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姚登孫《國學私試策問》元文類[元] 蘇天爵 編

姚波

元文類[元] 蘇天爵 編 国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问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爲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爲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爲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爲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顔子，顧不以爲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説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説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爲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爲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政歟？而説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可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説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勛之實，莫先於欽若曆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説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尢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説，以爲測侯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説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説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説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模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説，將以袪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説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自比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酇、鄙、縣而爲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未久也，諸侯巳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旣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爲兩税，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横渠之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姚波

译文


国学私试策问
姚登孙


《尧典》《舜典》的治国方略，以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为首要任务。所以历代王朝兴起，都把颁行正朔（新历法）视为大事。昔日尧、舜、禹三位圣人禅让帝位时，都提及天命历数，确实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尧舜时代太久远了。夏朝以建寅之月（正月）作为岁首，这是顺应天时的正道，也是适合人事的良法。孔子曾以此教导颜回，难道不是认为这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吗？然而第一次变革到商朝，却改用建丑之月（十二月）作为岁首；第二次变革到周朝，又改用建子之月（十一月）作为岁首。有解释说：“一位新王兴起，将要革新天下人的视听，那么改正朔就是首要之事，因此不能因袭旧制，是这样吗？”儒者认为子（十一月）代表天统，丑（十二月）代表地统，寅（正月）代表人统。又有解释说：“天在子时开启，地在丑时形成，人在寅时诞生，所以这三种建正（子、丑、寅），都可以作为岁首。”后世儒者于是说：“子月是天界的春天，所以周朝以其为正月；丑月是地界的春天，所以商朝以其为正月；寅月是人界的春天，所以夏朝以其为正月。”这样说来，正月就是春天了。然而，在隆冬严寒的月份，竟然也可以称为春天，那么也就难怪秦朝人以亥月（十月）作为正月了？


《诗经》和《尚书》，是学者们信赖并无疑惑的经典。如今《尚书》所记载的月份，都用寅月（正月）来纪年，《诗经》的月份记载也是以寅月为正月。唯独《豳风·七月》这首诗说：“没有粗布麻衣，靠什么度过年尾？”（“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说的是季冬（十二月）。又说：“说是新年已到，躲进这屋里过冬。”（“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这说的是孟冬（十月）。那么，豳地的百姓难道有两种历法吗？而主张改月（周历月份比夏历提前两个月）的人说：“孟子是周朝人，他说七、八月，指的是夏历的五、六月；他说十一月、十二月，指的是夏历的九月、十月。”既然如此，孔子也是周朝人，却反而说‘行夏之时’（推行夏朝的历法），为什么呢？孔子和孟子，是学者们折中取信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言论差异如此之大，学者们究竟该遵从谁呢？


