生，愚才实卑扵□。凤幸叨下，请得以宜书。庶彰不朽之名，用表丧贤之地。恭德不建，」乃作铭云:」
敦孝治家，秉直事主。动静合常，威仪中矩。
克俭克勤，允文允武。誉满当时，名传千古。其一。」
美秀独兼，慈惠难伦。解骖赎上，投辖留宾。
敦诗阅礼，去华住真。朝廷所贵，朋友称仁。其二。」
量同巨海，心若磐石。立德不回，执信岂易。
箭发穿杨，词能夺席。欲继余芳，孰堪踵迹。其三。」
梓桐之阳，岭秀原芳。江宁之乡，身塟名昌。
勒石是纪，幽邃为藏。君子万年，永保无疆。其四。
二、志文所载志主姚承钧生平
根据志文，姚承钧字子平，为南唐“内门承旨、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唐保大十二年(９５４年)，遘疾殁于京师(南唐西都江宁府)私第，享年三十五，同年季秋月十九日葬于江宁县凤台乡小郊村，梓桐山之阳。其在杨吴、南唐任职期间，品秩昇隆，爵秩屡迁。据志载，姚承钧一生官职变迁如表１:
| 表1志载姚承钧官职变迁 | | 在位皇帝 | 年代 | 官职 | 年龄 | | 吴容帝 | 大和四年（932年） | 申补“右军散将” | 13岁 | | 吴容帝 | 大和七年（935年） | 改“右军衙前总管、推制迁静海指挥第二部都军头” | 16岁 | | 吴容帝 | 约天祚二年（936年） | 迁“右军散十将、充左龙挞指挥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卿、检校国 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 | 17岁 | | 南唐烈祖 | 昇元元年（937年） | 迁“右军衙前1•将、赐秩兼补殿中侍御史” | 18岁 | | 南唐烈祖 | 昇元三年（939年） | 改“右军衙前虞侯、充龙卫军左云翼第一指挥第一都.实职副兵 马使” | 20岁 | | 南唐烈祖 | 昇元六年（942年） | 授“阁门承旨”（戎衣才脱） | 23岁 | | 南唐元宗 | 保大元年（943年） | 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 24岁 | | 南唐元宗 | 保大十一年（953年） | 转“检校T.部尚书、充内门承旨” | 34岁 | | 南唐元宗 | 保大十二年（954年） | ''内门承旨、银青光禄大夫、检校I：部尚B、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 35岁 |
表1志载姚承钧官职变迁
志文载:“世典东疆，物土静理，洎乎后胤，食禄犹然”。从志主曾祖姚制、皇祖姚珪、皇考姚匡裕到姚承钧，已有四代镇守东洲、静海两镇，正可谓世典东疆。据志文可知，姚承钧自小就与众不群，善于弧矢，能百步穿杨。大和四年(９３２年)，年仅１３岁的姚承钧便申补为右军散将，开始追随其家族为杨吴镇守两镇。《旧五代史》卷六一载:“刘训，字遵范，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间，初事武皇为马军队长，渐至散将”[１]８２０。可知“散将”①的品级仅比队长略高，为低级武职。唐代有对散兵马使等规定，散将当亦不统兵马。大和七年(９３５年)，改右军衙前总管，准制迁静海指挥第二都都军头，虞侯。《旧唐书》卷一五二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叛，尚衡起义兵讨之，以栖曜为牙将。下衮、郓诸县，军威稍振。进为衙前总管②”[２]４０６８。姚承钧的“右军衙前总管”应与王栖曜的衙前总管相当，官阶稍高于牙将。五代时期，军队设有指挥使与都头等职，其中指挥使主要对应军事编制中“指挥”一级单位；而都头则对应“都”一级编制。指挥使与都头均为中级武官，上听命于各级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与都虞候，其下又辖十将、队长等低级武官。[３]１０８《全唐文》卷四一三载：淮西节度都虞侯张自勉，“职在刺奸，威属整旅，齐军令之进退，明师律之否臧”[４]４２３７。由上可知，身为静海指挥第二都都军头，虞侯的姚承钧主要负责对静海指挥第二都进行整军刺奸，于行军中整队及捉拿逃兵等事，此为实职。可辖制静海“指挥”下，第二“都”的外镇兵，大约一百人。③
