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分析

姚波

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分析

许相全，栗康婷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姚金成是河南当代剧作家，其剧作刻画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其中底层人物的特点尤为鲜明。剧作者运用大量语言来刻画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揭露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对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这些底层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剧作家关爱底层、关注民生的忧民之思。

关键词：姚金成；底层；问题；民生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6)04-0056-03

收稿日期：2016-02-03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姚金成豫剧创作研究”。

作者简介：许相全(1979—),男，河南南阳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栗康婷(1990—),女，河南滑县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河南当代豫剧。

原载：许昌学院学报◆第35卷第4期◆2016年第4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金成先生是河南汝州人，1983年进修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编剧进修班，后供职于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曾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艺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他共创作戏剧31部，其中不少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品。2000年，《香魂女》在中国第六届艺术节惊艳亮相，荣获“中国艺术节大奖”,河南戏剧因此实现了“全国最高奖零的突破”。随着《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魏敬夫人》等一系列力作接连走红，姚金成开始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戏剧界的焦点剧作家之一。

作为当代著名的剧作家，姚金成的剧作为河南戏剧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为河南戏剧的现代传承注入了新鲜活力。通读其剧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剧作最大的亮点是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层层递进的剧情线索中对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环境的深度揭示，颇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其精心刻画的人物族群中，尤以底层人物表现最为抢眼，他们身上更多凝聚了剧作家对现实、对人生的深度思考，成为其戏剧艺术的典型代表。姚金成运用大量语言刻画了当下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揭露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展示了新时期戏剧的现实主义力量。

一、底层人物的内涵

王晓华在《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一文中明确提出，如果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界定底层：

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

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

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1］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姚金成剧作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来自底层，符合底层人物的特质，如《香魂女》中孤苦可怜的环环、《闯世界的恋人》中的石榴与大发、《村官李天成》中的巧巧、《月嫂妈妈》中的女工端阳等等。

从政治上看，他们都处在城市或者乡村的下层，或者是乡村里的孤儿，或者是城市里的打工仔，或者是下岗工人，基本上被所在阶层边缘化了；从经济上看，他们都很贫穷，生活资料匮乏，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从文化上看，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无法言说自己，也无法行使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行使社会话语权。姚金成选取的这些人物，实际上包含着为这些“沉默”底层人物代言的意味。

《香魂女》中孤苦可怜的环环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因家境贫寒不得不靠嫁人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她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为妻。她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不知道怎么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她看来，她必须承担家庭的重任，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至于自身的合法利益是什么,她并不知道。她只知道，傻子家出的彩礼高，只要拥有了这份彩礼，她的家庭状况就有可能改善，所以她必须嫁。环环的贫穷导致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未来换取生存权利。而这样的女性在当下中国并不是个案。在一些偏远的山村里，换亲、买卖人口，在人们看来几乎都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姚金成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很显然就是要为这些受害者、弱者代言。《闯世界的恋人》中的石榴和大发，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他们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为了微薄的收入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各项权利都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后来高大发背叛石榴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能不说是跟城市里这种无权无保障的生活困境有关。高大发事件可以看成是在卑贱地位境遇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一个正常的人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变质了。他们代表了流浪在城市中乡村人的坎坷命运。《村官李天成》中的人物巧巧，也是典型的底层人物的代表。她出身在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活下去是她唯一的追求。为了生计，在应该读书的年纪，她辍学去打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所有美好的愿望和合理的想法都不过是一种奢望。从本质上讲，她跟石榴、大发是一样的。《月嫂妈妈》塑造了一位下岗女工端阳，由于没有工作，靠她的收入生活难以为继。在前夫对孩子抚养权的争夺中她也无法利用合法、有效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境遇最终使她彻底沦落入社会底层。她是城市千千万万下岗女工的代表。

二、底层人物的分类

仔细观察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这些人物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而形成两个鲜明的类型：其一为农村环境下的底层人物，其二为城市环境下的底层人物。通过这两个类型的塑造，姚金成完成了对当下底层人物群像的描绘，也把自己干预人生、干预社会现实的文学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一)农村环境中的底层人物

