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龙｜试析姚永朴的教育思想

姚波

试析姚永朴的教育思想

陈义龙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00）

原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1月第40卷第1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姚永朴的从教生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起风书院至京师政法学堂，第二段从京师政法学堂至1922年南归，第三段从宏毅学舍至安徽大学。其教育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重视爱国思想教育、推崇国学文教、认可西学教育、注重对后生的教育。梳理姚永朴的从教经历和教育思想，可以了解姚永朴扎实的文学功底、崇高的家国情怀和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关键词：姚永朴；从教经历；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9）01-0104-05


［收稿日期］2018-11-20
［作者简介］陈义龙（1994-），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安徽桐城人，光绪二十年举人，桐城派末代大师之一，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家、教育家。他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改朝换代之际，而生于前朝、精于古文辞的姚永朴，并没有作传统国学的守墓人，他吐故纳新，中西结合，最终蜕变为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关于姚永朴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大多局限于其著作《文学研究法》或《史学研究法》，而对其教育思想及实践的表述和研究，只散见于时人或后人的文献与论文中。笔者试图在这些散见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报刊（《安徽大学周刊》等，提炼出其教育思想。


一、姚永朴的从教经历


纵览姚永朴一生，可以说和受学与教育分不开。他少读圣贤书，师从显赫大师，年轻时便离乡授经以补贴家用。但是笔者认为，姚永朴的从教生涯实始于1901年，即任广东起风书院山长之时，因为此时的他刚放弃科举之路而专注于教书育人。笔者据此将其从教生涯分为三段：第一段为任起风书院山长至赴京师政法学堂任教，此为其清朝最后十年的教育；第二段为在京师政法学堂任教至1922年南归皖省，此为其在京教育时期；第三段为任宏毅学舍教务长至因病从安徽大学告退，此为其晚年专注于安徽教育时期。以此分类，不仅可以清楚看出姚永朴在不同时代的具体教育表现，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分析其教育思想提供时代背景参考。


（一）从起风书院到京师政法学堂


1901年，姚永朴“客广东信宜县，为起风书院山长，成《尚书谊略》二十八卷”［1］18。1903年，姚永朴出席桐城学堂开学典礼并进行演说，提倡学风改良，学制改革。同年，姚永朴“自山左归，会吾皖创立高等学堂……俾为教习”［2］26。初任之时，姚永朴“允为间日一往讲经学源流”［3］856，正式任教后，姚永朴尽心于教授，先后为诸生编写了《伦理学》《诸子考略》《群经考略》《群儒考略》等讲义。这些讲义兼有“周、秦以来诸子”和“唐以后儒者行事”［2］31；加上姚永朴教学时思路清晰、旁征博引、颇具感染力，时任钦差的铁良在听姚永朴讲学时“点首称赞久之乃去”［3］928。尽管高等学堂（1904年改为此名）成立之初，“中学毕业者尚无几人……学生学资势难一致”［4］，但是久治经学的姚永朴在6年任教期间，专心编授讲义，而针对学风败坏、学制不善等问题，姚永朴与其弟姚永概达成共识，认为“堂中事宜聘严幼陵先生，乃得有起色”［3］966。1909年，姚永朴任学部咨议官，作《上学部论学务书》，详细论述了学制改革与教学的困境，并为之支招。


（二）从京师政法学堂到1922年南归


在安徽高等学堂任教数年之后，姚永朴应京师政法学堂监督乔树楠的聘请，与长子姚焕一同离开高等学堂北上赴京任教，期间写成《蜕私轩读经记》《国文学》两书。1914年入清史馆任纂修时，兼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著成《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两大代表著作，两书评价甚高，门人张玮评之“博综群言，衷以己意，为先生集中最有心得之作”［5］135。尤其是《文学研究法》，该书“是桐城派著家中系统阐述桐城文学宗旨的惟一专著”［6］，“在文学上尤为巨大贡献……是我国的‘文章学’专书”［7］。1917年，因受排挤而辞去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教员一职［8］，入正志中学讲学。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姚永朴“值邦基之杌陧，悼坦道之榛芜”［9］7时著成《旧闻随笔》一书以“诏我后生哉”［9］7。该书中记有大量旧闻佚说，为治清史者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三）从宏毅学舍到安徽大学