志文载：“爰罢边陲，旋归上国”。这一年大约为天祚二年至天祚三年十月。姚承钧被调往京师，奉制迁为“右军散十将、充左龙挞指挥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卿、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旧唐书》卷四二载“十将军，为散号将军，以加武士之无职事者”。[２]１７８４姚承钧所任的“右军散十将”，一般授予没有差事的武官，品秩较低，不负责统兵。而这里的“左龙挞指挥副兵马使”是实授武职，“银青光禄大卿、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则是加衔ꎬ而且武职加文职衔“银青光禄大卿”(唐代一直为从三品阶的文散官)也只是为了提高官员品级和俸禄。“检校”一衔，即检查校正，审查的意思，《唐律疏义》中载“内外官敕令摄他事者，皆为检校”[５]４３。“检校国子监祭酒”其实只是表示荣恩，一个管理武装的中级军官是不大可能同时兼领监督国家最高学府校长的职务。包括“上柱国”，都是无实职的勋官虚衔。据《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载：“后唐天成三年五月，诏曰：‘开府仪同三司，阶之极；太师，官之极；封王，爵之极；上柱国，勋之极；近代已来，文臣官阶稍高，便授职柱国；岁月未深，便转上柱国；武资不计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国。官爵非无次第，阶勋备有等差，宜自此时重修旧职。今后凡是加勋，先自武骑尉，经十二转，方授上柱国，永作成规，不令逾越。’虽有是命，竟不革前例”[１]１９９８。依此可知，上柱国到五代南唐时期，已然成为一个朝廷随意赏赐、泛滥的勋位。身为中级武官的姚承钧却被授上柱国勋职，这与史书所载，南唐时期朝廷滥赐上柱国这种勋之极勋位的史实相吻合。志主姚承钧离开其家族所据的东洲、静海两镇，进京为官，可能与南唐代吴重大事件有关，成为其一生仕途的第一个转折。
①关于“散将”有关记载，还有孟简《批孔昌献诗状》：“补散将，外镇收管。”(《全唐文》卷六一六，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６２２１页)《金石萃编》卷六六载：“太和八年《田伾经幢》记有义成节度使不同正将十五人，散将二人。”(《金石萃编》卷六六，《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８８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３页)
②《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中载:“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总管以下，二年一替。(卷四二，《职官志》第１８３５页)
③唐末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所置的藩镇，其驻扎的兵称外镇兵，每五十人为一“队”，两“队”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据《武经总要》中载：“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指挥，其别有五都，都一百人。”(《武经总要》卷二，《四库全书》第７２６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５９页)《新唐书》卷五Ｏ，记载“太宗贞观十年……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地方上所在藩镇兵制为“指挥”下设“都”，“都”下为“队”，五代诸军普遍设“队”，“队”是历朝军事编制中最为基础的单位。(卷五Ｏ，《兵制》，中华书局，第１３２５页)“虞侯”一职可见张国刚先生的《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虞侯职在整军刺奸，所以不仅在藩镇上设有马步都虞侯，左右厢都虞侯，每军每将，皆设虞侯。“十将”在敦煌文书Ｐ３５４７号提到归义军贺正专使一行人，在押衙、衙前兵马使之下有十将康文胜、段英贤、邓海军、索赞忠、康叔达共五人，其地位都在兵马使之下。(《学术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７１－７７页)
志文载：“改右军衙前十将、赐秩兼补殿中侍御史”。昇元初年(９３７年)，南唐代杨吴后，姚承钧改任“右军衙前十将”，赐秩兼补殿中侍御史。①十将又叫什将，位于兵马使之下，右军衙前十将，应受右军衙前兵马使的节制，主要负责整训军队，而且需要领兵，这才有墓志中所说的姚承钧“甚励勤勉，唯务治兵，曾无暇日”，而志主被赐秩兼补殿中侍御史，是享受殿中侍御史的俸禄，不具有实际职掌。
志文载:“祀天成礼，雨露再霑”。见《南唐书》中载：“昇元三年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庙。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进位，将士劳赐有差……皆五年勿收租税”[６]２１９，②可知在昇元三年夏四月，国家举行郊祀，为表示朝廷恩泽，大赦天下，百官皆加官晋爵。志文中所载的昇元三年“祀天成礼”指的应该就是此次国家的郊祀典礼。郊祀过后，百官进位，姚承钧自然也受“雨露”恩泽，改右军衙前虞侯、充龙卫军左云翼第一指挥第一都，实职副兵马使。《南唐书》中载:“仁赡略通儒术，好兵书，有名于国中。事烈祖，历黄、袁二州刺史，入为龙卫军都虞侯，拜鄂州节度使”[６]３０８，龙卫军为南唐始设，为皇帝的禁卫军之一，又是南唐的马军部队。[７]１９２主要职责是护卫皇宫，保护皇帝。姚承钧所升的官是南唐龙卫军左云翼第一指挥第一都，都头之下，负责领兵的副兵马使。
