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静｜刘街傩戏与姚氏宗族人迁之关联

姚波

刘街傩戏与姚氏宗族人迁之关联

姚 静

池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内容提要：该文就贵池刘街傩与姚氏宗族入迁之关联进行了考察，对刘街傩产生的宗族背景、自然环境以及乡民跳傩的动机与目的进行了初步分析。


傩戏是我国古老的稀有剧种之一，有着浓厚的宗教、宗族色彩。它历史悠久，形式原始，风格古朴，有“戏曲活化石”之称（1），对我国古老戏曲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根植于贵池刘街等地的傩戏以其丰富的内涵，特有的魅力，独特的地方性引起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学者的关注。笔者拟从刘街姚氏宗族的历史变迁对刘街傩戏的关联作一点浅探。


一


傩，是古代祭祀敬神、迎神驱疫的一种活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记载，《诗经·卫风·竹竿》有“佩玉之傩”，《吕氏春秋·季冬》有“命有司大傩”等记载，而《周礼·夏宫·方相氏》中“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傩”的方相氏便是驱鬼的主角了。这大概算得上傩戏的萌芽。傩，作为一种驱鬼迎神、消灾纳吉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能力低下的一种反映，是先民自然崇拜和精灵崇拜的产物（2）。在人们看来，跳傩便能求得平安，要想自己部落中的臣民们平安吉祥，就必须跳傩作法，这是初民最朴素的逻辑思维。这样，跳便成了古代原始部落中一种特有的习俗了。而位于安徽贵池东南山区的刘街，至今仍有跳傩活动。关于刘街戏，早有文献史料记载。明嘉靖(1522-1567)刊本的《池州府志》第二卷“风土”篇中载:“凡乡落自十三至十五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状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另据清代贵池市文人郎遂编辑、授梓的《杏花村志》卷六《池州昭明会记》载：“池故事八月十五日为梁昭明千秋，其朔，遣耆老一人杖骑而告庙，谓之列马，郡县有司则以前三日躬迎神貌于郭西庙，入郭内，祝圣寺而礼之。是日，诸家扮会迎神者，可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其扮者也，则各骑乘，奉面具……游于通市及郡县公堂，薄奠而毕，脱面具交还明年之扮演者。”从上面二则史料可看出傩戏是一种带面具以宗族为演出单位的戏剧。


