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有得乎少陵家法”——论姚培谦对杜甫的接受

姚波

“深有得乎少陵家法”——论姚培谦对杜甫的接受

高磊

（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浙江宁波３１５２１１）

［摘要］杜甫，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诗品人品合一的杰出代表、儒家传统观念当中忠君爱国的典范。其崇高的人格修养、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善陈时事的诗史精神、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素为后世文人所师范。清初名儒姚培谦，出身江南望族，明经通史，学博而志专，诗歌亦擅名一时，深得杜甫之家法。其对杜甫的接受，主要体现在诗史精神、忠爱品格和诗歌境界三个方面，而这一渊源关系的形成，乃家风濡染、个人秉性际遇，以及当时文教政策的交相影响所致。

［关键词］杜甫；姚培谦；诗史；忠爱；苦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21)04-0053-07doi:10.3969/j.issn.1672-8610.2021.04.0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姚培谦年谱研究”（２０ＹＪＡ７５１００８）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磊，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诗文。

原载：语文学刊 ２０２１ 年８ 月第 ４１ 卷 第 ４ 期

姚波原文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培谦（１６９３－１７６６），字平山，号松桂，晚号鲈乡（一作香）老人，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出生于“前明及国朝，捷乡会登仕版者六十余人”［１］的金山望族，性慷慨，重交游，嗜读书，自谓“舍诵读之外无好焉”（《类腋》天部自序）［２］。清初大儒顾栋高乃以“读书种子”（《周甲录》乾隆六年载）［１］誉之。培谦生值汉学、宋学逐步分化并走向对立的清代前期，博洽宏通，“知经史为学问之根柢，窃有志焉”（《松桂读书堂集》自序）［３］２，努力振奋，而成为“汉宋兼采经学家”（《姓名略》）［４］２２２，史学家，亦是名噪一时的诗人。而立之年，即“敢向词坛问鼓旗”（《三十生朝》）［３］１１５，而被经学家焦袁熹推举为松江文坛“执旗鼓者之首”（《周甲录》康熙六十年载）［１］，“东南名士翕然从之”（《姚平山先生传》）［５］２６５。其主持过暮春文会、于野诗会、原海文会等文学雅集①，“名公都入社”（《述怀一百韵》）［３］１０９，而极一时之盛。故而连一贯谦逊的培谦，于自传诗《述怀一百韵》中亦自豪地宣称“篇章到处传”［３］１０９，有《松桂读书堂诗》八卷，存诗六百七十四首，乐府、古近体诗兼工，有《春秋左传杜注增辑》《楚辞节注》《李义山诗笺注》《经史臆见》《类腋》《朱子年谱》《通鉴纲要》《明史揽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古文斫》《唐宋八家文》《唐宋八家诗》《陶谢诗集》等著作传世，成就卓越，为方苞、沈德潜、陆奎勋、黄叔琳、陈世倌、冯景夏、张照、张鹏翀、顾嗣立、黄之隽等名流巨公所推重，生平事迹详其自订年谱《周甲录》《甲余录》。