志文载:“于是远方来贡，四海晏然”。据《南唐书》中记载，烈祖高皇帝曾在昇元三年颁下“恤农诏”:“三年，春正月丙申，诏曰:‘比者干戈相接，人无定主……愿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复三岁租役。于嘻，仁不异远，化无泄迩，其务宣流，以称朕意’”[８]２０，又有“昇元四年春二月，诏罢营造力役，毋防农时……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来聘，献狐白裘……乙未，高丽使广评侍郎柳兢质来贡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群臣于崇德宫……汉使都官郎中郑翱、闽使客省使葛裕、吴越使刑部尚书杨严来贺仁寿节”[６]２１９－２２０，由此可知南唐烈祖奉行“善和邻好”的外交政策，减少战争，与各国交好，各国亦派遣使者前来南唐进贡宝物。在对内政策方面，南唐劝课农桑，与民休息。故有“于是远方来贡，四海晏然”之说，与志文中所载基本一致，可补证南唐初期有关朝廷政令的史料。
志文载:“实当偃武之时，正睹用人之际。固宜知道，是用改途，乞侍阶蓂，免于细柳”。据《南唐书》记载:“昇元六年冬十月，诏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众。武人用事，德化雍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为朕举用儒者，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６]２２１，③因当时各国偃武休整，而内政急需治理。李昪在昇元六年诏令举用儒者。正是由于这个契机，姚承钧奉制从一名武将，转任为文职的“阁门承旨”，这时的他，戎衣才脱。姚承钧被授的“阁门承旨”，据《十国春秋》卷一一四中记:“吴有阁门使，南唐有阁门承旨、中门使、武功殿使，后蜀有，阁门使、阁门南院使”[９]１６４２，阁门承旨为唐末五代始置，百官从东西上阁门入殿庭，以传达旨意。为较接近皇帝的内官，其职责是来传达皇帝的旨意，官阶不高，应为五品，但地位较为尊贵。[１０]６２５④在这一年志主弃武从文，可谓是志主一生仕途的第二个转折点。
志文载:“爵秩屡迁，声华远播”。《南唐书》卷二中载:“保大元年……是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进位二等，将士皆有赐”[６]２２３，
①据《旧唐书》卷四四载:“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下。令史八人，书令史十八人。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则于卤簿中纠察非违，具服从于旌门，视文物有所亏阙，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卷四四，《职官志》，第１８６３页)而《新唐书》卷四八中有，殿中侍御史九人，从七品下，掌殿庭供奉之仪，京畿诸州兵皆隶焉。正班，列于阁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元日、冬至朝会，则乘马、具服、戴黑豸升殿。巡幸，则往来门旗之内，检校物亏失者。一人同知东推，监太仓出纳，一人同知西推，监左藏出纳，二人为廊下食使，二人分知左右巡，三人内供奉。(卷四八，《百官志》，第１２３９页)两书记载略有不同，但大概应为七品。
②在马令所撰的《南唐书》中记载到:“诏曰:‘礼莫重于享帝，孝莫大于隆亲，事实重大，承以轻眇，可谓无其德而用事，衹加畏焉。於嘻!尔公尔侯，各扬厥职，不供乃事，国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于圆丘，大赦境内。”(卷一，《先主书》，第２１页)《姚嗣骈墓志》中有:“昇元二年，上以运复宗枝，礼成郊祀。”(李之龙，《南唐姚嗣骈墓志初考》，《东南文化》，１９９５年第１期)此条说的是烈祖皇帝在昇元二年恢复李姓，并举行祭祀典礼，而两版《南唐书》和《姚承钧墓志》都记载举行祭祀典礼为昇元三年，故应以三年为准。
③马令所撰的《南唐书》卷一中载:昇元六年“冬十月，诏曰:前朝失御……今唐祚中兴，与汉颇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三事大夫，不可务乎?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于是稍用儒臣，渐去苛察。(卷一，《先主书》，第２３页)也是记载南唐是在昇元六年推崇举用儒臣。