1922年姚永朴南归，1923年赴秋浦周学熙开办的宏毅学舍担任教务长，1924年著成《蜕私轩易说》《诗学》，1926年赴南京任教于东南大学。经过几十年努力而生活逐渐改善、声名鹊起的姚永朴并没有迷失异途，笃信“虚名为身累，害多益殊寡”［2］170的他，依旧清心寡欲，坚持在教育园地耕耘。1929年，程天放就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聘姚永朴主持国学，初任副教授。1930年，充教授一职，教授群经通论等科目。初聘姚永朴之时，安徽大学“派人赴桐城迎接”［10］，薪资为每月340元，与各个院系主任的薪资相当［11］。年迈的姚永朴，不仅在课堂上教诲学生，在毕业典礼上，依旧勉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天池待鹏翼，看尔各飞腾”［12］。1936年，时任经学特约讲师的姚永朴因病告退。姚永朴在安徽大学任教期间，编成《历代圣哲学粹》《蜕私轩续集》等书，先后主讲“周易”“左传”“史学研究”“群经通论”等课程，并担任学校教授会代表等职务。


二、姚永朴的教育思想


姚永朴是桐城派末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生活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期，所以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面对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冲击，虽出身于文墨世家、且受正统家法教育，但姚永朴并没有“区区抱旨于京师尘壒之中”［2］251，作古文经学的守墓人；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兼纳西学，同时为挽救国势发扬国学，提倡国学教育与爱国教育。


姚永朴的教育思想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其教育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和闪光点的爱国思想教育；其次是其最擅长并专研终身的文教思想；再次是其认可的西学教育思想；最后是其教育思想最具传承性的部分——注重对后生（尤其是青年）的教育。


（一）重视爱国思想教育


姚永朴生活的年代，国家经历了衰落、革命、分裂和外敌侵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姚永朴，逐渐跳出家庭这个小圈，开始面对民族、面对国家，并最终成为一个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爱国教育家。因此在论述姚永朴的爱国思想教育时，需要从其自身的爱国情怀说起。


年轻时的姚永朴，“侍先大夫宦辙于江右”，在“先正遗规”［9］7的耳濡目染下成长，早期读《荀子》《孟子》《周易》等经书让他心中逐渐泛起涟漪，久而久之，对于国学的认同与归属感越来越深，其思想也逐渐扩充成熟，“忠孝仁义”逐步成为其行文与思想的价值取向。如在论孝时，姚永朴写道：“吾观世之人以才自豪，不必及子孙而家声已替，甚且祸国”［2］153；在叙忠时，多记载赞誉忠君死节或“为人廉正……，于事必严辨是非曲直……疏上皆关国家大计”之人［2］164，颇具家国情怀。不仅如此，姚永朴对“当兵戈扰攘之时，尤能研究遗经”［2］133的学者尤为赞赏，由此得以窥见姚永朴思想与主张中的价值标杆日趋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与外界事物发生激烈碰撞后，姚永朴爱国思想这一“真金”终将炼成。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期间有传闻云“岑制军（岑毓英）恢复北宁（越南北方一省）等处，杀法夷万余人”，亦有传闻云“岑宫保阵亡，北宁并未收复，左相国起病入京，夷船已分来天津、吴淞口各处”［3］169。时姚永朴方才从湖北抱疾而归，弟姚永概为其“买肉桂、高丽参……督仆人买零物”［3］163以养病，一个月后方才“所患已生皮，脓已干”［3］167。大病初愈的姚永朴立刻关注起战争形势，他在寄往家中的信里说：“岑公之说的是谣言，此时法人又为别国所攻，已遣使来乞和，欲瓜分越南，恐朝议亦欲从此罢兵。”［3］171步入青年的姚永朴，在孩童之时形成观念的指引下注目国家大事，爱国之情和现世战火就如同两块点火石，剧烈的摩擦点燃了姚永朴心中的爱国之火，纸上得来的爱国思想也因此逐渐“躬行”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姚永朴著成《旧闻随笔》一书，名为随笔，实为用心。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记述“先大父”姚莹时，篇幅明显多于其他篇章，且用大量笔墨陈述姚莹在台湾道任时的事情，篇中一句“岂我国不能有一胜仗耶！”［9］213乃点睛之笔，以此抒写心中之哀，将祖孙两人的报国之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陷入危机之中，安徽大学学生群情激奋。时任安徽大学教授的姚永朴闻东北沦陷，作诗诵曰：“长城胡遽坏，大厦竟难支，北望烽烟满，思君令我悲。”［2］189在思念徐树铮的同时，悲叹国家大好河山的支离破碎，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也正因为如此，姚永朴在1933年安徽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上说道：“近来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又让人占去。难道还不痛心，还不为之痛哭流涕三太息吗？”［12］已是老翁且“两目昏聩”［2］51的姚永朴，在这次毕业典礼上，将积攒了七十年之久的爱国情怀彻底“宣泄”出来。有感于此，姚永朴补充说道：“鄙人之所以还不失希望者，就是幸而政府……肯提倡教育，开设学校，从这件事看来，中国定有转机，鄙人年已老矣。其所希望将来救国，亦所以不忘政府维持学校之至意者，不在诸位青年，更在何人？”［12］姚永朴将救国希望寄托在青年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期望因此使中国出现转机，告别“外国人败了战，总是胸前受枪，中国人打败战，总是背后受弹”［12］的涣散年代,团结一致，为挽救祖国贡献一份力量。以此观之，姚永朴对爱国教育、尤其是青年的爱国教育非常重视，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不能不称其为最具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想。


