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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一个美丽静谧的古城，枕卧于长江中下游北岸，依偎于大别山麓东侧。它历史悠久，早在周朝，桐国就肇建于斯。秦时，分天下为四十郡，它隶属九江郡。西汉初为枞阳县，隶庐江郡；文帝十六年（前164）改称舒县。东汉时，属舒和龙舒侯国，先隶庐江郡，后隶扬州刺史部。东晋，改龙舒为舒县，先隶庐江郡，后隶扬州道，又隶晋熙郡。南北朝时，刘宋初为舒县，隶庐江郡；后为阴安县、元嘉二十五年改名吕亭左县，隶晋熙郡。齐时，属晋熙郡阴安县，庐江郡舒县、吕亭左县。梁、陈时，为枞阳郡枞阳县。隋时初为枞阳县，属熙州。开皇十八年（598）改为同安县，隶同安郡。唐初为同安县，属同安郡；至德二年（757）改同安郡为盛唐郡（后复为同安郡），同安县为桐城县，此为桐城县名之始。五代时，属南唐舒州。北宋初年，属舒州同安郡。政和五年（1115），属淮南西路德庆军。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属安庆军，庆元元年（1195）又属安庆府。元时，属安庆路。明时，先隶属江宁府，后改属安庆府。清时，先属江南省安庆府，后属安徽省安庆府1。
桐城山水清嘉，乃江北形胜之区。《同安志·后序》曰：“其山深秀而颖厚，其水迤逦而荡潏。”2《康熙安庆府志》亦曰：“龙眠、峡关阻其北，浮渡、云岩经其东，下联濡须、居巢，上接潜、霍、英、六，遶群嶂而漾巨浪，淮西要地，江北名区。”3优美秀丽的山水无疑有助于桐城人文环境的陶冶，对桐城人文蔚起起到“江山之助”的作用。关于这点，不少桐城文人都有相关表述。如清初张英《龙眠古文序》说：“桐邑居大江之北，其地介吴楚，其县治倚龙眠山麓，岭岫绵亙，百泉奔汇。其山之秀异特出者，则又有二龙、浮渡、白云诸峰，雄奇崒嵂，峙於境内。平湖百里，潆回曲折而与之俱。其地灵之结聚，风气之蟠郁，洵江南之奥区也。生斯地者，类多光伟磊落之士。数百年间，名公卿大夫，学人才人，肩背相望。”4姚鼐亦把桐城派的兴起归之于桐城山水的蕴育陶冶，他说：“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1可见，桐城人文的勃发，山水蕴育之功是不能否认的。不过，当我们注意到桐城人文蔚起的时间是在明代中后期之时，则不免会对桐城“自然环境影响”论产生疑惑：既然桐城山水灵淑秀美，为何它在明清以前的历史发展长河里并不起眼，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人骚客寥寥无几呢？这种尴尬的局面为何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发生重大变化呢？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若将探究的目光仅仅聚焦于桐城自然环境，恐怕很难有全面、客观地认识。职是故，本章将从桐城的人文生态方面予以回应，并藉此展现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崛起的文化生态背景。
第一节 元末明初移民与桐城著姓望族的形成
众所周知，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人通过创造文化满足了自身需要，同时也改造了自身。明清桐城人文的兴盛，应该是与生活在桐城这片土地上的广大民众密不可分。有学者就注意到，明清时期桐城民众的祖先大都来自徽州和江西等地，并认为这一时期桐城涌现出的著名人物“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由外来移民造成的”2。周中明也提出“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戴名世、方苞、姚鼐、方东树等人的远祖，皆属于从婺源、余姚等外地迁来桐城的移民”3。由于移民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人口迁移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的迁移。由此，我们可推断：明清时期桐城文化的勃兴应该与这些外来移民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
一、移民的来源地
早在清初，安庆府宿松县文人朱书就说：“吾安庆，古皖国也。……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亡虑才十一二耳。”4可见，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民众其祖先大都是来自江西的，土著居民较少。桐城吴汝纶也曾说：“桐城诸族，大抵元季所迁，其迁多自江西或徽郡，而莫详其移徙之由。”5从他的这番话里，可知桐城诸族祖先大多是从“江西或徽郡”迁入，而且迁入时间是在元末之时。实际上，早在元末之前，就有一些移民迁徙至桐城，如方以智家族“其先自休宁迁池口，宋末有德益公者徙桐城”1；钱澄之家族在南宋末年“由浙江淳安之蜀阜迁于桐城之滦漕”2；陈洲刘氏之迁桐始祖伯二在南宋末“自青阳迁居桐城东偏觕牌洲”3；麻溪姚鼐家族“上世为余姚人，元至元间有仕安庆者，逸其名，悦桐城山水，居焉”4。不过，大批、成规模地移民桐城还是在元末明初，如：
何如宠家族：“上世居新安，元季徙居桐城青山之麓。”5 江氏家族：“明洪武初年洪偕三子才一、才二、才三自婺源渡江徙居桐城东乡炭埠柳峰之阳。”6 项氏家族：“始迁祖英发，明洪武间自歙县桂溪迁居桐城。”7 南阳叶氏家族：“始祖林秀，唐末五代人，世居婺源。传至二十一世贵，因 商于金陵，明初移居桐城西山余家冲。”8 鲁谼方东树家族：“上世明洪武间，由婺源迁桐城鲁谼，代有潜德。”9 戴名世家族：“先世洪武初自徽之婺源徙居桐。”10 戴完家族：“其先元至正年间有讳智富者，由新安来迁。”11 徐宗亮家族：“元末自徽州迁桐城。”12 高甸吴氏家族：“明初始祖泰自婺源来迁。”13 高岭汪氏始迁祖觉富：“元末自江西弋阳迁桐城高岭。”14 桂氏始迁祖桂昌龄：“原籍豫章鄱阳，元季因兵乱卜居安徽桐城之西乡三安坂。”15 义门陈氏家族：“始迁祖友德，元代自九江德化县来居桐城县。”16 横山张氏家族：“其迁横山始祖长乙公由元明鼎革时自饶州鄱阳瓦屑壩来桐。”1（汪德钺《横山张氏谱序》）。 木山潘江家族：“自元末荥二公偕其昆弟由鄱阳来迁于桐。”2 张淳家族：“其先洪永间自鄱阳来迁。”3
通过上面移民事例，我们发现桐城移民来源地确实是以徽州和江西为主。这个情况在把元末明初宿松县外来移民人口作为安庆府移民人口的样本统计分析结果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元末明初，宿松县迁入的氏族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近80%，扣除其中由本区迁入的氏族（这些游本区迁入者应当视作土著），外来的移民氏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7%左右。在概率把握度95%的条件下，推知安庆府同期移民占总人口的75—80%，移民总数约为32.6%。其中，江西移民占87%，约为28.3万；安徽移民仅占6%，约为2万。余为其他。”4由这个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元末明初桐城的外来移民来自江西地区的比重也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来自江西的移民中，尤以来自饶州府鄱阳瓦屑坝的民众较多，外国学者比阿蒂曾对桐城县的人口由来作过研究，他指出桐城一地有“20%以上的氏族始祖来自（鄱阳）瓦屑坝这个村庄，并且有差不多比例的氏族来自鄱阳县其他地方”5。如像前面提到的横山张氏家族就是来自瓦屑坝。 不过，元末明初桐城移民中也有一些非江西或徽州的移民，如明代孙晋家族“始祖福一自扬州迁居桐城”6，明代齐之鸾家族“先世居凤阳”，“元末避祸迁桐城”7，清代马其昶家族“初姓赵氏，为六安州学生，永乐时赘桐城马氏，遂承马氏，为桐城人”8，等等。
总而言之，元末明初之际，桐城地区迎来了大量来自江西、徽州等地的移民，他们迁入桐城，不仅改变了桐城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影响到了桐城此后的文化发展走向。
二、移民桐城的原因