二


刘街位处贵池东南山区，自古聚族而居，素有刘、姚、汪、戴四大姓之说，后来经过繁衍发展为“九刘十三姚”，自北宋迄明清而民国均行保甲制度，明清时贵池共设三十一保，东南乡(今梅街区)有七保，刘街乡为元一、元二两保所辖。姚姓是老元二保中的一大姓。据《姚氏宗谱》载，西汉孝武的龙骧将军姚衮为一世祖。“衮，妫汭人。”(3)(即今河北人)，又载六世祖姚期是东汉光武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期，鲁汶上人”(4)(即今山东人)。另据《姚氏宗谱·卷首》载：“姚氏肇于重华，立基中州,……。”此即说明了姚氏宗族本北方士族。对此我们从现在姚氏戏中也可寻觅一些蛛丝马迹。《打赤鸟》、《舞回回》等剧目是姚氏宗族中独有的，傩舞《打赤鸟》不是戏曲，而是原始社会古朴粗犷的舞蹈。其中赤鸟为赤乌之误(5)，关于赤乌《墨子·非攻下》有载“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据《尚书大传·大誓》载“武王伐纣，观兵于孟津，有火流星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从上述史料看，赤乌原是帮助周武王灭商建国的祥物。后来便以此为一种幸福、胜利、光明的象征。这就说明赤鸟原是北方的一种吉祥物。姚氏宗族作为一个北方士族，究竟因何千里迢迢从北方迁徙到南方？据《姚氏宗谱·地理志》中载:“东汉末建安之乱随北人南迁，而郡定吴兴，汉室南移，致再南徙入赣，唐初五季之余为隐迹桃源，致一支迁皖南山区之绩溪，其裔后于唐及北宋时期靖康之变与南宋末期胡元兵扰而三支三次迁来秋浦之贵池。”这就证明姚氏宗族入迁皖南山区，其目的是为了躲避战乱，寻找一块世外桃源长久定居下来。其入皖最早的是廿二世姚源清，在《姚氏宗谱·人物志》中称其为“姚氏由赣迁皖第人……。”而入迁今贵池的姚氏宗族分三支：第一支是由唐末僖宗乾符年间起,“源清公之八世孙祥七公由豫章迁秋浦，由创基业……。”(6)第二支是卅六世姚六十二因南宋末之乱由赣迁来秋浦北村(今庄村姚)。第三支是主流，由卅六世后裔姚天九与北国寿于南宋末迁建德杨河口，后其子睿六与弟贤三由建德来秋浦霞湖(今姚街区)。姚氏宗族先后分三支入迁贵池并最终落脚于“穷乡僻壤，草木未辟，地广人稀，村深草蔓……”(7)的东南山区。其虽然经过多次的迁徙在皖南山区定居下来，但是，居于贵池东南山区的刘街，其不仅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信息不通。而且其自然环境也十分恶劣。据《姚氏宗谱·地理志》载：“……各村族居深山中，冬温夏凉，得四时之正，惟地多卑湿，云雨时常有，暴风昏雾感者多病。”另外在东南山区自古流传了许多此方面的民谣：“吃了端午粽，才把寒衣送。”“东边雨不发，一发淹死鸭。”“天晴久不雨，虽梏之声彻夜，然旱多成灾。”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其气候的恶劣程度。对第一支入迁此地的姚氏宗族来说，这无疑给他们自认为“桃源”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他们起初还努力试着去改变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使得他们无力也无法在改变它，这样，对于首迁之民来说，他们得到了一片栖身之地，但它不是一块想象中的世外桃源。


可以说，敬神驱魔与恶劣环境抗争正是刘街傩戏产生的目的。乡民跳傩成为一种传统习俗，这种宗族习俗与乡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对昭明太子的祭祀活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推动因素，昭明太子，是南梁武帝之子，贵池是其封地，他之所以被吸收入傩戏，并在当中占主导地位，是由于他曾来贵池救灾，他那种生活简朴、体恤民情的性格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和爱戴。“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走宫门，泪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缴之民，闻声皆恸哭。”为了表达对昭明太子的敬重，贵池人民将其供奉为土主即社神来进行祭祀。此外，在晚唐动乱不安的时期，人们为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弥补心理的创伤，主动地把昭明太子吸入了傩戏之中，以此来求得昭明圣帝保一方平安。对昭明太子的祭祀，给刘街傩戏增加新的内容，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当然，傩戏生存发展还有其它因素；宗教信仰、宗族观念、民族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因素一些专家已有探论，笔者不再多叙。


总之，刘街傩戏是与姚氏宗族入迁直接相关的，从上面的论述中可得知，具有“中国傩戏之乡”(8)的贵池，早在1000年前傩戏就已跳演不辍了。


参考文献
(1)王兆乾《戏曲活化石——贵池傩戏》、《安徽日报》1983年4月24日
(2)王兆乾《从贵池对昭明太子的祭祀看傩戏的形成》，载《傩戏——中国戏曲之活化石》，黄山书社,1992年第1版,第57页。
(3)(4)(7)《姚氏宗谱·卷首三·地理志》七修,第6页、7页。
(5)何根海《傩舞〈打赤鸟〉的文化破译——兼论后羿射日的神话事象》，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97年卷。
(6)《姚氏宗谱·卷首一》七修，第6页。
(8)何根海《安徽贵池：中国傩戏之乡》，台北《历史月刊》1995年第2期，第80页。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