④《资治通鉴》卷二九四中见载:“唐主闻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号称藩，乃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请传位于太子弘冀，使听命于中国。……丁酉，觉请遣其属阁门承旨刘承遇如金陵，上赐唐主书，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慰纳之。”由上知“阁门承旨”为兵部侍郎的属官，故不会超过兵部侍郎的正四品，大概应为五品。(《资治通鉴》卷二九四，显德五年三月条，第９７１２—９７１３页)
保大元年(９４３年)，因中主李璟登位，大赦天下，百官进位二等，姚承钧被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载：“御史大夫从三品，会昌二年十二月升为正三品”[１]１９９１。《通典》卷三四《职官·文散官》云：“《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者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十一年改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官阶相当，无行无守。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１１]１９４。姚承钧被授予“检校散骑常侍”是从三品的文散官，御史大夫为正三品的职事官，散官和职事官恰欠一阶，故用“兼”，而散官不解。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夫人被封为“东洲县君”。据《旧唐书》中载：“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２]８２１。故从这可知姚承钧职官应为五品。御史大夫为正三品的职事官，其夫人应被封郡夫人，但志主夫人却封县君。志文又说是“爵秩屡迁”，可知职官却是未迁，所以保大元年，姚承钧职事官应还为昇元六年(９４２年)所授的“阁门承旨”，而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应为朝廷赐予的“爵秩”，用来提高志主的俸禄待遇。这里的御史大夫虽是职事官职，但无其职事内容，已是虚衔化的职官官衔。
志文载：“十一年，国家选用贤良，举振淹滞”。据《南唐书》中载：“保大十年(９５２年)春二月……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保大十一年春三月……复设贡举……保大十二年春……二月……命吏部侍郎朱巩知礼部贡举”[６]２２８－２２９。元代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亦云：“五代僭伪诸国，独江南文物为盛。然每岁科举，取人甚少，多用上书言事拜官，唯广顺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贡举，放进士庐陵王克正等三人而已”[１２]６５０。所谓“江南”即为南唐；“王克正”与“王克贞”应是同一人。志文中所说“国家选用贤良”指的应该就是南唐保大十一年(９５３年)复设贡举之事。南唐是五代时期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国家，保大十年(９５２年)始开“进士科”贡举，用以国家选用贤良，举振淹滞。志主姚承钧在这期间转检校工部尚书，充内门承旨(正五品)，可能是受到国家这次贡举选贤活动的提拔①。这条记载对于研究五代时期，南唐朝廷的科举用人制度，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三、志文所载姚氏族人及其上所见人名
志文载姚承钧曾祖姚制，为“东洲镇遏使、检校左散骑常侍”。镇遏使、镇使是古代负责地方军事守卫之职的官员。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在其地区设置镇，再置镇将(镇使、镇遏使、镇遏将)。据《旧五代史》载：“梁开平四年四月，敕‘诸州镇使，官秩无高卑，并在县令之下’”[１]２００６。镇使是在县令之下的官职，虽是如此，但却拥有独立的军事、行政权力，还具有强大的地方实权。《舆地纪胜》卷四一引《通州志》载：“海陵之东西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１３]１２５８。东洲镇遏使应为杨吴、南唐时期东洲镇的军事行政长官，辖制东洲镇军政事务。姚制占据东洲镇，自然成为东洲镇遏使。《唐六典》中记载有，散骑常侍自魏黄初年始设，散骑常侍掌规谏，不典事。其多为显要职位。唐显庆二年，分为左右散骑常侍。[１４]２４６《旧唐书》职官志中记载，唐朝藩镇系统的文武官职并没有品级，因此唐朝廷通常会给藩镇官员加上九品三十阶之中的官职以计算其品级，对于地方高级官员，通常会检校尚书一类的高等级官位，来规范品级，但没有职掌。②故姚制在任东洲镇遏使的同时，需要检校左散骑常侍，来进行确定品级。姚制作为一个地方将领，是不可能去检校远在京城的散骑常侍。从侧面反映出五代时期的职官制度较为混乱，滥封的检校左散骑常侍只是朝廷所授的虚职。
