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安｜《梁书》《陈书》编纂小考

姚波

《梁书》《陈书》编纂小考

张国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四史提要》、《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史籍举要》等很多书都认为《梁书》、《陈书》中纪传末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的纪传系姚察所作，题“史臣曰”的纪传系姚思廉补作。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早应纠正一下。

考《梁书》纪传后题“史臣曰”者共27篇，题“姚察曰”者共26篇，故传统观点认为姚氏父子费力大略相等；考《陈书》题“姚察曰”者2篇，余皆题“史臣曰”。传统观点即认为《陈书》基本为思廉独作。这都是想当然，或受《旧唐书姚思廉传》的影响：“思廉又採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傅縡、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陈书》。”

而梁陈书定稿者姚思廉所撰《陈书姚察传》指出：“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

思廉是察子，传中所载属第一手最可信的原始材料。或有人说，此乃思廉褒美其父。实则不然，另有成书早于旧唐的《史通》记载可证此说不误。该书《古今正史篇》载：

“梁史，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茬苒，竟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奏诏撰成二史。于是憑其旧稿，加以新録，弥历九载，方始毕功。”象只有两处题“姚察曰”的《陈书》主要成于察手无疑，否则不得称“粗有条贯”。这再一次证明梁陈二书主要由姚察所写。这两条材料可信度较早且高，足以否定传统说法。《旧唐书姚思廉传》先言採谢縡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后言推究陈事，删益傅縡、顾野王所修旧史，盖出于行文考虑，非言陈书为思廉独修。

再者单纯以卷末史论判断该卷作者，其逻辑并不成立。《陈书姚察传》又载：“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终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我们知道，序一般是类传(如《儒林传》)传记之引言，论为史论，乃纪传之总结、概括，往往是画龙点睛之笔，论序加上纪传正文才是完整的古典历史(人物)传记。以序论与纪传正文较之，序论尤难，要用数十字去概括成千上万字的纪传。一般讲，当先写完传记，然后推究综括，写成史论；少有先写史论，后写传记，若此传记未写，自无必要把史论单独提出来。今姚察把序论区别于纪传而单独提出定有纪传已成而序论未成之篇，恐怕还不是少数，若少量即无单独提出之必要了。因而传统观点的立论基础——史论是谁写的，该篇纪传之作者就是谁，就不成立了。

传统观点都认为二书卷末凡有史臣曰者都是指姚思廉，这并不准确。《史通论赞篇》称“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史记云太史公，……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而《史通史官建置篇》载：“齐梁二代又置修”(一曰撰)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另有傅绊縡(参见前引史通)许亨(见陈书本传)陆琼(见陈书本传)等人都担任过修史学士且有著作传世，姚氏父子利用他人著作史书累载，原文都大量抄用，为什么不可以留用一些前人精辟的史论呢?把《梁书》《陈书》史论的文字研究一下，可发现：题“姚察曰”者绝大多数为散文(古文)(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古文自姚察条)，极少有骈文，题“史臣曰”者大多为散文，这部分约略是姚思廉所作，其文风当类其父，但有少半为骈文，估计为姚氏父子引用他人史论。以《梁书》本纪史论为例，本纪共六卷，卷三、四、五、六有史臣曰，首先可以肯定这不是姚察所写，但本纪正文系姚察所写毫无疑义，《隋书经籍志》录有姚察著《梁帝纪》七卷，显然是完整的传记，自然有史论，而今梁书本纪史论并无姚察曰，此姚察引用他人史论之明证。是书单独流传，知也非思廉所作。说明姚察当时感到无法超越前人，即引用前人史论，这也是对主张史论是谁作该传记正文就是谁作的观点的否定。在没有完成的纪传中，也当有一大部分缺少史论的，故姚察临终以嘱思廉。而后来思廉整理梁书时，即将《梁帝纪》七卷缩成六卷，却并未改动史论，这由其文风可知，梁书本纪史论均系骈文，尤以卷三武帝纪下史臣日为典型。

综上所述，我认为梁陈二书主要是由姚察所作，然后由思廉统一进行整理加工，最后定稿。他们父子二人尤其是姚察是这两部书最大的功臣。就目前史料来看，只有《陈书姚察传》可断定是由思廉独作，《梁书》本纪基本上为姚察所写，其它部分尚难判明，但也没有必要去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致使群相转抄，谬种流传。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