  据《周甲录》记载，培谦六岁入塾，受句读之学。二十二岁应金陵乡试前，转益多师，先后受业于张友仙、陆端士、庄安汝、陆南村诸先生，诵习四书五经、八股文、史传等，以科举应试为职志。十九岁起，举业余暇，方接触诗赋，学习作诗②。其对杜诗的学习，始于金陵乡试落败的次年，事见《周甲录》所载：“乙未，五十四年，二十三岁。正月，就婚平湖陆氏。……涉猎诸经，兼读《文选》、李杜诗，有疑义，辄质诸坡星（陆奎勋）。”③奎勋年长培谦三十岁，两人订交即始于康熙五十四年，陆所撰《自知集序》中对此有追述：“平山为中舍息园先生仲子，就婚来湖，余以中表僚婿披袵论交。”［３］６１《自知集》，为培谦所著第二部诗集④，刻于雍正二年，由杜诏⑤选定并作序。此事之本末，杜诏所撰《自知集序》中也有交代：“（仲春）过茸城，信宿平山之北垞，因出其所著近诗《自知集》若干卷，嘱予点次并为之序。……今吾平山，以名家子年富而才严，特妙集中诸诗可见一斑。其所至者，足以雄示今人而有余，然一章之成一字之下，反复沉吟，常焰然不自足。其以《自知》名集，盖深有得乎少陵家法矣。”［３］６１结语“深有得乎少陵家法”，从根本上揭示了姚培谦和杜甫之间的渊源关系。而这一关系的清晰呈现，则是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二年的九年间，培谦天分加勤奋所换来的。陆奎勋对《自知集》的评论，亦可佐证姚诗已得少陵家法，其云：“读所著《自知集》若干卷，大抵五七言古体以李杜为宗，而参以眉山气韵。其近体则清辞丽句，玉贯珠联，兼有玉溪、八叉之能事。”［３］６１陆评详细阐释了培谦的诗歌风貌和诗学渊源，仅就古体而言，其诗以李白、杜甫为宗，而济以苏轼气韵。众所周知，李、苏二人的诗歌特点是飘逸放旷，“波澜富而句律疏”［６］２６，济以杜诗的雄正谨重，则文质彬彬，可免于“句律疏”之累。至于近体何以宗李商隐，培谦亦有夫子自道：“余素喜读诗，顾自少陵以后，最喜读义山诗。……有唐一代之诗，不易解者莫如少陵，而惟义山一人最得少陵家法”；“（义山）七言律体瓣香少陵，独探秘钥，晚唐人罕有其敌。少陵七律格法精深而取势最多奇变，此秘惟义山得之。”（《例言》）［７］可见其宗义山体，有点“爱屋及乌”的味道⑥。

  中国古典诗歌，鼎盛于唐，杜诗则为之冠。其千汇万状，茹古涵今，“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８］１１３８，极具艺术张力，而成为丰沛的诗学资源，开后世无数法门，清人叶燮即云：“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９］８若培谦，其二十三岁初涉杜诗，奉诵终老，其诗集中咏及杜甫者凡十余首，礼赞其人，效法其诗，如《秋兴用老杜韵》组诗八首，前呼后应，贯以郁结感伤，盖脱胎于杜之《秋兴八首》；五言排律《咏怀一百韵》追忆平生阅历，信笔书之，而感慨并集，则充分吸收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技法和精神；所著四十八条《诗话》，其中有十条论及杜甫，占比冠历代诗人之首，且俱为正面评论，凡此皆可证明姚培谦对杜甫的推崇。概括而言，其对杜甫的接受，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继承诗史精神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身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史家所谓的“开天盛世”，人生中最后十余年则是在战乱和漂泊中度过的，饥饿穷山，流离道路，见证了大唐帝国的盛极而衰。其对时势的清醒判断，对乱离的深切同情，对疮痍的痛苦悲鸣，对国家的满腔忠忱，一一寓诸诗歌，不虚美，不隐恶，治乱之迹可与国史相证，时称“诗史”⑦。清人杨伦称“杜公一生忧国，故其诗多及时事。”（《杜诗镜铨凡例》）［８］１１诗史精神的核心即是直陈时事，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民本思想。培谦对此亦有赞美：“许身比稷契，甫也不云狂。诗人有实学，终古示周行。自从骚雅来，六代逞淫荒。枵然无一物，风月徒撑肠。忧时见经济，乱世资舟航。一字一血泪，哀鸣孤凤凰。丹心炳诗史，日月齐辉光。”（《览古诗》）［３］９１此诗首句，化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８］１０８。稷、契乃古代两位著名的贤臣，杜甫以身拟之，所表达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担当。即便潦倒到连家人的温饱都难以保障，他也始终不曾放弃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这种崇高的人格操守，是其被尊为“诗圣”的重要原因。姚诗首句即歌颂了杜甫的伟大人格，认为即便自比稷契，杜甫也非轻狂之人，因其有实学（主要指经术文章）、周行（即儒家品格）。紧接着，培谦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肯定了杜诗的价值，指出杜诗摒弃风花雪月、空洞无物等魔障，而忧时念乱，字字血泪，有深重的历史责任感。杜甫如同一只孤高的凤凰，诗以哀鸣，为国警示，这是培谦对诗史精神的深刻认识。

