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神道碑》考实

姚波

《姚广孝神道碑》考实

2011年08月16日 16:12 来源： 作者：http://www.cssn.cn/zgs/zgs_zggds/201310/t20131025_545357.shtml

　　郑永华

　　[英文标题]aking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omb Passage Tablet of Yao Guangxiao"
　　[中文摘要]明成祖朱棣所撰的《姚广孝神道碑》，是关于元末明初道洐禅师的原始资料，对明代政治史、军事史、宗教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也乏重要价值。然而，明清以来诸多文献所载的《姚广孝神道碑》，以及近人实地考察后公布之文，均与原原告不合，而可能源于后出的《明成祖御制集》。通过辨读原碑，并检讨相关文献，或可纠正数百年来辗转传抄的讹误。
　　[关 键 词]姚广孝神道碑/考订/明成祖朱棣/佛教
　　[作者简介]郑永华，1968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明清以来以“姚广孝”知名于世的道衍禅师，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佛教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决定明初政治走向的“靖难之役”中起过关键的作用，因而被后人目为“缁衣宰相”，或誉之为“著名政治家”。同时在宗教、文学、科技、绘画等多个方面，也有着相当不俗的表现。对此《明史》立有专篇传诸后世，今人也撰有多文详细阐述。① 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明清以来对姚广孝的记载仍不乏附会甚至歪曲之词，因而原始资料的挖掘对于客观、准确地研究姚广孝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相关史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北京房山姚广孝墓塔前有一通神道碑铭，其文为明成祖朱棣亲撰，至今尚存。鉴于姚广孝在明初特殊的历史地位及多方面的杰出贡献，这通《姚广孝神道碑》自然成为北京近郊非常重要的佛教遗迹，现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不仅是了解姚广孝其人最为关键的原始资料之一，对于研究明初政治史、军事史、宗教史等多个方面，也不乏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自明中叶以来，多种文献都全文收录该碑，现在的相关研究者也反复征引。但细察其文，却发现不仅各本多有歧异，更重要的是明清文献所录，以及时贤引用者，均非原碑，而是另有来源。本文通过实地辨读碑刻原文，并在详细校核的基础上检讨相关文献，希冀能为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学术积案划上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一、明清以来文献所载的《姚广孝神道碑》

　　检索明清以来有关《姚广孝神道碑》的全文记载，较早见于明代著名学者李贽的《续藏书》。该书卷九抄录有《御制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为校核方便简称“李本”，下同）。② 此后，又见于焦竑《国朝献征录》（简称“焦本”）③、来斯行《槎庵小乘》（简称“来本”）④。入清后，朱彝尊《日下旧闻》从《槎庵小乘》中抄得其文（简称“朱本”）⑤，而于敏中等奉敕增益《日下旧闻》时，又据《明成祖御制集》校录（简称“于本”）⑥。此外，清人钞本《逃虚子集》（简称“清人钞本”）⑦，及清末所编《畿辅通志》（简称“通志本”）⑧，亦各收录全文。详细对照上述各篇，除个别文字不同以外，应为同一文献辗转传抄。又今人有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曾专程前往房山考察姚广孝墓塔，将碑刻全文“谨录如次”（简称“徐本”）。⑨ 数年之后，北京学者侯伟等人亦亲临考察，并将碑文公布（简称“侯本”）。⑩ 但细考徐、侯两文所录，除去抄校之误不计外，似亦非实地读碑所得，而同样源于明清文献（详后）。为讨论方便，今以所见较早的“李本”为底本，将各版本一并校录如下，以明其异同与渊源。其中各本句读间有不同，因不影响原意，均不加指出。

　　御制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荣国”，“焦本”缺）公姚广孝神道碑（此首题，“来本”作“御制姚少师神道碑”，“朱本”、“于本”、“徐本”作“明成祖御制姚少师神道碑”，“通志本”作“明成祖御制神道碑”，“侯本”作“御制赠推忠辅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公谥恭靖姚广孝神道碑铭”）