论及移民的原因，从移民时间推测，可能与元末长年的战乱有较大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高潮的产生，“无不发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剧烈的社会动乱和战争的过程之中以及平息以后，尤其是天灾人祸同时爆发的时候”1。元朝末年，政治腐败严重，官贪吏虐，民不聊生，纷纷起义反抗。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大爆发，战火也波及到了江淮之地以及长江中游一带，徽州、饶州、安庆等地都曾遭受兵燹之灾。如徽州地区，“四月，（红巾军）由婺源犯休宁，军民一夕皆遁，遂陷徽州。休宁地四达，群盗蜂舞，残毁尤甚”2；饶州地区，至正十二年（1352），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攻克江州、南康路、袁州、瑞州、饶州等地；同年十二月，信州、饶州、江州等地又被元兵攻陷。至正十五年（1355），陈友谅遣花指挥陷饶州，寻复之。蕲州、黄州两地红巾军“焚掠乐平州治，居民溃奔，逃岩穴中，多困毙，小石岩被毒尤惨”3。至正十六年（1356），苗獞万余至进贤，掠饶州余干县。洪武元年（1368），方丑仁自闽犯饶州，后转掠余干，知州胡惟孝战死，掠德兴，杀戮甚惨4。安庆地区，至正十一年（1351）十一月，徐寿辉等兵掠潜山，屠宿松。十三年（1353）五月，卜颜帖木儿与红巾军战于望江，又战小孤山、彭泽、龙开河。十七年（1357）冬十月，陈友谅自上游直捣小孤山，伯颜与战四日夜。十八年（1358）春正月，陈友谅破安庆，元淮南行省右丞余阙殉难。十九年（1359）九月，朱元璋遣徐达、廖永忠、张德胜等攻赵普胜于安庆5。二十年（1360）闰五月，明太祖复太平，下安庆。二十一年（1361）秋七月，陈友谅将张定边陷安庆。八月，朱元璋自将舟师征陈友谅，克安庆。二十二年（1362），陈友谅遣兵复陷安庆，朱元璋自将伐之，复安庆。二十三年（1363）夏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陈友谅败6。
经年的、频繁的战争会给当地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伤害。以饶州为例，据记载，元时饶州户口计有六十八万二百三十五户，四百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口人。但在经过元末明初战乱后，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统计时饶州户口也才一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四户，八十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口人1。可见，在从元到明初这段时间里，饶州户口锐减甚多。造成此类情况的原因，殆与这一地区饱受战争摧残有关。当然，饶州人口的减少也与这时期民众迁徙他乡有所关联，如饶州路鄱阳县大量居民迁徙到安庆桐城、宿松、怀宁等地就说明了这一点。
桐城诸族祖先在迁徙过程中，迁移距离恐怕也是他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迁徙距离一般包括地理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两个方面。如果迁出地与迁入地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这就意味着迁徙途中风险就会加大。同样，如果迁出地与迁入地两者之间的社会文化距离相差较大，这也就意味着移民融入迁入地社会文化圈的障碍较多。来自饶州、徽州等地的移民之所以选择包括桐城在内的安庆地区，是因为这个地区无论是在空间距离方面和社会文化距离方面都相差不太远。他们播迁至此，安居乐业较为容易。
此外，桐城相对偏僻安全的地理环境也是吸引移民来此的重要因素。桐城位居长江之北，“北峡、南峡阻其北，横山、二龙障其前，沙河、挂车控其右，长江限其东，表里江湖，周环山泽”2。桐城东南滨江，西北环山，据《桐城县志》记载，桐城之山有五十三，有投子山、华岩山、龙眠山、屏风山、挂车山、王屋山、南峡山、北峡山、鲁谼山、盛唐山、大龙山、小龙山、松山、横山等。桐城县治也是处在山峦叠抱之中，胡廉《县治说》有较为详细描述： 由潜山之天柱起，猪头尖巍峨耸峙，上入云霄，是桐城众山之祖也。出脉入桐界，崇山大岭，横亘绵延。起二姑尖，过草瓜岭、光山岭，至武岭，起马鞍寨，过古塘坳颈，起屏风岭，过聂家岭，起求雨顶至道冠山，直来横落，灵秀之气，县治实首钟焉。居邑之中，左右诸山护卫，华崖障其后，乌石峙其右，乌石冈列其左，金神墩在其前，桐溪环绕于内堂，龙溪口收之于蟢子，沉静于中堂，榆树嘴与姥山束之莱子，汪洋于外堂，花山与连城山开巉巗洩之，而黄连嘴怪石，塞众水于下流，使清淑之气，聚而不，此山城第一形胜也。3
重峦叠嶂的地形无疑可为民众躲避战乱提供较为安全的保障。虽然桐城地区在元末也有战火波及，如至正十九年（1359），廖永忠帅师攻枞阳，克之。九月，徐达击赵普胜于浮山1。不过，这都发生在桐城东南枞阳一带，西北部分因为多山的原因还是相对安全的。如桐城黄氏家族其先为江西人，“元顺帝时，有讳图者，生三子：回甫、懿甫、胜甫。徐寿辉之乱，图死鄱阳。回甫与诸弟载其母避寇至桐城，家焉”2。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4360/wps1.jpg
此外，桐城山川灵淑，景色秀美，这也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因素。戴名世对此多有称誉：“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3“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4姚兴泉亦说：“环桐皆山也，而河流则目东北以旋绕西南，若城垣，若关梁，悉附以立风水，固秀绝人寰。”5秀美景致为外来移民提供了绝佳的休养生息之地。如桐城井头刘氏先祖刘胜贵在明初由鄱阳迁居桐城，就是因为“见西乡井头山川秀丽，遂家焉”6（倪廷庆《刘氏六修族谱序》），横山张氏迁居桐城也是因为“爱其负山面湖，山水秀丽，足以谋斡止长子孙，遂卜居焉”1（汪德钺《横山张氏谱序》），潘江先祖“悦（桐城）木山风土醇厚，遂占籍家焉”2。因此，从这个因素来看，周中明先生在谈到桐城移民原因时，就认为是“桐城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外地人才的荟萃”3，这有一定的道理。
三、移民来源地的文化水准及其潜在影响
移民不仅是人口的迁移，也是文化的迁移与传播。迁出地的民众来到迁入地后，也会对迁入地的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葛剑雄先生就说：“有些移民只是普通百姓，但因迁自较先进的地区，迁出地有读书的风气，也会对迁入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因移民的迁入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条件。如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4有鉴于此，我们先来看看移民来源地区的文化水准情况。
我们知道，在宋代之时，江西文化已在全国崭露头角，涌现出大量的名人才士、硕学通儒。逮至元代，江西的文化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保持了相对领先的优势。文化的发达与教育有着密切关系，而书院又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通过书院的数量可以管窥一地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准。据统计，元代江西的书院数量居全国首位，计95所，占全国总数227所的41.85%5。这其中，饶州路就占14所，有鄱江书院、忠宣书院、白云书院、忠定书院、东山书院、石洞书院、南溪书院、慈湖书院等。可见，元代江西的文化教育是相当发达的。就徽州而言，此地自黄巢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多避地于此，习俗益趋文雅。元末明初徽州儒士赵汸就说：“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6据统计，元代安徽全境至少有书院60所，其中徽州地区就有紫阳书院、翚阳书院等41所7。可见，元代徽州地区学风颇为昌盛，文化教育也相当之发达。
