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熙杰｜姚椿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研究

姚波

姚椿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研究

郑熙杰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5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备注略……

摘要


姚椿是姚鼐的嫡传弟子，是桐城派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当前学 界对姚鼐弟子研究主要集中在“姚门四杰”上，对姚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 在总结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姚椿的文集、诗集等材料为文献基础，辅 以地方志及姚椿弟子、友人的著述等资料，对姚椿的教育实践予以梳理，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研究。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个章节予以论述：


第一章考察姚椿的生平，通过梳理其生平事迹，有助于全面了解姚椿的人生  经历与其思想形成的过程。姚椿出身豪贵之家，年少时便文名远扬，可惜仕途坎  坷，科举一再失利，然而他不以为意，以游历山川大河，结交知己好友为乐。后  从学姚鼐，自此摒弃旧习，专注程朱之学，肩负起弘扬桐城派文论思想的重任。 姚椿生平著述甚富，文集、诗集、词集皆刊行于世。在考察姚椿生平事迹的同时， 也应关注其交游情况。姚椿性格豪放，待人真诚，因此朋友众多，与当时的官宦  名流、博学鸿儒以及桐城派文人们都有所往来。在交游的过程中，对姚椿的思想形成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章简述姚椿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书院教学和编选文章选本两个方 面。姚椿从事书院教学近三十年，先后主讲开封夷山书院、江陵荆南书院、娄县 景贤书院等，书院是他施展才华、体现价值、追求抱负的重要平台。在书院教学 过程中，姚椿花费数年完成选本《国朝文录》。编纂选本是古代文学传播的形式 之一，也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古文进行评点，可以反映出编者的文学主张和学术观点。姚椿编选《国朝文录》,可以借以传递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文学思想。


第三章评述姚椿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和教育思想内容。嘉道之际，社会面临 着内忧外患的困境， 一方面，社会危机呈积重难返之势，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日益 动摇；另一方面，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空前的民族危机不断显现。此外，贯 穿清代学术的汉宋两学在此期间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姚 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他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用四者”说，并将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重点。


第四章总论姚椿的教育影响，指出其传播了桐城派文论思想，扩大了桐城派 的传播范围。同时姚椿本人推崇经世致用思想，因此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人才。 且因为主讲多地书院，所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为清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姚椿；桐城派；教育思想；交游；古文

姚波

目录
绪论        1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4
第一章姚椿生平简介        5
第一节生平        5
第二节交游        11
第二章姚椿的教育实践        22
第一节书院任教        22
第二节编写选本        34
第三章姚椿的教育思想        42
第一节姚椿教育思想的来源        42
第二节教育思想内容        44
第四章姚椿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影响        59
第一节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        59
第二节培养经世致用人才        62
第三节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63
结语        66
参考文献        69
致谢        74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76

姚波

绪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如今桐城派的研究方兴未艾，很多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化，不少的领域还是空白，许多桐城派作家有待于学术界去研究。


姚椿是姚鼐的嫡传弟子，他出生于豪贵之家，自幼好读书，颇有才名。然仕途坎坷，屡试不中，遂绝意功名。随父寓居蜀地，游历山川、遍察民生，渐生匡时济世之志。后在父亲推荐下，求学于姚鼐，潜心研究学问。姚椿后半生主要投身书院教育事业，广收生徒，其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沈曰富、陈寿熊、杨象济等桐城派中后期作家多从其学，为桐城派的传播、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姚椿在文学上亦有很高的造诣，后人称他“论文必举桐城”,“得桐城之正绪”,继承并发扬桐城派文论思想。可以说姚椿是桐城派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然而相较于其他桐城派名家而言，目前学界对姚椿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本文希望能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姚椿的教育实践予以梳理，对其教育思想进行探讨。首先简述其生平、交游、著述情况，这将有助于全面了解姚椿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形成的过程。其次考察其教育实践活动，包括书院教学和编写选本。再次评述其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并探究其在桐城派发展史和清代教育史中的影响。最后总论姚椿对桐城派的继承、发展和传播起到的作用，总结其教育成就，最终在桐城派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给予他一个客观的评价与定位。本文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学界对于姚椿研究的空白，为桐城派名家研究略尽绵力。


二、学术史回顾
姚椿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重要内容，想要全方位了解，需要进行整体研究。目前学界对姚椿的研究集中在人物专题研究以及在桐城派整体研究中提到，再次是涉及其诗词研究、古文理论研究、古文选本研究，再有则是在别的人物研究中，对姚椿有着简要的介绍与评价。


(一)关于姚椿诗词思想的研究


贾乐园的《姚椿词研究》对姚椿的生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重点对姚椿的词作《洒雪词》进行分析，勾勒出姚椿的一生，且对姚椿的词学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姚椿的词作虽数量不多，却兼具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此外，《洒雪词》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考察当时文士们的思想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附录部分对姚椿生平进行简要整理。陈玉兰的《姚椿雅正诗心论》一文主要从姚椿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为切入点，根据姚椿“以讽谕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的理念，分析了姚椿的诗词作品，并结合他的人生经历，指出他虽仕途失意，却一直怀有入世思想，在国家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之时，显露出一个传统儒家学者的担当和气节。同时，作者也指出姚椿诗作中的不足：一是过于在意“讽谕为主”,使得个人情感的表现比较晦涩；二是用典过多，人工雕琢痕迹明显。


(二)关于姚椿古文思想的研究


王永环在《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姚椿的古文思想，指出他主张的“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主张的继承，“纪事”则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创新。作者对姚椿的古文理论有着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姚椿既尊崇桐城古文法，又能有所突破，体现出了自己古文理论的独特之处。杨新平的《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以姚椿编纂的古文选本《国朝文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编选原因与编撰体例，并结合选文分析其选录标准，以此透视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倾向。姚椿的《国朝文录》在保存文献，弘扬桐城义法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但姚椿过于局限于桐城义法，以致于没有收录当时别派的名家之文。孟伟的《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姚椿的《国朝文录》,并对其有着较高的评价，指出《国朝文录》按文体分类编排，分为十七类，其中“序跋”类收文达十二卷之多。文中指出姚椿虽推崇程朱理学，是宋学的坚定支持者，但对汉学并不排斥，体现了他兼容并包的文学理念。


此外，在一些人物交流研究中也有涉及到姚椿。陈程的《王柏心经世思想研究》中提到姚椿掌教湖北荆南书院之时，与王柏心相识，两人在教书期间建立深厚的友情。作者对姚椿的评价甚高，称他是一位“落地文士”,虽没有功名在身，但博闻多识，两人常常在一起探讨河槽、农桑、边防等现实问题，这对王柏心的经世思想有着不小的影响。


从上述内容看，目前关于姚椿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文学方面，诗词、古文是重点研究内容，仍有很多领域值得关注。本文拟以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为主题，立足人生经历，对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并对其在桐城派发展史、清代教育史中的影响作出客观评价。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1、以时间为轴，参考沈曰富所撰行状和姚椿的诗文集，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梳理，并总结其交游与著述情况。


2、从书院教育和编写选本两方面着手，通过详细介绍其主讲的书院以及编写的文选《国朝文录》,梳理其教育实践，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姚椿的教育经历。


3、结合嘉道之际的社会背景和清代学术背景，分析姚椿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原因，论述其文学教育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


4、总结姚椿的教育影响，指出他对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促进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实证法。姚椿一生经历丰富，交游广泛，游历多地，书院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理清这一过程，将主要以其个人文集为基础，辅之以有关的友人文集、地方志等资料。


2、比较法。在分析姚椿文学、教育思想以及对其进行评价时，注意姚椿与桐城派其他名家的比较，例如与姚鼐、姚莹、梅曾亮等人，从而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3、历史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一方面对姚椿个人的生平、教育经历等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考察嘉道之际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其教育思想做出总结和评价。

姚波

第一章 姚椿生平简介


姚椿是清代著名文人，也是桐城派大家，他的一生和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少时读书，应试科举，历经多番浮沉后，绝意仕途，以著述讲学终老。然而看似平凡的人生道路却并非乏善可陈。本章拟分生平、交游两部分来论述，对姚椿的人生历程作详细的梳理，展示其人生的主要阶段和重要活动，以期对姚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第一节。生平


(一)家世


娄县姚氏家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姚僧垣(499—583)，字法卫，南北朝著名医学家，居于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育有二子，长子姚察，袭封北绛郡公，授太子舍人，曾奉隋文帝之命撰《梁》《陈》二书，未竟而卒。姚察之子姚思廉，授唐左散骑常侍，子承父业，历时七年，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姚思廉便是娄县姚氏的先祖。至于姚氏这一支系何时由武康迁徙至娄县，现已不可考。姚椿曾在文中提到：“而吾宗独不幸自七世以上，昧其所自出，自高祖以上又或失其名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姚椿祖上世居娄县盘龙塘八亩浜，数代皆务农，以积善闻于乡间。


其父姚令仪(1754—1809)，字心嘉，别字一如。妻许氏，生子二人，长子姚椿，次子姚楗。姚令仪年少聪慧，才华冠绝乡间。年二十，补博士弟子员，乾隆四十二年(1777)选为拔贡生，次年朝考一等，拣发云南，任禄丰知县。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军事才能出众，被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看重，随军参幕，凡事皆与其谋划。因屡出奇策，屡建奇功，多次平定了川藏、湖广之地的民乱，后官至四川布政使。祖上三代也因姚令仪之功，追赠通奉大夫。


姚令仪平日虽多身处军营，但也十分关注民生。嘉庆十一年(1806)，姚令仪擢四川按察使，数月间厘清陈年积案六百余件。次年升任四川布政使，因当地下令“禁民间小钱，法峻几废市”，姚令仪听闻，“急发仓谷，令以小钱若干，易米若干，钱收而民靖”;每年冬季，还会“设粥厂以食饿者及春”。姚令仪为官清廉，且知人善用，很多人例如方绩、傅鼐，都是由他举荐而引为一代名臣。嘉庆十四年(1809)冬，因积劳成疾，于成都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叔父姚令俞，宇秋坪，因军功补华州知州，后擢浙江宁波府知府。姚令俞任宁波知府时，得知宁波海中有洲，田地荒废已久，遂上书道：“洲田百余顷，平畴广陌，以垦为养民食，可资水师巡洋，藉联声势，移宁波佐贰以治之，拨象山营弁以镇之，编以保甲，有裨缉盗。”后得到许可，顺利实行，当地人民都十分感激。姚令俞为官期间，关注民生，曾大力修缮书院、平反冤假错案。


其弟姚楗(1778-1854)，字建木、又字子枢。由廪生循例为宝应教谕，教学期间教导诸生应“先行后文”。宝应县因没有教场，武童生常常在河堤边练习射术，但河堤边行人往来不息，十分不便，姚楗便捐出自己的俸禄，在学宫后的空地建立射圃。道光四年(1824)，高家堰决堤，姚楗奉旨履勘，“日视灾黎，为之心侧，陈词大吏请朝廷帑赈恤之，民赖以活者数万”，后擢为河南卢氏县知县。


姚椿劝诫道“一官从此耐长贫”，姚楗没有辜负哥哥的期望，为政勤勉，“撰敦俗劝士文以导民”。姚母许氏去世后，姚楗不复出仕，归娄县老家，以敦劝后进为己任。姚楗与姚椿两兄弟感情甚笃，姚椿常言“但令兄弟守暮年，安用好官供笑骂”。姚椿晚年“遭遇屯艰，至老益困”，后来能够安然赋闲，皆是姚楗从中斡旋。姚椿著书时，常常“等身弃掷，不甚爱惜而卒”，姚楗便裒集其文章，整理成文集；姚椿儿子远游，孙子早逝，姚楗便让自己儿孙待其如父。兄弟两人“白首相依，怡怡如也，远近称为二姚”。著有《归云堂诗稿》《双红豆词草》。


(二)生平


姚椿，字子寿，一字春木，号樗寮生、蹇道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生于江苏娄县。


姚椿自幼资禀绝人，“无书不窥，博闻强记”，十岁许即通声律。少年时期的姚椿尤为喜欢诗词，常以《全唐诗》出入怀袖间，屡被塾师斥责，仍不改这一习惯。姚椿十八岁时，以国子生应顺天乡试，因才华出众而名噪京师，从游者都是博学的文人、前辈。乾隆六十年(1795)恩科，皇帝命六大臣先行筛选试卷，合格者才有入闱的资格。时任主考官的彭元瑞、纪昀见到姚椿的文章，都赞叹不已，置其卷为第一。然而依照当时科场的风气，入选者要向主考官送礼物拜见。姚椿不喜彭元瑞素来对待士子态度倨傲，不肯谒见，只拜访了纪昀。但因其性格刚直，不愿当面奉承人，后遂连试不中。然姚椿不以为意，处之淡然，只每日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等几位好友谈论诗赋，意气风发，气甚凌厉。


时因四川多动乱，姚令仪屡参幕府，姚椿自幼便跟随其父往返于全国各地，动辄数千里。每到一处必周揽其山川，与当地的贤豪长者相交。“凡河渠、农桑、漕运、边防、以及闾阎疾苦无不反复熟筹，稽诸史传，证之以游历。”在这过程中，他对民间疾苦也有更深的认识。