  杜甫一生几无功业可言，时常居处民间，自号“杜陵布衣”，盖副其沉沦之实。尽管如此，他却位卑未敢忘忧国，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８］１０９，有鲜明的儒家品格。清人吴乔说：“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１０］５８３。培谦生活于清代的全盛时期，却诸生终老，无事功荣身，晚年沦落到“笑为儿女累，忧逐岁时煎……二顷田无获，三间屋欲穿”（《述怀一百韵》）［３］１１０的地步，一度乞米过活，却固穷守节，葆有杜甫般的淑世情怀，蒿目民生，系怀君国，自谓“生平怀古心，闭户犹慷慨”（《钟山》）［３］７８。如其《苦雨》二首云：

皇天一雨连五月，水云沉沉日车没。

中庭群蛙声嘈嘈，邻树饥鸟愁兀兀。

腐儒环堵真萧然，乞米难仗颜公笺。

调和阴阳大臣责，鲰生底事常忧煎。

去年虫荒盎无粟，今年种圃食无葍。

老农告诉不忍闻，悍吏追呼方陆续。

愁来短歌不能长，残书支枕午梦凉。

庆云景星照户牖，天下仿佛如虞唐。［３］９８

  去岁虫荒，今年淫雨，农业连遭大破坏，百姓家无余粮，园乏菜蔬，无食果腹，“腐儒”⑧培谦家中亦是环堵萧然，难以聊生，官府却视而不见，仍驱遣悍吏催租再三，丝毫不顾百姓之死活。天灾人祸，诗人愁来短歌当哭。二诗殆同实录，一把扯掉了乾隆盛世的遮羞布。结句“庆云景星照户牖，天下仿佛如虞唐”明褒暗贬，讽刺辛辣，继承了杜诗的镜鉴精神。清人陈崿对姚诗有如是评论：“文中子谓书、诗、春秋，古之三史。……昌黎惧作史，而自成为诗。少陵专工诗，而群称为史。酌古宜今，可谓通人矣。吾友平山笃守家学，以经史为根柢。举业余暇，扬风扢雅，诗名久著四方。兹锓行全集中，有览古百余篇，余得而读之，其人事则二十一史列传。……夫如是，可与诵诗可与论史，不待目窥全豹，而杜诗韩笔不即此见一斑哉！”（《览古诗序》）［３］６３即指出培谦之诗继承了古之诗史精神。

  培谦家境尚好时，面对百姓的苦难，则不愿停留在文学层面的诗以纪事，“冷眼旁观”，而是量己捐物，散财纾困，给灾民以实际的物质帮助。据《周甲录》雍正十一年载：“十一月。因往岁秋收歉薄，民食艰难，谦与郡中绅士设法赈济，量捐粟米。总督高公其倬令有司赍送‘惠济桑梓’匾额。”［１］又《周甲录》乾隆十七年载：“秋，焚烧书札契券。谦平生热肠，于知交不能漠视，以致祖业消磨。一切缓急有本身及子孙贫窘而力不能偿还者悉行焚烧，亦一快事也。”［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培谦在祖业消磨的境况下，仍古道热肠，体恤弱者，以助人为乐，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发展。