皇祖姚珪，为“静海都镇使、检校兵部尚书”。静海镇地处东洲镇的西边，是在东洲镇之后兴修城垣，后来成为此地区的军事行政中心。《舆地纪胜》卷四一引《通州志》载有：“制卒，子廷珪代之，
①据《旧唐书》卷二○中载：“是夜二鼓，蒋玄晖迁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内门，言军前有急奏面见上。内门开，玄晖每门留卒十
人……将害之。后求哀于玄晖，玄晖以全忠止令害帝，释后而去。”(卷二，《昭宗本纪》，第７８３页)从此可推测内门应较阁门而言，位于宫殿更内部，故内门承旨官员更加接近皇帝。参照阁门承旨为五品，内门承旨也应为五品，品级不高，地位较为尊。
②《旧唐书》其中载有：“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祅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祅祝及府史，余亦罢之。”(卷四二，《职官志》，第１８０３页)
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始筑城，钱鏐遣水军攻破之，虏廷珪。而吴又命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１３]１２６８。又《资治通鉴》载：“贞明五年三月，丙戌……诏吴越王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傅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傅瓘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余级”[１５]８９６３－８９６５。姚廷珪即为姚珪(见第五节论述)，其父姚制卒后，为东洲静海军使。贞明五年(９１９年)，在吴越国与吴国东洲大战之中，姚珪被俘，后因两国和议，被释放回静海都镇。志文所载“静海都镇使”可能是姚珪从吴越国回到东洲镇所任抑或是姚珪死后朝廷追赠的官职，而“检校兵部尚书”是虚职，没有具体职掌。
皇考姚匡裕，为“静海指挥使、都镇遏使、检校吏部尚书”。静海指挥使、都镇遏使为静海镇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其检校吏部尚书亦只是用来定品级的虚职。姚匡裕即是姚裕(见第五节论述)，与筑静海都镇城垣的“静海都镇遏使”姚彦洪为堂兄弟。志文载姚匡裕夫人为李氏，即姚承钧的生母。
姚承钧娶徐氏为妻，因南唐“命妇之制”，徐氏被封为“东洲县君”，育有四男二女。长子姚继文，次子姚顺哥，三子姚王孥，四子姚胜哥，稍大的已经开始食禄为官，小的才始龆年。姚承钧的两个女儿，墓志未载其姓名，长女许配给了与姚承钧同为南唐内门承旨的垅西李氏长子，次女年方总角。五代时期，姚氏与徐氏家族关系紧密，两家联姻频繁。见《大唐国右军散兵马使，充静海指挥使、兼都镇遏使、屯田钤辖使、把捉私茶盐巡检使、东海都场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右千牛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吴兴姚公夫人东海郡徐氏墓铭并序》(简称《徐夫人墓志》)中所载，曾在杨吴为金紫光禄大夫的徐球，将其第四女徐夫人适于吴兴姚公。[１６]１２４７－１２４８姚承钧之妻徐氏，可能与此名门徐氏有关。
志文载：志主姚承钧有弟姚承钊和姚承铨，姚承钊“操心奉主，体物无私，习百王之书，晓九流圣述”。可知姚承钊公忠体国，而又学识渊博。姚承铨“为人雅重，立性慈和”。作为一个仕官四世的家族，志文中姚承钧两弟却均未载其所任官职，也许是限于墓志篇幅，不做介绍。墓志上见“承钊”“承铨”两名均较其他姚氏名字要小，其中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志主两位弟弟尚在人世，施以小字，以示不同。
志文载：“京兆韦焕撰”，可知志文是由京兆府韦焕撰写；京兆即今陕西西安。京兆韦氏，据《元和姓纂》韦姓条载：“韦姓，颛顼氏之后，大彭为夏诸侯，彭子受封豕韦，周郝王灭之，以国为氏，因家彭城。至孟，又迁鲁。京兆杜陵，孟元孙贤，汉丞相、扶阳侯，徙京兆杜陵，生元成。七代孙胄，魏安城侯”[１７]１２６。由此可知，韦氏是颛顼之后，在夏代的时候大彭为夏代诸侯，彭的儿子受封在豕韦，后被周郝王灭，以韦为姓氏，到了韦孟，迁到鲁，韦孟的孙子韦贤，为汉代丞相、扶阳侯，后举家迁徙到京兆杜陵，京兆韦氏由此而来，韦氏郡望也即京兆。京兆韦氏至唐代时，势冠全唐，家族仕官率极高，有唐一世的知名文学者皆与韦氏家族有过交往，韦应物、韦庄是京兆韦氏文学家较为出名者。至南唐时期，京兆韦氏依旧势大，韦焕，可能是没有其先祖名气大，史书未载。从志文来看，韦焕继承了京兆韦氏家族的文学传统，文化修养极深，在志文中“焕智不及”一句可见，其不仅文学造诣极深，而且还极其谦虚，有文豪之气。