接下来，再看看桐城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桐城自建治以后，进入史册的文人寥寥无几，名气稍显的有唐末诗人曹松（约830-903）、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1049-1106），之后，偶有文人，皆不著声于世，呈现出沉寂稀落的状态。毫无疑问，宋元时期的桐城文化水准大大低于江西和徽州。不过，这种尴尬冷清的局面到了明代发生了重大转变，桐城一域开始人文蔚起，才俊辈出。桐城马树华就说“桐城人物，曩者唐曹校书（曹松）、宋‘三李’（李公麟、李公权、李公寅）及朱教授舍人（朱翌）外，罕可考见，入明初而甲乙科渐起，至中叶而遂盛，洎我朝而大盛”1；方宗诚也说“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征、宋李伯时兄弟（李公麟、李公权、李公寅），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2（《桐城文录序》）。之所以有这样的巨大转变，不能不说与元末明初来自文化教育水准较高的徽州、江西等地的移民有着莫大的关系。一般来说，“从文化水准较高地区向较低地区的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并不一定立即产生直接效果，更多地表现在经过若干代以后迁入地文化水准的总体提高”3。这些来自徽州、江西等文化水准较高地区的移民进入桐城后，对桐城地域文化的影响效果也不是直接、较快地显现的，而是在经历若干代郁积酝酿后才喷薄而出的。
具体说来，桐城人文勃然兴起是在明嘉靖以后。尤其是在清代，桐城人文更是旺盛，文学史上历时最久、成员最多、影响区域最广的以桐城为名的文学流派也诞生于斯。郭绍虞先生就说过，“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4。可见，清代的文学版图上倘若缺少桐城板块，其光彩、分量必将大打折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桐城文化在明中后期的繁荣固然是与移民有关，但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些由移民后裔繁衍形成的著姓望族，他们在桐城地域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桐城著姓望族的形成
潘光旦先生在探讨明清时期嘉兴的望族时，曾注意到移民与世家大族的形成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5。不过，他并未具体回答移民何以能形成世家大族这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即便如此，潘先生的认识对于我们考察桐城著姓望族的形成很有启发。明清时期，桐城的著姓望族有张氏、姚氏、方氏、马氏、左氏、吴氏、叶氏等，他们也都是移民而来，那么这些移民家族是如何从普通的农耕之家发展成为地方文化望族的呢？
一般来说，移民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淘汰与选择的过程。“当他们移徙的时候，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很活动，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是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的、有才干的。”1迁入桐城的移民应该说也“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他们来到桐城后，必然要披荆斩棘，为家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拼搏、奋斗。众所周知，科举入仕是明清时期文化望族形成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望族保持经久不衰的前提。可以说，只要某个家族其成员在科举入仕上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且数代簪缨不绝的话，这个家族的望族地位就基本上正式确立下来了。同理，这些外来移民要想发展成为地方上的文化望族就必须要走科举入仕之路。实际上，桐城方氏、姚氏、张氏、马氏、左氏、江氏等也都因走科举之路而成为著姓望族、文化世家。
桐城姚氏，主要有三：曰麻溪，曰苓涧，曰官庄。这三支姚氏，尤以麻溪姚氏家族影响最著。麻溪姚氏自始祖姚胜三在元代迁居桐城麻溪，传至五世姚旭，科第有声，官至云南右参政。其后，科第绵延，簪缨相继。尤其是八世葵轩公姚希廉这一房表现得最为引人注目，“自明季以来，读书仕宦，人物称盛者，皆葵轩公后也”2。这一支九世有姚承虞、姚自虞。姚承虞传至姚柬之、姚元之为十八世。姚自虞传至姚文然为十二世，传至姚范为十五世,姚鼐为十六世，姚景衡为十七世,姚莹为十八世,姚濬昌为十九世,姚永朴、姚永概为二十世。这是麻溪姚氏在仕宦、文学、学术方面最负盛名的两支。麻溪姚氏作为文化世家洵可谓源远流长。
桐城方氏，主要有桂林方、会宫方、鲁谼方三支，皆自徽州迁入，各自为宗。其中尤以桂林方氏最著，昌盛四百余年。这里主要就桂林方氏家族情况略作介绍。桂林方氏宋末始迁桐城，始祖为方德益。传至五世方法，于建文元年（1399）乡试中式，授四川按察司断事，因号“断事公”。方法受知于方孝孺，因不肯依附明成祖，被逮投江死，传附《明史·方孝孺传》。方法忠贞之节对方氏家族影响深远。方昌翰就说：“吾方氏自元末居桐城，传五世至忠烈公，殉建文之难。厥后忠孝贤杰，迭起代兴。”1（《刻<方氏七代遗书>缘起》）方法长子方自勉，讳懋，有五子：“长，廷献，讳琳，称中一房；次，廷瑞，二房；廷辅，三房；廷实，四房；弟五子廷璋称六房。廷辅讳佑成进士，廷璋讳瓘举于乡。于是都谏王瑞题其门曰‘桂林’，而方氏之族乃大。”2这五房之中，中一房和中六房族裔较为繁盛，显宦文人辈出。传至十一世方学渐，方氏学术开始兴起。潘江云：“（方学渐）子大镇、大铉、孙孔炤、曾孙以智文章科第焜燿联绵，则先生之遗泽远矣。”3至十二世，方氏在科举考试上开创辉煌。方大美、方大镇、方大铉、方大任先后于万历十四年（1586）、万历十七年（1589）、万历四十一年（1613）、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方大镇子方孔炤亦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孔炤子方以智，亦在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祖孙三代进士，方氏门庭由此赫赫有名。方氏十三世，除孔炤外，还有方大铉子方孔一（大钦子，过继给大铉）、方文、方孔矩、方孔性，方大钦子方若洙、方仲嘉、方孔时，他们或以宦著，或以诗名。当然，十三世中六房方廷璋七代孙方大美五子方体乾、方承乾、方应乾、方象乾、方拱乾亦可标举，在仕宦、文艺上声名显赫者当推方拱乾父子。方拱乾中崇祯元年（1628）进士，其长子方孝标中顺治六年（1649）进士；次子方亨咸中顺治四年（1647）进士；还有方育盛、方膏茂、方章钺等子亦皆举于乡，方拱乾父子在仕宦、文艺上大多有不俗表现。其后，方氏于仕途、文学方面仍有继起之秀。以仕宦而言，出现了“一门三秉节”的盛况4，方观承、方受畴、方维甸先后官至总督。就文学而言，以文称者当推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以诗名显者有二：方贞观、方世举。方贞观、方世举与方文并称“方氏三诗人”，是方氏族群中诗名最盛者。概而言之，方氏自方佑于天顺元年中进士后，方氏一门科第蝉联，以科名仕宦、道德文章称名于世者，代不乏人，影响深远，梁实秋就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5（《方令孺其人》）。
桐城张氏6，明初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传至六世张淳，科举有声，家族始显。张淳中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参政。有子四：士维、士缙、士绣、士絅，科举皆无闻。不过，张淳之孙张秉文、张秉贞两人又创辉煌，由此拉开了张氏家族荣登天下望族的序幕。张秉文为张士维长子，中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山东左布政使。张秉贞中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户部郎中，擢浙江巡抚。入清后，官至兵部尚书。明清易代，以九世张英、十世张廷玉父子为代表的两代人，再谱新篇，使得桐城张氏成为声震天下的巨姓望族。张英，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有子六：廷瓒、廷玉、廷璐、廷基、廷瑑、廷瓘。尤以张廷玉最为出众。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历官内阁学士、吏部侍郎。雍正朝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卒后，钦准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仅廷玉一人。张英其他诸子亦有功名。总而言之，桐城张氏家族自张英起，运势昌隆，显赫异常，有“父子翰林”、“兄弟翰林”、“祖孙翰林”之美誉。《郎潜纪闻初笔》云： 桐城张氏六代翰林，为昭代所未有。太傅文端公英康熙丁未，子少詹事廷瓒（英长子）乙未、文和公廷玉（英次子）庚辰、礼侍廷璐（英三子）戊瑑戌、阁学廷（英六子）雍正癸未，孙检讨若潭乾隆丙辰、阁学若霭（廷玉长子）雍正癸丑、阁学若澄（廷玉次子）乾隆乙丑、侍讲若需（廷璐子）丁丑，曾孙少詹事曾敞（若需子）辛未，玄孙元宰嘉庆壬戌，来孙聪贤辛酉。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已。1