　　朕惟商宗得傅岩之叟以（“以”，“徐本”误作“从”）佐中兴；汉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业。盖天之生斯人也，岂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师姚广孝，（“清人钞本”多一“乃”字）苏之长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积善，母费氏。广孝器宇（“宇”，“李本”社科文献版误作“字”）恢弘（“弘”，“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宏”），性怀（“性怀”，“清人钞本”作“怀性”）冲澹。初学佛，名道衍。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旁通儒术，至诸子百家无（“无”，“来本”、“朱本”、“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靡”）不贯穿。故其文章闳严（“严”，“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丽”），诗律高简，皆超绝尘世。虽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为不及也（“也”，“清人钞本”缺）。洪武十五年，僧宗泐举至京师。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见异之，命住持庆寿寺，事朕藩邸。每进见论说，勤勤恳恳，无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坚确有守，积纯无疵，朕（“朕”，“侯本”误作“联”）亦（“亦”，“焦本”、“来本”、“清人钞本”、“朱本”、“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益”）重之。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更（“更”，“来本”、“朱本”、“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革”）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实有所在。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几（“几”，“朱本”、“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机”）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沃”，“徐本”作“澳”）良多。内难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师，命易今名，特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既又赐（“赐”，“朱本”、“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锡”）之诰命，祖考皆追封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皇考太祖高皇帝实录，广孝为监修官，躬自校（“校”，“来本”、“朱本”、“于本”、“通志本”、“侯本”作“较”，“徐本”作“较（校）”）阅，克勤（“勤”，“侯本”误作“勒”）所事。尝归（“归”，“侯本”误作“师”）吴中，以所赐金帛悉散之宗族乡人。其平生乐善好施，天性然也。永乐之六（“之六”，“清人钞本”作“之十六”、“徐本”、“侯本”作“十六”）年三月，来朝北京，仍居庆寿寺。朕往视之，与语极欢。至二十八日，召（“召”，“焦本”作“诏”）诸门人，告以去期，即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闻之，哀悼不胜，辍视（“视”，“徐本”缺）朝二日（“二日”，“于本”、“通志本”、“徐本”作“三日”）。命（“命”，“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令”）有司为（“为”，“清人钞本”缺）治丧葬，追封荣国公，谥恭靖，赠（“赠”，“清人钞本”作“赐”）以勋号。百司官僚暨畿内士庶，远近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虽武夫悍卒，闾巷夫妇，莫不赞叹嗟咨，瞻拜敬礼，惟恐弗（“弗”，“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不”，“清人钞本”作“勿”）及。凡七日，仪形（“形”，“清人钞本”作“容”）如生，异香不散。卜地西山，砻（“砻”，“清人钞本”误作“磐”）石建塔。四月六日发引，灵輀飘洒，法幢旋绕。于以火之，心舌与牙，坚固不坏（自“卜地西山”以下至此凡三十四字，“徐本”缺），得舍利皆五色，其所养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县东北四十里。呜呼，广孝德全始终，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泽被（“被”，“来本”、“朱本”、“于本”、“通志本”、“徐本”、“侯本”作“及”）后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栖栖”，“侯本”作“棲”）于草野，不遇其时，以辅佐兴王之运，则亦安得播声光（“光”，“清人钞本”作“施”）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帛，“侯本”误作“皇”）哉！眷惟耆艾，深切（“深切”，“焦本”作“功深”）念怀。乃扬其功德（“德”，“通志本”作“烈”）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诏来人。（“朱本”后书“《槎庵小乘》”，“于本”后改为“《明成祖御制集》”。“侯本”后书“大明永乐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立”）