有人说：“天，就是理罢了。”自从儒者有了这种说法，世上谈论天的人，大都追求玄妙恍惚的境界，于是就把那穹窿高耸、如昆仑般、昼夜运行的天体本身当作粗浅的表象，废弃不去讨论，这可以吗？古时候谈论天，有“穹天说”，是说天的形状像穹窿一样；有“盖天说”，是说天的形状北高南低，像倾斜的车盖；有“浑天说”，是说天的形体浑圆如球。世人每天起身就能看见天，抬头就顶着天，却不知道这些学说是否可信？尧是大圣人，史书记载他放勋（尧的名字）的功绩，没有比敬顺天象、制定历法更首要的了。学者们却想把这当作粗迹，扫除而不讨论，这难道不与《尧典》相违背吗？天之所以成为天的，是太阳、月亮和星辰啊。历法家把天球本身当作天，把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当作在天空中运行的星体。他们的说法是：“整个天球的圆周，共三百六十五度。天球向左旋转（自东向西），一天运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向右旋转（自西向东），太阳运行最慢，一天在天球上运行一度；月亮运行稍快，一天运行十三度多；五星尤其慢。从古至今，历法家都通用这种学说，作为观测天象的准则，应当可信不虚。然而儒者的说法却不同：认为天向左旋转，一天运行整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并且总是超过一度（即运行366度？此句表述有争议）。日、月、五星也向左旋转，太阳一天运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就停止，比天少运行一度。月亮一天运行周天比天少十三度多，五星也都是这样。这种说法由关中大儒（张载）提出，而考亭先生（朱熹）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这种说法。书中有记载，本可以世代为天下人所传述。他们参考探索，极为精妙详细，左旋之说，将要祛除千古的疑惑，并非随意的见解。然而历法家的理论，与汉唐诸位儒者的学说并行于世，都认为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旋转，为何如此背道而驰呢？诸生们请斟酌调和这两种说法，务必详细论述，写在答卷上，不要只是说“我不是盲人乐师，哪里懂得天道？”（“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的学问，贵在明白根本道理（明体）以适用于实际（适用）。如果立志于实用，那么通晓今世的人谈论古代，有时会背离古义；拘泥古法的人适应今世，则难以契合。这两种情况都成问题，能说是有用吗？最古老又便于民众的制度，莫过于井田制了。从比、闾、族、党（基层单位），州再组合成郡；从邻、里、酇、鄙、县再组合成遂；从井、邑、丘、甸、县再组合成都。从黄帝到周公，非经历一千五百年不能完备，它形成为何如此之难呢？到孟子时不过几百年，诸侯们已经毁掉了相关典籍而无法得知详情，它毁坏为何又如此之快呢？秦朝废除了经界（划分土地的疆界），设立阡陌，田地制度开始败坏。阡陌可以开垦，但那些从沟到洫，从洫到澮，从澮到川（井田制的水利系统）的遗迹，难道都完全湮没而不可寻找了吗？从此以后，豪强兼并土地，得以独占田地了。两千年间，相信古道的人都以此为通病，于是有“限民名田”（限制私人占田数量）的办法，又有“计口均田”（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然而这些法令有未施行就已弊端丛生，有施行后随即产生弊端，有开始稳定但最终又产生弊端的，为什么呢？难道是时代不同事情变化，法令本就不容易确立吗？难道除了井田制之外，都不足以成为良法吗？唐朝初年的租庸调制，取自口分田和世业田，没多久就再次变革为两税法，沿用至今不改，难道井田制即使恢复，也不比这税法更便利吗？假使说仁政必定从正经界开始，那么不知道在授予众多百姓土地、归还和收回土地手续繁杂、土地交接之际，怎样才能使它没有弊端呢？不知道测量土地的高低，那么土地盈余或不足的额度、宽狭的规定，怎样才能使它可被遵守呢？这几个问题，相信古道的士人能不回头深思而长远考虑吗？昔日横渠先生（张载）慷慨激昂，有意恢复三代之治，认为经界不正，即使想谈治理，都是苟且罢了。他期望用几年时间，恢复井田法，并与学者商议买一块田地，按井田制划分，以推究先王之法在当今是否可行。如果立志去实行，也并非不可以吧？诸生学习经世致用之学，难道没有志向像横渠先生那样的吗？关键是要斟酌古法而能契合（古义），施行于今世而能便利（民生）。田制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希望你们详细论述。

姚波

解读


这篇策问是姚登孙为国学（国家最高学府）考试拟定的题目，旨在考察学生对儒家经典、历史制度以及核心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运用能力。它围绕两个核心议题展开，并贯穿着儒学“明体适用”的根本诉求：


1.  天文历法之争与“正朔”的政治文化意义：
“正朔”的重要性： 开篇即点明历法在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观测天象（“曆象”）、制定准确历法（“正朔”）是圣王治国的首要任务（“爲先”、“爲重”），象征着天命所归和统治的合法性（“曆數爲言”）。
三正更替的困惑： 夏（寅正）、商（丑正）、周（子正）三代岁首（正月）不同，引发了儒者的理论解释（天统、地统、人统；天之春、地之春、人之春）。姚登孙对此提出尖锐质疑：如果正月即象征春天，那么秦朝以寒冷的亥月（十月）为正月，是否也合理？这揭示了单纯理论附会与自然季节的矛盾。
经典记载的矛盾与权威冲突： 引用《尚书》《诗经》普遍以寅月纪年，但《豳风·七月》中的月份描述却与周历（或夏历）不符，引发了豳地是否有“二政”的疑问。更关键的是，孟子（周人）用周历月份指代夏历季节，而孔子（也是周人）却明确主张“行夏之时”。孔孟作为儒学最高权威，其“立言之异”让学者无所适从。这反映了历法变革带来的经典诠释混乱。
“天理”与“天象”的张力： 宋代理学强调“天者，理而已”，导致部分儒者轻视具体的“穹隆、昆侖、晝夜運行”等天文观测（“粗迹”）。姚登孙以《尧典》首重“钦若曆象”为依据，批评这种轻视实际天象的倾向，强调天文观测是圣王事业的基础（“莫先於”），质疑其与尧典精神相悖（“得無與堯典戾歟”）。
“左旋”与“右旋”的学术争论： 详细对比了历法家（及汉唐诸儒）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理论与宋代关中大儒（张载）和朱熹（考亭）提倡的“天与日月五星皆左旋”理论。姚登孙指出两者“背驰”，要求考生“参酌厥中”。这不仅是天文学的技术争论，更反映了理学内部对宇宙运行模式理解的分歧，以及对“格物致知”中“物”的范围界定（是否包含具体天象）。


