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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姚际恒生平经历及其著述 一、姚际恒生平经历 由于姚氏的思想及著作有清一代并未受到重视，因此有关于他的生平资料记载很少，很多记载还有相互抵牾的地方，他的著作也早已残缺不全。能够见到的完整的记载姚氏生平的资料主要有《清史列传》、《清国史》、《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乾隆)杭州府志》等，以下将脱误较少，记载较详细的《(乾隆)杭州府志》中的姚氏介绍辑出：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仁和诸生。少折节读书，泛滥百氏，既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时山阳阎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伪，际恒持论多不谋而合，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屡引其说以自坚，而萧山毛奇龄笃信《古文》,作《冤词》,与若璩诘难。奇龄故善际恒，以际恒之同于若球也，则又数与争论，际恒守所见，迄不为下。奇龄尝与客言：“小学者六书之学，朱子指为幼仪，不知何据?”际恒应声答曰：“朱子所据者《白虎通》也，第《白虎通》亦言字学，而朱子借用之。”因举唐、宋后称之小学者，源委井然。奇龄为叹服。际恒又著《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持论虽过严，而足以破惑，学者称之。① 由这段记载可以大略得出姚氏的生平经历。关于姚氏的出生年份可定为顺治四年(1647)年，卒年方面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关于姚氏生卒年份的研究可参看《姚际恒的学问(中)—他的生涯和学风》一文，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上则材料中记载姚际恒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吴越，予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也有所脱误。所谓年五十也应该是个约数，因为据阎若璩记载“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著书，攻伪古文……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这时是在1693年，姚氏47岁，即已完成了《古文尚书通论》的写作，因此姚氏开始注九经的时间可能更早。至于完成《九经通论》的时间则至少是14年，据记载《九经通论》中最后完成的是《春秋通论》,从其自载的序里可清楚看到完成于1707年，而已知最早完成的《古文尚书通论》在1693年或之前就已经完成，因此姚氏花费了至少14年完成《九经通论》的写作。 姚际恒祖籍是徽州休宁人，据《浙江通志》记载姚际晋(姚际恒之弟)条“其先自休宁徙钱塘”,说明姚氏一家自其祖已迁至浙江钱塘做生意、学习。《紫阳崇文会录》提名者里就记载了休宁荪田村姚氏一族子弟(共13人)就读于浙江崇文书院的情况。关于姚氏师从何人典籍里未曾记载过，据毛奇龄《西河文集》: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只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第是时，兄已死。予述兄语示立方，立方即赠予长律二十韵。中有云：城隈山鸟白，亭下水花红。李固追随日，侯芭涕泪中。深怀因令弟，荣慕等蒙童。其情词笃实，始知亡兄非轻许人者。仁和学宫在城西之隈，宫右有荷池，池上有亭各琢玉亭，为坐客谈讌之所，城隈二句以此。 毛奇龄的哥哥毛万龄是清代文学家，浙江萧山人，曾任仁和县学教谕，而姚际恒据《浙江通志》里记载为仁和诸生，在姚氏赠予毛万龄的诗中姚氏以“李固”、“侯芭”自比，来怀念师长，即可推测出毛万龄应当是姚氏在仁和学习时的老师。至于姚氏后来师承何人就不甚知晓了。至于姚际恒在《好古堂家藏书画记》里题记处署名：“钱塘姚际恒首源撰”。《清初三礼学》里也称“姚际恒，字立方，一字善夫，号首源，安徽新安人。因后迁浙江仁和(今杭州)，晚再迁钱塘，故又称仁和或钱塘人。”我们可以大略得知姚氏有在浙江仁和(今杭州)学习过，后.来移居浙江钱塘。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时杭州府治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昌化、海宁(洪武二年降海宁州为县)9县。直到民国元年(1912)2月，废杭州府，以原钱塘县、仁和县地并置杭县，直属浙江省，并为省会所在地。自此，仁和地名消失。古代钱塘县与仁和县的地域，呈交错状，所以古代有“钱塘不管，仁和不收”的谚语，可以想象两个地方离得非常近。 姚氏为徽商后裔，家境殷实，同时也是书香世家，藏书甚富，他一生不做事，专事于读书著作。