清代中期，汉学兴盛，考据学风行一时。汉学家崇尚训诂考证，反对宋学的空疏学风；宋学派则以程朱之学为宗，指责汉学为琐碎支离之学。汉、宋两派围绕考据、义理等问题相互攻讦。桐城派作为程朱理学的追随者，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学术争端之中。姚鼐身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以一己之力扛起引迪后进的大旗。然而虽有不少服膺者，但更多的还是一片质疑之声。嘉庆十年(1805)，姚椿听从父命，师从姚鼐。姚鼐翻阅其作品，问姚椿道：“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当从事程朱之学乎?”姚椿默而不应，姚鼐正色道：“南宋以后之人类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视焉。”此时的姚椿还怀有将信将疑的态度，虽不敢当面质疑姚鼐之言，但也没有深信不疑，私下以为这只是姚鼐为招揽学生而作的曲诱之言。不过他还是听从了姚鼐之言，研读濂洛关闽之书，结果“读之爽然，如有所失，己复欢然，如有所得”，“历世稍久，颇见各种痼蔽，未尝不慨然兴叹，而其病未始不起于诋毁程朱，然后知先生之言，深切著明”，于是摒弃旧习，潜心程朱之道，“唯持循于伦纪日用间，覃思六经，服膺儒先，义必求其尽，理必求其是，以为由汉以来，唯朱子之言合高明中庸而一之。终身诵说，必依乎此。”王柏心盛赞其为“中行独复之士”。


嘉庆十四年(1809)，姚椿告别姚鼐，离开金陵往西游历。同年冬天，姚令仪于成都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姚椿按其遗愿，将其归葬于佘山老家。嘉庆二十年(1815)，姚椿复至金陵，此时姚鼐已患病，不久后便病情恶化。姚椿日日侍奉床前，数月如一月。姚鼐去世后，姚椿亲视含殓，又收集其遗书。随后便杜门力学，潜心学问。


嘉庆二十二年(1817)，姚椿之弟姚楗任校官，前往江苏宝应就任，其母许夫人与孙子们随之举家迁徙，姚椿亦同往。姚椿在宝应之时，无意中得朱泽沄遗书，读之数日，深有所得。朱泽沄，字湘淘，号止泉，扬州宝应人。朱泽沄无所师承，自少熟读历代诸儒之书，中年后专注于朱子之学，“凡数百卷，一字一句，无不精心研究反身体认，积有岁年，喟然叹曰：‘尊德性者，莫若朱子；道问学者，亦莫若朱子。’”后人赞其“欲求朱子之道，先生之学其苗裔也；欲读朱子之书，先生之文其阶梯也。朱子明示人以坦坦之路，而由之者不能无崎岖，先生复为翦荆榛而标识之，意深切矣，后之人其庶无再误矣”。姚椿称赞道：“此真宗守程朱之道”，“能见其大而不略其细，务极其详而必要诸约，造诣纯备，卓然醇儒”，然因“不幸伏处草野，未获进用”。于是悉访朱泽沄未刊行的书及其门人的著述，后校订《朱子文选》一书，成书之时感慨道：“此本散佚已久，访之数十年，今始得完整，及吾身见其传幸矣。然尚有《语类选》不得同时付刻，此遗憾也。”又亲谒朱泽法之墓，申私淑之礼。


后姚母许夫人去世，姚楗奔丧，归老家娄县，不复求仕。于是姚椿便有机会外出游学。道光元年(1821)，姚椿与好友彭兆荪同被推举为孝廉方正，姚春认为自己“文字用心科举外”，加之好友彭兆荪的规劝，于是多次上书，自言盛名难副，且身多疾病，不能随众应试，自此绝意仕途。


道光三年(1823)道光十一年(1831)，姚椿两次应河南长吏之请主讲夷山书院，自此开启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生涯。道光十八年(1838)，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主讲湖北荆南书院，前后约有七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外漂泊多年的姚椿感慨“吴楚地相接，胡为苦思归?人生垂老年，能无岁暮悲”，遂回归故乡娄县，主本郡景贤书院，唯著书，不接外事。姚椿“性真率自奉约甚然，喜客壶觞，斟酌风景”，遇上春秋佳日，有朋友相约，便携一根拐杖赴约，十分惬意。遇“有人伦鉴，好称人善，神怡色和，言论亶亶，问业者皆往而实归”。姚椿喜好抄书，晚年手腕常痛，很多时候都是姚楗为其抄录。两位侄子之浪、之烜，“侍奉寝兴，未尝离侧，孝友之积，化及一家，雍雍如也”。咸丰二年(1852)冬，姚椿得疾，终日不言，亦不肯进药。咸丰三年(1853)二月二十一日，姚椿去世，终年七十七岁。当时扬州、镇江等地已陷入太平军治下，姚楗便于二十三日将姚椿葬于佘山，附于姚令仪墓旁。姚椿有子二人，次子姚圻早逝，长子姚炳身在外地，因道路不畅未能赶回。因此姚椿的葬礼，皆由姚楗父子主持，令人唏嘘不已。


(三)著述


姚椿年少喜好诗词，后又钻研程朱之学，因此生平著述甚富，已刊行的有《晚学斋文录》十二卷、《文续录》若干卷、《通艺阁诗录》八卷、《续录》八卷、《诗后录》若干卷、《别录》若干卷、《词录》若干卷、《和陶诗》三卷、《樗寮诗话》三卷、《樗寮随笔》若干卷。姚椿自言于诗用力多，因此自信自己通一艺，故将诗集命为《通艺阁诗录》。但姚椿认为自己弱冠始学文，文字功底尚且薄弱，不能妄称通六艺，以免为人所诟詈，遂将文集命名为《晚学斋文集》，用以区别于诗的“通艺阁”。在古代的诸多文人中，姚椿最为敬慕陶渊明，于是在“衰病无聊，吟侣又去，无以自遣”的情况下，“前后取渊明诗和之，久而积成卷轴，遂分为三卷”，是为《和陶诗》。除著文外，还编选《国朝文录》八十二卷，辑录《易传》若干卷，纂修《禹州志》二十六卷、《川沙抚民厅志》十二卷等。


第二节 交游


桐城派之所以能发展为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使“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除了桐城文派自身具有传承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桐城派文人多爱以文会友，并致力于教学，广收门徒，传道授业，使学术薪火能够代代相传。


姚椿为人随和，“才识过人而好学不倦，博闻强识，折衷于至当，论古甚严，而待人甚宽。外若通脱，内怀廉介，自其少壮，凭借先业，好振人之急”，且极为好客，“其自奉甚淡约，编袍脱粟皆可自适，而留客命酌月无虚旬”，因此交友广泛。他认为做学问应当多与朋友交流，“椿读宋儒书，见乾淳三先生书疏相往复，剀切详到，而皆有益于论学论治之要。虽愚昧不材，犹幸临文有所会悟。私窃以为学问之助在乎朋友，而朋友之益莫大乎讲习，独憾士之有志者，多散处四方，鲜克朝夕萃聚。寻常—通音问，则又仅以寒温了事，其视三先生之相与切劘者，为何如哉?”因此为了客观完整地研究姚椿，除了考察其自身的生平事迹外，也需关注友人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考察姚椿的交游情况，对研究桐城派兴盛壮大的原因以及传播和演变状况亦有重要的意义。


(一)与官宦名流的交游


姚椿同当时的官宦名流交往颇多，一方面，桐城派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且姚椿文名远播，在姚鼐去世后，姚椿被视为“得桐城之正绪”，因此慕名结交者甚多。另一方面，姚椿本人虽未曾为官，但他的济世之心却没有丝毫消减，希望凭着自己的文名，结交官宦名流，借以传递自己的经世思想。从姚椿的交游对象看，这些官员大多是当时的贤官能吏，且很多是饱学能文之士，有的更是文坛巨擘。


1、与林则徐交游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福建省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林则徐为官时积极兴修水利、浚治河道、改革财政，办赈济荒、查禁烟片，坚定地反对外国侵略者，积极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在文学方而，林则徐也颇有造诣，著述颇丰，有《云左山房诗钞》八卷、《云左山房文钞》四卷、《滇招纪略》一卷等。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时任湖广总督，大力网罗地方人才，招揽入其幕，为其出谋划策。此时，姚椿初至湖北，林则徐便邀请他主讲湖北荆南书院，甚为礼遇。姚椿遂作《初至鄂州节署呈林公二首》，表达对林则徐知遇之恩的感激：


全楚江流沂蜀岷，清风遥扇大江濒。能提政要弥优学，欲报君思合爱身。


山色每招吟兴远，秋光长共画图新。要知五夜横胸事，鼓角声中漏点频。


书生吴下路重千，来揖康侯玉帐前。独以精勤筹庶务，屡将和气感丰年。


风流江左真安石，词赋天涯老仲宣。尚有苍茫无限感，荐贤心事属名贤。


林则徐虽身处高位，但其求贤若渴，“直为苍生筹保障，肯同匹士矫鸣廉”。姚椿乃一介布衣，无功名在身，但林则徐仍将其视为兄长，十分敬重。两人时常商讨河渠、农桑、漕运之事，观点颇为契合。


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处禁烟，临行前姚椿作诗相赠：
上公声望慑蛮夷，一檄贤于十万师。会见溟洋恬飓鳄，真成谈笑却熊罴。
能兼群策斯为大，欲示天威更以慈。幕府陋儒何术效，只将歌咏答明时。


这一别便是数年，但这期间两人还坚持书信往来。每次收到姚椿的书信，林则徐都欣喜不已，满腹忧虑“皆从胸膈中推诚而出，岂寻常慰藉语所能仿佛一二哉！三紬复绎，背汗心铭，恨不能作累口而谭，以倾衷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总结清政府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剿夷八字要言，因想法尚不成熟，便在信中征询姚椿的意见，道“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诊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
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可见林则徐对姚椿的信任。


姚椿因一生未曾出仕，经济上有时颇为拮据，林则徐也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听闻姚椿编纂《国朝文录》已成，但因经费难以落实，无法刊行，便随信附上二十金，给予资助。


道光三十年(1850)，林则徐病逝于普宁，姚椿闻听消息，痛哭道：“郢匠宜停斫，牙生定绝弦。无筹纡白屋，有汨彻黄泉”，以此悼念知己的离世。


林则徐、姚椿二人虽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但彼此依然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面对外国侵略者的入侵都主张坚定不移地进行抗争，即使一个被诬流放，一个终身不仕，但他们的爱国爱民之心却未曾动摇。


2、与王昶交游


王昶(1725—1806)，字德甫、琴德，号兰泉，晚号述庵，江苏青浦县人，乾隆十九年(1745)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在学术上，王昶有着很高的成就。他精通金石学，以半生之力编成《金石萃编》160卷。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乾嘉学派代表，工诗善文，著诗文集《春融堂集》68卷，辑录《湖海诗传》、《湖海文传》、《青浦诗传》及《练川五家词》、《琴画楼词钞》、《明词综》、《国
朝词综》等多部诗文选集。


王昶对于姚椿来说，即是良师，也是益友。嘉庆四年(1799)，王昶大会江浙才士，姚椿正客游杭州，得以于敷文讲院拜谒王昶。王昶素知姚椿能诗，便问其心得，姚椿总结道：“以讽喻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并当即作《秋风词赠王述庵侍郎昶》一首：


秋风起天末，游子思故乡。岂惟思故乡？百忧增榜徨。
二俊南士彦，同向云中翔。士衡闻鹤归，跧伏意不扬。
士龙少恬憺，忧患不能防。莼鲈何足思？中有至味长。
古之英雄人，有时如寻常。威凤敛其采，冥鸿与徜徉。
鸣鹤适其性，闲鸥或相当。


王昶赞赏不已，冠以“诗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轮”之誉。


是时，姚椿正欲编纂《国朝文录》一书，想要借鉴王昶所编的《湖海文传》。《湖海文传》是王昶晚年所编纂的一部清代文章选本，全书共七十五卷，收录了一百八十一位作者，八百二十三篇文章，有赋、序、记、书、碑、墓表、行状、传、跋等二十八种文体，所选文人有戴震、钱大昕、袁枚、姚鼐等，涵盖了当世主要的文学家。除此之外，亦收录了不少不甚出名的文人之文。《湖海文传》客观反映了乾嘉时期文坛的学术动态，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姚椿从王昶处借阅《湖海文传》一书后，大为赞叹，并参考其体例划分的原则。不过，他也指出《湖海文传》存在着过于固守前人体例，生平交游不甚详备等问题，在编写《国朝文录》之时，着意避免了此类情况。


(二)与桐城派文人的交游


1、与姚莹交游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台湾知县、海防同知、噶玛兰通判，台湾兵备道。姚莹不仅拥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亦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姚莹是姚鼐的侄孙，自幼受教于姚鼐，深得桐城派嫡传，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并称为“姚门四杰”。他继承了姚鼐捉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文论思想，并将其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理论，强调经世致用，这是桐城派学术思想顺应时代变化的重要一步。姚莹一生著述丰厚，有《东溟文奈》六卷、《东溟外集》四卷、《东溟文后集》十四卷、《东溟文外集》二卷、《后湘诗集》九卷、《中复堂全集》、《东槎纪略》、《康幡纪行》等。