（二）推崇国学文教


姚永朴自幼痴迷文学，是一位“蓄道德而能文章，虽隔万里，尤将跋涉从之”［2］42的文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姚永朴推崇文教的主要形式是国学，而不是与国学相伴生的科举、私塾等。姚永朴早年虽以科举为业，并曾一度中举，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无意于功名、专心学术这条路。姚永朴推崇的文教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结合前文的叙述和姚永朴在省立安徽大学任教期间编成的《历代圣哲学粹》可以得出答案，即“是书所言者道德也，所谓立国之本也”［2］140、德为“萃一国之人与物而成务”［2］139之本。据此，姚永朴投身于文教事业之中。


“百余年来，老学渐徂”［2］161，国学衰落至极，不学无术之人对古书圣人妄加评论，指手画脚，激进的学术氛围导致国学无人问津甚至成为唇枪舌剑攻击的靶子。据《徐又铮先生创办正志中学述略》记载，姚永朴时“双目失明未全盲……行动极不方便……需要人扶掖到课堂的讲台上……”，坐定上课时“引不起大部分同学的兴趣，前排伏案打瞌睡，后排看闲书、下象棋，有时候，前排的鼾声大作，老先生这才感觉不对劲……”［13］。由此可见，当时的学生对于国学并没有太大兴趣，部分学生“有可以得名者，而好学之心怠矣；有可以得利者，而好名之心亦怠矣”［2］56，即使是姚永朴这样的国学大师授课也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且因新学之风的盛行和文学革命的影响，常有“一二求新学者，其议论偏激，又几若孔子之教不足以育今日之人才，六经之言不足以治今日之天下”［2］194，这种主张抛弃国学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姚永朴并没有因此怒火中烧挥笔论战，而是继续以教书为业。据相关记载，他说经“实事求是，无门户之习，论诸子百家亦然”［2］130，“无不融会贯通”［1］18；授经时“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5］3，庄言谐语，妙趣横生,“口说指画，曲尽神情。虽不甚识字者闻之，皆心领神会”［7］217，“背诵全文，一字不遗”［13］。姚永朴以高深的文学造诣，在国学领域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也因此受人敬重。


相应的，姚永朴还提出“读经必能憬然于先王经世之大原，读史必能晓然于历朝用人行政之何以兴、何以衰、何以治、何以乱”［2］194。认为经史子集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作用，仔细阅读可以从中学到古人的智慧。在姚永朴看来，“夫国之所藉以立，岂有过于文学者？”［5］9“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学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学为要。”［5］9文学教育兴，中华文化的薪火便能传承不灭。因此，认为“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7］217、“文字之于国者……可以合大群而激发其爱国之念”［5］9的姚永朴任教于省立安徽大学时，在文学院院务会议上提出“诗经课程宜增学分，改两学分为三学分”［11］的建议，立刻得到安徽大学同仁的一致认可和校领导的批准。推崇国学的姚永朴，希望世人能够重新认识国学，发掘国学背后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殷切希望“通经致用莫云迂”［2］193。