　　二、现存《姚广孝神道碑》辨读

　　姚广孝墓塔今仍立于房山区青龙湖镇境内，坐北朝南，塔前神道碑据文物部门实地勘测所记，“通高4米，宽1.1米，厚0.33米，螭首龟趺。碑额篆书‘御制荣国公神道碑’”。(11) 本人特前往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姚广孝墓塔前所存碑刻上的文字，并非前述诸文所载。(12) 房山现存石碑绝大部分尚清晰可辨，但由于久经风雨，也有多处已经严重漫漶，不可辨读。幸运的是，此碑已经前人拓摹，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虽未刊布全文，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3) 和《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14) 已先后影印书影。又经查考文献，发现康熙年间所修《房山县志》也录有全文（简称“佟本”）。(15) 房山墓塔前的《姚广孝神道碑》，前贤已屡经提及，但实地的碑文迄今从未见征引，且一直没有引起宗教学界及历史学界研究人员的注意。在国家图书馆大力支持下，本人有幸获准借阅《姚广孝神道碑》拓片进行详细辨读。(16) 今对照原碑与拓片，并将“佟本”一并校录于后（分行、提格均按碑刻，分行用“」，抬两格用“／／”，漫漶用“□”，缺字、误字校正用“［ ］”标出）：

　　（碑首篆字三行）御制荣」国公神」道碑

　　／／御制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姚广孝神道碑铭（以上“佟本”皆未录，作“姚广孝神道碑记，御制”）

　　朕闻商宗得傅岩之叟以佐中兴，汉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业。盖有命世之才者，必能建辅世之功。其生也，学足以济时，仁足以泽物，谟谋足以匡□［国］（“□”，“佟本”作“国”）家。其殁（“殁”，“佟本”作“没”）也，声」名洋溢流芳于后世，耿耿而不磨。盖天之生斯人，岂偶然哉！始之隐约，所以善其身。中之达施，所以见诸用。终之清明（“明”，“佟本”作“名”），所以超其类。凡若是者，惟太子少师姚广孝」有（“有”，“佟本”缺）焉。广孝，苏之长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积善，母费氏。广孝器宇恢弘，性怀冲澹。初学佛，名道衍。轨行峻严，人皆尊仰。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旁通于儒，至诸子百家之言，无不贯穿。故其文章闳丽，诗律高简，皆超绝尘俗。虽（“虽”，“佟本”缺）文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为不及。然蕴蓄至道，而人莫窥其底」里。洪武十五年，僧宗泐举至京师。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见异之，命住持庆寿寺，事朕藩邸。每进见论说，勤勤恳恳，无非有道之言。退察其所以，坚确有守，精纯无疵，朕益重之。及」／／皇考宾天，（“佟本”有一“而”）奸臣擅命，变更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实有所在。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理”，“佟本”不可辨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几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虽古之明智（“智”，“佟本”作“哲”），莫能过也。内难既平，」／／社稷尊［奠］（“尊”，“佟本”作“奠”）安，深惟」／／天之所以佑（“佑”，“佟本”作“祐”）我国家，而辅成大勋，若广孝者，实有赖焉。乃召至京师，命易今名，特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既又锡（“锡”，“佟本”作“赐”）之诰命，祖考皆追封资善大夫，妣皆追封夫人。广孝之」为宫僚，从容渐渍，忠言匡辅，虽老益尽其心。朕命儒臣纂修」／／皇考《太祖高皇帝实（“实”，“佟本”作“宝”）录》，广孝为监修官，躬自校阅，克勤所事。尝归吴中，以所赐金帛悉散之宗族乡人。其平生乐善好施，天性然也。永乐十六年三月，来朝□□［于北］（“□□”，“佟本”作“于北”）京，仍居J庆寿寺。朕往视之，与语□□□□□□［极欢。至二十八(17)］（“□□□□□□”，“佟本”作“极欢。至二十一”）日，召诸门人，告以去期，即敛趺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闻之，哀悼不胜，辍视朝二日，命有司为治丧葬，追封荣国公，谥」恭靖，赠以勋号。百司官僚，暨畿甸士庶，远迩倾赴，肩摩踵接，填郭溢衢（“衢”，“佟本”不可辨识）。虽武夫悍卒，闾巷妇女，莫不赞叹嗟咨，瞻拜敬礼，惟恐弗及。凡七日，仪形如生，异香不散。卜」地于西山，砻石建塔。四月六日发引，灵风飘洒，法云旋绕。以火浴之，心舌牙不坏，坚如金石，得舍利皆五色。其所养者深矣。于六月十八日遂葬焉。呜呼，广孝德备」始终，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泽被生民。故曰有命世之才者，必能建辅世（“世”，“佟本”作“佐”）之功。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之中，不遇其时，以辅佐兴王之运，则亦安能播声光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况死」生之际亦大矣，广孝能预烛于事而不惑，其有所见也。眷惟耆艾，深切朕怀。乃揭（“揭”，“佟本”作“扬”）其功德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诏来世。铭曰：」

