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汶稿 王炎午 撰 《拟再上参政姚（燧）公·校》

姚波

原文：


吾汶稿（王炎午集）[南宋] 王炎午 撰 卷一
拟再上参政姚（燧）公 校


某比者不自揣量，拜书阁下，以褒拔亡国节义为请者，公也。今者既见颜色，复为已有请焉，则私也。而所请不敢货，则亦公矣。某少读父书，二十一入太学。于其行，先父命之曰：“吾族由江左起家，逮至南宋，文献彬彬，有以节义著于史者。数世以来，贡于乡，升于太学，科不乏人。然不能致身贵要，以尽显扬之责，以是待汝。”某感泣拜受，悚然忧其不敏而不敢忘。曾未一年，而父没于家，不及诀。又一年而化更科废矣。微名未立，夙志已乖。故自臣附以来，当道巨公怜才过听，欲拔其沉抑而致之寥廓者，往往而及仆也。前愧何蕃，后感聂政，盖母子相为命者三十年，而今复永感矣。云路簪绂，梦想不到，独先世所以期待之意，念至魂销。欲自力则已晚，欲依记以传，则负行道之初心。然念得托幸传，岂不愈于俱朽。故终丧忍死，盖将乞铭四方，嘉惠千载。而太宗师适为分政江省，来使在三十年前，南北未合，合而太宗师不为此来，来而先亲尚未没，没而服衰未及终，则万丈光焰，不惟远不可即，而不肖子生养没哀之身，亦无由拜庭下。不先不后，幸不幸适相际，似非偶然之故。是非仆之遇，先世之遇，傥自暴弃，要非人子。顾惟某于亲之生也，不能致三釜之荣没也，不能尽千载之责，乃以上累公相，愧罪万死。然眉山父子显扬至矣，而先世志述必以望之。曾南丰蔡中郎铭墓多矣，惟于郭有道无惭色。如某先累世孝友，急义化俗，实为乡党所推，乡先达所信，视郭有道固远，然自信可不为惭色之累。而不肖仆无东坡之才，有东坡之心，若不赍持乡先生须溪刘孟会、青山赵仪可所撰先亲行述，俯伏哀鸣于函丈之侧而请命焉，则不惟负先志，且无以训方来。昔晋邓灿痛父骞有忠信之言而不传于世，史传哀而书之。仆亦本人子，独无情乎？抑尝观物理奇遇，未有如柯亭之笛，盐车之骥，独爨下之桐，顷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审音律，审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闻其烈烈告急，闻其烈烈告急而不及救，救而不善斲，则焦尾之音不闻于世矣。某身负不朽之贵，早失手足之助，而又年衰病痼，出门良艰，更或迟回，则爨下之桐且烬矣。东望车尘，力疾而往，其烈烈告急之声，亦既闻于左右矣。听卒于煨烬，出而被之徽弦，惟公相所以命也。不胜俯伏俟命之至。不备。

姚波

译文：


（学生）我前些日子不自量力，给您（指参政姚公）写信，请求您褒扬那些亡国（指南宋）的忠臣节士，这是出于公心。如今有幸得见尊颜，再次为我自己有所请求，这便成了私事。但我所请求的事不敢掺杂私利（指为父求墓志铭），那么也可以说是公事了。


我年少时读父亲留下的书，二十一岁进入太学。临行前，父亲嘱咐我说：“我们家族从江东（江左）起家，到了南宋，文采斐然，有因节操忠义而载于史册的人。几代以来，被举荐到乡里，升入太学，科举入仕的人从未间断。然而都没能跻身高位显要，以尽到显耀门楣的责任，因此我把这个期望寄托在你身上。”我感动哭泣，拜受父命，惶恐忧虑自己不够聪慧而不敢忘记。然而不到一年，父亲就在家乡去世，我未能见他最后一面（不及诀）。又过了一年，时局巨变（指南宋灭亡），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了。微小的功名尚未建立，平素的志向已然破灭。