二、发扬忠爱品格

  儒家尚德化，儒教盛行以后，此教化作用更为世人所推尊。姚培谦即以为：“儒者以忠孝道德仁义为教”（《对问》）［３］５５。杜甫身际乱离，坎坷沉沦，“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８］２５的悲辛，“床头屋漏无干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８］３６４的窘迫，“负薪采橡栗自给”（《新唐书·杜甫传》）［８］１１３４的困顿，都无法动摇其“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８］１０９的忠爱秉性，苏轼尊崇杜甫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此，其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１１］３１８杜甫笃于忠义，深于经术，即便生活千难万苦，也始终出以倔强的面目，推己及人，同情人民的疾苦，发而为诗，词气磊落雄正，斯文不坠，乃“诗穷而后工”的典范，杨伦即云：“自昔称诗者，无不服膺少陵，以其原本忠孝，有志士仁人之大节。”（《杜诗镜铨自序》）［８］７一部杜诗堪称一部爱国主义教材，故培谦由衷地表白：“安得尽祛尘俗累，骚坛尸祝杜陵翁。”（《秋兴用老杜韵》其七）［３］１２０

  培谦中年以后，潦倒落魄，以文章报国世家的忠爱思想却一如从前。其四十一岁时因科场案牵连系狱⑨，狱中诗所谓“簪笏传家身实忝，文章报国愿常违”（《狱中杂诗》其七）［３］１１９、“无限悲凉成独笑，杜鹃啼血太多言”（《春窗杂咏》）［３］１３１，只是一时的牢骚，“境到穷时守更牢”（《狱中杂诗》其二）［３］１１８、“梁狱书难达，昆冈玉自坚”（《述怀一百韵》）［３］１１０、“饱经霜雪未曾渝”（《岁暮杂感》）［３］１１５，才是其一贯的品格宣言。其未因乡试的一再败北、无辜系狱等人生重大挫折而颓废游世，转而专意著述，文章报国信念历劫而弥笃。培谦四十七岁始，为乾隆皇帝所著《乐善堂集》作注疏，寒暑三易，方克成其业。其跋语中有思想告白：“臣培谦从康熙甲午入胶庠试棘闱，得而复失者再。柳宗元云‘思报国恩，独惟文章。’是以经年闭户，一以课子读书为事。”［１２］卷末乾隆五年夏，陆奎勋撰《松桂读书堂集序》，论及姚氏时，即称其文章“皆有关于世道，有益于经济，以视徒事浮华与夫是非得失茫然莫辨而人云亦云者，相去天渊矣”［３］１。乾隆六年，培谦自为《松桂读书堂集序》，再次重申自己的公忠体国之心，文云“方今圣人在上，崇实学，黜浮华，草野之士咸仰昭回之光，以朝夕厉，如培谦者所谓有志而未逮者也。矜其愚而教之，则厚幸矣。”［３］２

  培谦的忠爱思想，既是对偶像杜甫的学习，也是对政府文教思想的顺应。文教，某种角度而言，是政治、道德双重标准施诸文学的产物，因能涵植士大夫的心性操守，故统治者莫不重视。乾隆帝即曰：“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高宗《沈德潜传》）［１３］１４５７此与儒家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１４］１６０９的主张是一致的。杜诗深婉和平，乃个中典范。姚培谦即有评论云：“李杜二公诗篇皆原本忠爱，若以温柔敦厚论之，则李不及杜！即如‘明皇幸蜀’一事，二公皆反复致意。李之《远别离》、杜之《哀江头》无可议矣。其有词意皆同而神理迥别者，若李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七章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迥玉垒作长安’，子美则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同一锦江玉垒也，而李之意扬而竭、杜之意浑而厚矣。要之，自其骨性中带来，不可强也。”［３］５３责重庙谋，却词不迫切，有含蓄之美，这是杜诗高过李诗之处。如清人朱庭珍所谓“有温柔敦厚之性情，乃有温柔敦厚之诗”［１５］２３９１。杜之浑厚“自其骨性中带来”，乃天性，自然深婉。杨伦也以为“诗教主于温柔敦厚，况杜公一饭不忘，忠诚出于天性”（《杜诗镜铨凡例》）［８］１２。李杜二公虽皆为培谦所膜拜，但以忠爱论，其心中仍有高下之别。