　　天生哲人，辅我国家。有猷有为，厥德孔嘉。蚤从于佛，潜养器识。洞烛古今，幽微莫测。弘济于艰，画若断金。内难既平，克享」／／天心。崇德报功，位隆师臣。翊善弘化，正笏垂绅。端居养素，寿考惟（“惟”，“佟本”作“维”）祺。翩然而来，人莫我知。翛然而逝，俨乎容仪。克全五福，自天佑（“佑”，“佟本”作“祐”）之。衣冠士庶，远迩同趋。填咽都市，瞻拜」嗟咨。民夫具瞻，谁其蓍龟。西山之丘（“丘”，“佟本”不可辨识），神气所钟。冈峦回环，磅礴冲融。妥灵于兹，永固厥封。精英（“英”，“佟本”作“灵”）上腾，五色弥空。琢玉示辞，乃敕臣工。于千万年，流光无穷。」

　　永乐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立

　　国图所藏拓片之左，有竖写行草两行，大略与所拓碑刻正文相齐，为拓碑者题跋。经辨认，其文如下：

　　丙子秋，友人刘君振东自房山来，言境有姚少师塔，建筑庄严，高可十丈，其神道碑亦巍峨可览。余因少师学识渊博，显密圆融，且属同乡，前喆特商振东督工驰拓，俾资参考。碑在平西戒台寺前荒野间，为士夫游踪所罕历，故考碑者亦悉言曾未经见，此诚不易多覩之墨宝也。王玉树识。”

　　按跋中题“碑在平西戒台寺前”，将北京简称为“平”，即“北平”，除明初洪武年间曾改“北平”在此碑之前不计外，应为近代国民政府南迁后之事，因此《汇编》将此“丙子”定为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说，国图所藏《姚广孝神道碑》拓片，应成于1936年秋天，再推后也不会相隔太久。而拓碑主持人，或者即为民国年间担任过国会议员的王玉树。此人曾为复修北京城南名胜陶然亭出过力，传今慈悲庵院亭内石碑上，还刻有其所书的“城市山林”墨迹。

　　三、文献所载《姚广孝神道碑》蠡测及其讹误

　　将现存的姚广孝墓前神道碑铭与明清文献所载《姚广孝神道碑》略加比照，即可见两者迥然有别。前者相对详细，末有四字铭文，后者改删了数处地方，在个别字句上做了变动，并删掉了全部铭文。若对照具体变动而言，大约可以推测碑文为原稿，文献所载仅为正文部分的改稿。