自张英、张廷玉父子相继为相起后，张氏家族的后裔子孙入仕为官者，数以百计，遍及中央各衙署及全国各省区，所授官职上从内阁学士、军机章京、各部尚书侍郎、郎中主事、诸院寺监丞，下至各省抚院、学台、藩台、道台、州县县厅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同知等。张氏家族之势大根深、门庭焜燿，由此可见一斑。桐城张氏不仅是显宦世家，也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在诗文方面，张元裕云：
吾家自高祖（张英）有《笃素》、《存诚堂集》、曾祖宗伯公（张廷璐）有《咏花轩诗集》，祖侍讲公（张若需）有《见吾轩集》，考少詹公（张曾敞）敔有《瑞荚亭集》，伯叔父（张曾）有《讷堂诗集》、《秋浯诗集》、《蠡秋诗集》，四世相承，均有诗集，脍炙人口，称扬远近。1
在书画方面，具有影响者有张英、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渟、张若驌、张若驹、张寅、张敔、张乃轩、张乃耆等人。
桐城左氏，先祖为徽州泾县人，后迁潜山。明洪武初有曰代一者，复迁居桐城横埠河。五传至成化时左麟，有义侠行。再传至左出颖，出颖有九子，其中声名较显者有光前、光明、光斗、光左等人，左氏一跃为桐邑望族亦与他们有关。光前，字继之，号还贞，以孝闻。光明，字允之，号石楼，光斗季弟，崇祯初年以选贡生为黟县训导，迁福建武平令，有循声。左氏最著者当推左光斗、左光先兄弟。左光斗中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左佥都御史时因参与弹劾阉首魏忠贤而遇害，忠直之名闻于海内。光斗有四子：国柱、国棅、国材、国林，以学行著，号称龙眠四杰2。到光斗曾孙辈时，左氏依然硕儒辈出，簪缨不绝。如有左文韩、左文言、左文高等3。左光先在天启四年（1624）领乡荐，崇祯元年（1628），任福建建宁令，有政声。升御史，巡按浙江。明亡隐居乡里。有子三：左国鼎、左国昌、左国治，皆有诗文4。光先之后，亦能承继家风，文行、仕宦皆有可称者。如左岳、左微、左世琅、左世经、左世容、左正谊、左斆等。清末民初马其昶云：“忠毅之后，自明末以逮我朝嘉道间，文儒、吏绩时时有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今不啻五世矣。而孝子（光前）、侍御（光先）、武平（光明）后，又代有兴者，太公之遗泽远哉！”5
桐城马氏，始迁祖为马骥，初姓为赵氏，为六安州学生，永乐时入赘桐城马氏，遂承马祀。传至六世太仆公马孟祯始显。马孟祯，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太仆卿。孟祯之后，马氏一门科宦、文学均蒸蒸日上，成为桐邑最著名的科举世家、文化世家。马树华就云：“吾家自四世祖肇兴文学，六世祖太仆府君为时名臣，一门群从，彬彬汇起，七世、八世间遂有‘怡园六子’，而八世伯祖兵部府君（马之瑛）《秫庄集》尤为巨制。自是风雅代不乏人。”1马氏传至九世，风雅不歇，更唱迭和，诗人满门。最著者当推马之瑛一门。之瑛有六子：马敬思、马孝思、马继融、马教思、马日思、马方思，皆擅诗文2。潘江曾说云：“永公（马孝思）兄弟皆工诗……然其诗已居然登制作之林矣，以视《列朝集》中所载皇甫子浚诸兄弟，何多让焉。”3可见，马氏一门风雅，颇有声望。马氏九世之后，簪缨不绝，且多以诗文著称，如马宗琏、马瑞辰、马其昶等。
桐城其他望族也是在经历几代人努力奋斗后才形成的。如桐城柳峰江氏，自洪武初由始迁祖宁一公偕三子才一、才二、才三由婺迁居桐之东乡柳峰，“嗣后支派繁衍，才一分居会宫，才二分居城内，才三仍居柳峰，相沿迄今又十有一世矣。其间峨嵋公（江之湘）、陶岑公（江皋）及大参磊斋公（江之泗）昆季三凤科第蝉联，名显仕籍者指不胜屈，而文人硕士、孝子顺孙绳绳振振，称桐邑望族”4（张廷玉《江氏支谱序》）；又如井头刘氏，“历五百余年，传二十余世，椒衍瓜绵，朴耕秀读，或以科甲，或以宦绩，或以孝友文章称于乡，见于郡邑者代不乏人”5（倪廷庆《刘氏六修族谱序》）。
清代方东树在谈及桐城望族崛起时，曾有过这样的话：“惟明初姚氏、方氏始大，中叶以后遂有吴氏、张氏、马氏、左氏数十族，同盛递兴，勃焉浚发。”6（《桐城马氏诗钞序》）这其中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桐城的吴氏、张氏、左氏等诸多家族成为一方望族的时间是在明中叶以后。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望族之间并不孤立，他们通过师友、姻娅等关系相互沟通、往来频繁。这些世家巨族凭借拥有较多的社会文化资本，对建构桐城地域文化、建设桐城文化高地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桐城望族与桐城文化高地的建设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是由一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倘若要衡量一地的文化发展程度，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有时并不能最直观地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有学者就提出考量文化的发展程度可以文化强度为依据，文化强度的衡量标志主要有二：科举，文献。“对科举竞争的考察可以成为我们对地域文化进行强度分析、比较的根据；文献的量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某个地域文化创造的能力。”1这个思路对我们衡量明清时期桐城文化的发展水准颇有启示。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桐城，是皖江地区的文化高地，在仕宦、学术、文艺等方面声誉显著。问题是一直以来我们尚未对这块文化高地做详细地、全面地考量。这里拟从科举、学术、文学三个方面来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麻溪姚氏所处的文化生态背景，还可以帮助我们从中了解桐城在成为文化高地的进程中，包括麻溪姚氏在内的桐城著姓望族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科举强县
科举是评判古代各地区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地区文化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2。在明代以前，桐城科举得第者寥若晨星，据康熙《桐城县志》记载，宋代桐城进士仅朱翌一人，元代桐城进士也只刘让、刘详、徐良佐三人。这时桐城在科举版图上的地位无足轻重。到了明清时期，桐城在科举取士上异军突起，表现不俗，成为“仕国”。《康熙桐城县志》云：“桐，仕国也。人文秀出，炳炳麟麟，或列名容台，或观光上国，以至韬略素娴、奋迹鹰扬者代不乏人。”3由此认为桐城是皖江地区乃至安徽省内的科举强县，应无疑议。
（一）明代桐城进士的分布与望族的形成
有明一代，桐城前代科举不振的萧条之态得以彻底扭转。这种态势的转变实际上在明初就已显现端倪。其时，朱明王朝建都南京，桐城地属南畿，科举上易得近水楼台之利。洪武十七年（1384），刘俨乡试中举；二十三年（1390），钱时秋闱中式；建文元年（1399），方法、罗寅中举。永乐元年（1403）年刘莹首登春榜，高中进士。此后，桐城在进士得第方面开始步入辉煌时期。见下表：
年号 数量 | 洪 武 | 建 文 | 永 乐 | 宣 德 | 正 统 | 景 泰 | 天 顺 | 成 化 | 弘 治 | 正 德 | 嘉靖 | 隆 庆 | 万 历 | 天 启 | 崇 祯 | 总 计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上表可知，桐城科举自明洪武开国到正德一百五十余年间，进士数量并不多。不过，从嘉靖到崇祯这一百二十余年间，进士数量猛增，达到61人，是明前中期进士数的3倍。这表明，自嘉靖时起桐城科举开始兴盛，而嘉靖之前可视为桐城科举崛起前的铺垫期与准备期。
明代桐城出了83个进士，这个数量足以说明桐城在明代已跃居为科举强县。这个结论也可在下表中得到验证2：