姚椿与姚莹都曾同在钟山书院求学，聆听姚鼐的教诲。即使后来分隔两地，两人也常以书信往来。姚莹对姚椿的评价很高，认为其扛起传播桐城派文论的大旗：“莹无似不能负荷家学，即惜翁文章亦不能仰承百一，幸赖足下与异之、仲伦、生甫及惜翁门下诸君子昌大其言，俾文章正轨久益昭朗，可谓盛矣”。


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莹就任台湾知县，因政绩出众，很快赢得当地人民的爱戴，姚椿听闻亦对姚莹钦佩不已，作诗赞道：
扁舟风急怒涛间，独客魂惊压旧孱。
奔雪春飞三峡水，乱云晴涌六朝山。
塚中骨冷成千载，海外文奇动百蛮。
顾我残年尚漂泊，端应乞得著书间。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鸦片战争爆发。姚莹坚决主张禁绝鸦片，抵抗外国侵略，领导台湾人民取得抗英斗争的胜利。然而局部的胜利无法挽回整体的颓势，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作为主战派官员的姚莹，自然被英国侵略者和投降派视为眼中钉。《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代表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莹被革职查办，入刑部狱。后虽释放出狱，但仍以同知知州发往四川效用。姚椿为好友的遭遇感到不平，作《忆石甫台湾》一诗激励姚莹：
平生者硕辱周旋，更为崔王忆郑元。
未死不应悭一面，得归难定是何年。
海疆尚阻朝家援，军阃真持水府权。
漫讶苏卿迟雁帛，终看周处斩蚊渊。


姚莹到了四川后，并未一蹶不振，而是沿途系统地考察了西南地区地形和风貌，写成了《康輶纪行》一书。《康輶纪行》共十五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地理等诸多方面，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兼具，对了解、治理西南地区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书中，姚莹还率先提出“制夷”必先“知夷”的观念，认为只有了解外国夷情，才能抵制外来侵略。方东树曾说：“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姚莹的致用思想对姚椿颇有启发，对其学术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2、与毛岳生交游


毛岳生(1791—1841)，字生甫，一字兰生，号休复，宝山人。其祖父毛大瀛，少有才名，由附监生充四库馆誊录，后累任至四川简州知州。嘉庆五年(1800年)，殉于教匪之难。毛岳生年少孤贫，父亲早逝，与祖母、母亲相依为命。自力于学，因祖荫袭云骑尉，后改补为文学弟子员，但仕途一直不甚顺遂。后因家境困顿，不得不游学闽越十余年，以赡养祖母与母亲。


毛岳生年少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即而讲于当世贤硕，乃益笃志道古”。后师事姚鼐，工诗古文辞。其治学涉及“声音、训诂、名物、度数、天文、舆地、礼乐”，尤致力于元代历史，因见钱大昕《元史稿》残本，便悉心补辑其缺漏错误之处，纂录考证达数十册。然惜“年又限之，卒未克底于成”。所撰诸表及《考辨》数卷皆佚，现仅存后妃、公主二传。著有《休复居诗文集》十二卷，凡文集六卷，诗集六卷。


姚椿与毛岳生交情匪浅，常年以书信往来，尤以文学交流居多。姚椿评价道：“诗如鲁直句律奇，文到蔚宗思力厚”。毛岳生“论诗最严覈”，始宗江西派，后则自辟门径，“出入昌黎之间，戛戛独造，务为不经人道语，而力足以达之”。其诗“凌厉侧出，独蹈险境，卒能返于大道”。其文则推崇桐城义法，文章皆“根本经术，泽以义法，坚质峻整，铲削生峭”，主张文道统一，“夫道与文表里久矣，使人睹吾文而轻吾道，曷若使人尊吾道而信吾文乎?”毛岳生一生笔耕不辍，“衫间爪甲色长乌，头上霜华爱还黝”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姚椿与毛生甫交谊深厚，曾屡次戏言各为对方写墓志铭。毛生甫去世后，姚椿“临纸屡悲而不能终竟也”，直到四年后，姚椿才忍痛执笔为其写下墓志铭。


(三)与其他文人的交游


1、与彭兆荪交游


彭兆荪(1769-1821)，字湘涵，又字甘亭，江苏镇洋人。少随父宦游陕西，十五岁时，应顺天乡试，因才华出众，诸多公卿大夫争相招揽，与之相交。然科考接连失意，加之父兄相继去世，“卒独破产，尽偿所负。而自鞠幼弟，只身客游以为养”。道光元年(1821)，彭兆荪与姚椿相约拒绝州官孝廉方正的推举，绝意仕途。中年后，彭兆荪多次客居幕府，专心文学创作。著有《小谟觞馆诗文
集十三卷》、《小谟觞馆续集五卷》。


姚椿对彭兆荪的评价极高：“君之学务博，而屡迁，即卒不得用，乃始自放于异氏。其所为经卷课诵，将以驯服心性，涵儒道命，使加之以年，则君脱然自进于古者，殆未可量。抑亦朝廷所急欲登用如古畸人贞士，克副其实者，君真其选矣”。


彭兆荪善作骈文，深具六朝文风。姚椿称其文章“鸿博沉丽，力追六朝、三唐之作者”。诗歌亦颇有成就，“始务琦瑰，晚乃益慕澄澹孤复，深得古人意恉”。彭兆荪中年后，颇醉心于禅学。嘉庆十七年(1812)春，“因读其乡先生黄公陶庵《日记》，憬然有省”，遂作《忏摩录》以自省。对此，姚椿屡屡谏言，加以劝惩，“务观儒书，复耽玩竺氏籍，研穴覃奥世之为内学者，莫能窥其际也。予尝微讽之，喝一轨于正？君隤然不以屑意”。不过姚椿虽对此不以为然，但仍“心钦其志节”。


彭兆荪与姚椿二人交谊深厚，姚椿还特意建了一座亭子，名曰“待彭亭”，且多年来一直坚持书信往来。道光元年(1821)，诏天下举孝廉方正之士，姚椿与彭兆荪纷纷在列。然彭兆荪在书信中告诫姚椿道：“盛名难副，宜熟思之”。姚椿听从彭兆荪之言，遂作《辞孝廉方正书》，道不当就之意。同年，彭兆荪去世，姚椿闻听噩耗，悲痛不己，作《过吴门留别古云时闻甘亭之丧》悼念亡友：


频年风雪款君门，惆怅相逢□酒尊。
词友已成泉下梦，老梅空怆客中魂。
升沉道久途宜判，故旧情长语易温。
休道过江春色恶，夜台无路哭重昏。


纵观彭兆荪的一生，其坎坷的人生境遇与姚椿极为相似。他们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少年时都怀有济世之志，但都相继科场失意，随后绝意仕途，专心文学创作，提携后进。多年来，两人不仅相互欣赏，相互勉励，遇事还能够直言规劝，足见其友情之真挚。


2、与杨芳灿交游


杨芳灿(1753-1815)，字才叔，一字香叔，号蓉裳，江苏金匮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受知于学使彭元瑞。应廷试，得补甘肃伏羌县知县。乾隆四十九年(1784)，因整治民乱有功，擢升为户部员外郎，参修《大清会典》。曾主讲衢杭书院、关中书院、锦江书院。著有《真率斋稿》十二卷、《芙蓉山馆诗词稿》十四卷、《芙蓉山馆文钞》八卷等。


杨芳灿自幼勤学，博览群书，才绝一时。好为诗，出入唐李商隐、李贺之间。又工骈体文，嘉庆六年(1801)，杨芳灿时年四十九岁，寓居京师，恰逢此时姚椿仍在京师备考。姚椿“少时好为俪偶文字”，两人一见如故，时常与吴嵩梁、周倬云等人在芙蓉山馆吟诗集会。杨芳灿工诗词，素有清丽婉转之名。


杨芳灿于姚椿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姚椿虽才华横溢，但一直未考得功名，杨芳灿常温言劝慰，纾解其苦闷之情。姚椿很是感激，作《答赠杨丈蓉裳农部芳灿》:
凌云人物赀郎赋，广厦心期薄宦名。
斗大一州当日事，可知虞诩是书生?


后姚椿离开京师西行，临别前极为不舍，作《留别蓉裳农部丈》，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知己三生别，怜才一昔欢。
酒人明日去，易水至今寒。
风雪悲歌易，关山行路难。
五湖归客梦，未免恋长安。


嘉庆十七年(1812)春，杨芳灿奉命总领编纂《四川通志》，历时两年完稿，嘉庆二十一年(1816)才刻印成书。全书共二百二十六卷，分天文志、舆地志、学校志、职官志、人物志、经籍志、选举志等十二门，近五百万字。杨芳灿非常重视志书的体例架构，按照地区、时间先后分列条目，严格遵循志书规范，且资料搜集之全远胜前朝，是历代四川省志中最为详备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他还摈弃门户之见，以细致的考证为基础，融合各派之长。姚椿后来编纂《禹州志》时，也借鉴了杨芳灿编纂《四川通志》时的经验，分纲列目，简洁明了，资料详备，注重考证，在河南方志中质量颇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嘉庆二十年(1815)，杨芳灿去世，姚椿悲怆不已，亲自为其作墓表，行文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杨芳灿的一生，流露出姚椿对杨芳灿知遇之情的感激和知己离世的悲痛。

姚波

第二章 姚椿的教育实践


嘉庆二十年（1815），姚鼐去世后，桐城文派传播的重任落在了姚门弟子的肩上。姚椿作为姚鼐的嫡传弟子，自然扛起了延续后进的大旗。姚椿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从事教育事业，其教育实践主要分为两部分：书院教学与编写选本。


第一节，书院任教


书院始于唐朝，一开始是“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作为文化机构，此时的书院主要承担着藏书读书、修书著书、学术交流、研究著述的功能。


宋朝，书院数量大大增加，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北宋初期，由于政权尚未巩固，文教难以发展，中央官学和地方教育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在此情形下，知识分子们自发承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重任，“他们沿袭前代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书院得以蔚然而兴，教育功能愈加被重视。南宋是书院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书院与理学融合，互为表里，各项学规和章程相继制定，书院作为文化教育制度得以真正确立，成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元明时期，书院持续发展。这个时期，书院慢慢有官学化趋势：首先，加强申报制度，从源头加强对书院的管控；其次，委派山长，纳入学官体制；再次，管理书院产业，掌握其经济命脉；最后，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官学化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普及和发展，为清代书院达到鼎盛状态创造了良好条件。


清代，书院进入繁荣期。据统计，清朝书院达5836所，其中4961所是官绅士民新建，875所是兴复重建的，数量可谓是历朝之最。清朝前期，书院讲学之风盛行，学术思想活跃。这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便是讲学之风盛行，清谈误国。为了加强对思想学术的控制，统治者遂采取了压制措施。清中叶，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书院政策由抑制转为支持。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正式下旨，创建省会书院，书院官学化最终完成。这个时期，以培养科举考试人才的书院大量涌现，它们大多奉程朱理学为圭臬，教学也以八股文为核心。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桐城派学者自然不落人后，纷纷将书院作为传达自己学术理念的阵地。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他的书院讲学生涯近四十年，先后主讲于梅花书院、敬敷书院、紫阳书院、钟山书院，对桐城派的创立与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弟子们也纷纷效仿，很多弟子都有书院讲学的经历，如方东树曾主讲庐州书院、毫州书院、宿松书院；梅曾亮曾主讲如泉书院，梅花书院；管同曾主讲敬敷书院等。他们以传道者自许，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培养生徒，将桐城派由桐城一隅，传播至全国范围。可以说，书院与桐城派的发展壮大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姚鼐的嫡传弟子，姚椿亦不例外。他的一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历经科举沉浮，后半生则从事书院教育事业，时间长达29年。其父姚令仪去世后，渐渐家道中落，姚椿便通过客游来赡养母亲，维持生计。在这过程中，姚椿多次应邀主讲书院，书院成为其施展才华，体现价值，追求抱负的重要平台。


（一）主讲夷山书院


开封原有大梁书院，为“全豫俊髦之区，省属举贡生童胥萃处”，然“岁久倾圮，且湫隘过甚”，“每值漕试之期，多士云集斋舍，不能容”。开封府“念培养英才之道自成童始”，遂筹建新书院。道光八年（1828），知府栗毓美主持修建书院，“于大纸坊街之南，别建基址，为屋若干楹，用处髦士之初游于学者。以其地近夷门山也，故名之曰‘夷山’。”此后，诸生“春诵夏弦绰有余地”，夷山书院一建成，便得到开封各界鼎力支持，开封府所属十六个州县按缺公捐，很多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捐助膏资，如太守邹鸣鹤“大出俸钱，拓地基，增学舍”。在多方努力下，兴建讲堂、奎星阁、考棚、收卷所，以及小琅琊精舍、正业堂等斋舍，共计九十余间，夷山书院成为开封规模最大的书院之一，“文教日新，多士云集，统九府，四州之士莫不闻风向学，负笈来游。每逢大比之年，问业者接踵而至，谈经者相率而来”。


姚椿于道光十一年（1831）应太守邹鸣鹤之请主讲开封夷山书院，就任山长，掌教书院。初至夷山书院，姚椿尚未从仕途不顺的阴霾中完全走出，从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姚椿此时复杂的心境，如《赴禹州复雪》:


二月风光残雪里，半生病思浅杯中。
碾涡易侧愁深辙，索砚难寻任倦童。


很多时候，姚椿也甚为思念亲人，教学之余，常与弟弟姚楗书信来往：


枕上晴声噪乱鸦，同心人奈隔天涯。
匆勿客里过寒食，淡淡斜阳下杏花。
五亩归耕真得计，一年春事又离家。
中州芳草无边绿，慰尔闲居感岁华。


不过姚椿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认为自己虽科举屡遭失利，但隐逸山林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


封侯事业不可期，辟谷心事吾能知。
圯桥未暇从黄石，商岭犹堪饵紫芝。


姚椿将自己比为商山四皓，以不慕名利为荣，随后便专注于书院教育事业。
对于“夷山”二字，姚椿颇有自己的见解，并将其与教学联系在一起，他告诉学生：“吾闻之，夷者平也。圣人之道平易切近，而天下之奇莫外乎是，故又曰臂如行远必自迩，臂如登高必自卑，所以言学之循渐益进，而愿人之弗以其近且易者自止也。睹乎斯名，其亦可知进德之无穷，而为学之有序矣”。以此教育学生学习应当循序渐进。


姚椿在主讲夷山书院期间，“以实学励诸生，朝夕淳淳，惟成就人才是急。遇才高行美者奖借不容口，有孤寒无已自立，必资给焉”。姚椿认为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有益于民生，并取广昌黄永年所作的史论《范仲淹》张示讲堂，以此勉励诸生：


士无英伟冠世之气，不足特起于末流；无痌瘝天下之心，不足泽被于一世。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周敦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气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责者，不可一日而无者也”。今夫气盖一乡，则一乡龌龊萎琐之习有所不能染。气盖一国，则一国龌龊萎靡、颓败之习有所不能染。气盖天下，则天下龌龊萎靡、颓败之习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见也，远超然离异世俗之中，而卓然出于万夫之上，及其显也，天下亦翕然从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经营，知处之所学画，身处蓬藋而有四海一身之任，有王公大人之事，以为其分内所当，为夫其未出众日相与接，亦末由窥之耳。嗟夫！观于宋范文正公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五季以来，风衰义丧，士惟知苟荣贪位。四维既绝，人纪沦亡，宋而后颓风犹是也。范质、王溥无论已冠准以命世之英，方罢中书，即求使相，已复附会天书，以图千进。盖风习移人贤者，不免百有余年于此矣。仲淹出而始励廉隅、振名节，其取舍辞受、进退出处断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谓宠辱、毁誉、得失、死生、祸福、利害浩然一无足动其意。天下之士闻范文公之行惕然，始知有耻，而争趋于名义之重，宋之风俗为之一变，非其气之清明刚大乌能兴之。其自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饮食寤寐惓惓，皆经世泽物之心。其学自兵刑、钱谷、水泉、农政、职官、边陲、险塞无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诸怀而素具。始在忧中，遗执政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皆不易其说。故其言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言然，其行亦然，非所谓大丈夫之事与真仁之世贤相多矣。然功存于庙社，泽及于一时，若夫功在名教，道师百世，使天下闻风顽廉，懦立微公，其谁与归光岳气，偏士风攸堕下者，怀温饱上者，希名位诗书用为竿牍道义，假为清谈，后先相师轮蹄一轨。古大人豪杰之志事，久绝于斯人之梦，寐宜乎龌龊、萎琐、颓败而俱无睹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帅气士以志为上是固然矣，而气之所赖特重世之阴，足以贼吾气者甚多人之生也。资非大贤清明之气受于天也，无多人世以后污浊横流浸渍衍溢，不能固存其清明者已上绝于天，随波逐潦没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树立也。吾故因论范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他将这份史论张示讲堂，希望弟子可以学习范仲淹的“经世泽物之心”和廉洁奉公、不追名逐利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对姚椿也影响颇深，虽然此时他也正“处江湖之远”，却也寄心于国家大事。


道光十二年（1832），湖北山东等省遇罕见雨水，灾荒遍地，姚椿听闻流民惨状，大为震动，作《殍尸叹》，哀民生之艰难，叹官吏之不作为：


青龙壬辰水横溢，癸未潦灾均一律。
人言荒象最淮徐，泽国蛟龙人民室。
上流浮尸不可当，远自三楚来维扬。
纷纷鱼鳖共攒食，余骨乘流归海王。
渔沟以北更愁惨，饿殍载涂天黤黕。
衣衫狼籍人未殊，肢骼零星狗争敢。
民间土坑设岂无，可奈骸积高山嵎。
行人掩鼻辄疾过，长吏蹙额空长吁。
我闻恶人服上罪，肃杀天行霜雪皠。
赢秦车裂李斯刑，淮南覆盛彭越醢。
此曹懦善如鸡豚，身逢盛世长子孙。
生难一饱死喂兽，人不如兽兽食人。
哀哀赤子九州域，忍死不甘为盗贼。
未填沟壑此须臾，当宁忧勤增菜色。
埋胔春阳品汇苏，东南大吏切民瘼。
好将道铎千声响，代写监门一幅图。


姚椿掌教夷山书院的三年间，题名进士者一人，题名举人者五人，通过院试者亦有三十余名，为开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道光十三年（1833），姚椿离开夷山书院。临行前尤牵挂不已，唯“愿诸人士之渐摩教化，郁乎于诸贤为盛，以上副君子作人之雅化，斯诚客斯土者之所厚期者与”，并不忘举贤以自代。


（二）主讲荆南书院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时任湖广总督，聘姚椿主讲荆南书院，时间达七年之久。江陵原有龙山书院，嘉靖年间创建，位于城东明察院。乾隆十八年（1753）江陵县令曹銮移建龙山书院于县学宫旁。乾隆三十年（1765）知县吴耀龙将州田划归书院，每年收租银约计有两百两。荆州原有荆南书院，“旧设南纪门内，康熙五十八年（1719）知府邱天英建置”。四十九年（1784）知府廷毓因荆南书院、龙门书院两处“购隙地于城之西南隅，共相倡捐，鸠工庀材，八阅月而书院落成，仍其名曰‘荆南’，昭其旧也”，成为当地府级书院。荆南书院建有讲堂五楹，学舍四十余间，奎文阁一座，中为乐育堂，稍西有讲堂、退省堂、敬一亭，东有私淑堂、南化堂各两间，侧有射圃、井泉及厨湢等。


当地政府对荆南书院的建设十分重视，认为“书院废则人才难集，人才不集则学业难成”，因此鼓励地方官员和士绅捐助银钱，并置田78亩，以供师生课读之资。乾隆三十年（1765），知县吴耀龙划拨龙州老淤田470余亩归书院，五十六年（1791）又划新淤田750多亩入书院。因此书院经费得以保障，生员也日渐加多，肄业者日众。


荆南书院崇尚实学，以“编修出守是邦，经济文章具有源本”为宗旨。老师们上课亦是兢兢业业，“评定甲乙，权衡弗爽，循循善诱，不惮烦劳，使诸生酌雅茶经，一准先民矩矱，固已觇士习文风骎骎日上”。这与姚椿的教学理念是颇为相符的。姚椿主讲荆南书院期间，正值社会变革之际。清代中期，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鸦片的泛滥不仅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而且极大地危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姚椿在教学之余，亦不忘关注民生。他曾描绘过当时人们吸食鸦片的情景：


鬼灯睒睗青模糊，两人对卧尸睢盱。
竹简尺六形短殳，左右翻覆吸复呼。
毒溃血脉中贯输，绝尔□嗣陨尔躯。
后有大苦前甘愉，我闻外洋忌中赈。
恶草浑脂互牵引，先向心田辟麦禾。
潜从气管通肝肾，朦胧昏迷术吕窘。
过时弗至藏交困，涕出汗流谁复闵。


姚椿很早就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加之当时有不法分子用罂粟花夹杂在别的药物中牟取暴利，姚椿有感而作《莺粟花》一词：


莺粟花，艳如锦，春暮花中最繁品。何自能陪狎客欢，只应解伴诗人饮。狎客何人始闽粤，年年海上高帆发。黄金一饼烟一箱，鸦片奇名惊养卒。骄童姹女工复研，寸管嘘吸生云烟。一家别馆奸潜引，十护中人赋早捐。此花有粟堪入药，捣制研磨是谁酌？昨闻明诏下九重，并禁此花种篱落。人言此花本无罪，不免株连伤蓓蕾。岂知圣主爱民心，欲绝根株富六海。今年奇潦种自断，真见皇心合真宰。君不见，米囊弃花米弗弃，西北有田兴水利。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之时，便大力禁烟，严厉查处烟贩及鸦片吸食者。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处禁烟。道光二十年（1840），身处荆南书院的姚椿听闻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欣喜不已，作诗相贺：


丑虏凭骄黠，神兵妙纵擒。
贼民真破胆，儒将在攻心。
鱼釜端难活，鼍梁立见沉。
鲸鲵婿骨化，京观海波深。
昔人饶伟略，防海抵防边。
李牧平胡岁，廉颇用赵年。
龙蛇归掌握，鹅鹳扫图编。
往事闻谭戚，风流付后贤。
叹息荆南雨，愁霖十日过。
忽闻天外捷，齐唱道旁歌。
日月环中朗，风云海上和。
陋儒虚决策，归枕扫岩阿。


然而虎门销烟直接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加速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同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亦被革职流放。姚椿听闻消息，十分痛心，“若夫宋者，其人才未尽丧，其纪纲未尽坏，其兵势未极弱也，患于议之不决与君心之不自断耳。今有人焉，俱尪然羸也，一则畏怯而退避，一则奋欲自强，而其旁焉又有人以助之，则其势非但可以不败而已，抑且有胜之势”，痛斥清政府的懦弱与妥协。然而姚椿身无官职，心声不能上达天听，只有以诗文抒发心中的不甘与苦闷：


筑观皇诛貌，成城众志休。
如何千里警，不切普天雠。
惨澹阴云气，苍茫落日愁。
似闻徐福岛，缥缈隔瀛洲。


在这期间，姚椿时时关注着战争的动态，记述沿海人民的抗英之举，同时亦抒发了自己爱国之情：


重溟经岁隔传闻，惊喜吾宗廓珍氛。
毒雾嘘空春蜃市，凌波间道水犀军。
肃清待展攻心策，会合终专方面勋。
尽灭鲸鲵绥海甸，更将忠直报吾君。


面对社会的重重危机，姚椿从自身出发，寻求救国之道：“吾是以知人才之可用，纪纲之可恃，而君心之振起不可以一日已也。夫周、宋当已败之后，尚有可以兴起之势，彼其国势未至败坏，而人才、纪纲之足以自振，其君心可以一日不自兴起乎哉！”他认为教育是兴邦之本，只要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才，国家仍有再次崛起的希望。姚椿在教授学生的时候，亦怀揣着教育兴国的抱负，通过日常教学，将自己忠君爱国、心怀社稷的思想润物无声般地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林立甫是姚椿主讲荆南书院时期的优秀学生。林立甫，字天直，湖北江陵人。诸生，官候补同知。林立甫天资聪颖，十岁许便能诵读史书，姚椿惊叹不已，遂“携入书院，资以膏火，益令研究经史”。林立甫没有辜负姚椿的期望，“熟悉古今治乱之迹，好谈兵，熟于孙吴诸书，有志经世之学，尤留心舆地，手自图绘为文。每纵笔，踔厉风发，光芒进溢，间作韵语，亦雄杰可喜，然非有寄托不作”。后经由姚椿好友王柏心推荐，于鄂北办团练，任内治军有方，连立军功，深得士民爱戴。


（三）主讲景贤书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椿回到故乡娄县，主本郡景贤书院。景贤书院位于娄县东南景贤坊内，原为唐宋忠良祠。因“昔名贤生长游息之地皆立书院，以敬其德业，嘉惠后人”，遂仿旧制，建立书院，延景贤之名，为文童肄业之地。当时，松江先还有云间书院和求忠书院，于是统一管理：“求、景两院师生修脯、膏火一切经费，皆统于云间书院”。在生徒培养上，景贤书院另聘掌教，兼课云间书院肄业童生。在考课上，由松江府统一负责三所书院小课。


此时的姚椿已近七十高龄，因患腿疾，行动也有些不便，但他仍热心于书院教育，孜孜不倦教诲众生，“为教一如夷山时”。姚椿的主要弟子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表2-1姚椿主要弟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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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字号	籍贯	科名	著述
沈曰富	字沃之、号南一	江苏吴江	道光十九年举人	《受恒受渐斋集》十二卷、《绿意庵诗稿》三卷、国朝文海、《需园词稿》
陈寿熊	字献清、一字子松	江苏吴江	诸生	《静远堂集》三卷、《周易正义举证》九卷、《读汉易学私记》二卷
顾广誉	字惟康、号访溪	浙江平湖	优贡生	《悔过斋文集》七卷、《悔过斋文续稿》七卷、《学诗正诂》五卷、《昭忠录》
					陈克家	字子刚、号梁叔	江苏元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候选教谕	《蓬莱阁诗录》四卷、《溪盎室诗集》、《桂门初稿》、《桂门续稿》
					何其超	字古贤	江苏青浦		《藏斋诗钞》六卷
张尔耆	字伊卿	江苏娄县	诸生	《夬庵尖》六卷
张锡恭	字闻远	江苏娄县	光绪口口举人	《茹荼轩文集》口卷、《炳烛随笔》
陆日爱	字曦叔、号雪亭	江苏青浦	浙江候补同知	《守拙斋诗文集》十二卷、《松陵诗征续编》、《梦遗草堂劫余稿》九卷、
姚之烜	字壮之	江苏娄县	诸生、官荆溪县训导
陶淇	字绍原、别号锥庵	浙江秀水		《忠孝堂诗钞》口卷
叶兰笙	字湘秋	江苏娄县	举人
韩应陛	字对虞、号绿卿	松江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	《读有用书斋藏书志》