　　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五月）辛丑，立故少师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初广孝卒，太宗皇帝亲制碑文，命有司营葬，并树碑神道。时碑已具而文未刻。至是，其养子继以请，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广孝从皇祖最久，靖难与有劳勤，其卒也，恤典特厚。’遂出永乐中御制文，付之曰：‘其即为刻碑，以成皇祖嘉念功臣之志。”(18) 可见姚广孝墓塔前的“御制神道碑”，并未在其下葬之后立即刻写，而是直到宣德元年方才树立。因此“姚广孝神道碑”末尾所书“永乐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立”，并非立碑实际时间，应是明成祖朱棣成文的大概时间。此中缘由，有学者曾推测，“在姚广孝刚逝世时，明成祖朱棣就为表彰他的功绩及对他的怀念之情，特意为他的墓撰写了碑文，并敕命刻碑并树立在神道前。可能是由于时间来不急［及］，所以只将碑材准备好，却没有把碑文刻上去。”(19) 以常理推测，断不会由于时间关系而拖至八年之久的，这种说法似不尽然。但可能正是这一时间差的存在，导致“姚广孝神道碑”两个不同版本的出现。

　　关于明清文献所载的《姚广孝神道碑》，朱彝尊在《日下旧闻》后书有“《槎庵小乘》”示其来源，但《日下旧闻考》之后则改为“《明成祖御制集》”。查《槎庵小乘》，其中虽附有按语称“恭诵御制碑”云云，却未标明所据。综合《日下旧闻》与《日下旧闻考》的标注而言，文献中《姚广孝神道碑》的最初来源，可能就是明代中前期的《明成祖御制集》。《明成祖御制集》迄未查到，惟故宫博物院藏有《大明大宗皇帝御制集》，为明内府写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朱画框栏，全书榜纸，墨笔正楷精写，装帧极其精致。可惜的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大明大宗皇帝御制集》仅残存第三、第四两卷，收录《〈太祖高皇帝宝训〉序》等序文共三十三篇，而未有《姚广孝神道碑》一文。其诏令、诗文、墓铭等，或在已佚的第一、第二卷中。(20) 因此尚需发掘史料，才能判断明代以来文献所载《姚广孝神道碑》确源于《明成祖御制集》。但考虑到乾隆时编纂《日下旧闻考》时，应当是利用了当时所存的《明成祖御制集》进行校录后，才有可能将朱彝尊原来所注的“《槎庵小乘》”改标为“《明成祖御制集》”。而《明成祖御制集》又是明代士人眼中极权威的“钦定本”，李贽、焦竑、来斯行等人照录其中的文字，应该说是极有可能的。

　　那么又是谁对朱棣《姚广孝神道碑》原稿做了如此改动的呢？他人如誊抄者或刻写人，个别错讹或属难免，但明代如此大规模删改“御制文”，显然不太可能。除朱棣之外，其皇位后继人当然也可以再做改动，然而若有意更改，并命录入《明成祖御制集》中，则必然会销毁原碑，命人重新刻写。由于原碑现存，因此明代朱棣之后诸帝改动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此一来，《姚广孝神道碑》的修改者，或者即为朱棣本人。大概是在神道碑付刻之前，朱棣发现原稿还需要改动润饰，但又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最后定稿，故刻碑之事一直耽搁下来，因此出现了“碑已具而文未刻”的情况。而到宣德元年姚继请求为养父姚广孝刻碑时，由于人事变迁，主事者不知有改稿，遂以原稿付刻。后来编辑《明成祖御制集》时，又不知已将原稿勒之于石，而以宫中所存之修改未定稿为准。(21) 其中所缺铭文部分，或者系因朱棣并未改定所致，当然也存在后人抄录时所删的可能。(22)