志文载：“河南芮德□书”，可知志文书丹者为河南芮德□。据《元和姓纂》芮姓条载：“芮姓，左传，周司徒芮伯，周姓国也。芮伯万之后，为晋所灭。汉钜鹿太守芮强，吴郡太守芮珍，丹阳人，今望扶风”[１７]１２４７。芮姓是周的封国名，芮伯是周代的司徒，芮万之后，被晋国所灭。汉代时有钜鹿太守芮强、吴郡太守芮珍，为丹阳人，今望扶风。河南芮姓应是其中一分支。从志文书写艺术角度来看，行笔雄健洒脱，刚劲有力，是了解五代南唐时期书法演变和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志文载：“太原王廷浩刊”，可知志文刊刻者为太原王廷浩。太原王氏，据《元和姓纂》王姓条载：“王姓，出太原、琅琊，周灵王太子晋之后”[１７]５８６。可知王氏的郡望是在太原和琅琊，以山西太原为其发源地，是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太原王氏家族，从魏晋至唐朝都显赫非常，地位很高。王廷浩所刊志文，已历经一千多年，志文虽已漫漶难识，但从保存完整的字体来看，刊刻水平较高。
四、志文所载姚承钧葬地
墓志记载，南唐保大十二年(９５４年)季秋月十九日，姚承钧葬于江宁县凤台乡小郊村，梓桐山之阳。江宁县。《景定建康志》载：“江宁府，天祚三年改金陵为江宁府，石晋天福二年，李昪建国伪号唐……建炎三年五月丙戌诏改江宁府为建康府，节镇旧号如故”[１８]８５６－８５７。可知南唐时期，西都金陵改名为江宁府，而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又改为建康府，但节镇旧号如故，所以南唐江宁府和宋建康府的行政区划、名称应当基本一致。南唐时期，江宁县是江宁府下辖的五县①之一，其具体位置大致即今天的西到浦口区、东以御道街与上元县分界、南到乌刹桥、北抵秦淮河地区。
凤台乡。据《景定建康志》中载:“右二十二乡隶属江宁县，其有凤台东乡，凤台西乡”[１８]２７。见注有“并县东南”，故可知凤台东、西两乡在历史上本为一乡即凤台乡，在江宁县东南处。
小郊村。《至正金陵新志》中载:“凤台二乡：江宁县东南二十里，并大隐乡为一。景定分东西二乡。有小郊里、娄湖里、常乐里、金陵里”[１９]７９２。该书又记道：“小郊里:梁武帝始至始熟，柳憕与兄恽诸友朋于小郊候接。《庆元志》在城南十五里，或传即吴大帝南郊坛所实录所谓郊坛村，戚氏云:凤台乡有此里，又自有郊坛里”[１９]７９０。故可知，凤台乡是宋代景定年间之前的称谓，而景定之后被分为凤台东、西二乡。凤台乡下辖有小郊里。据《旧唐书》卷四三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２]１８２５。故“里”和“村”在古代的区别并不大，“村”只是设置在郊外。这里的小郊里应是小郊村的别称。
梓桐山之阳。《景定建康志》载:“梓桐山在城南一十五里，高三十八丈，山下有谢氏诗楼及翻经台基存”。②又《读史方舆纪要》中载:“府南十五里。其地有梓桐山，山北为石子冈”③。梓桐山在江宁府南十五里，大致即在今天雨花台地区。谢氏诗楼及翻经台，今具体地理位置已不明。石子岗现位于安德门外，雨花台的西边，故可知梓桐山应位于今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与软件大道相交的西北部，为华为公司的北边，即今天的凤台岗一带地区，可见当时姚承钧的墓地即在现在凤台岗的南边。
关于姚承钧的葬地现有两个疑问:
其一，现已发现有关五代姚氏家族的墓葬均位于东洲、静海镇，但由志文可得，姚承钧死后却并未归葬家族祖茔，而是葬于京师江宁县。
其二，姚承钧死于保大十二年夏五月二十九，却葬于其年季秋月(九月)十九日，从死亡到下葬时间相隔长达１１３天，而期间正值酷暑，停棺时间如此之长，不合常理。
对于第一个疑问，笔者认为在相关史料记载中可窥探一二；《十国春秋》卷一六中载:“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汉泰宁节度使慕容超来乞师以拒周，诏出兵数千应之，至淮北，为北师所败”[９]２２０。由此可知，保大十二年(９５４年)春正月即姚承钧临死之前，南唐应汉泰宁节度使慕容超乞师，诏出数千兵援汉，而被北师败于淮北。可知淮北一带正处于混战之中，而东洲、静海因处于战争前线，已有拔刃张弩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姚承钧无法归葬于家族祖茔，只能葬于京师。
对于第二个疑问，志文上有姚承钧“偶斯遘疾，遽止沉沦”之载，笔者依此推测可能是因为年仅３５岁的姚承钧遘疾死亡过于突然，墓室尚未修造，故不得不停棺待葬，等到九月十九日墓室修好，才得以下葬。
