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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14 0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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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姚椿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影响
姚椿在桐城派发展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嘉道之际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培养桐城派后学的重要力量。他历来被盛赞为“得桐城之正绪”,这是对其作为桐城派后进的褒奖。姚椿的教育实践和思想对桐城派文论思想的传播、桐城派作家队伍的扩大,经世人才的培养以及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
姚椿一生虽然未曾出仕,但他积极通过主讲书院、编写选本、著书立说等教育实践活动,来达到其用世的苦心。姚椿的教育思想是其文学思想在教学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他以宗桐城古文法为基础,以“明道”为前提,辅之以“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总结出一套古文教学方法,同时强调经世致用,为桐城派古文思想做出了贡献。
姚椿一生中在多地主讲书院,将桐城文法传播到各地,如在景贤书院时,姚椿德高望重,门下弟子云集,使得当时松江籍文人多服膺桐城派。在书院教学过程中,姚椿以桐城文法教导弟子,同时传递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希望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要尊崇程朱之道,继承桐城文法,还应当关注民生,关注时事。姚椿不仅在学习方面给予指导,在待人接物、思想道德方面也都为弟子们树立了榜样,师徒之间时常交流唱和,书信往来。他的弟子们有的游幕各地,有的为官一方,有的著书讲学,都继承了姚椿的文学思想理念。沈曰富、陈寿熊、陈克家是姚椿较为杰出的弟子,三人都曾客授松郡,三年间得以朝夕请业于姚椿,皆得姚椿真传。后来三人同时被松江太守练廷璜招至官署,姚椿亦十分欣慰。
沈曰富(1808-1858),字沃之,号南一。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后虽一直参加会试,然而却屡屡落榜。无奈之下,沈曰富不得不客授旁郡,研习经学。就在这一时期,沈曰富经由好友陈克家介绍,得以拜见姚椿。姚椿的人生经历与沈曰富颇为相似,都是满腹才华却仕途不顺,两人不免惺惺相惜。自道光二十七年始,沈曰富跟随姚椿身侧八年有余,成为得力弟子之一。时人称赞他道:“昔桐城姚惜抱氏得望溪、海峰之传,文章名海内。娄姚先生樗寮实受之,一时造门请业者綦众,而沈子沃之为最著。”沈曰富治学宗程朱,兼融汉宋,深得桐城义法。沈曰富继承姚椿“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的文论思想,其文细致慎密,语言质朴,深得姚椿真传,姚椿赞其“经术渊深,词气朴茂,议礼文字尤为精通”,有汪琬、朱彝尊之风。晚年涵濡六经,四方求文者争辏其门,每每弟子前往求教,他都会告诫弟子应当“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沈曰富的弟子们也多继承其文论思想,使得桐城派在松江地区得以继续发展。
陈寿熊(1812—1860),字献青,江苏吴江人。陈寿熊早年喜好方苞、姚鼐之文,私淑桐城派:“寿熊初知学时,得望溪方氏之文,读之意有所感发,既而闻并世有姚春木先生,受学惜抱姚氏,私淑于望溪,又知重惜抱文,而未得见先生为恨。”后来得以拜入姚椿门下,陈寿熊请求观读姚椿之文,读罢感慨道:“秩秩乎其辨,闳闳乎其通也,然后叹先生充养之完懿,而乡慕者为不虚焉”。自此潜心向学,“文章经术反而证诸吾心之理,而体验益深。”陈寿熊承继了姚椿的文论思想,他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学风:“盖自百余年来,学者厌程朱所训为习闻,务为考证训诂之学,以求胜前人之一二,文章之士又皆徒事空言,不复以穷经敦行为事。”因此他为学“不务表暴,实事求是,尝欲扫前儒纷纭未定之说,折衷于一是,勒为一书,以解后世学者之惑。”姚椿亦深韪其言,师生二人常常论文讲道,不觉疲倦。姚椿辑《易传》未竟,还将其交托给陈寿熊。
陈克家(?-1860),字子刚,元和人。道光二十四年(1944)举人,官内阁中书。年少英异,为姚莹所器重。后从学于姚椿,姚椿对其称赞不已,认为其有唐朝魏征之风。陈克家虽性格落落寡合,但对姚椿十分敬重。道光三十年(1850),江苏巡抚欲将景贤书院讲席一分为二,脩金也由二百金降为每人各八十金。陈克家听闻消息后,立马写信给姚莹,与两江总督通融,期以转圜,请求允许姚椿继续独任讲席,可见其对师长的敬重。
主讲书院的过程中,姚椿还延续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积极编选古文选本一一《国朝文录》。他在《国朝文录》中选录了很多桐城派文人的文章,可以看出姚椿对于文章的审美和追求,并借此传达了自己的古文写作理论,使得弟子们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仅彰显了桐城派的文统,而且为桐城派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撑。
姚椿一生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近三十载,书院教学经历是其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期间,门人弟子不断增加,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学。在这过程中,姚椿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思想,编选选本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不仅为桐城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也为传播桐城文论思想、壮大古文创作队伍做出一定的贡献,使得桐城派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节 培养经世致用人才