其著作《好古堂书目》里记载了姚氏的书斋“好古堂”里藏书的总薄录，其中宋、元名迹无数。《好古堂家藏书画记》《续收书画奇物记》里记载了其收藏的无数书画，古玩。据其侄姚之骃云：“予世父首源先生……先世既有藏书，乃复搜之市肆，布诸巾箱，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杭郡诗辑》里记载他所居为海峰阁，“所居海峰阁，西窗面湖，储藏古籍善本及书画金石甚富，鉴赏每不爽分寸。”毛奇龄的哥哥毛万龄在谈到姚氏收藏的书籍时也称赞不已：“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箧已”。 (一)时代背景 清廷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对于人数众多的汉族抱着警惕之心，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政策是怀柔与高压并施的。在学术上，清廷一方面重视儒学，开放孔孟经典，让士人精神有所寄托，康熙中期特设博学鸿儒科，笼络知名的文人和学者；一方面焚书，大兴文字狱，企图禁锢士人的思想，让士人只能投身到故纸堆中，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考据学中去。“满清最狡猾，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之心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面对朝廷的威胁笼络，似乎大多数的清初学者唯有顺应时势。 这一时期，传统经学正处于转型时期。“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有感于明末心学的空疏，明末诸儒遗老，多力斥心性空谈，认为祸殃，转而走务博尚实之路。“同时如浙东梨洲、乾初、河北颜李，稍后如休宁戴氏，所以砭切宋明理学走入玄虚之弊者，大略皆相一致。可见学术思想，到必变之时，其所以为变者，固自有豪杰大智为之提倡，而风气转动，亦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存其间。”在清初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学演变的过程中，反理学思潮成为其必要的一环。钱穆在谈到明末清初学者思想之变化时说：“此见学术思想走到尽头处，不得不变，尽有豪杰大力，亦无如何。乾初说经卓卓，故为开风气之先，而梨洲之虚心善变，其思想上之逐层转换，逐层迁移，正足以说明理学将坠未坠时对于学者心理上所生一种最深刻精微之变化。” 除反对“理学”外，清初经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辨伪，辨伪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回归原典，批判理学。支伟成曾言：“考据之学，起于怀疑。溯先秦以迄隋唐，凡百学说，莫不谨守一先生师传，故步自封，无敢畔背。迨宋南渡后，始稍有疑经者；然多逞臆说，不事考证。惟有清一代汉学家大都由此植其基础。新安姚首源，大名崔东壁，标识尤为明显。”学者通过辨别伪书的形式首发对宋明学术的反动。先有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胡渭《易图明辨》考辨《易图》者，陈确考辨《大学》、《中庸》者，后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考辨《古文尚书》之伪，引经据典，陈其矛盾之处。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竭力与阎若璩相辩。可说各部有疑问的经书和经说，都遭到相当严厉的批判。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姚际恒著《九经通论》,力辨九经之真伪，与毛奇龄、阎若璩等学者恰好相呼应。 (二)地域风俗 徽州历来“文风昌盛”、学者辈出。从“新安理学”到“徽派朴学”,两大学术流派无不昭示着徽州学者引领学术潮流的事实。这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历代因躲避战乱而迁居到徽州的大族，多数出身于儒学世家，因此格外重视文化教育，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兴旺发达。梁启超先生在其著作《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书中也曾强调过地域特质对于文化之影响：“同在一地，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地域文化的特色也造就了不同的学者，明清时期，徽州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徽州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熠熠生辉、闪耀时代的学者如戴震、程瑶田、江永等，姚际恒作为其中的一员，虽远离家乡，侨居于浙江杭州，但其学术思想、学术风格仍处处显现出徽州文化的特质、闪耀着徽州地区的风采。 