五、志文所载姚氏家族与东洲、静海镇的关系
１.东洲、静海镇的地理位置
东洲镇，唐代隶属淮南道，是泰州以东的一座大镇。唐初在此设盐亭场，五代时期，东洲地区先由杨吴派姚氏割据，后来沙洲涨接大陆，凿河运盐，开通了与扬州(东都)的交通。[２０]１因东洲镇毗邻大海，姚氏尽得盐铁之巨利。宋《太平寰宇记》载:“海门县东南隔海水二百余里，六乡，本东州镇”[２１]２５６８。
①南唐时期，江宁府下辖有上元县、江宁县、句容县、溧水县、溧阳县等五县。
②《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山川志》，第１５５页。其《山川志序》中载:“由钟山而左，自摄山、临沂、雉亭、衡阳诸山以达于东，又东为白山、大城、云穴、武冈诸山以达于东南，又东南为土山、张山、青龙、石硊、天印、彭城、雁门、竹堂诸山以达于南，又南为聚宝山、戚家山、梓潼山、紫岩、夏侯、天阙诸山以达于西南。”(第１１２页)可知梓桐山应又名梓潼山，大约位于聚宝山(今天的雨花台地区)的西南侧，紫岩山的东侧、戚家山的北侧。(《龙盘虎踞图》，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③(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江南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９０２页。其中亦有《吴志》:建业南有长陵，名石子冈，葬者依焉。孙峻杀诸葛恪，投尸于此。故可知，石子岗、凤台岗和雨花台地区在三国时期，就多用作葬地。《南唐书》载:“坐是落僧职，出居长干寺。常与狂生藉地酣饮，醉死于石子岗。”长干寺(天禧寺)即位于今天的大报恩寺遗址。(卷二六，《浮屠传》，第１７６页)
明《扬州府志》载:“海门县本汉海陵县东境，其地为东布洲，杨吴时为东布镇”[２２]３８。据考证可知，此地有东洲、静海两镇。东洲镇大约位于今天江苏南通的东部，启东市之北，吕四镇东南一带。杨吴时期，东洲镇始有其名，后因海水侵蚀，有所坍塌，又因其位置处于战争前线，安全性差，约在杨吴武义元年(９１９年)在东洲镇西部(胡逗洲地区)又筑置静海镇。静海镇先由东洲静海军使姚珪修筑城垣，后由其侄子姚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进行“修城池官廨”，为这一地区(今南通)筑城之肇始。城垣筑成以后，将其地军事行政重心渐移至静海镇，号“静海都镇”。保大元年(９４３年)，南唐设静海都镇制置院，姚彦洪为静海制置使。[２０]１６南唐时期的静海镇如今大约位于江苏南通市中心一带。明万历《通州志》载：“嘉靖十七年，巨涛作溺人万计，境内日蹙。越五年甲辰，知县汪有执请损里为十有四，又西徙三十里，曰：金沙治焉!其故地初名东布洲，又曰东洲镇”[２３]１７。又载有“东洲河在县东吕四场境，按县在唐宋时属吴，为东洲镇，河巳淤浅，故道尚存”[２３]４４。直至明代，这一地区仍有东洲镇之名。
图１ 东洲、静海镇地理位置图
２.姚氏家族雄踞东洲、静海镇
姚氏家族先人是浙江西道节度使治下苏州刺史的镇将，唐末引兵，从江南“姑苏”迁来，北渡长江至胡逗洲、东洲一带。[２４]１６７唐天佑四年(９０７年)，姚存、姚制已据海陵东二洲(胡逗洲、东洲)。天祚三年十月初五(９３７年)，徐知诰接受吴帝杨溥禅让，建立南唐王朝。在今江苏南通狼山北麓观音岩有《姚存狼山题名刻石》遗存，据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先生考定，刻记全文为：
“天祚三年十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觐，回到此”[１６]１２４７。
依据刻石，南唐代杨吴之际，东洲姚氏归服南唐，身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为确保姚氏在东洲、静海的统治地位，曾亲自前往西都(金陵)觐见新主人，东洲镇随姚氏易主南唐。此时姚氏家族已在东洲镇经营三十余年。１９７１年出土于江苏南通陈桥街道河口村的《徐夫人墓志》，初步揭示了五代时期姚氏在两镇经营的基本情况，志文如下：
“……适于吴兴公。其先始祖于姑苏，蝉联位望，为代所称。其后枝分派引，从宦过江，佐唐吴二朝，历官四世，镇东陲江海之奥府，静边鄙，安民庶，务耕桑，复竭家财赡义勇将士一千人，设官吏，烈将校，上佐国家，己安边地，司煮海积盐，鹾嵯山岳，专漕运，副上供，此公家世之绩业也……夫人生五子：长承钜，知东洲镇事；次承鏸，当直都都军头；次承钦，当直都十将；二子尚居幼稚。六女……东西两镇，家事内外……。”[２０]２５８１