从上表可知，明代桐城进士数量在安庆府所辖县邑中名列第一，超过其它五邑数量之和。这反映出桐城一县的文化强度在安庆府内是一枝独秀，无与伦比。众所周知，明代徽州是文化发达之区，科举人才比肩接翼而起。我们将桐城进士数量与徽州府辖各县相比，虽与歙县、婺源两县有一定的差距，但远强于祁门、休宁、绩溪、黟县。我们知道，苏州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化中心，人才荟萃，科举实力超强。从上表中我们也可看出明代桐城与苏州府辖各县相比，其进士数量较为逊色。这也反映出桐城的文化强度明显弱于全国文化中心区苏州。通过将桐城的进士数放置于与安庆府、徽州府、苏州府所辖各县进行比较的框架下，我们对桐城的科举实力有了大致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以后桐城科举的崛起，也带动了桐城人文的蔚起。我们考察桐城人文蔚起的时间时，桐城科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角。
明代桐城科举佳绩的获得，与地方上一些家族的贡献有关。通过文化教育的投入，桐城一些家族开始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桐邑的科举望族。从下表可知，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无疑是明代桐城第一大科举世家。仅进士人数就多达10人，占明代桐邑进士总人 数的12%。除桂林方氏外，麻溪姚氏家族对桐城科举的贡献亦足称道，其家族进士数达到7人，占明代桐邑进士总人数的9%。此外，像齐之鸾家族、麻溪吴氏等亦有不俗表现。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清代声震天下的张廷玉家族此时声势、名望、地位皆不及方、姚两族，不过在明后期科第有人，这为张氏在有清一代的焜燿显扬拉开了序幕。
| 洪武 | 建 文 | 永乐 | 宣 德 | 正统 | 景泰 | 天 顺 | 成化 | 弘 治 | 正 德 | 嘉靖 | 隆庆 | 万历 | 天启 | 崇祯 | 总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清代桐城进士与望族的贡献进入清代，桐城科举实力进一步增强，在科举抡才上势头更加强劲，名宦硕儒辈出。马树华云：“桐城人物，……洎我朝而大盛，非惟科第仕宦烜耀赫奕也，盖内而公卿，有硕辅之望；外而镇抚，有重臣之猷。郡邑则奏绩循良，馆阁则擅誉儒雅，良以遭际清时，乐育天下之才，涌濡浸润，历久弥湥。宜乎士生其间，类能各成其材，效用于当世，此固山川钟毓之灵，亦国家得人之庆也。”1
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记载，自顺治至同治朝，桐城进士共有141名，而怀宁仅有45名，太湖有28名，望江有14名，潜山有6名，宿松有11名，五县进士数总和不及桐城一县。据统计，有清一代，桐城进士数多达152人2。这个数量在安庆府六县中独占鳌头，安庆府其它县邑难以望其项背。当然，就是在安徽全省范围内，桐城的科举进士数也是名列前茅。清代安徽，共管辖八个府、五个直隶州、四个散州、五十一个县。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记载，安徽自顺治至同治朝共考取进士1106名，桐城进士数量占全省的12.74%。我们再看下表3：
从上表可知，清代徽州所辖六县各自进士数量已不及桐城，就与苏州府所辖县邑进士数量而言，桐城也可与之抗衡了。这些意味着桐城的文化强度在清代进一步加强，科举强县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桐城的世家望族对桐城科举的贡献尤巨。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桐城张氏、姚氏、方氏、吴氏、马氏等家族。据统计，清代桐城张氏族人获取功名者达554人，中进士者多至24人，在清代进士总人数中，接近1%4。且出现3名巍科人物：张廷璐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1718）榜眼，张廷珩为雍正元年癸卯科（1723）传胪，廷玉子张若霭，本被雍正点为十一年癸丑科（1733）探花，但经张廷玉再三恳请，改为传胪。麻溪姚氏也有14名进士，他们是十二世姚文燮、姚文燕、姚文熊，十三世姚士藟，十四世姚孔鋠，十五世姚范，十六世姚棻、姚鼐，十七世姚原绂、姚乔龄，十八世姚元之、姚莹、姚柬之、姚维藩。此外，桂林方氏有9名进士。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世家望族与科举之间的密切关系。
综上言之，桐城在成为科举强县的历史进程中，地方家族的贡献不容忽视。实际上，两者之间密切关联。一些家族通过科举取士获得功名，成为地方上的望族。他们为了保持家族利益、权势的可持续性，往往会高度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由于享有师资、书籍、人际资源等诸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些家族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又会容易高中，从而维持了家族科举簪缨的连续，由此也就形成了显赫一方的科举世家。像桂林方氏、张氏、姚氏等科举世家，皆是如此。
二、理学重镇
明代桐城，名儒众出，讲学之风炽盛，探究性命之学日滋，出现了理学兴乡的壮观景象1。这其中桐城方氏、姚氏、何氏、童氏、赵氏等家族多有贡献。
（一）从何唐到姚希颜 论及桐城理学的先驱，当首推何唐。《康熙桐城县志》卷之四《人物·理学》、《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第十四《人物志·理学》，就首列何唐。马翮飞亦云：“吾乡讲学之绪，先生为之倡。”2何唐，字宗尧，尝慕曾子“三省”之学，以“省”名斋，学者称省斋先生。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始观政于大理寺，后授南兵部主事，擢郎中。称疾辞官，归里后，守贫讲学，始开桐城讲学之风。何唐讲学“以主敬为要、名节为基”3。赵锐、彭实、张夔、江鲸、朱皋等皆出其门，得其传。
自何唐之后，张翰如、戴完、胡效才、赵锐、赵鸿赐、童自澄等人对桐城理学有一定的贡献。张翰如，字端翔，邑诸生，人称白滩先生。先世以《易》为桐人师，世传《易》学，至翰如时，学益精博，考诸家并参以独见，著有《周易疏》若干卷，学《易》者多出其门4。戴完，字仲修，号深庵，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户部主事，分司德州，改刑部郎。“无他嗜好，惟研穷理学，独宗新建，与张甑山、罗近溪、耿楚侗、王龙溪往复论难性命之旨，多所发明。”5著有《经义正宗》、《深庵文集》、《日记录》、《闲吟草》等。胡孝才，字用甫，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他读书甚勤，以圣贤立志。胡孝才是桐城地区首闢良知之人，《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就说他“首闢良知，教人不外谨独二字”1。不过，胡氏对阳明之学并非盲目信从，而是能够洞察其流弊。据《桐城耆旧传》记载，他“尝教诸生曰：‘伯安倡教良知，天下从靡。其说主张太过，流弊遂至混儒释，以格物致知为赘。天下小人窃之，益肆为无忌惮，不可止矣。’”2这则材料反映出在阳明心学畅行天下之时，胡孝才却有冷静、客观的认识，担心信奉“良知”之说，抛弃程朱理学的约束，会致人放纵，了无顾忌，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胡孝才的这种认识，马其昶有较高评价，他说：“先生与新建并世，一言而尽其本末，当物不过，尤可谓知言者乎！”3胡孝才以其思辨精深的思想吸引了四方学者来游，这尤以方学渐为代表。《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就云：“同里方学渐独得其宗，其以明善之旨提唱海内，悉本师承渊源之自。”4关于方学渐的思想下文会有介绍，兹不先述，可以明确的是：胡氏“闢良知”的思想，对方学渐当有影响，使得他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对阳明心学之弊有所戒备。
在嘉靖中后期到万历前期的这段时间里，对桐城学风做出重要贡献者当首推赵氏家族成员。《旧闻随笔》云：“何省斋兵部嘉靖中谢病归，……而讲道日精。赵都宪（釴）及其弟知均州（锐）继之，吾邑学风盖肇如此。”5赵锐，字子恒，学者称恒庵先生。“闻何省斋讲学以居敬为要、名节为基，遂往师之”6，何唐称其为圣门之狷者。赵釴，字鼎卿，一字柱野。他与陆树声、余文献、朱日藩同有文名，号称“嘉靖四杰”。他与罗汝芳、王慎中多有书信往还，多言“存省”之要。“其学以致良知为宗，适用为辅。”7著有《无闻堂稿》十七卷、《古今原始》十四卷、《省吾录》等。釴子鸿赐，字承玄，万历间太学生。好读书，淹贯六籍，旁及百家，学者称枞江先生。鸿赐师事耿天台、张甑山，与焦漪园、管东溟等称高弟，又从罗汝芳游。“因开宜秘洞会，延集多士，为陋巷会，戒约衍新建良知之旨，桐川之士奉为典型。”8著有《海鸥吟》、《无甚高论》、《跪石斋稿》。