姚椿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必须以经世致用为前提。他在主讲书院的过程中,并没有一昧地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而是尽心讲授实学,积极引导学生关注国防、经济、漕务等社会现实问题。其经世思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无疑会对弟子们产生深刻影响,他的弟子们也多怀有忧国忧民之心。
沈曰富虽一生科举不顺,没有出仕,但亦心怀家国天下,“每语及军国利病、民生疾苦,与夫人才之消长进退,辄为感叹”。杨象济幼年孤贫,但少有大志。姚椿曾与他谈论时事,他“斥奸党,论边备,策盐漕,所言皆天下大计,而进退之间,尤合乎圣人之道”。他于咸丰元年(1851)发表《行钞引议》,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提出了“钞有十不可行之说”,认为银是“有用之财,而钞是“无用之纸”,从根本上否定了纸币。虽然这种见解在现在看来是带有局限性的,但他提出的“鸦片漏银,入海不返”,“必使民间无银而后已”,“而狡诈之夷虏,反将狭银以诱我人,此不测之害,非可以一端计者”等观点在当时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陈克家曾官至内阁中书,他关注时事,关心国计民生。沈曰富评价他:“余辈少壮时,海内方承平无事,而梁叔隐忧在抱,以为物穷必变,有所感触辄发于篇咏,往往追道盛时以寄其意,当日颇疑其所言之过,乃未二十年而寇乱大起,东南糜烂矣,古有知几之士,惟吾梁叔之谓,亦其诗之所由贵乎?”可见其对时代发展颇具预见性。时金陵为太平天国所据,江南提督张国梁赏识陈克家的才华,邀其入幕。咸丰十年(1860),陈克家主健勇营事,三月十五日,太平军大举进攻,陈克家率领将士迎战,不曾后退,直至弹尽粮绝,兵败而死。
深受姚椿忠君爱国思想影响,以报国为己任的不止陈克家一人。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金陵,陈寿熊此时正居吴江黎里镇。危难之际,他主动组织乡民练兵,屡屡得胜,抵抗了两月有余。无何最终因孤立无援,最后溃败,其亲友、乡民相继被杀。太平军欲招降陈寿熊,他厉声道:“吾辈虽无民社,然能死,死之。否,则去之。若藉口计全乡里,腼颜迎贼,不特弃君父之伦,直不知人间羞耻事矣。”后绝食五日而亡,时年四十九岁。咸丰五年(1855),林立甫与太平军激战中亦不幸重伤身亡。
嘉道之际,社会动荡,清政府国势渐颓,统治危机加剧,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落,外有侵略者虎视眈眈。姚椿虽无功名在身,但仍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欲为国家出自己的一份力,挽救清政府岌岌可危的统治。姚椿通过自己的努力,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弟子也没有辜负其希望,纷纷以报国为己任,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理学经世思潮的发展,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
第三节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教师的选择对于书院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书院的发展方向。姚椿一生奔波,客游多地,在多地都曾主讲书院,在河南开封主讲夷山书院,在湖北江陵主讲荆南书院,在上海娄县主讲景贤书院。姚椿任教期间,主讲古文法,传播程朱之道,使得当地科举考试水平有所提升,如掌教夷山书院的之时,题名进士者一人,题名举人者五人,通过院试者亦有三十余名,教学质量得到当地官民的一致认可,对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了在书院培养人才之外,姚椿在主讲书院期间还经常四处游历,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刊刻当地文人诗文集,并校补方志。他的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桐城派在各地的传播,也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姚椿认为“志之由来久矣。其大者以为官守之助,而次亦将使居其地之人与有闻焉。其体当以史氏之文,裁载当时所行吏牍”。因此他非常重视志书的编纂,“今地志之书掌于国史,上于行省,在蕞尔邑,诚不为小。苟使创为草稿以贻后之人,使得有所因藉,繁芜者汰,遗漏者增”。在主讲夷山书院期间,姚椿深感禹州“山川之清淑,人物之醇厚……有以知斯州风气懿美,为非他邑可及”,所以在得知禹州方志已有百年未修之后,便应禹州知州朱炜之请,与好友洪亮吉之子洪符孙一起纂修完成《禹州志》。《禹州志》共有二十六卷,援引正史体例,并有所有变通,分为舆图、纪事沿革表、封系表、职官表、选举表、疆域志、山川志、古迹志、户口志、田赋志、建置志、学校志、经籍志、陵墓志等,共计有图十六、表四、志十三、传八。《禹州志》的分类简洁明了,纲目取舍方面颇费心思,旧志书中有沿革表,《禹州志》中则改为纪事沿革表,沿革中有考证,纪事兼载灾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完善。以经籍志代替旧艺文志,主要记载本州人士的书目及本州金石,将原艺文志中的有关祠祀、学校等碑记都载入别目中,而一些无病呻吟之文则一概删去,因此其质量远胜一般志书。且姚椿向来主张“考古有得”,所以书中的地理沿革、山川、名胜古迹皆有考证,都注明了出处,颇有考据之风。他严格要求自己“故事取质实,而不敢以浮饰掩也;文取详尽,而不敢以简古鸣也;合表于志,欲其赅而易举也;先图于书,欲其省而易明也。诚不敢以此为能,尽吾职分也。其于初基是肇,抑或庶几焉。后之君子有以是正而续成之,则幸尔”。《禹州志》资料收集之完整,在河南方志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姚椿的这些教育活动不仅传播了桐城文法,且为这些地方的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一定程度上地推动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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