姚金成笔下的环环即属于处在农村环境中的底层人物。在《香魂女》中，环环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却颇具代表性。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村女青年，环环却无法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与精神解放。她弟弟妹妹众多，父亲生意失败后欠下很多债务，年少的环环既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两万元彩礼，她不惜放弃青梅竹马的恋人嫁给香二嫂的傻儿子墩子。她不愿意这么做，可是家庭的贫穷迫使她出卖自己的灵魂，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样的悲惨命运本不该发生在这样一个花季少女身上，但在粗野的乡村，这种现象却十分普遍。在中国古代，像《氓》中那位勤劳善良的妇女，“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得到的结果却是“士贰其行”,“至于暴矣”,饱受了冤屈和痛苦。从建国后到“文革”时期，诸如《登记》《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结婚现场会》《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桑树坪纪事》《桑源》《蛾眉》《狗日的粮食》《远村》《厚土》《离婚》《青藤爬满的木屋》等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都反映了这数十年来中国农村妇女在爱情和婚姻上的命运坎坷、悲歌不断。［2］即使改革开放的春风覆满神州大地，在一些愚昧的村落里，无数个环环依然在重复同样的悲剧。姚金成通过环环的塑造，实际上是把这一人物与文学史进行了对接，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做了当代演绎。

《村官李天成》中的巧巧生活在黄河边上的穷村西李庄，这里一遭灾就走投无路，一下雨就塌房死人。巧巧爹水生就死于一场暴雨塌房的灾难，他死后留下了孤苦的巧巧与病重卧床的巧巧妈。为了孙女巧巧上学能交得起学费，七十岁的老根爷发着高烧去拉车挣钱，昏倒在黄河滩上。在这样一个贫病交加的农村家庭里，初中毕业的巧巧别无选择，她只能想办法去挣钱。剧作隐晦地提到她要跟收菜的蔡经理出去打工，要靠卖身挣钱养家。整体而言，剧作对巧巧着墨不多，但在这不多的语言里，姚金成深刻地刻画出了身处农村底层的巧巧的悲剧人生。对巧巧生存境况的描写真实再现了西李庄村贫富差距增大的生存现状。剧作者对于巧巧这一底层人物的描写，深化了剧作主题。但在剧作最后，巧巧原本走向悲剧的命运得到了戏剧性改变，她没有去打工挣钱，而是复学了。这一改变得益于村支书李天成的帮助与扶持。结局的突转很显然是姚金成主旋律戏剧创作模式的体现。在描写社会底层、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姚金成把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李天成这样务实爱民的村干部。这不能不说是姚金成对底层生存境况思索之后给出的一个“务实”的答案。

但在《疍家女》中，疍家女水妹姑娘的遭遇体现的则是底层人的牺牲奉献精神。通过牺牲奉献，底层人身上的闪光点得以展现，也给底层生活平添了一层亮色。水妹生活在珠海的水上人家。官府对他们实行世代的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不可以上岸居住，不可以读书识字，不可以与岸上人家通婚。水妹出生时失去了母亲，她与父亲相依为命，生活也因此步履维艰。水妹与父亲在岸上种包谷，收获时却遭到官府哄抢。她与县丞之子何慧生相恋，也被县丞强行拆散。在何慧生遇到危险时，善良的水妹姑娘牺牲自己救下情人。在底层恶劣的生活环境里，水妹依然保持着令人钦佩的高洁情操。她就像一朵熠熠发光的底层之花，为底层暗淡的悲惨生活，平添了一份温暖的亮色。这也是姚金成戏剧关于底层描写的另外一个维度——捕捉底层的暖色，舒解底层的苦难。

(二)城市环境中的底层人物

农民工进入城市，却发现自己成了城里的人下人，不仅享受不了城市能够带来的任何幸福和快乐，甚至连基本的尊严都无法维持。作为城市的过客，他们在远观城市的风景之后，只能再次踏上回乡路。城市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内心的渴望，社会的不公他们只能默默忍受，他们也有对爱情、友情、亲情的需求，只是这种需求不被人们重视。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独有的特殊的方式表现农民的质朴，彰显传统中国人的人格魅力［3］。《闯世界的恋人》中大发与石榴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但依然不得温饱。为了赚钱，大发背弃了青梅竹马、永结同心的石榴，投身到包工头之女鲁珍珍怀抱。但后来鲁金才在盖楼的时候偷工减料，导致楼房倒塌，大发被砸伤，命悬一线。鲁珍珍这时候却甩了大发，嫁人出国，溜之大吉。