  清代康熙以迄乾隆，以儒立国，倡行文教。培谦对杜甫忠爱品格的推扬，不仅关乎诗学趣向，也关乎政治站位。作为一个几度受到乾隆帝垂爱的文人，培谦仰体圣意、润色鸿业，乃合乎情理之举，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折射出当时的政治思潮。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圣祖御选唐诗时明令：“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要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范于和平。”（《御选唐诗序》）［１６］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世宗提醒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１７］１６４９。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高宗诏谕：“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法不诡于先型辞不背于经义者”［１７］２１１３。祖孙三代诗教思想一以贯之，故邬国平指出：“清代前期形成并对后来产生长远影响的文学批评中的清醇雅正论，本质上体现了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１８］４培谦出身于诗礼传家之名门望族，沐祖德叨国恩，为时代风气所化，实不足为奇。

三、宣扬诗歌艺术

  姚培谦对杜甫诗歌艺术的宣扬礼赞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

  从宏观层面来说，培谦以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含蓄蕴藉，有言外之意，其眼里的典范即杜诗，其云：“言在此而意却在彼，最是诗家妙境。如老杜《夏日李公见访》一章云‘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所需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喧，叶密鸣蝉稠。苦遭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净，庶足充淹留。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通篇顺文读去，不过写新凉留客借酒不足，更复谋添之耳。不知其写暑气薄写近村坞写长流写清风写水花，总不是写眼前景物，只写好客到来、无酒饮客、又惟恐客去一段情事。夫贫居无可游，而公子肯来，想因地僻暑薄故耶。既来矣，客见四壁萧然，竟匆匆告别，如何则慰之曰邻居淳朴、西家之酒易借也。酒既借矣，客知所借有限，略饮几杯，又将告别，如何则又款之曰鸟斗蝉鸣、水花到晚更佳也。客既肯留矣，便好起身再去觅酒。若使早露窘色，客既不安，哪肯久住耶？公之以朋友为性命如此，读者往往不觉。”［３］５３－５４杜《夏日李公见访》一诗，一唱三叹，情事宛然。培谦在条析其顿挫隽永的写法之后，着重强调了诗人的重情重义，即结语所谓“公之以朋友为性命如此，读者往往不觉”，此即言外之意。清人毕沅对杜诗寄托之深亦有契赏，称其“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淳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杜诗镜铨序》）［８］１－２。培谦自为诗，也是寄托遥深，有感而发，陆奎勋论其乐府诗即云：“平山频年境遇坎壈，爰借古乐府，题抒其不平之鸣。予洛诵数过，窃叹左徒之美人香草，均属骚情；中郎之海水枯桑，亦自写其流离急遽之况。中有寄托，非无病而漫为呻吟也。”（《乐府序》）［３］６２

  从微观层面来说，杜甫作诗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注重炼字炼句，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８］３４５。苦吟作风，已内化为杜甫的创作自觉，此与其追求诗歌意境的浑融乃一体之两面。培谦对杜甫炼字境界极为推崇，屡称其为“神手”，如云：“古人诗中妙句必亲历方知。‘细动迎风蒸，轻随逐浪鸥’杜句也。余尝以荒秋八月中泊舟浦上，忽风起雨来，此境现前方。知‘细’字、‘动’字、‘轻’字、‘随’字不但为鸥燕传神，而四方上下迷离萧瑟之况俱现，岂非神手”［３］４９、“每爱古人形容雨势语，老杜云‘行云递崇高，飞雨蔼而至。’十字中字字有意，却如探喉而出，虽神工妙手图画不来”［３］５０、“刘舍人云‘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凡一字难下处，不但如老杜‘身轻一鸟过’过字、‘瘦鹤病头阁’阁字之类人不能道，即本分当用字偶有遗忘便足困人”［３］５２等。培谦尝感慨“诗未穷人岂是工”（《新秋书感》）［３］１１４，联系其《松桂读书堂集自序》中“诗有别才，其工不工不关学问”［３］６４之论，则知其眼中的“诗工”关乎时运际遇，杜诗、姚诗之工皆契合此道。