在景贤书院的时候，姚椿常常“慨人才之日尟”，“俗颓风下，人才气节之不振，治具之多，因循也”，因此“遇俊才识殊者，勉以翼道”，经常“解衣损食，赐书赠诗，无言不尽”，以一己之力“延接后进，务引以为学一艺之长”。姚椿认为“天慭留一老为斯道主持，则读书种子可以传示于后世，此殆彼苍位置之深意”，因此终身诲人不倦，未尝有所松弛懈怠。沈曰富等人“每往请业未尝见其身离简，策手辍铅椠也”。在教学过程中，时常与弟子书信往来，谈学论文。他告诉沈曰富做学问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但是“好学难，深思更难。心知其意难之难者也”，要想做到“心知其意”，首先要“穷乎文义训诂之末”，做到“研之极其详而不厌，然后推之极其广而无遗者”。其次应当“择其精而去其粗，无惑乎拘牵破碎支离之说，而克继乎守先待后之功，是在后人之善学而已”。在做到“研之极其详”之后，应当利用所学知识，去芜存菁，这样才能做好学问。此外，姚椿还非常崇尚“静坐”，认为这是修身养性的方法之一，有助于收敛身心，排除杂念，专注学习：


清晨即起，端坐数刻。收敛身心，炯然不惑。
读经温经，务令精熟。体会四书，数章毋忽。
切勿贪多，一书用力。倦则静坐，以清神识。
事应即已，毋怠毋杂。晚课弗增，惟在温习。
临寝端坐，心贵专一。止定在根，不远惟复。
频复斯励，敦根乃吉。久久行之，庶几精密。


姚椿给弟子们授课的时候，常常提到当年从学姚鼐时的情状，以姚鼐之言教导学生：“子知禅乎？禅须宗教兼通，通教不通宗，通与不通同；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盖宗谓义理，教谓经籍、掌故也。”当时考据学盛行，姚椿也颇为不满，认为考据应当以义理为基础，他常回忆道：“我师语门人皆引而不发，非若食之倾筐倒箧，惟恐不尽也。当时考据、词章之学方盛行，我师无可语时辄长叹。”


姚椿也时常带学生们出游，一次，偕弟姚楗与沈曰富、陈克家等几位弟子去东佘放舟，遍游神龟峰、天马峰，夜晚便投宿横云山下，极饮至醉。姚椿不禁回忆“昔日京邑都会之盛人物之俊伟”，又自言“生平所欲为之事，与所欲著书”。既而“自伤老病，感慨唏嘘，而殷勤劝勉”。


第二节编写选本


一个文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则离不开教育。选本是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学子们初学古文一般都是从选本开始的。作为教师，想要很好的传递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文学思想，编纂文学选本作为教材不失为是一种好方法。文学选本通过对古文进行评点，可以直接反映出编者的文学主张和学术观点。


桐城派是一个以教育为纽带的文学流派，很多桐城派文人都从事过各种教育活动，自然也离不开编选选本，桐城派三祖都曾编纂过古文选本。方苞于雍正十一年（1733）应果亲王允礼之请编选完成古文选本——《古文约选》，这是一本旨在为国子监学生提供古文学习的范本，后被乾隆皇帝列为官学教材。《古文约选》仅收录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且收录了不少散文，改变了当时古文选本骈散兼收的风气。《古文约选》也集中体现了方苞的“义法”说，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传衍了奠定基础。刘大櫆也曾编选古文选本《唐宋八家文选》，但因未曾刊刻，所以影响不大。后刘大櫆又在此书基础上又选取百篇文章，编成《精选八家文钞》。八大家的选文也有轻重之分，韩愈一人之文便占有五分之一，所选文章也主要侧重于文章自身的文学价值，体现了刘大櫆的古文审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最重要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沿袭了方苞《古文约选》偏好唐宋八家文的传统，但也不囿于此，秦汉、明末清初之文均有选录，篇目上大大超出了《古文约选》，扩大了古文学习的范围。《古文辞类纂》是姚鼐古文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系统反映桐城派文学思想的一部古文选本，被誉为“文章正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身为姚鼐的弟子，桐城派中后期的代表人物，姚椿在教学之余，也花费数年时间编成古文选本——《国朝文录》。


（一）《国朝文录》的编纂背景


首先，姚椿“欲网罗一代遗文轶事”，“使其言其事皆章章著明于世”。他在《国朝文录自序》中有着详细的论述：


计自幼岁，眈好文词，茫乎未知大道之门也。其后奉袂硕师，低熟余论，有以知前修之不苟，面向所采获，复恐有所散失，辄取而类之，汰其繁芜，去其复冗。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间小有出入，要必于理无甚悖者，然后辑焉。愚鄙之识，岂谓足以知诸君子之大且全而永其传。顾或任其故轶，亦非述信好古与夫不贤者识其小之意也。于是合并为书，凡八十二卷。窃以为后之君子，苟改观历代之会通，综一朝之典要，而求前古圣贤之遗意焉，其亦将流览于斯。


其次，姚椿认为现存选本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之处：“自世竞言汉儒，置古文之学不讲，其或为之者，又多犯桐城方侍郎所言诸病，轨于法者盖鲜。蒙尝请于先生，谓其中弃取有未尽人能解者。先生谓是固有。意其弃者，大抵为有俗气；其取者，则以广文之体格，使有所取法”。


在内容上，很多选本“多猥杂，不尽轨于雅正”。姚椿在遵循程朱理学的同时，亦强调言辞之美，二者如何相互融合，是一直困扰姚椿的一个问题：


自孔孟没，而文与道歧。汉唐以来，离合参半。至宋朱子出，而始举道与文而一之。其次《唐志》之文详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有元逮明，大行不甚相悖。国朝儒者斟酌乎文与道之间，其言曰：以韩欧之文，达程朱之理，可谓正矣。


而或者曰：是不可合，合且两伤焉。呜呼！岂是真不可合，与抑未深究乎本末轻重之说也？国初诸家，沿明季绪余，尚未有以尽变，中叶以来，文事大兴，然其途亦遂歧出矣。综而论之，要不可谓非一代之盛轨也。夫朱子毕生研究文字，其用功由致知格物人，而又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是岂不足乎文者？而其言如此，亦可思其故矣。夫形而下者谓之器。今也以游艺而先乎据德依仁，以文学而驾乎孝弟谨信，是尚得谓知要者乎？又其甚者，驳杂以为博，诋諆以为能，而文之事，益荡然矣。蒙窃惑焉！


在体例上，多数选本“又以人为次，例尤未安”、“皆未尽善”。嘉庆四年（1799），姚椿客游杭州，拜谒王昶，当面聆听王昶论述其论文之旨。当时姚椿正欲编纂《国朝文录》一书，遂从王昶处借阅其所编《湖海文传》一书。姚椿读完后认为《湖海文传》“例踵前人之旧，然非平生交游不列，亦未得为详备”。


因此，姚椿倾半生之力编纂文选，本欲成书两本，“其大者为《国朝诸儒学案》，次则《文录》一书，二者相为表里”。《国朝学案》“因采掇甚烦而未及成”，《国朝文录》则由张祥河作序刊行，并很快受到各路文人墨客的重视。曾国藩曾让儿子曾纪泽想办法购买：“姚春木（椿）所选《国朝文录》，张诗舱（祥河）所刻者，京城若易于购买，即带一部回”。待拿到《国朝文录》后，曾国藩手不释卷，每日早中晚都抽出时间阅读。


（二）《国朝文录》的编排体例与内容


《国朝文录》，又名《清朝文录简编》、《清文录》。全书共八十二卷，一千三百八十篇作品，近两百位作者，规模宏大。《国朝文录》自姚椿而立之年开始筹备，正式成书于道光三十年（1850），搜罗历四十年，此时姚椿已七十岁有余。可想而知，姚椿为此书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国朝文录》的编排体例大体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据。《古文辞类纂》共七十四卷，以两汉、八家文为主，兼选自战国至清朝的文章近七百篇。全书分为十三类文体，新加辞赋类，每卷开头都会对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做简单的介绍，且每篇文章都附有姚鼐的点评。此外，姚椿还参考王昶的《湖海文传》，对姚鼐的编排体例略作整合变动。《国朝文录》以文体为次，按照文章功能的不同，划分为十七类文体，分别是：论辩、序跋、奏议、书、赠序、杂记、碑、表、志、铭、传状、赋、颂、筒、铭、赞、祭文等。每类文体的文章按照时代划分，又以作者所处时代前后为序。与《古文辞类纂》相比，《国朝文录》的卷次、序次有着略微的不同：如诏令类一门，未立奏议类，仍分为上下编；疏扎子外，别有进讲议一体，列于对策前，都为告别之辞。碑铭旧为一类，现分成碑表、志铭二门，而对于碑表之中仍分上、下，以祠庙、堂室各碑刻入上编，神道碑、墓表载入下编。箴铭、颂赞、祭文、哀辞各自为类，这些文体虽同出一原，但也应分开以示文体之别。每一类文体都选取数篇经典作品，以此展现不同文体的基本特点。


《国朝文录》是姚椿古文理念的集中体现。姚椿在学术思想方面，以理学为宗，推崇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


盖平生于训诂词章，皆以义理为归墟，故不使少驳杂也。又言“为文必本诸躬行”，屡以己身缺然为鬼。此其不自满假之心，愚诚蒙昧无识，疑较诸退之、永叔诸君子，抑有进焉。生程朱之后，理学明而将晦，独以身当绝续之交，本末轻重，较然明白。根据实是，文而又儒。


这一点体现在《国朝文录》的选篇之中。纵观《国朝文录》，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桐城派作家的文章占据了大半。姚椿素有“论文必举桐城”之名，自然奉桐城文学为圭臬。从选文中看，方苞、刘大櫆、姚鼐、刘开、管同之文，选取最多，方苞、姚鼐居前两位，刘大櫆居第五位。除了桐城派作家的作品外，姚椿亦选取了不少别派作家，主要有尊崇程朱理学的朱泽法、陆陇其、应撝谦、王源等人，“清初三家”——魏禧、汪琬、侯方域亦占据了不少篇幅。此外，参与校勘者如梅曾亮、姚莹、毛岳生、吴德旋等人也都是桐城派文人。


在《〈国朝文录〉自序》中，姚椿明确提出了文章的标准：“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在《国朝文录》中，也集中体现了姚椿的选文思想，“凡综录之文，一曰明道，一曰纪事，而考古有得与夫辞章之美，因以附见”，“然既名‘文录’，则夫言理而涉语录，述事而近稗官，与夫专尚考据，琐屑不复成篇者不得入焉。故四之中又以词美为三者之权衡云”。这既是姚椿编选文录时的
宗旨，也是其古文理论的的精粹。


（三）《国朝文录》的意义


1、对于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国朝文录》为古文学习者提供了入门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掌握优秀文章的精髓。与此同时，姚椿也借此传达了自己的古文写作理论，让弟子们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给人“天下文章出于桐城”之感，彰显了桐城派的文统，培养了大量人才，为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延续打下牢固的基础。他在《国朝文录》中挑选了大量桐城派文人的文章，不仅能够从中了解姚椿对于文章的审美和追求，而且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文学理论，为桐城派的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2、具有较高的文献保存价值。首先，《国朝文录》将诸多文章按类编排，为文章的的阅读提供了方便。由于《国朝文录》收录的都是当代作家的文章，大体反映了当时散文创作的面貌，因此对于了解清代前中期文坛的学术状态也很有价值。其次，《国朝文录》选取了很多当世著名的作品，还收录了不少罕见文献。因为各种原因，当时有部分比较著名的作家文集失佚，姚椿花费很多心血，将这些作家的作品重新收集筛选，最终得以传世。李慈铭称赞道：“盖潜曜之士，姓名湮没者，不知凡几，深愧见闻之陋，而益叹选辑文字，有功幽微，自非浅鲜”。《国朝文录》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促进了清代文学的传播。


（四）选文的局限


选本是作者个人文学思想的一种反映，因此难免会受到个人喜好的影响。姚鼐曾经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编选《古文辞类纂》的时候“欲商去桐城二家文字，以为人或诋为乡曲之私言，其点识颇系偶然，不欲存”。不过《古文辞类纂》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一问题，姚椿编选《国朝文录》时也未能跳出这个局限，李慈铭就曾批判其“俗体酿辞，漫无义法，沈溺桐城末派，全无别裁”。姚椿大量选取了桐城派作家的作品，可以说几乎占到全书的一半，但对当时很多有声望的文人作品却不予选录：