除了桐城本土儒家精英分子的大力推广外，汉阳人张绪的贡献也不可忽略。张绪，字无意，别号甑山。张绪学宗王阳明，衍良知之宗旨，与耿氏兄弟有所议论，主张：“为学，学为人也。为人须求为真人，毋为假人。”1张绪来桐城做过教谕，对桐地学风有较大影响。《桐城县志》云其“学宗王新建，曲诱诸生，大畅宗风，诸生翕然向慕。小民环听，亦蒸蒸起，诗歌之声，四彻里巷”2。张绪对桐地教育的贡献由此可窥知一二。桐邑名儒童自澄、赵鸿赐、方学渐等人皆从张绪游学，得其真传。
在万历中后期，童自澄、姚希颜等人对桐城理学亦有影响。童自澄字定夫，万历间布衣，尝自言说：“泰州起布衣，为余姚高足，彼丈夫也。”3初见张甑山，即毅然志学。童自澄还曾受教于罗汝芳。万历二十一年（1593），童自澄在枞阳创建辅仁会馆，“朝夕于斯，洁身理性，与二、三子阐发良知，垂五十年”4。童自澄讲学不立文字，“无论贤不肖，直提本心以醒之，用能孚于有众”（方学渐《辅仁会馆碑记》）。辅仁会馆的创建，有力促进了桐城地区学风的炽盛，扩大了王学在桐邑及周边地区民众中间的传播与接受，“枞阳之民半出门下，江之南北咸敬慕之”（方学渐《辅仁会馆碑记》）。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了官绅名流的关注，“邑士大夫之重道者，嘉与斯馆，致馈有差。缙绅过枞阳，必临，集父老子弟而训迪之”（方学渐《辅仁会馆碑记》），他们还纷纷题匾表彰童自澄及其讲学行为5。 姚希颜是麻溪姚氏八世祖，他是姚氏首位载入县志的理学名家。姚希颜好谈名理，为学重躬行，“晚与方明善讲学桐川会馆”6，教授子弟甚众，人称克斋先生。有《养性斋集》。需要指出的是，姚希颜与桐城理学名儒方学渐还有通家之谊，姚希颜的次女就嫁与方学渐长子大理寺卿方大镇。方、姚两家的理学交流也由此开始。在姚希颜之后，姚氏理学传统相传不坠，如十世姚之莲尊奉理学躬行实践，人称其“克斋之孙真理学也”7；十一世姚孙枝专心濂洛之学，家居讲授，称大师1。
可以说，正是由于上述诸人的积极努力与热心讲学，阳明心学在桐地的影响得以扩大，同时也助推了万历中后期桐城地区的人文蔚起之势。
（二）从方学渐到方以智
马其昶云：“（何唐）先生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先生益昌大矣。”2李德膏亦云：“盖桐人知学，始何省斋（唐），至方明善（学渐）而极盛。”3这些评论无不说明方学渐在桐城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式地位。方学渐之所以地位崇高，原因有二：
一是自身学术成就高。方学渐自幼聪颖好学，及长，潜心理学，阐明经义。桐城教谕张绪器重其才，招为门生，不吝奖掖揄扬。与同里名儒赵鸿赐、童自澄定交，人称“桐川三老”。后又从邹守益、吕坤、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等名士游，赢得了江南大儒的推崇与赞誉。方学渐的思想，叶灿有过精辟的概括：“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掊击一切空幻之说，使近世说无碍禅而肆无忌惮者无所关其口，信可谓紫阳之肖子、新建之忠臣矣。”4（《方明善先生行状》）要之，其思想核心大抵有二：其一为“性至善”说。方学渐说：“善者，性之本体，止于至善。”5（《性善绎》）他的这种“善”论是建立在诸多前贤学说基础之上的，最主要的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6。方学渐认为“心之本善而无恶”，无善无恶并非心之本体。他还认为“阳明提一‘知’字，已开八目之橐錀，一‘良’字已标至善之真宗，一‘致’字已该明善之工夫”（《性善绎》）。其二为崇实论。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心学逐渐有坠于空虚、支离之流弊，黄绾就说阳明良知之学“空虚之弊，误人非细”7。方学渐对此也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在《崇实论》中说：“汉训诂、唐词章有空谈而无实行，故宋儒起而笃躬修，修之敝也，有袭行而无实心，故新建起而絜良知，不善学者往往依附灵明而又弊之乎虚矣。……故惩虚者尚其实。”1方学渐之所以崇实，是为了挽救心学虚无之流弊。方中通亦说其“崇实所以救天下之虚无也”2。概而言之，方学渐的思想与阳明心学是有区别的，他的思想体系中含有“藏陆于朱”的成分，“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诸家，尤为近正云”3。黄宗羲《明儒学案》亦将其列入《泰州学案》，其学术可视为心学之一支。
二是讲席授学，从者甚夥。方学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创建了桐川会馆。会馆地位形胜，规模宏阔，风景优美4。桐川会馆是万历中后期桐地学术的重要传播基地，方学渐“日与同志披剥性善、良知之旨”5，每月两次会讲，每年一次大会，影响甚大，“乡荐绅、孝廉、文学、父老子弟，以及鄰邑之贤豪，皆以时至。自是东之枞川，西之陡冈，精舍相望，而一以桐川为宗”（《桐川会馆记》）。方学渐由此俨然成为桐城乃至周边地区的学术领袖，远近慕风。方学渐晚年依托于桐川会馆，主盟坛席达二十余年，授徒甚众，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东南学者推为职志焉”6。陈嘉猷云：“维时东林、桐社若岱宗、华岳，相望于千里之外，而中分大江以为重。”7（陈嘉猷《东游纪序》）可见，桐城在晚明时期业已成为江淮之间的一座学术重镇，与学术中心江南地区遥相呼应。
方学渐的学术思想对方氏家族亦有深远影响，张英就云：“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风教，食其泽者，代有传人。至于砥砺名节，讲贯文学，子弟孝友任睦，流风余韵，皆先生之榖诒也。”8像方氏家族中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等皆是理学名家，对桐城理学有着突出的贡献。此外，方学渐门人叶灿、王宣以及方以智的外祖吴应宾等，也都是当时桐城较有影响的理学名儒，他们共同涂画出晚明桐城理学云霞满天的壮丽景观。毋庸置疑，他们中当以方以智最为出色、最为耀眼。
方以智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集大成。就其理学思想而言，亦显现出集成式特征，他在家学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批判地吸收了众家之说，建立了一套融合各家之长的理学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承继家传心学，提出“心体至善”说。在方以智看来，心之本体至善，至善就是无善无恶1。这与其曾高祖方学渐的“性至善”说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方学渐的“性至善”说虽承认人性本善，但不承认人性有恶，即“性元无一毫恶”。而方以智则不同，他认为心有善恶之分，“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圣人尊阳为善，故一以阳为主”2（《东西均·颠倒》）。善同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相互变化的。方以智的观点更显通达、辩证。其二，不辨朱王，主张融汇贯通。他说：“四明施公曰：‘天下病虚，考亭捄之以实；天下病实，新建捄之以虚。’王虚舟师曰：‘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3其三，力避虚无，探究物理。针对晚明理学和禅学空谈心性、堕于空虚之流弊，方以智予以了尖锐的批评：“理学怒词章、训故之汨没，是也；慕禅宗之玄，务偏上以竞高，遂峻诵读为玩物之律，流至窃取一橛，守臆藐视，驱弦歌于门外，六经委草；礼乐精义，芒不能举；天人象数，束手无闻。俊耄远走，惟收樵贩。由是观之，理学之汨没于语录也，犹之词章训故也。”4他的这种批判观点明显继承了家学中“黜虚崇实”的思想。由于理学家大多注重心性、理气等纯粹学理问题的探讨，而忽视对自然科学问题的关注，这使得他们过于务虚，不能求实，不能探究天地万物之理。方以智就说过：“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5、“历数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勿问，故秩序变化之原，不能灼然。”6（《物理小识》卷一）正是在这样情况下，方以智提出“欲挽虚窃，必重实学”7的主张。