  姚培谦所生活的时代，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世人祧唐祖宋，入主出奴，纷争不断。对此，姚氏的态度是兼采唐宋，主张性灵（情），如云：“山川草木原只在人眼前，但须要自己性灵去对付它”［３］５８、“性情不足而后求之思致，思致不足而后求之事类，所以愈趋愈远。作诗以气贯为主。气贯则无论长篇短什，自然句句字字照应”［３］５３、“诗主言情文主言道固也，其实情到极真处，即是道六经言道无一语涉腐烂者”［３］５３、“古人诗浩浩落落，字字从胸臆中流出”［３］４８等。当然，论及性情诗，杜诗同样是典范，杨伦即云：“少陵诗，宪章汉魏，取材六朝，正无一语不自真性情流出；无论义笃君臣，不忘忠爱，凡关及兄弟夫妇朋友诸作，无不切挚动人，所以能继迹风雅，知此方可与读杜诗。”（《杜诗镜铨凡例》）［８］１４姚培谦论诗不拘一格，通达开明一如杜甫。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８］１０４０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为西晋名将兼学者，曾为《左传》作注。祖父杜审言则“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进雕赋表》）［８］１０４０。故杜甫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８］３３２、“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８］４１３。他是把“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终身大事而孜孜以求的（即所谓“素业”的一部分）。姚培谦家族自宋室南渡后，数百年间，虽未曾出现杜预、杜审言这样牵动一时的人物，却也“代有传人，科第蝉联，子孙椒衍，江浙推为望族”（姚弘图《姚氏世谱序》）［１９］。姚士慎、姚璋、姚廷瓒、姚弘绪、姚培和，则为一时之贤达，姚氏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传经传笏”（《周甲录》序）［１］、“尚学立志⑩”，此与杜甫家风一样，皆为典型的儒家文化范式。而这种家风孕育出来的文人，有很多不谋而合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姚培谦根柢厚而阅历深，兼理想现实之间落差大，与杜甫生平遭际实有巨大的共鸣，故其对杜甫的选择和接受是极其自然的。扩而言之，古往今来，著名文人学者的养成，大体不离当世思潮的引领、文教思想的化育、家庭环境的熏染、自身的进取、榜样的激励、师友的助益等因素的交相影响，姚培谦也不例外，畸轻畸重而已。

【注释】

①按：诸文会作品，汇刻为《暮春集》《于野集》《原海文会制艺》等。

②事见《周甲录》载：“辛卯，五十年，十九岁。受业于陆南村先生，习时文外，兼读诗赋，学作诗。”

③按：坡星，陆奎勋（１６６３－１７３８）其号，字聚缑，平湖（今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明史》纂修官。后因病归里，开馆讲学，学者称陆堂先生，“浙西四子”之一，其诗明丽，学义山体而益之以疏宕。有

《陆堂易学》《陆堂文集》《陆堂诗集》等，《清史列传》卷六十七有传。

④其首部诗集，名《春帆集》，顾嗣立作序，成书于康熙五十九年，事见《周甲录》是年所载。

⑤按：云川，杜诏（１６６６－１７３６）其号，字紫纶，学者称半楼先生，无锡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十三年举博学鸿辞，不就。少得顾贞观指授，工于填词，论诗主性灵，缘情绮靡，出入温李之间。有《云川阁集》《蓉湖渔笛谱》等，《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有传。

⑥按：姚培谦著有《李义山七律会意》《李商隐诗集笺注》。

⑦按：诗史之说，最早见于唐人孟棨的《本事诗·高逸》：“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⑧杜甫于《江汉》中自嘲为“乾坤一腐儒”，姚氏自嘲，盖因之。

⑨按：《周甲录》雍正十一年载“八月，抚军山东乔公世臣列款参郡守吴公节民。内一款‘府试童生’称谦在署阅卷，合署领案共九名通同得贿，于十四日系狱。……总督赵公弘恩察谦无辜，檄放，于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归家，在狱一载有余”。

⑩吴默《姚氏世谱序》载：“怡善公（姚璋）隐居尚志，其于古帝王将相儒者之略无所不窥。尝曰‘人生须立志’，诸子恪遵庭训，是用崛兴，若怡善公者可为姚氏之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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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