高大发从偏远山村逃婚到都市“闯世界”,他急切地渴望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搏浪弄潮、出人头地，改变自己“活得太窝囊”的命运。然而，现实生活却远比想象的更复杂。面对着利用某些不完善的社会机制发不义之财的投机者、暴富者，他心灵的天平失衡了。他从愤恨、不平到卖身投靠，完成了进城后的转变。这是城市生活对大发的熏染。他背叛了真诚的爱情，企图借此“跳过龙门”,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但是，生活给他的是相反的答案。在他经历了命运的沉浮、身残命殉之时，他才痛切地感悟到人生最宝贵的是高尚纯洁的生活信念和真诚美好的爱情。从高大发身上，我们窥视到了一个失去正确生活信念的农村打工者心灵的矛盾、躁动、困惑以及沉沦。

声色城市以它炫目的奢华欲望和感官享乐引诱着这些朴实躁动的心灵，他们选择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欲望法则，却发现城市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城市是一个美丽的陷阱［4］。高大发这样一个在城市中迷失自我的底层人物，是千千万万进城打工的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农民工的生存现状问题，是社会诸矛盾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姚金成通过高大发为千千万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代言，讲出了他们沦落城市底层生活的不幸，更讲出了城市这一异化的存在对农民善良品性的吞噬。在人性的挣扎中，姚金成写出了城市农民工的生存与精神的困境，渗透着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除了农民工，城市自身还产生着“底层”,在这些底层人物里就包括了下岗女工这一更易引人注意的形象。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底层”是一个囊括人数众多、意指丰富但又模糊的概念，它本身就蕴含着表达的迫切与合理，但也透露着无以相解的无奈。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就包含“下岗女工”［5］。姚金成剧作《月嫂妈妈》就是描写城市下岗女工的作品。剧作讲述了纺织厂下岗女工端阳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去做了月嫂。在雇主家里，她备受欺辱但仍然保持了一颗善良的、积极向上的心。面对生活艰辛，她不气馁、不妥协，以实际行动为家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完成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壮举。剧作家对于下岗女工端阳的描写，真实再现了现代城市中底层妇女的艰辛生活，同时又赞美了底层人物的淳朴与善良。在这个人物身上，姚金成歌颂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底层意志，这一底层意志实际上在强调，底层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底层人物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比外在的救赎力量来得更为积极、更为有力。

三、姚金成笔下底层人物的精神意蕴

姚金成剧作中的底层人物并不完全浸染在苦难里。在每一部关于底层人物的剧作里，姚金成都加进去了某些人生的亮色。比如，无论是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物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底层民众，他们都拥有奋斗不止的心灵。尽管在成功的道路上他们会遇到坎坷，但最终他们能够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保持内心最本真的情感，淳朴与善良是他们维持自我、防卫腐蚀的盾牌。因而，无论是命运多舛的环环还是短暂迷失自我的高大发，他们最终都能够捍卫底层人民的尊严。这种暖色调的添加，使姚金成的底层人物在悲惨、艰难之外还散发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无形中消解了底层生活的苦难。

姚金成从真实的底层生活出发，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底层人物形象，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表现出剧作者对底层人、对劳苦大众的关注和关爱。这种关注和关爱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泯的情怀。自古以来，中国历史都不乏关爱民生疾苦、忧国忧民忧社稷的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缓是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如去云。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早，衢州人食人!”诗中集中揭露了宦官的骄奢淫逸，并且同人民的苦难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对比，揭露了中唐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6］。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体现的也是关注人民生活疾苦的伟大情怀。姚金成在这个层面上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形成了一种对接，他的关注底层，关注民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深层次的人文主义关怀。

总之，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真实而富有情感，他们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做着平凡而伟大的事业。通过对这些底层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剧作者姚金成关爱底层、关注民生的忧民之思。姚金成对时代风气的准确捕捉、对现实问题的充分关注值得其他剧作家学习。

参考文献：

[1]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文艺争鸣，2006(4):34-38.

[2]李运抟.历史悲歌几时休——当代农村小说女性婚姻悲剧论[J].学习与探索，1996(3):100-105.

[3]胡昊.论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中底层人物的生存诉求[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5):62-65.

[4]江腊生.当下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J].文学评论，2008(3):201-205.

[5]张沛.底层文学中下岗女工形象分析[J].南昌高专学报，2011(5):40-42.

[6]谢建兆.论唐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心态[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5-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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