其于别派之胡稚威，选至数十首，而于毛西河、钱竹汀、凌次仲、孔巽轩、不录一字，王山史、王于一、顾黄公、孙渊如，皆仅录一首、黄梨洲仅录二赋，汪容甫仅录《释三九》三篇，侯朝宗仅录三首，洪稚存仅录文二首（《征邪教疏》、《乐毅颂》）及天山等四赞，朱竹君、石君兄弟、钱新梧、阮芸台等皆不挂姓名，姜西溟、李穆堂等所录亦甚鲜。恽子居碑志高作，张皋文诸体文，概从屏置。计甫草之筹南三策，魏叔子之《新乐侯传》，邵子湘之《卢忠烈公传》，皆古今有数名篇，而俱不入录。李寒枝、龚定畲为偏师巨伯，则或因未见而致遗。其姓名稍僻，即予之浅学聊及见，尚不下百家。此其综录之疏，亦可概见，至没于道光三十年以后者无论矣。


因为选文庞杂，有时候亦会有一些质量不高的选文，如：


程鱼门之《正学论》，阎怀庭之《文士诋先儒论》，皆病狂梦语；侯朝宗之《郭老仆墓志》，袁子才之《书鲁亮侪》，端本太鹤之《论易葬》，皆小说谰言，亦污简牍，是又何耶？


不过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国朝文录》仍是是研究桐城派发展的重要选本。科举失利后，姚椿并未一蹶不振，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的抱负。可以说，姚椿的后半生都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其文学创作、编写选本，多在教学过程中完成，他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对汉宋之争的态度，通过教学，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为桐城派的进一步扩散发展做出了贡献。

姚波

第三章 姚椿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姚椿教育思想的来源


嘉道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社会变局，内忧外患的困境唤醒了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经世致用意识，他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了现世。与此同时，汉宋学派长期纷争的局面有所缓和，理学重新抬头。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下，姚椿的教育思想逐渐形成、发展。


(一)社会背景


清代历经康雍乾盛世后，统治逐渐由盛转衰，蓄积已久的社会矛盾逐渐显露：一方面，国家面临着帑藏困匮、吏治败坏，武备松弛，军备不修的困局。此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出现“富家屋多高处宿，贫家屋少各拳缩。村犬登冈野鬼号，大蛇上脉小儿哭”的局面，有的地方甚至不得不卖儿女，“忍看相守作饿夫，骨肉姑存两处活。但愿大户有馀钱，抚养儿女胜所天”。严重的社会危机呈积重难返之势，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日益动摇。


另一方而，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受到威胁，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几千年固有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社会局势更趋恶化。


(二)清代学术背景


理学起源于北宋，经由周敦顾、程颢、程頣等人的不断完善发展，至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自元朝起，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清代前期，程朱理学再次被确定为官方统治思想，主导着意识形态。


然而现今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的学术主体是汉学。所谓“汉学”，是指考据训诂之学，通过训诂、考据等方法考证经书。因遵循汉学的治学方法，故被称汉学，其中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汉学的兴盛源于康乾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加之清政府对思想文化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文人们为免危及生命，只好纷纷潜心学术。因此，清代中期汉学成果众多，而且名家辈出，文献典籍的考证、校勘与整理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是时，“学者厌程朱所训为习闻，务为考证训诂之学，以胜前人而一二。文章之士又皆徒事空言，不复以穷经敦行惟事”。理学虽是官方统治思想，但亦相形见绌，逐渐式微，影响力大不如前。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由于两派治学方法不同，逐渐上升为门户之见，互相攻讦，汉宋之争贯穿了整个清代学术史。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任何人、任何学派都难免受到影响。桐城派与理学密切相关，立派之本便是程朱理学。作为理学的追随者，桐城派在这场学术之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其作用不容忽视。姚鼐坚守宋学的壁垒，在四库馆时，因与汉学大师戴震等人意见不合，愤而退居讲学。他极力维护理学，批判汉学：“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功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附宁非蔽与？”姚鼐去世后，桐城派后进们亦面临着汉宋之辨的问题，他们多继承了姚鼐的“尊宋抑汉”的观点，与汉学进行激烈的对抗。其中最为激进的是方东树，他反对汉学，作《汉学商兑》一书，指责汉学之失，抵起了清代汉宋之争的高潮。姚莹亦极力反对汉学，他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汉学的泛滥，认为汉学脱离现实，空疏无用。他批评道：“然考证者，往往挟门户之见，谓性命之学，空疏无据，轻于排抵，以故虽极淹博而为益于人心学术者加少”。他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力主用理学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清代中后期，学术局面又有了新变化。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一些心怀天下的士人开始批判一昧埋首从事繁琐考证、脱离现实的汉学，指责其无法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再加之嘉道年问，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思想学术界重新开始活跃起来。汉学开始走向衰落，一枝独秀局面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理学家们结合理学躬行实践的特点，对理学进行总结和改造，掀起了一阵经世致用的思潮。他们相互研习河渠、农桑、漕运、边防等实学，关心时政，倡导改革，以求救时济世，挽救社稷于水火。汉宋两派呈现出此消彼长之势。


第二节 教育思想内容


姚椿半生从事教育事业，在这二十余年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主要分为文学教育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想。通过梳理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分析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继承及发展。


(一)文学教育思想


姚椿的文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他的文学思想也逐渐成型；反过来，文学思想的成熟也为他的教学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姚椿师从姚鼐，接受的是正统桐城思想教育，其文学思想与桐城派传统文论思想一脉相承。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对于桐城文论的建立是居功至伟的，他们的的学术造诣虽不尽相同，为文风格也颇有差异，但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文论思想得以代代相传，最终确立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方苞提出了“义法说”。“义法”其实就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义”指文章内容，即言有物，“法”则指文章形式，即言有序。方苞认为在“义”决定“法”，“法”体现“义”，内容决定形式，二者应相统一。“义法”说是方苞的文论思想的核心，总结了散文的创作规律，为桐城派文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刘大櫆在继承方苞古文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提出了“神气”说。“神气”由三个要素组成：“神气、“音节”、“字句”。他认为神气是文章的精华，音节和字句则“稍粗”，但由于神气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必须通过音节和字句来传达，三者相辅相成，是文法的最高要义。“神气说”实质上是发展了方苞“义法”说中的“法”，使之由抽象变为具体，不仅丰富了文章的形式，而且为桐城古文创作提供了新的门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如果说方苞重道，刘大概重文，那么姚鼐则是兼擅其美。他提出的“义理、考证、文章”之说对桐城派影响深远。他认为“天下有义理之学，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三者皆不可废。而必以义理为主，有能兼习而益精之，则善之善者也”。其中，义理主要指程朱理学；考证，又称考据，姚鼐主张要对文献进行整理、校勘、辑佚；文章则是指文章的文采。这三者分别从理论层面、考据层面、修辞层面对文法做出了解释，使得桐城古文理论更加完善、周密，影响深远。


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文论思想为姚椿的文学理念奠定了基础，姚椿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对桐城派文论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其重要作用。


姚鼐去世后，姚椿肩负着弘扬桐城古文的重任。他没有辜负姚鼐的期望，时人皆认为姚椿得姚鼐之正传：“先生之文也，方其深造，自得根心，形言何尝切切规摹于形迹之闲，而渊源真正自有以符合于精神命脉之所在。盖百年来，桐城传绪之盛莫过于姚子，而得其文章之正传者莫过于先生”。姚椿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用四者”说：“文之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美”。这既是姚椿的文学理念，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姚椿教诲生徒就是以此为标准，是他想要培养出的人才应当具备的品质。


1、明道，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道”即是桐城派的立派之本——程朱理学，也就是姚鼐所说的“义理”，这是桐城派文论思想的核心，是理学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体现。姚椿极为尊崇程朱理学，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遇到有人抨击理学，便会写文辩驳：


南宋亡乎道学，其弊由于文胜。兹何取其文沾沾为此，则悖缪尤甚者。夫南宋之亡，由于不用道学，当时诸人议论具在，安有迂戾乖僻如后人所讥云云者？其君人弗克用，而顾以责言者之非，此则东周亡而訾孔孟，真邪说也。若夫汉之党锢、明之东林，虽其道不克与孔孟程朱并，而大义炳然，不欺其志，岂非人极之所以立者与？而何责乎南宋诸人为？


他认为“训诂词章，皆以义理为归墟”，“义理”是文章写作的核心要素，“古者文以载道，其次因文以明道。因文以明道者，学知以下之人。文以载道者，学知以上人也”。为文必须言之有物，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美、而无内容、意义可言的文章。


姚椿时常告诫弟子，要像颜回、曾参一样，学“道”、“守道”，不怕艰难，这样才有机会成为贤者：


闻道匪易，守道尤难。
弗惮其远，弗畏其艰。
藏宝箱箧，拒贼城垣。
欲为我有，安可舍旃？
有任毋重，有钻靡坚。
颜曾之勇，庶几希贤。


姚椿还认为“文如其人”，因此文章应做到“正本源，鄙功利”，端正学术态度。文章能直接反映作者的思想，有的时候甚至与作者的性格是有相似之处的。为文者应当以“道”为本，轨于中正：


古人述作皆谓之文。近世能言者，乃始专以著书为事。自秦汉以来，与于文事者不少矣，然其人不尽皆可称。其可称者，则其人皆卓然；其人不甚可称而其文可称，后人固不以人而废其文，亦卒不以文而称其人。然则人与文，轻重本末之叙，岂不较然乎哉？自汉董广川、唐韩退之、宋数大儒，表明潜学，自是以后，为文者不敢显与道背，其或依违疑似，弗能尽轨于中正，然而识者有以折其是非焉。词章训诂之士，可以诬其空疏穿凿之名，而不敢毅然断以为非，是此亦不可谓文与学之功，无益于斯世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姚椿十分重视“人”和“文”的关系，认为“为人”亦应当成为评判文章的标准，因此学者应端正学术态度，先立身，再作文，力求文章有益于世。他在生活中也以身作则，其为人“论古甚严，而待人甚宽，外若通侻，内怀廉介，自其少壮凭藉先业，好振人之急。家即中落，客游以养亲，而力所能及，仍不吝施予。其自奉甚淡约，缊袍脱粟皆可自适，而留客命酌，月无虚旬”。姚椿不仅将其文论思想传递给学生，其道德品质也对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2、记事，认为古文应该“兼古史记言记事之体”，即文章要记录古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国历来重视修史，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因此，历朝历代记载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以及统治者、臣民的言论的文字十分丰富，历史散文数不胜数。姚椿认为文章不能空谈理论，而应结合实际生活，他的文章中就有大量记载时事，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如《河槽私议》中记载了道光四年的洪泽湖水灾，记录了当时官吏治理水患的策略；《金沙港新建景贤祠碑记》中则记载了杭州西湖金沙港边的景贤祠在当地官民努力下建成的过程；更有《筑圩岸》、《望清官》、《卖儿女》、《破屋谣》一类的反映民生艰难的诗文。这些文章体现了姚椿关注时事、忧国忧民的用心，说明他并非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


3、考古有得，即考证，姚椿完全继承了姚鼐“考证”的理论，主张在坚持义理的同时采纳汉学之长。姚鼐和很多姚门弟子虽然一直持有“尊宋抑汉”的思想，但并不是一昧地排斥，而是以汉学之长补理学之短，为义理考据，而非为考据而考据。姚椿也不例外，他“承桐城姚惜抱之传，渊源最正，而修身践行则宗朱止泉氏持论，未尝没汉学之长”，在坚持理学的同时，亦对汉学采取兼融态度，认为汉、宋“有能兼习而益精之，则善之善者也”，呼吁汉宋儒者应：“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他从经世的角度去审视汉学，肯定汉学的价值，认为考据和义理两者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与汉学相比较，理学更关注现实，考据如果离开了义理，就成了琐碎之学；而义理与考证相结合，文章就能避免空虚乏味、脱离现实。以义理为主，使得考据的结果为义理所用。姚椿曾主持编纂过两本志书，《禹州志》和《川沙抚民厅志》，在书中，他对地方的沿革、山川、古迹都有详细的考证，都注明出处，颇有汉学考据之风。


4、言辞之美，即姚鼐所言“词章”部分，姚椿更进一步发展，认为写文章不止要遵循义理，还应注重文章的审美性，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姚椿本人“少时好为俪偶文字”，从学姚鼐后才学习桐城古文，因此他的文字既吸收桐城古文的长处，而又有所变化。王柏心评价姚椿的文字：“其宣之口也，闳达而疏畅；其笔之书也，茂密而和懿，无瑰谲之貌，亢厉之气，而工于辞者以为无以加焉，其庶几中行独复之士也矣”。姚椿所提的“言辞之美”，侧重于文辞层面的“雅洁”，主张去繁汰芜，以简洁的文字蕴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由姚椿的文集可见，其文字自然清新，他的文集中有很多风景小品文，如《游虞山记》、《苏门山百泉记》等，既有骈文的简洁明快、典雅精炼，又有桐城古文的细节盎然、洗炼传神。