要言之，方以智的理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诚如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所说：“方氏自先生（方以智）曾祖明善先生为纯儒,其后廷尉（方大镇）、中丞（方孔炤）笃守前矩,至先生乃一变为宏通赅博。”8可以说，方以智是桐城理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方以智之后，其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等人在理学方面亦颇有建树。
（三）清代的桐城理学：停滞期
清代桐城理学的境况与清代理学的整体状况相一致。众所周知，清代理学，虽承沿宋明理学，但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反映在学理上，也无多少创新之处，此时陆王心学一系已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是护卫、弘扬程朱之说，并努力躬行实践1。最能代表清代桐城理学状况的是桐城派。桐城派中的方苞、姚鼐、姚莹、马其昶、姚永朴等人皆尊崇理学，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学都是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简化了的理学，他们在理论建树上是匮乏的，他们主要是躬行实践。即使在乾嘉汉学兴盛之际，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学人也都坚持以理学为本位，在此基础上才适当地吸收汉学之精华。《清儒学案》云：“桐城学派始于望溪，至惜抱标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为宗旨，当乾、嘉汉学极盛之际，龂龂以争，为程、朱干城，久之信从始众。湘乡继起，表章尤力，其说益昌。汉、宋门户之见虽难尽化，持平之论终犂然有当于人心焉。”2道咸以后，面对经世思潮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闯入，桐城学人虽有不同程度的熏染与调整，但大抵不改程朱道统，理学底色犹在。概言之，清代桐城理学应是处在停滞的状态。
综观明清桐城理学演变情况，我们毫不讳言桐城的确是理学重镇。崇尚理学已深深地渗透于桐城学人的文化性格之中。这在桐城方氏、姚氏等家族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三、诗文渊薮
清末著名学者萧穆说桐城“六代以前，人文无考。唐之中叶，有曹公松，宋之北有朱公戴上洎其子翌，始以文学著名于世，同时又李氏公麟、公寅、元中昆弟三人，与王荆公、苏文忠公、黄文节诸公同游，风流文采，照耀一时，号称‘龙眠三李’。或疑龙眠山阳为桐城，龙眠山阴为舒城，李氏昆弟既有龙眠之称，实非桐城所得而私焉”3。这段论述中肯而又审慎，勾勒出桐城自唐宋以来的文艺发展脉络。无须讳言，可称扬者并不多。这反映出桐城在明清以前还不算是人文渊薮之地。逮至明清，桐城才有资格号称文献之邦、文章华国。
（一）明代：龙眠诗学的勃兴
明代桐城，人文蔚起，诗人林立，诗集夥颐。《龙眠诗传序》就云：“吾乡自有明三百余年来，诗人林立，其专稿、选稿行世者多。”1此话反映出明代桐城诗人辈出、诗作宏富之境况。实际上，就明代桐城文学而言，最有影响、最有分量的还是诗歌创作，它代表着明代桐城文学的最高成就。明代桐城诗歌创作盛况及其成就，可以从明末清初桐城文士潘江编选的《龙眠风雅》中窥知。《龙眠风雅》是一部大型的地方性诗歌总集，通过阅读这部总集，我们能真切感觉到明代桐城诗歌创作的繁盛，同时亦可梳理出明代桐城诗歌创作发展流变之概况。
明末清初桐城吴道新曾云：“吾桐先哲诗比于唐有三盛：以洪永宣成为初，弘正嘉隆万五朝为中，启祯两朝为晚。”2他的这种“三盛”论，笔者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他把启祯两朝的桐城诗歌对应于晚唐诗，并不合适。实际上从整个明代桐城诗歌的创作情况而言，启祯两朝的诗歌创作盛况空前，完全可以对应于盛唐诗。当然，吴氏的时段划分可资借鉴。这里我们把明代桐城诗歌的发展也分为三期，以洪永宣成为初始期，以弘正嘉隆万为发展期，以启祯为兴盛期。
初始期，桐城诗人并不多，有方法、谢佑、姚旭、方佑、江弘济、方向、章纲等人。其中方法、姚旭值得称说。潘江就说：“断自洪（武）、永（乐），渐有闻人，方断事踵汨罗之躅，姚参知流渤海之膏，狎主吟坛，允推鼻祖。”3方法虽沉江殉节，但“含芳履洁，雅有文学”4，所作《绝命辞》二首，质朴沉郁，忠贞刚烈之气、视死如归之态溢于言表5。姚旭现有《菊潭集》三卷，初仕至郑州时诗为一卷，南安时诗为一卷，云南时诗为一卷6。从其诗来看，以宗唐为主，诗风婉丽清逸。如《舟过洞庭遇雨》：“碧水如天万顷浮，布帆高挂漾中流。带将一阵潇湘雨，直过湖南几十州。”写景宏阔，笔风飘逸灵快。
发展期，桐城诗人明显增多，颇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萧穆就说：“中叶以还，名臣硕儒，应运而兴，颇有文编，流传寰宇。”7这一时期首先值得称说的当推齐之鸾。齐之鸾，字瑞卿，号蓉川，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后改兵科给事中，官至河南按察使。著有《蓉川集》、《南征纪行》和《入夏录》等各若干卷。齐之鸾的诗文，在艺术上颇有个性。朱之蕃《盛明诗选》云：“蓉川给谏敢言，有用才也，诗多遒劲之气。”1汪可亭亦云：“公属文藻丽而不尚奇滥，而语意新妙，诗有一韵叠至数十首者，搜采奇崛，毫末不遗，他人多即难工，公有余力矣。”2齐之鸾当时所处文坛正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炽热之时，齐之鸾诗文的独特价值在于他能保持真我性情，不盲目附从，显示独标一格的艺术个性。钱澄之就称其“文绝去枝蔓，直摅所欲言；诗有气力精思，往往造语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无所依附，即立朝之风裁，凛然于此见之矣”3。齐之鸾在桐城文学史上的贡献，钱澄之认为是“公有诗文名，开吾乡风气之始”4。清末马其昶亦云“（齐之鸾）公天才宏丽，桐城文学推公先导”5。
齐之鸾以后，桐城诗文川涌云蒸，涌现出诸多诗文作家。如钱如京，字公溥，号桐溪。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累官刑部尚书。归里后，“与弟如畿、如景，子元善、元鼎辈以山水觞咏相娱乐”，著有《钟庆堂集》、《桐溪存稿》四卷。吴檄，字用宣，号皖山，正德十六年进士，官终陕西参政。嗜学力古，尤长于诗，著有《吴兵部集》一卷。方达卿说：“用宣岩岩峻绝，其为诗思致清新，词锋警丽。”6蜀人蒋芝读《兵部集》说：“言达者实茂，足为大雅赤职。”7吴檄在嘉靖诗坛颇有声名，他与“嘉靖八子”同游海淀赋诗一事，颇能显示其诗才8。吴应宾，字尚之，又字客卿，号观我，别号三一老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著述讲学，深于性命之旨。其学通儒释，贯天人，宗一以为归。吴应宾诗与当时文坛嗜好楚风颇有不同，与前七子一脉相承，宗法唐音，讲究格调。阮自华，字坚之，号澹宇。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自华雅好文学，热衷集会举社。任福州推官时，“尝大会词客于凌霄台，推屠长卿为祭酒，丝竹殷地，列炬熏天，宴集之盛，传播海内”9。归里后，曾组建海门诗社、中江诗社。阮自华“学殖该博，为诗文振奇侧古，刿心刻肾，力去陈言”1。著有《雾灵诗集》、《石室鬘语》一卷。
万历以后，桐城诗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出兴旺昌盛的壮观局面，凸显出在诗坛上的实力与分量。具体而言，以下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其一，诗歌名家众多。明清之际，桐城一邑涌现出了一批在诗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如方以智、方文、钱澄之、方直之、陈焯、周岐、方拱乾、齐维藩、姚康、蒋臣等。明末清初梁佩兰就说：“桐户读书，以故文人叠起，其主持坛坫为海内宗匠如方药地（方以智）、钱饮光（钱澄之）、齐价人（齐维藩）……”2宋实颕亦云：“向予在都下，与海内贤豪长者相结，每邑不过一二人，独龙眠多闳览博物之士，如省斋（何如宠）、楼冈（方孝标）、邵村（方咸亨）、默公（陈焯）、如三（张杰）、梦敦（张英）、与三（方育盛）、敦四（方膏茂）诸先生，皆一见契合，订乘车戴笠之约。盖其山深秀而苍郁，其水迤逦而荡潏，古所称九江之北，三楚之南，乃诗人骚客之所出也。”3（《龙眠风雅序》）这些诗人中当以桂林方氏家族诗人群最为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者当推方以智。方以智在诗学取向上，较为融通，没有门户之见，他说：“骚雅汉魏合陶铸，协律唐宋穷乃工。”4其诗歌体裁多样，各有擅长，“乐府深厚雄杰，出奇不穷。古风渊雅，无复浮声，又能备拟历代，兼擅众长，高凉苍郁，一振唐风”5，“五律亦无浮响，卓然名家”6。正是由于他在文学、学术、气节等方面的非凡表现，方以智在当时就颇负名望，张英云：“海内宗密之先生，盖五十余年。博闻大雅，高风亮节，为近代人文之冠。”7可以说，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期，桐城诗人发挥才智，逞其诗情，打造出桐城诗歌在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明末清初陈式就说：“余生天下好言诗之日，而天下称能言诗莫桐城为最著。”8