因此自从归附（新朝）以来，当权的大人物们怜惜人才，过分听信（对我的赞誉），想要提拔我这个沉沦压抑的人到广阔天地（指授予官职）的，常常也轮到了我。向前自愧不如何蕃（唐代孝子，为奉养老母拒官），向后又感于聂政（战国侠士，为报恩毁容自尽）的故事，因为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已三十年，如今（母亲也去世了）我又要长久地感念哀伤了。高官显位（云路簪绂），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唯独祖先和父亲对我的殷切期望，每每想到就令我魂销神伤。想靠自身努力（显扬父母）却为时已晚，想依托他人记载来流传（父母德行），又违背了当初（父亲期望我）走正道的本心。然而想到若能托付（于名家）幸得流传后世，岂不比（父母德行与我一同）湮没无闻更好？所以我在服丧期满后强忍不死，本打算四处乞求墓志铭，以求（父母）美名流芳千年。而正巧大宗师（指姚公）您被委派分管江省（江西）。这个机缘出现在三十年前，那时南北尚未统一；统一后您未必为此（分政江省）而来；您来了而我父亲尚未去世；父亲去世而我服丧期未满；那么您万丈的光芒，不仅遥不可及，我这个不肖之子，在父母生养死葬尽哀之后，也根本无缘拜谒于您的门下。不早不晚，幸与不幸恰恰在此时交汇，似乎并非偶然的原因。这并非我个人的际遇，而是祖先（积累的德行）的际遇啊！倘若（我）自我暴弃，那实在不配为人子了。


回想我对于双亲：在他们生前，不能让他们享受到微薄的俸禄（三釜之荣）带来的荣耀；在他们死后，不能尽到（为他们立传）使其流芳千载的责任，如今还要因此连累您（公相），真是羞愧罪该万死。然而眉山苏氏父子（苏轼、苏辙）显扬父母达到了极致，他们的先人仍期望他们撰写志述（指墓志）。曾巩（南丰）、蔡邕（中郎）写的墓志铭很多，唯独为郭有道（郭泰）写时毫无愧色。像我的先父，几代孝悌友爱，急公好义，教化风俗，确实被乡里所推崇，被乡中贤达所信任，比起郭有道固然差得远，但我自信（他的德行）还不至于让写铭文的人感到为难（即值得一写）。而我这不肖之人，没有苏东坡的才华，却有苏东坡（为父求铭）的诚心，如果不带着乡里先生须溪刘辰翁（字孟会）、青山赵文（字仪可）所撰写的先父行状，匍匐在您（函丈，对师长的尊称）身边哀声恳求，那么不仅辜负了先父的遗志，也将无以垂范后人。昔日晋朝邓灿悲痛父亲邓骞有忠信之言却未能流传于世，史书哀悯此事而加以记载。我也是为人子的人，难道就无情吗？


况且我曾观察事物的际遇之奇，没有比得上柯亭的竹子（被蔡邕发现制笛）、盐车下的千里马（被伯乐发现）、以及那灶下烧火的桐木（被蔡邕救出制琴）的了，都只在顷刻之间决定命运。假使蔡邕（中郎）不懂音律；懂音律却没有恰好遇见（那桐木）；遇见了却没有听到它烈烈燃烧、告急求救的声音；听到了却来不及抢救；抢救出来却不善斫削；那么焦尾琴的美妙声音就不会传世了。


我肩负着使先人不朽的重任，早已失去兄弟（手足）的帮助，而且年老多病，出门非常困难。如果再犹豫拖延，那么灶下待烧的桐木（喻指父亲的事迹）就要化为灰烬了。我向东遥望（您车驾扬起的）尘土，抱病奋力前往，我那如烈烈火焰般告急求救的声音，想必已经传到您（左右）耳中了。是任凭它在灰烬中烧尽，还是将它取出，披上琴弦（喻指撰写墓志铭），就全凭您（公相）的决定了。我怀着无比恭敬的心情，匍匐在地，等待您的裁决。书不尽意（不备）。

姚波

解读：


这封信是王炎午写给元朝高官姚燧（时任江西行省参政）的第二次请求信，核心目的是恳请姚燧为其已故父亲撰写墓志铭。信中交织着亡国遗民的复杂情感、孝子的深切哀痛以及对家族荣誉的执着追求。以下是关键解读：