总之，在姚椿看来，“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四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其中“明道”是根本要义，是必须要遵循的，而“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三者则是为“道”服务，反过来又体现了“道”，他说道：“予以为文之所见者浅也，若其中之所存，则有不可以言尽者也。然而非外则无以见内，非文则无以见道，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不其然欤？”姚椿将这四点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达到“其理明，故其辞直；其意切，故其言危。其心欲使贤愚共知，故不为艰深文饰，而使人悠然自得于语言之外”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文论思想与诗论思想一般多少都会有相通之处，姚椿亦不例外。姚椿论诗主张“以讽喻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其实与“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是可以相互呼应的。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评价姚椿的文章：“其文义法高洁，不事雕琢，磅礴而出，和平淳雅，穆然雅音，实以度胜，而中含实理，得桐城派之正绪”。


对于汉宋之争，姚椿则主张“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治学理念。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姚椿在服膺桐城派之前，接触过很多种学术思想，这使得他善于接纳不同的学术观念，怀有兼容的心态。他认为不管是学派还是文体，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言之有理，就有可取之处。作为学者，应怀有宽容之心，融会贯通。因此他虽尊崇宋学，但也肯定汉学的价值，主张融合汉宋，二者应当相辅相成。此外，姚椿的兼容思想并不局限于汉宋两家，除理学之外，道教、佛教思想也都在其兼容之列：“譬之释氏之有宗、有教，不可偏废也”。姚椿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正是怀揣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所以其古文呈现兼容之像。


此外，姚椿也坚持词的创作。姚椿一生虽以古文写作为主，但亦喜好写词，对辛弃疾尤为推崇。后虽服膺桐城派，专注古文创作，但未尝舍弃词的创作。清代中期，很多名儒都将词视为“小道”，认为词只是交际应酬的工具，对词抱有轻视态度，不屑于写词，如姚鼐，他一生流传下来的词只有八首，可见其对词的认可度不高。而姚椿作为其嫡传弟子，却背道而驰，坚持词的创作，著有《洒雪词》三卷，共三百余首词。姚椿认为，词也是寄托真情、抒发心意的载体，虽然“文艺者大道之末，词又文艺之末，吾既从事文艺矣，其为词苟不至放僻邪荡，大有害于名教，是亦道中之一端，而又奚择焉？”只要词不要违背传统名教，那便也是“道”。由此可见姚椿学术胸襟的宽广。


姚椿将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与时俱进，敏锐地发现时局变化与学术发展动向，提出了“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的文学理念，反对逐渐僵化的科举制度，积极回应了嘉道之际社会的变化与需求，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性的。姚椿文学理论的成型，为其在书院的古文教学提供了支撑，弘扬了桐城古文法，给桐城古文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有利于丰富清代教育思想体系，推动清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和发展。


(二)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思想，指经邦济世，即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儒家思想向来提倡“入世哲学”，经世致用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历朝知识分子对此都有着颇多见解。嘉道之际，社会动荡，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欲拯救国家于水火，再次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他们认为思想文化有着教化作用，可以正人心，厚风俗，挽救清政府岌岌可危的统治。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积极关注社会现实，主张学以致用。同时，这也是近代经世思想的先驱。


桐城派虽以古文闻名于世，但一直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其经世致用思想，亦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三祖都颇为重视经世致用。方苞曾入值南书房，他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对边防、水利等民生问题都十分关注，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也得到皇帝的认可。他曾说：“至于教习庶常，臣请嗣后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仍课以诗赋。其于各省，则专治本经义疏及《资治通鉴纲目》所载政事之体要。散馆之日，试以所专课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长而不相强。如此，则东南之士，益留心于经济之实用”。可见其心怀经世思想。刘大櫆虽以文采见长，终身未曾做官，但也“志在经世，其蕴蓄而未出者，未尝不欲表著于一时”。姚鼐虽与汉学水火不容，大力宣扬“尊宋抑汉”思想，但他主要批评的是汉学的空疏无用，脱离实际，丢弃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经世致用传统，这说明姚鼐是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他提出人才应当具备“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经济天下之才”，那即使入朝为官也不足称道：“士亦视有益于世否!即试成进士，何足贵？”


姚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宗立派，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批后进。姚门弟子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仅传承了桐城文论，有的还成为经世思想的先驱。如方东树，虽一生未曾出仕，但非常关注国计民生，对于鸦片战争，他认为“以予详观，英夷之祸不在近年之禁烟、缴烟也。盖由于不肖洋商之污辱自蛊，各前督之始养病，内地于民之贪利卖国，其蓄谋长乱久矣。及积重不返，而商与官皆受其敝而不可救”，并针对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梅曾亮是姚鼐之后当之无愧的桐城派大师，扩大了桐城派的传播范围。他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其作品中有很多都涉及到社会问题，如《观渔》、《刑论》等文，都是由日常小事引仲到国之大事，以小见大，振聋发聩，用世苦心可见。姚莹更是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的理论，首次把“经济”提升到学术层而，将其列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他年轻时历经宦海沉浮，政绩突出；年老归乡讲学，提携晚生，讨论经济世务，对后世影响颇深。可见，桐城派作家的经世致用思想，自始有之，代代相传，随着时间、时势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这也是桐城派能够不断传衍，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身处社会动荡的姚椿，有着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他“为学必兼经济，兵农有论，河槽有议。少居西川，老客中州，足半天下，心存千秋，有险必达，无隐不搜”。他说道：


吾昔读圣书，教养意何殷。
有能敦本原，士农事不分。
除秀当务尽，力耕可弗耘。
口谈徒贤尔，端贵四体勤。


可见他反对士人不识农桑、四体不勤的现状，主张了解社会现实，学以致用。


姚椿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必须以经世致用为前提，“始欲出其所得，导之乎世”。姚椿的经世致用思想，与他本人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嘉庆四年(1799)，姚椿于杭州拜会王昶，在谈诗之余，第一次提到经世思想，称：“诗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为有用之学”。此时的姚椿年仅二十二岁，对“有用之学”的定义还不甚明确。在随后的时间里，他跟随父亲姚令仪奔波于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必周揽其山川，在这过程中，他目睹民间疾苦，“有用之学”对也有进一步的认识。


姚椿极为推崇东晋诗人陶渊明，曾“前后取渊明诗和之，久而积成卷轴”，是为《通艺阁和陶集》。姚椿认为“陶公千载伟人，非后人所可几及。其诗妙绝，前后虽以东坡、静修之贤，学之不能尽似，况其他哉。虽然，仰而不可跂者，才也；远而若可求者，心也。以才，则虽东坡亦胡可几及；以心，则虽后人口劣，亦无不可仰契渊明于千载之上”。陶渊明出身于官宦之家，少年时便博学多才，心怀壮志。然而官场失意，后隐居不仕。反观姚椿，其人生经历与和陶渊明有着相似之处，其一，都身处社会动荡变革之际，其二，出生富贵之家，后又遭逢家门衰落，其三满腹才华却又仕途坎坷。观其一生，讲学生涯虽然悠闲恬淡，也颇受人景仰，但与姚椿的初衷却是大相径庭，“千载数高士，真隐良亦稀”，姚椿多次在诗文中抒发自己的失意：


门第嗟穷达，身名合重轻。
谁怜呕心句，枯坐偏江城。
知己悲长别，怀人赋近游。
残星半天泪，衰草满园秋。


姚椿年少时也曾积极入仕，只可惜满腹才华却时运不济，科举之路一直不顺。在主讲书院的过程中，有时候亦会自怜叹息：


波涛寥阔古荆州，叹息残年此地浮。
四壁虫嘶三径月，五更角散一城秋。
杜翁老去惟高枕，陶令归来有钓舟。
差喜机心久忘却，江天随处著轻鸥。


可以看出此时的姚椿的心境颇为矛盾，挣扎在隐世和出世之间，有时侯甚会自我怀疑：


扪胸何止合休三，潦倒嵇生七不堪。
误被时人疑少室，错教高士笑终南。
安期往日思浮海，弥勒无心与共龛。
自是散材樗落久，敢将憔悴怨江潭。


又有：


残酒无心邀剩月，落花如此又东风。
文章小技吾何有，邱貉空嗟一霎同。


姚椿曾说道：“南宋词家，如辛幼安、陈同甫诸人，俱不甘以文人自限”，“古之君子，居其位则言，言则必取天下之事势，与吾身之进退日以相衡；不居其位，则有言，有不言，而必期留其身以有用于后”。可以想见，这亦是姚椿的真实心理写照。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姚椿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逐渐走出低谷。他时常劝诫自己：“天生才必使之见用于世者，理也”。只要有才能，必定会有展露的机会，“昔人论诗以为有台阁、山林之异，吾谓亦视其人境遇所值。士有奋迹于江湖，歌咏于廊庙，雍容华贵，如其所素裕；其或生长丰厚，而遭遇蹇塞，则危苦惨怛，戚然如荪芦穷素。然士之显达，必以济实用，能识大体为贵；而贫贱自处，则以乐而忘愠为贤，此文章之士所以必贵乎知道也”。姚椿亦以诗表明心迹：


欲向前贤苦问津，少年焦谷易迷真。
樵夫虽解谈王道，渔父何当相圣人。
席上能言笑鹦鹉，塚间高骨负麒麟。
空山小草非无用，留待尧年咏大椿。


那么士人如何发挥自己的价值？姚椿的好友姚莹、林则徐、张问陶等人皆在朝为官，政绩突出，可以将自己的经世思想付诸实践；姚椿无功名在身，虽心怀国家，却力不从心。此时，陆世仪给予了姚椿方向，他说道：“士人当变革时，出处有三等，各视其人力所能而为之：隐居，抱道守贞不仕，讨论著述，以惠后学，以淑万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为于时，度其时必能用我，进以礼，退以义，上则致君，下则泽民，功及于一时，德被于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躬耕田野，以礼自守，又其次也”。姚椿对此十分赞同，认为这也是躬行实践的一种方式。


姚椿在主讲书院的过程中，尽心讲授实学，引导学生关注河槽、边防、漕务等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一昧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它取代存在四百余年之久的九品中正制，打破士族垄断，使得中下层士子有机会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经过历朝的完善，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及至明清，由于考试内容均出自四书五经，考试形式只囿于八股文，导致科举考试逐渐僵化，士人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去关注民生疾苦，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思想。此时的书院教育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八股文成为主要教学内容。在这样的教学下，学生接受的是刻板教条的教育。姚椿虽主讲书院多年，但依然反感这样的教育方式，曾借《永遇乐·咏黄山松盆景》一词借物喻人，深刻剂析科举制度的弊端：


天下奇才，何如此老，能耐霜雨。一片莓苔，几重鳞甲，可要些回护？龙吟绝壑，鹤栖遥岭，仙境消他万户。柱空山、闻然卷石，千年迸裂无土。人间自是，腥膻烟火，销烁性灵斤斧。寸寸拳奇，枝枝崛强，不与凡奴伍。试问先生，支离瘦硬，何似诗人杜甫？纵留得，阿谁还信，此堪梁宇？


姚椿将盆景之松与绝壑之松作对比，指出人们扼杀松树的灵性，进而引申到批判科举制度制约了人才的发展，他常常叹息：“自明以科举囿天下士，其始非不善也”。因此，姚椿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科举当复唐宋川制，凡出仕人皆当历试知民间事，则不敢以空言抵塞，而亦不至如俗吏之妄为，迨其治有成效，然后召为侍从，或置之台谏”。面对内忧外患，科举考试无法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姚椿是较早一批认识到科举弊端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宗程朱，但并不盲从，而是深刻反思，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清代中晚期，社会巨变，很多文人士大夫没有意识到社会危机的来临，每日以修身实践为业，静坐、写字、会友，而不关心现实政治。而姚椿不同，他怀揣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将经世致用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结合起来。姚椿极为推崇杜甫，自称“最以杜诗之学，于是复加研求焉”。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极为关注国计民生，他创作出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被称之为“诗史”，流传百世。姚椿年少时，游历大江南北，亦亲眼目睹民生艰难，于是在诗歌的创作中，坚持以“讽喻为主”，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他的诗文中有不少都关乎时事，体现了其忧国忧民之心：


江水日东流，汉水流自古。
如何忽中张，彭事病腹蛊。
君昔贻予书，漂摇叹风雨。
频年困洪潦，民食嗟拮据。
纵使免为鱼，能无艰拾稆。
扁舟屋檐泊，一叶翩于羽。
大吏虽抚绥，小民终疾苦。
我今身位止，犹幸收廪庾。
有如尪起人，隐患在心旅。
君今即冥莫，遗爱付羊杜。
何术跻治安，残编自心怃。


姚椿诗词中还有大量类似之作，无一不体现其深怀忧患意识。他主张立足现实，学以致用，认为“为学必兼经济，兵农”，否则便毫无意义。他的诗文作品中对河槽、盐政、边防等皆有关注，掎摭利弊，常有振聋发聩之言。


嘉道时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姚椿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参与教育实践，传递自己的经世思想，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理学经世思潮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姚椿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儒学的藩篱，他与同时期很多经世思想家一样，并没有认识到国家危难的根本原因，而是试图从文化角度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寻求解决方法。姚椿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奉者，大部分时候还是在大力宣扬理学的教化功能，其思想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和魏源、龚自珍等人的经世思想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姚波