（三）认可西学教育


姚永朴生活的年代，科举制度之弊已展露无遗，与科举伴生的古文学也开始衰落，尤其是清朝灭亡后，文学“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14］，古文已呈日薄西山之势，姚永朴没有刻板地死守桐城古法。不同于顽固守旧派，他对西学没有敌视之心和鄙夷之情，而是正视以西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姚永朴在其著《小学广》序中写道“泰西诸国……道德政治，蔚然一新，国瑧富强，明效可睹”［2］27，首先承认西方诸国国势强盛的事实，认识到“吾国欲复三代以上至文明”，需要“庶使吾国学者晓然于彼国之学……借泰西以自证矣”［2］27。对那些“鳃鳃然执夷夏蛮夏之说以相难”、“执攘夷之说，以相诋訾”［2］194的守旧顽固派，姚永朴痛斥其目光短浅，反问其“岂明于春秋之义者哉？”［2］27斥责顽固守旧派不是恪守文脉，而是墨守陈规、为自身的止步不前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虽然姚永朴仍然坚持“以立教、明伦、敬身三者为纲”［2］27，但从中确实可见兼纳西学的成分。


姚永朴对西方的认识并不是蜻蜓点水，而是相当全面，他对基督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泰西之立教育者不一，而莫盛于耶稣。考其所言，以敬天为体，以爱人如己为用。”［2］39对西学并不陌生的姚永朴，认识到彼国之学，不可不学。于是让“次子昂少偕兄焕就学日本”，分别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和“法政经济科”，次子姚昂不负父望，他“熟于日本语言，在彼国每遇大会，谈论宏放”［2］337。二子能够成材，与姚永朴重视西式教育有着重要关系。而对待长兄姚永楷遗孤亦是如此，“永朴及弟永概商于嫂，遣之往上海习泰西语言文学，遂分入他国学校。”［2］166尽管当时出国留学困难重重，出洋学习者寥寥可数，但姚永朴仍然坚持让己出之子东渡日本学习泰西之学，并且在其弟姚永概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时，两人“商量以粮书捐款拨一千四百串派学生赴日本，常年学师范、实业”［3］943。在那个“俗之衰也就矣，读圣贤之书者已鲜”［2］95、“积习相沿，士人心术因之日坏，智虑因之日减”［2］194的时代，实属不易。


(四)注重对后生的教育


姚永朴在安徽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对各位青年谆谆教诲，这是姚永朴注重对后生爱国教育的表现。此外，姚永朴自述，《旧闻随笔》一书的成因是“诏我后生哉”［9］7,希望用大量精选的篇幅与旧闻轶事，为后生诏明道路，为他们的求学报国之路点亮明灯。说到对后生的培养，诸多曾受过姚永朴指点教化的后生都印象深刻，其中吴孟复先生便曾忆起往昔“邮书请益”［15］48之事。因在日常“耕读”之时阅读或引用姚永朴之书，故对姚永朴充满敬意，在写信邮书之时，还会“赋诗以贽”［15］48。姚永朴在得书后，并没有将其晾在一旁，而是“得书即复，字大盈存，累十余张”［15］48。当时姚永朴目力受损，书写小字则无法预览，其“对一素不相识之青年，竟不惜耗费时间与精力，言之唯恐不周且详”［15］48的行为令吴孟复先生“奉书感动，几欲泣下”［15］48。姚永朴之倾囊相授，令人感动，并且感染了吴孟复先生以此为表率，每当“外地青年来书问业，总是倾筐倒箧，有问必答”［15］48，传为一时佳话。晚年的姚永朴，在与吴孟复先生对饮时曾作诗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莫负华颠七十人”［15］50，这句七言诗完美地诠释了姚永朴对后生的殷切之心，足见姚永朴勉励后生奋进之良苦用心。


三、小结


姚永朴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在他所处时代背景下独具特色，其教育思想不是单独割裂且毫不相干的四个部分，而是相互嵌入、相互渗透，即所谓的因国家而习国学，因习国学而纳西学，最终育人以“诏后”。正是因为在国学的学习中和西学的冲击之下，姚永朴看到了文脉的传承，感受到了家国之学的厚重；并且深知，文脉的传承、民族脊梁的培育，离不开对后生的教育。所以相信后生可畏的姚永朴，以无上的热情、呕心沥血之态度，兼纳中西之学识，投身到对后生的教育之中，一步一步地将“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5］9的思想付诸实践；从教四十余年，即便风烛残年，依旧诲人不倦,不愧是一位“学于古又入于今”［1］19的爱国文学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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