1.  开篇策略：公私之辩与情感铺垫：
王炎午首先解释自己前次写信是为公（褒扬南宋忠烈），此次再请是为私（为父求铭），但强调所求之事本身（彰扬父德）具有公义性（“不敢货，则亦公矣”），试图淡化私人请托的色彩。
他详细追述父亲临终嘱托，强调家族重文重节义的传统（“文献彬彬，有以节义著于史者”）和对自己的厚望（“以尽显扬之责，以是待汝”）。这既为求铭铺垫了充分的理由（完成父命、显扬家族），也唤起姚燧的同情。


2.  个人遭遇与时代悲剧：
“曾未一年，而父没于家，不及诀。又一年而化更科废矣”：父亲突然离世（未能诀别）和紧接着的南宋灭亡、科举废止（“化更科废”），双重打击使他无法通过科举实现父亲“致身贵要”的期望（“微名未立，夙志已乖”）。这揭示了个人命运与家国巨变的紧密联系，充满无奈与悲凉。


3.  拒绝出仕与孝心：
提到当权者（元朝官员）多次想提拔他（“欲拔其沉抑”），但他以奉养母亲（“母子相为命者三十年”）为由拒绝（“前愧何蕃”）。母亲去世后（“今复永感矣”），显达之路（“云路簪绂”）于他已无意义，唯一萦绕心头的是未能实现父亲显扬的遗愿（“念至魂销”）。


4.  求铭的理由：
迫不得已： 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欲自力则已晚”）；依靠他人记载虽非初衷（“负行道之初心”），但总比湮没无闻好（“愈于俱朽”）。
恰逢其时： 姚燧恰在此时分政江西，王炎午认为这是冥冥中祖先德行的感召（“是非仆之遇，先世之遇”），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先不后，幸不幸适相际”）。错过此时机（如姚燧早来、父亲尚在或自己服丧未满等假设），将永无可能。
父亲德行可彰： 他坦诚父亲不如历史名人郭泰（郭有道），但强调父亲几代孝友、急公好义、为乡党推崇信任（“累世孝友，急义化俗，实为乡党所推，乡先达所信”），其德行值得一记，不会让写铭者为难（“不为惭色之累”）。并附上本地名士刘辰翁、赵文撰写的行状作为佐证。
人子之情与垂范后世： 他以晋代邓灿为父求名于史自比，强调为人子者不能坐视父德湮没（“仆亦本人子，独无情乎？”）。为父求铭也是为后世树立榜样（“训方来”）。


5.  核心比喻与急迫诉求：
“爨下桐”与“焦尾琴”： 这是全信最核心、最精彩的比喻。王炎午将自己父亲的事迹比作即将被投入灶中烧毁的良木（“爨下之桐”），把自己比作听到木头在火中“烈烈告急”的人，把姚燧比作能识良材、善斫琴的蔡邕（“中郎”）。能否成就传世名琴（“焦尾之音”），全在蔡邕一念之间（“救而不善斲，则焦尾之音不闻于世矣”）。
渲染急迫性： 他描述自己年老多病（“年衰病痼”）、行动困难（“出门良艰”），时机稍纵即逝（“更或迟回，则爨下之桐且烬矣”）。他抱病前来（“力疾而往”），如同那“烈烈告急之声”，已传达至姚燧面前（“闻于左右矣”）。
终极恳求： 他卑微地将决定权完全交给姚燧：是任其烧毁（“听卒于煨烬”），还是救出制成名琴（“出而被之徽弦”），全凭姚公裁决（“惟公相所以命也”）。结尾“不胜俯伏俟命之至”极尽谦卑恳切。


总结：


这封信展现了王炎午作为南宋遗民在元初的复杂处境：恪守孝道，拒绝新朝官职；心怀故国，不忘表彰忠烈；更执着于以墓志铭这种形式，在个人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现实中，竭力完成父亲“显扬”的遗命，维系家族的文化血脉与道德荣誉。信中充满了深沉的哀痛、对时机巧合的感慨、对父亲德行的自信，以及用“爨下桐”这一精妙比喻所表达的极度谦卑和焦灼恳求。其情感之真挚，逻辑之严密，文辞之恳切，典故运用之贴切，都体现了王炎午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作为孝子的赤诚之心。这是一篇研究宋元之际士人心态和孝道文化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