第四章 姚椿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影响


姚椿在桐城派发展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嘉道之际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培养桐城派后学的重要力量。他历来被盛赞为“得桐城之正绪”,这是对其作为桐城派后进的褒奖。姚椿的教育实践和思想对桐城派文论思想的传播、桐城派作家队伍的扩大，经世人才的培养以及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


姚椿一生虽然未曾出仕，但他积极通过主讲书院、编写选本、著书立说等教育实践活动，来达到其用世的苦心。姚椿的教育思想是其文学思想在教学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他以宗桐城古文法为基础，以“明道”为前提，辅之以“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总结出一套古文教学方法，同时强调经世致用，为桐城派古文思想做出了贡献。


姚椿一生中在多地主讲书院，将桐城文法传播到各地，如在景贤书院时，姚椿德高望重，门下弟子云集，使得当时松江籍文人多服膺桐城派。在书院教学过程中，姚椿以桐城文法教导弟子，同时传递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希望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要尊崇程朱之道，继承桐城文法，还应当关注民生，关注时事。姚椿不仅在学习方面给予指导，在待人接物、思想道德方面也都为弟子们树立了榜样，师徒之间时常交流唱和，书信往来。他的弟子们有的游幕各地，有的为官一方，有的著书讲学，都继承了姚椿的文学思想理念。沈曰富、陈寿熊、陈克家是姚椿较为杰出的弟子，三人都曾客授松郡，三年间得以朝夕请业于姚椿，皆得姚椿真传。后来三人同时被松江太守练廷璜招至官署，姚椿亦十分欣慰。




沈曰富(1808-1858),字沃之，号南一。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后虽一直参加会试，然而却屡屡落榜。无奈之下，沈曰富不得不客授旁郡，研习经学。就在这一时期，沈曰富经由好友陈克家介绍，得以拜见姚椿。姚椿的人生经历与沈曰富颇为相似，都是满腹才华却仕途不顺，两人不免惺惺相惜。自道光二十七年始，沈曰富跟随姚椿身侧八年有余，成为得力弟子之一。时人称赞他道：“昔桐城姚惜抱氏得望溪、海峰之传，文章名海内。娄姚先生樗寮实受之，一时造门请业者綦众，而沈子沃之为最著。”沈曰富治学宗程朱，兼融汉宋，深得桐城义法。沈曰富继承姚椿“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的文论思想，其文细致慎密，语言质朴，深得姚椿真传，姚椿赞其“经术渊深，词气朴茂，议礼文字尤为精通”,有汪琬、朱彝尊之风。晚年涵濡六经，四方求文者争辏其门，每每弟子前往求教，他都会告诫弟子应当“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沈曰富的弟子们也多继承其文论思想，使得桐城派在松江地区得以继续发展。


陈寿熊(1812—1860),字献青，江苏吴江人。陈寿熊早年喜好方苞、姚鼐之文，私淑桐城派：“寿熊初知学时，得望溪方氏之文，读之意有所感发，既而闻并世有姚春木先生，受学惜抱姚氏，私淑于望溪，又知重惜抱文，而未得见先生为恨。”后来得以拜入姚椿门下，陈寿熊请求观读姚椿之文，读罢感慨道：“秩秩乎其辨，闳闳乎其通也，然后叹先生充养之完懿，而乡慕者为不虚焉”。自此潜心向学，“文章经术反而证诸吾心之理，而体验益深。”陈寿熊承继了姚椿的文论思想，他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学风：“盖自百余年来，学者厌程朱所训为习闻，务为考证训诂之学，以求胜前人之一二，文章之士又皆徒事空言，不复以穷经敦行为事。”因此他为学“不务表暴，实事求是，尝欲扫前儒纷纭未定之说，折衷于一是，勒为一书，以解后世学者之惑。”姚椿亦深韪其言，师生二人常常论文讲道，不觉疲倦。姚椿辑《易传》未竟，还将其交托给陈寿熊。


陈克家(?-1860),字子刚，元和人。道光二十四年(1944)举人，官内阁中书。年少英异，为姚莹所器重。后从学于姚椿，姚椿对其称赞不已，认为其有唐朝魏征之风。陈克家虽性格落落寡合，但对姚椿十分敬重。道光三十年(1850),江苏巡抚欲将景贤书院讲席一分为二，脩金也由二百金降为每人各八十金。陈克家听闻消息后，立马写信给姚莹，与两江总督通融，期以转圜，请求允许姚椿继续独任讲席，可见其对师长的敬重。


主讲书院的过程中，姚椿还延续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积极编选古文选本一一《国朝文录》。他在《国朝文录》中选录了很多桐城派文人的文章，可以看出姚椿对于文章的审美和追求，并借此传达了自己的古文写作理论，使得弟子们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仅彰显了桐城派的文统，而且为桐城派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撑。


姚椿一生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近三十载，书院教学经历是其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期间，门人弟子不断增加，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学。在这过程中，姚椿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思想，编选选本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不仅为桐城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也为传播桐城文论思想、壮大古文创作队伍做出一定的贡献，使得桐城派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节 培养经世致用人才


姚椿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必须以经世致用为前提。他在主讲书院的过程中，并没有一昧地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而是尽心讲授实学，积极引导学生关注国防、经济、漕务等社会现实问题。其经世思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无疑会对弟子们产生深刻影响，他的弟子们也多怀有忧国忧民之心。


沈曰富虽一生科举不顺，没有出仕，但亦心怀家国天下，“每语及军国利病、民生疾苦，与夫人才之消长进退，辄为感叹”。杨象济幼年孤贫，但少有大志。姚椿曾与他谈论时事，他“斥奸党，论边备，策盐漕，所言皆天下大计，而进退之间，尤合乎圣人之道”。他于咸丰元年(1851)发表《行钞引议》,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提出了“钞有十不可行之说”,认为银是“有用之财，而钞是“无用之纸”,从根本上否定了纸币。虽然这种见解在现在看来是带有局限性的，但他提出的“鸦片漏银，入海不返”,“必使民间无银而后已”,“而狡诈之夷虏，反将狭银以诱我人，此不测之害，非可以一端计者”等观点在当时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陈克家曾官至内阁中书，他关注时事，关心国计民生。沈曰富评价他：“余辈少壮时，海内方承平无事，而梁叔隐忧在抱，以为物穷必变，有所感触辄发于篇咏，往往追道盛时以寄其意，当日颇疑其所言之过，乃未二十年而寇乱大起，东南糜烂矣，古有知几之士，惟吾梁叔之谓，亦其诗之所由贵乎?”可见其对时代发展颇具预见性。时金陵为太平天国所据，江南提督张国梁赏识陈克家的才华，邀其入幕。咸丰十年(1860),陈克家主健勇营事，三月十五日，太平军大举进攻，陈克家率领将士迎战，不曾后退，直至弹尽粮绝，兵败而死。


深受姚椿忠君爱国思想影响，以报国为己任的不止陈克家一人。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金陵，陈寿熊此时正居吴江黎里镇。危难之际，他主动组织乡民练兵，屡屡得胜，抵抗了两月有余。无何最终因孤立无援，最后溃败，其亲友、乡民相继被杀。太平军欲招降陈寿熊，他厉声道：“吾辈虽无民社，然能死，死之。否，则去之。若藉口计全乡里，腼颜迎贼，不特弃君父之伦，直不知人间羞耻事矣。”后绝食五日而亡，时年四十九岁。咸丰五年(1855),林立甫与太平军激战中亦不幸重伤身亡。


嘉道之际，社会动荡，清政府国势渐颓，统治危机加剧，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落，外有侵略者虎视眈眈。姚椿虽无功名在身，但仍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欲为国家出自己的一份力，挽救清政府岌岌可危的统治。姚椿通过自己的努力，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弟子也没有辜负其希望，纷纷以报国为己任，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理学经世思潮的发展，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


第三节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教师的选择对于书院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书院的发展方向。姚椿一生奔波，客游多地，在多地都曾主讲书院，在河南开封主讲夷山书院，在湖北江陵主讲荆南书院，在上海娄县主讲景贤书院。姚椿任教期间，主讲古文法，传播程朱之道，使得当地科举考试水平有所提升，如掌教夷山书院的之时，题名进士者一人，题名举人者五人，通过院试者亦有三十余名，教学质量得到当地官民的一致认可，对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了在书院培养人才之外，姚椿在主讲书院期间还经常四处游历，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刊刻当地文人诗文集，并校补方志。他的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桐城派在各地的传播，也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姚椿认为“志之由来久矣。其大者以为官守之助，而次亦将使居其地之人与有闻焉。其体当以史氏之文，裁载当时所行吏牍”。因此他非常重视志书的编纂，“今地志之书掌于国史，上于行省，在蕞尔邑，诚不为小。苟使创为草稿以贻后之人，使得有所因藉，繁芜者汰，遗漏者增”。在主讲夷山书院期间，姚椿深感禹州“山川之清淑，人物之醇厚……有以知斯州风气懿美，为非他邑可及”,所以在得知禹州方志已有百年未修之后，便应禹州知州朱炜之请，与好友洪亮吉之子洪符孙一起纂修完成《禹州志》。《禹州志》共有二十六卷，援引正史体例，并有所有变通，分为舆图、纪事沿革表、封系表、职官表、选举表、疆域志、山川志、古迹志、户口志、田赋志、建置志、学校志、经籍志、陵墓志等，共计有图十六、表四、志十三、传八。《禹州志》的分类简洁明了，纲目取舍方面颇费心思，旧志书中有沿革表，《禹州志》中则改为纪事沿革表，沿革中有考证，纪事兼载灾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完善。以经籍志代替旧艺文志，主要记载本州人士的书目及本州金石，将原艺文志中的有关祠祀、学校等碑记都载入别目中，而一些无病呻吟之文则一概删去，因此其质量远胜一般志书。且姚椿向来主张“考古有得”,所以书中的地理沿革、山川、名胜古迹皆有考证，都注明了出处，颇有考据之风。他严格要求自己“故事取质实，而不敢以浮饰掩也；文取详尽，而不敢以简古鸣也；合表于志，欲其赅而易举也；先图于书，欲其省而易明也。诚不敢以此为能，尽吾职分也。其于初基是肇，抑或庶几焉。后之君子有以是正而续成之，则幸尔”。《禹州志》资料收集之完整，在河南方志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姚椿的这些教育活动不仅传播了桐城文法，且为这些地方的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一定程度上地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姚波

结语


姚椿出身豪贵之家，年少之时，文采飞扬、豪气冲天，终日和知己好友吟诗唱和，与当朝名儒大师皆有交往。孰知造化弄人，一朝科举失利，终生未踏入仕途。然而他不以为意，随父寓居蜀地，游历山川、遍察民生，渐生匡时济世之志。后在父亲推荐下，求学于姚鼐，潜心研究学问。从学姚鼐后，自此摒弃旧习，专注程朱之学，肩负起弘扬桐城义法的重任。后人称他“论文必举桐城”，“得桐城之正绪”，可以说姚椿是桐城派中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姚椿不得不为生计所奔波。在经历了短暂的消沉后，他毅然投身书院教育事业，并为此奉献一生。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主讲开封夷山书院、江陵荆南书院、娄县景贤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姚椿以程朱理学为宗，继承桐城派文论思想，力图培养出经世致用的理学人才，为桐城派的传播、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进一步传播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姚椿编写了选本《国朝文录》，不仅为桐城派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具有较高的文献保存价值。


嘉道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姚椿关注时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首先，姚椿的文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思想的成熟为他的教学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他的文学思想也逐渐成型。他提出的“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的理论，丰富了桐城派古文思想，有承上启下之功。对于汉宋之争，姚椿主张“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治学理念，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姚椿文学理论的成型，为其在书院的古文教学提供了支撑，弘扬了桐城古文法，给桐城古文增添了新的活力。其次，姚椿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必须以经世致用为前提。他在主讲书院的过程中，怀揣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将经世致用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结合起来，而非一昧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他尽心讲授实学，引导学生关注河槽、边防、漕务等社会现实问题，将经世致用思想作为教学活动的重点。嘉道时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姚椿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参与教育实践，传递自己的经世思想，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理学经世思潮的发展。


姚椿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传播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他以宗桐城古文法为基础，以“明道”为前提，辅之以“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总结出一套古文教学方法，同时强调经世致用，为桐城派古文思想做出了贡献。姚椿一生中在多地主讲书院，将桐城文法传播到各地。主讲书院的过程中，姚椿还延续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积极编选古文选本——《国朝文录》，借此传达了自己的古文写作理论，使得弟子们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仅彰显了桐城派的文统，而且为桐城派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得桐城派继续向前发展。其次，培养了一批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姚椿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观，他在主讲书院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其经世思想给对弟子们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弟子也没有辜负其希望，纷纷以报国为己任，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理学经世思潮的发展，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最后，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姚椿一生任教期间，主讲古文法，传播程朱之道，使得当地科举考试水平有所提升，教学质量得到当地官民的一致认可。除了在书院培养人才之外，姚椿在主讲书院期间还经常四处游历，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刊刻当地文人诗文集，并校补方志，客观上传播了桐城文法，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姚椿因一生都未曾出仕，社会地位相对不高，所以影响和贡献相对于“姚门四杰”来说比较有限。且其思想未能突破传统封建思想，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局限性。不过从总体而言，考察清代中期桐城派的发展情况，姚椿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