志文中所载吴兴姚公，任职“静海指挥使、兼都镇遏使”，官职与姚裕基本相同，再有：“佐唐吴二朝，历官四世，镇东陲江海之奥府……东西两镇，家事内外”。与《姚承钧墓志》志文中“世典东疆，洎乎后胤，食禄犹然”相一致，依此可判断吴兴姚公应为东洲、静海姚氏家族一员。“东西两镇”应为吴兴姚公曾所辖制的东洲、静海镇。由志文可知，吴兴姚公育有五子：长承钜，知东洲镇事；次承鏸，当直都都军头；次承钦，当直都十将；二子尚居幼稚，还有六女。从吴兴姚公担任的官职及其子皆以“承”字加“金”为部首的字体为名来看，此其应为姚制或姚存孙辈之一。吴兴姚公曾接任其伯父姚珪或兄弟姚裕，统辖东洲、静海都镇，且与姚彦洪、姚裕同为兄弟，而其本人极有可能即为姚彦洪。“静边鄙，安民庶，务耕桑”“司煮海积盐，鹾嵯山岳，专漕运”反映了姚氏在东洲、静海经营期间，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社会治安，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农、盐业经济的发展，为该地区以后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
无独有偶，在《徐夫人墓志》发现二十年后，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在南通又出土一方属于东洲姚氏家族一员的墓志：《唐故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下简称《姚锷墓志》)，其志文记载：
“公讳锷，字子明，享年二十有七，于乙巳岁众冬月十五日遘疾奄终。曾祖讳制，东洲都镇使，检校户部尚书；祖讳珪，知西面都事，检校工部尚书；皇考讳裕，吴左军押衙，充静海指挥使，兼东洲、静海镇遏使，检校吏部尚书。妣李氏，即故句水廉使之女也。公乃先使第三子……先使于诸子中偏嘉惜之。而自侍从今使季父司空，更移雄镇，开拓狼峰，盐铁之场监殷繁，军庶之营居绵广，乃兼充都镇都虞候，……以其年当月二十一日葬于都镇东北……”①
志文中载，姚锷先祖名讳与姚承钧墓志铭基本一致，锷字子明，与承钧字子平也相对应，其生母亦与姚承钧同为李氏。说明姚匡裕除有子承钧、承钊、承铨外，姚锷也应是姚匡裕之子，依据志文，姚锷死于乙巳年(９４５年)，生于天佑十五年(９１８年)，姚承钧生于吴武义元年(９１９年)，故姚承钧乃为姚锷之胞弟。但不见姚承钧墓志中载姚锷，其中原因现已不得而知。姚锷墓志中说姚锷是“先使第三子”“先使于诸子中偏嘉之”“而自侍从今使季父司空”，其中先使指姚锷父亲也就是静海指挥使姚裕，“今使”应是姚锷的季父姚彦洪。姚锷有“盐铁之场监殷繁”，应该指的是东洲盐铁场监任务繁重，可见当时姚氏控制下的东洲、静海盐业生产之盛。
现依《姚承钧墓志》及相关资料将姚承钧家族世系列表如图２：
图２ 姚氏家族谱系图
六、志文所见五代书法艺术
五代时期，战乱不息，朝代更迭频繁，致使保留至今的书法作品寥若晨星。这一时期，书法有其自身的艺术追求，萧散高远成为五代书法之最高理想，这一艺术理想在《姚承钧墓志》所见的书法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从芮氏所书的《姚承钧墓志》中的书法风格可窥，其在追求萧散高远的同时，以颜体为势，兼有魏晋之法，尤其是“书”“望”“当”“内”“言”“能”等字极似羲之、献之，书法遒劲自然，虽法度不甚严谨，然线条厚重而不失飘逸。可见在五代时期书法形式主要以颜真卿为体，上追二王依然有其精神渴求，在战争乱世的浮躁中对书法追根溯源的追求依然存在。志文总体用笔虽带行草之意，却又不失唐代楷法的温润典雅，甚有东晋雅士之风。五代时期书法的章法形制对宋代书风的形成更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唐代的外向书风到宋代的内向经营，五代书法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２５]河南芮德□所书的《姚承钧墓志》为我们重新认识五代时期书法艺术的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余论
通过《姚承钧墓志》，可以窥探南唐姚氏家族四代镇守东洲、静海(今天的南通地区)的历史源流。志主曾祖姚制曾任东洲镇遏使、祖父姚珪曾任静海都镇使、父亲曾任静海指挥使、都镇遏使、叔父姚彦洪曾任静海制置使，志主本人也曾任静海指挥第二都的虞侯，姚氏家族历官四世，佐杨吴、南唐二朝，经几十年的家族经营(盐铁)，姚氏牢控此地。至后周显德五年(９５８年)，周世宗克淮南，设立通州，由此结束了姚氏家族长达半个世纪对东洲、静海镇地区的统治。可见姚氏家族在东洲、静海镇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家族与当地的关系亦可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写作承蒙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的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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