其二，女性诗人辈出。晚明时期，大量闺门女性参与文学创作，骈萼连珠成为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线。其间，桐城的才媛淑女亦有贡献。潘江就说：
龙眠彤管之盛，倡自纫兰张夫人方孟式、清芬姚节妇方维仪，久登词坛，然如耀（方孟式）殉节于危疆，仲贤（方维仪）守贞于阿阁，大义彪炳，奚假雕衺虫。而节妇《宫闱诗史》一书区明风烈，录正摈，尤裨风教。嗣是《玉台》、《香匳》，平分鼓吹。吾母《松声阁集》实称鼎力，又有茂松吴节妇方维则、澄心孙夫人章有湘、蕙绸方节妇姚凤仪诸女宗分路扬镳，云笺赓唱。大约夜半悲鸣，伤黄鹄之早寡；故人恩重，感孤燕之独归。岂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乎？若夫还珠何孺人吴令则、棣倩方夫人吴令仪纕咸琢词章，芷姚夫人左如芬、缄秋张孺人姚宛并工藻翰，可谓钟礼郝法，嗣京陵东海之徽；谢遏张玄，逊林下闺房之誉，笄帷女士何减词人。1
从这段材料可知，明清之际的桐城女诗人有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姚凤仪、吴令则、吴令仪、左如芬、姚宛等。这其中尤以方氏、吴氏女性最为突出。《静志居诗话》就云：“龙眠闺阁多才，方吴二门称盛。”2方氏名媛主要以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为代表，吴氏名媛以吴令则、吴令仪姊妹为代表。由于方氏与吴氏存在姻亲关系，故而方氏名媛与吴氏才女往往相聚，集会于“清芬阁”，吟诗唱和，结社联吟3。她们与其他女性诗人共同推动了明末清初桐城女性文学的繁荣。
综上观之，明代桐城诗歌创作兴盛应无疑问。需要指出的是，桐城诗歌创作的兴盛与地方家族关系密切。我们通过《龙眠风雅》所收家族诗人的数量，即可明白此点4。
通过上表，我们可知，方氏、吴氏、齐氏、姚氏、钱氏、马氏等世家望族在桐城诗歌发展演变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清代：桐城文章的传扬
步入清代，桐城诗歌依旧延续明代勃发之态，诗坛景观热闹非凡。姚莹就云：
自齐蓉川给谏之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潘江有《龙眠风雅》之选，犹未及其盛，海峰出而大振，惜翁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矣。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1
在刘大櫆、姚范、姚鼐的影响下，桐城诗歌隐然形成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2。桐城本土相关成员有姚莹、姚濬昌、徐璈、方东树、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吴闿生、陈澹然、姚永概、姚永朴、方守敦、方守彝等诸多诗人。桐城诗派在诗坛上影响深远，与清代的宋诗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考虑到清代桐城主要以古文称雄，这里对清代桐城诗歌不再详述，重点描述“天下高文归一县”的壮丽景观。
方东树在《刘悌堂诗集序》中云桐城“人文最盛，故常列为列郡冠。是故自明及我朝之兴，至今日五百年间，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而未有止极”3。谈及清代桐城古文，首应提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三人，世称“桐城派三祖”。徐宗亮《南山集后序》：“桐城古文之学，自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相继兴起，区区一邑间，斯文之绪，若流水续于大川，莫之或息，抑云盛矣。”4其实，在他们之前，桐城古文已有些气候。清初桐城李芥须、何存斋曾编辑《龙眠古文》，收录文家93人，载文335篇。这些数据反映了桐城派形成之前的明代及清初桐城古文的创作情况。不过，论及桐城之文，还是以清代为最盛。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自序》就说：“圣清受命，吾县人才彬彬，称极盛矣。方姚之徒出，乃益以古文为天下宗。”5需要指出的是，谈及桐城古文时，我们不能仅提方、刘、姚，否则可能会产生桐城古文只有方、刘、姚可说的错觉。关于这一点，萧穆有公允之论：
其实，与方、刘、姚三公先后同时仕宦，则内自卿相以及庶僚，外自节镇以至佐贰，下逮荜门之士，山泽之癯，亦多抗心希古，扬风扢雅，蜚声坛坫，特其专集不尽行世，多为外间贤士大夫所未睹，故第曰‘方刘姚’云尔，若以为微此三公，桐城几无人文焉。1
除方、刘、姚之外，桐城文家在不同时期都有可称颂之人。如康雍乾时期有戴名世、方苞之兄方舟、姚范、王灼、叶酉、吴直、张若瀛、马翮飞、姚兴洁、姚棻等人。嘉道时期，则有方东树、刘开、姚莹、张聪咸、汪志伊、钱白渠、吴画溪、胡虔、许春池、方展卿、左良宇、章子卿、姚彦卯、方墨卿、许问凫、左祖山、李海帆、吴理庵、吴正行、左朝第、张睦生、张敏求、吴士表、马公实、徐璈、光律原、马瑞辰、姚柬之、江铁庸、胡克生、张愧农、朱鲁岑等人。咸同光宣时期又有方宗诚、戴钧衡、吴汝纶、马树华、姚濬昌、徐宗亮、马其昶、姚永楷、姚永朴、姚永概、吴闿生、陈澹然、方守彝、方守敦等。由此可见，清代桐城出产文家之多。咸丰年间，方宗诚、戴钧衡编辑的《桐城文录》就收录作家83人，而民国初年，刘声木编纂《桐城文学渊源考》，则收录了129位桐城籍的桐城文家，占所收人物总数的11.4%。虽然这些数字并不能穷尽有清一代桐城文家之数量，但至少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清代桐城文星荟萃，“天下高文归一县”，并非虚誉。实际上，早在乾隆年间，桐城文章就已声誉鹊起，歙县程晋芳、历城周永年就曾发出过“天下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赞誉2。
我们在考察桐城派桐城籍作家时，会发现为数不少的桐城望族位列其中。像姚氏、方氏、钱氏、刘氏、张氏、徐氏、左氏、马氏、吴氏、苏氏、萧氏、戴氏等家族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桐城派作家。这些作家通过交游、师承、姻亲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影响，共同推动了桐城文学的繁荣以及桐城派的发展壮大。
本章结论：
其一，桐城的著姓望族先祖大多是元末明初因战乱等原因从徽州、江西等地迁出的移民。他们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奋斗，通过科举入仕，终于从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科举望族、文化世家。
其二，桐城望族有方氏、姚氏、左氏、张氏、马氏、吴氏、章氏、江氏、齐氏、何氏、钱氏、刘氏等数十族，其中尤以方氏、姚氏、左氏、张氏、马氏为著，世称五大世家。除方氏、姚氏外，这些世家望族形成的时间大多是在明中叶以后。这些家族往往通过交游、师承、姻亲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对桐城地域文化的建构以及桐城文学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明清时期，桐城人文昌盛，成为科举强县、理学重镇、诗文渊薮，是声震宇内的文化高地。麻溪姚氏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背景下蕃衍生息的，她对桐城文化高地的建设与桐城文章的传扬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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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16 12: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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