徽州被喻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儒风昌盛”之地，可以想见儒学对于整个徽州地区的渗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最为鼎盛，在徽州地区修谱建祠的民间活动日益增多，这取决于徽州人对于朱熹“家礼”的崇尚，也取决于官方对于儒学的有力推动，“徽州的儒教信仰自明中期以后……就一直存在一个不断地方化、政治化、宗教化和宗族化的过程。”对于儒学的尊崇，致使徽州人对于佛道信仰多有排斥，《歙事闲谭》里曾记载：“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另一方面，“儒家信仰在宗庙祭祀活动中不断地得到加强，逐渐削弱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可以说徽文化是传统儒家文化在徽州的体现，儒学信仰在徽州根深蒂固，崇尚儒学的环境也给姚氏带来了学术观念上的影响，其思想上突出的一点即是排斥佛老思想，纯洁化的儒学是其毕生的学术追求。 (三)清初徽州地区学术潮流的转变 《茗洲吴氏家典·序》中说：“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对于朱熹的尊崇已经成为徽人的习尚。“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朱熹的《家礼》,在徽州人看来，就是一部至上的经典。徽州乡绅大族开展宗族活动，也完全遵循《家礼》中的有关规定。由休宁吴氏家族编修的《茗洲吴氏家典》即是根据《家礼》，再结合本族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冠、昏、丧、祭时的具体礼节，成为后世子孙遵行的范本。 南宋以后历代王朝对朱子学倍加推崇，尊奉为官方正统思想。故天下人皆对它钻研不已，徽州学者研究朱子之学者自然也遍及乡野。且元代以降，朱注《四书》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研习朱子学更是成为读书人的必经之路。 直至明代后期陆王心学在徽州的传播打破了朱子学在徽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记载其时“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更有甚者“闽洛绝响，尊者寥寥”,这反应了“朱子学”在传统的徽州学子中受到极大的挑战。 清初学者有感于明末学术的空疏荒诞，开始反思晚明学风，形成一股反“理学”，重视实用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反应到徽州学子身上即是朱子之学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商业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朱熹的存理灭欲思想和三纲五常学说，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贞节牌坊背后的血泪和‘以理杀人’的呐喊，使得朱熹即使在徽州本土人们的心目中也逐渐失去了圣贤的光环，遭遇到猛烈的批判。”这种风气直至乾嘉时期“徽派朴学”代替了“新安理学”,徽州学者开始致力于音韵训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的研究，形成了戴震、程瑶田等一大批以考据为学术特色的徽派朴学家。 (四)姚际恒与其时学者之交游 姚际恒有过交流的学者不过阎若璩、毛奇龄、李塨、钱煌等人。毛奇龄(1623-1716)，清初经学家，浙江萧山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辞职归隐，居杭州竹竿巷兄长毛万龄家，专心著述。毛奇龄应是通过其兄毛万龄认识姚氏的，据其云：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只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及予归田后，作《大学证文》，偶言小学是写字之学，竝非少仪、幼学之谓，不知朱子何撰，竟目为童学，且裒然造成一书，果是何说？立方应答：“朱所据者，《白虎通》所记，正指字学，诚不知朱子何故袭此二字。”因略举唐、宋后称小学者数处，皆历历不谬，坐客相顾皆茫然，则度越时贤远矣。 当时姚氏也居住在浙江钱塘(今杭州)，与毛氏所住之地应相差不远，因此二人接触频繁。在毛氏作品《西河文集》中曾频繁提起与姚氏的交往。“近姚立方作伪《周礼论注》四本，桐乡钱君馆于其家多日，及来谒，言语疎率，瞠目者久之，嗫嗫嚅嚅而退，然立方所著亦不示我，但索其卷首总论观之，直绍述宋儒所言，以为刘歆作，予就其卷首及宋儒所言者略辨之，惜其书不全见，不能全辨，然亦见大概矣。”可见，其时钱煌与姚际恒交往几日，也受姚氏辨《周礼》之伪思想的影响。另外还有：“淮安阎潜丘挟其攻《古文》书若干卷，名曰《疏证》,同关东金素公来，亦先宿姚立方家而后见过。但杂辨诸经疑义，并不及古文一字。