2.  井田制的兴废与“适用”的现实困境：
井田制的理想化： 姚登孙肯定井田是“最古而便於民”的完美制度（“莫井田若也”），详细描述了其层级组织（比闾族党至郡县；邻里酇鄙县至遂；井邑丘甸县至都），强调其形成艰难（“非千五百年不能备”）。
崩坏与后世尝试： 指出井田在孟子时代已因典籍散失而不可知，秦废经界立阡陌是制度崩坏的起点，导致豪强兼并。后世儒者提出的解决方案（限田、均田）均告失败（“未行而已弊”、“既行而随弊”、“始定而终弊”）。
深刻的质疑： 姚登孙连发数问：
是时代变化导致良法难立？（“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
是井田之外再无良法？（“井田之外，皆不足爲良法歟？”）
唐朝租庸调（基于均田）很快变为两税，沿用至今，是否说明即使井田恢复也不如两税便利？（“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此问尤为犀利，直指理想制度在现实中的可能失效。
即使恢复井田，实际操作中如何解决授田、还受、测量等环节的弊端？（“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高下之…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
张载的实践与期望： 提到张载（横渠）恢复井田的理想和实践（议买田、井画之），并以此激励学生（“豈無志横渠之志者歟？”），要求他们思考如何在现实中“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这体现了对“适用”的终极关怀。


3.  贯穿的核心思想：“明体适用”
策问开篇即点明儒学的宗旨是“贵乎明体以适用”。“体”指根本道理（如天理、王道理想、井田蕴含的均平精神），“用”指实际应用（如制定合用的历法、推行有效的土地制度）。
“通今”与“泥古”的矛盾： 姚登孙深刻地指出追求“适用”的两大障碍：通晓今世者可能背离古义（“语古则或乖”），拘泥古法者难以适应现实（“适今则难合”），二者“交病”，都达不到“有用”的目的。
策问的目的： 整篇策问的终极目的，并非单纯考察知识，而是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理解圣贤经典和古代制度精义（明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迁，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适用）。无论是历法之争中的调和古今、折中诸说，还是井田讨论中的“酌古合今”、“施今便民”，都指向这一核心要求。最后对学生的期望（“爲有用之學”）更是直接点题。


总结：


姚登孙的这篇《国学私试策问》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的考试题目。它超越了简单的知识考察，直指儒家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中的核心矛盾与困境：


1.  历史与现实的张力： 理想化的三代制度（如井田、夏时）如何在变化的历史现实中推行或借鉴？
2.  经典权威的内在矛盾： 如何调和经典文本（如《诗》《书》）之间以及权威人物（孔孟）之间的不同说法？
3.  “理”与“象”/“体”与“用”的平衡： 追求高深的天理、王道之“体”时，如何不忽视甚至轻视具体的天文观测、制度设计等“用”的层面？
4.  理论构建与实证精神的冲突： 儒学理论（如三统说、天理说）如何面对实证观察（如季节、经典记载矛盾、历算差异）的挑战？
5.  复古理想与实践可行性的鸿沟： 张载的实践昭示了理想与现实操作的巨大差距。


通过设置这些深刻的议题，姚登孙旨在选拔和培养真正理解儒学精髓（明体），并能独立思考、务实求变、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适用）的人才。它反映了宋元之际儒学面对历史经验、现实挑战和理论发展时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