次日复过予，时金素公、沈昭嗣、倪鲁玉、姚立方俱在座……”毛奇龄虽与姚际恒来往密切，但毛奇龄对姚氏论《周礼》、《古文尚书》为伪的学术观点并不认同，后毛奇龄作《周礼问》两卷，卷首即辩驳姚际恒之观点。 李塨(1659-1733),清初哲学家，是颜元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在浙江时，曾学乐于毛奇龄，其自言：“迨年几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学乐全力，受其经学”。并在毛奇龄的影响下也接受了南方学派考辨思潮的影响，其与姚际恒的交游即是在毛奇龄的促成之下，“李塨选《陶诗》、《韩文》;是年再至桐乡，与钱辨《尚书古文》非伪；至杭，交毛奇龄、王相、姚际恒，以所著《圣经学规纂》及《学礼》相传。”但李塨对于姚际恒的评价是贬多过于褒：“今人辨《尚书》有伪之说，先生既有驳正，此事所关非小，即可行世。阎百诗(若璩)书未见，姚立方所著略观之，钱生(晓城)书则详观之，均属谬误。今人驳《尚书》不已，因驳《系辞》;驳《系辞》不已，因驳《中庸》,不至扬矢周孔不止。此圣道人心之大患，岂能坐视不言?” 而阎若璩也应是通过毛奇龄认识的姚氏：“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于‘此子之廖称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失于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幸得阎氏抄写于其书《尚书古文疏证》之中，姚氏《古文尚书通论》中的部分内容才得以保存下来。此后在1702年，再来杭州，即是住在姚氏家里。“淮安阎潜丘挟其攻《古文》书若干卷，名曰《疏证》,同关东金素公来，亦先宿姚立方家而后见过。” 除此之外还能见到的有关姚际恒与其余学者的交游有：“洪昇同毛奇龄、朱襄，姚际恒，张奕光等二十三人集杭州城东药园送春，分韵赋诗。” 由上述姚氏与众位学者的交流，可以看出姚氏在清初对于一些学者的影响主要在于其辨别伪书的论著。 二、姚际恒之生平著作 据《武林道古录》所载姚际恒少时读书，泛滥百氏，喜好词章之学，这一时期的作品，今存者甚少，仅有《西窗绝句》、《赠毛奇龄长律二十韵》等；中年以后，屏绝人事，专事于经，著有《九经通论》一百六十三卷(《国朝杭郡诗辑》载163卷。《浙江通志》里载《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仁和姚际恒立方撰：《存真类》一百三十五卷，《别伪类》二十八卷。相加是163卷，应是计算错误)、《庸言录》、《好古堂书目》、《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古今伪书考》等。为了方便检阅，故制成表格如下： 此表较多参考林庆彰先生《姚际恒及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姚际恒的著作》一章。对于已整理出版的书籍，姚氏的写作年份都已有说明，下面就未出版、己亡佚的书籍，根据林庆彰先生所述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周礼通论》:林庆彰先生根据毛奇龄给李恕谷先生的信中提及姚际恒《周礼通论》,认为此书作于1700年之前。而在姚氏《古今伪书考》也曾提及“予别有十卷”。故此书应完成于《古今伪书考》(1693年)之前。 《古今伪书考》:《古今伪书考》里论及《古文尚书》时称“予别有通论十卷”。故此书应完成于《古文尚书通论》之后。 《庸言录》:《武林道古录》里载：际恒又著《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据此可暂认为两书原是一书，可能为同一时间完成。 《易传通论》:《古今伪书考》里载：“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故而此书应作于《古今伪书考》之前。 《古文尚书通论》:1693年姚际恒与阎若璩会面时，姚氏曾出示此书，故此书在1693年已完成。 《孟子通论》:姚氏《诗经通论》于卷一五《大雅·桑柔》、卷一六《周颂噫嘻》下曾云：“辨见《孟子通论》‘请野’节。”可见此书在《诗经通论》.前就已完成。 在姚氏最后一部作品《好古堂书目》有其侄姚之骃的序，序中描写了姚氏晚年的生活：“先生首束发受书，已能沆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日手一编枯坐。”《好古堂书目》成书时，姚氏已经68岁，可见他的一生都在读书著作，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予婚嫁毕而注九经”,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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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31 09: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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