　　以上推测，还有待于挖掘史料继续考察，但因此出现了两篇不同的《姚广孝神道碑》，却是勿容置疑的。且不管其修改者是谁，对照姚广孝墓前现存碑刻，可以断定明清以来文献所载，均非原碑。最有说服力的两点，就是文献中关于姚广孝逝世的时间，以及其死后所得封号，《姚广孝神道碑》所载均为讹误。按碑刻作姚广孝“永乐十六年三月来朝于北京，仍居庆寿寺”，而文献则作“永乐之六年三月”来北京，随即去世。揆之史料，永乐六年之后姚广孝仍屡有活动。如永乐九年十月奉诏主持《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23)；永乐十年十一月整理《道余录》，并“净写成帙”(24)；永乐十一年中秋前夕留守南京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得知姚广孝“染疾日久，步履艰辛”后，特赐“亲用良剂拾枚”，嘱咐他好好将息(25)；永乐十二年秋撰有《永定普慈天台讲寺重建海印堂记》(26) 等等。且对于姚广孝辞世的时间，《明太宗实录》也有明确记载。(27) 由此足证文献所记姚广孝“永乐之六年来朝北京”并辞世的说法是错误的，前引“清人钞本”、“徐本”、“侯本”都已径将“永乐之六年”改作“永乐十六年”，《明史》等史籍也改用了正确的记载。(28) 但对于姚广孝死后所得封赠之误，却至今未得更正。对此，碑刻为“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而文献则作“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除“辅国”与“报国”的文字差异外，还存在“柱国”与“上柱国”两个明显不同的品秩。据《明史》：“凡文勋十。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并无“上柱国”之勋。(29) 而“上柱国”之设，似始自嘉靖朝重臣夏言，其传云：“（嘉靖）十八年，以祗荐皇天上帝册表，加（夏言）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世人臣无加上柱国者，言所自拟也。”(30) “严嵩传”亦称：“（夏）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严）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徐）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31) 但《明史》又记终明之世加赠“上柱国”者，除姚广孝外，尚有常遇春、李善长、王骥、夏言、张居正、刘承胤数人，与夏、严两传不无矛盾。(32) 其实姚广孝去世未及三月，朱棣已于永乐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颁发“诰命”，称姚氏“宣忠佐命，绩已著于中兴；崇德报功，礼宜加于天眷。……惟顾德之贤，宜有泉扃之贲，用加显锡，以慰冥灵，今特追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33) 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继朱棣为帝的朱高炽又命将姚广孝配享成祖庙庭，其“诰命”中说“有太子少师，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追封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今朕绍承天位，追惟旧臣，特进赠为少师勋爵谥号悉如故配享太宗文皇帝庙庭”云云。(34) 朱棣、朱高炽“诰命”中对姚广孝死后所赠的勋爵，以及不久后成书的《明太宗实录》(35)，均与碑刻相同。可见明清文献辗转抄录的《姚广孝神道碑》，不仅非原始碑刻，且与史事不合，应予更正。

　　总之，明清以来各种文献及今人公布的《姚广孝神道碑》，均非姚广孝墓塔前碑刻，而可能源于后出的《明成祖御制集》，与碑刻原文有较大差异，存在明显错误。后人不察，遂致讹误相传，并影响至今，持续数百年之久。远至明清以来前引诸儒之文，以及《房山县志》(36)、《万历野获编》(37)、《帝京景物略》(38)、《明史》等，近及研究姚广孝的诸多重要学者，如牧田谛亮、商传、江灿腾先生等人，论文所引用的《姚广孝神道碑》，均非原碑，因而有误。甚至亲至其地考察的当代学者，也将文献所载注为碑刻之文，从而对研究者产生严重误导。(39) 金石碑刻是当时当事人的直接记载，一向深得学者重视，被誉为“现存之实迹”，足资征信，“为最可宝之史料”。(40) 前人说到“金石家之见重于世也，岂仅足以见古迹之存亡、考字学之源流已哉。彼前喆之究心于此，实与经学诸儒之剖析微文、考证墜简相等者，将藉以征文考献，举凡氏族所系、功绩所存，以及官职之异同、爵秩之迁转，于诸史志传所载，有可考证其得失，订正其谬讹”。(41) 对房山现存《姚广孝神道碑》的实地考察与详细辨正，一方面有利于我们了解和保护这一传承已久的明代重要佛教文物，同时也将为学界提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注释：

　　① 有关姚广孝的研究，主要参见［日］牧田谛亮《道衍传小稿》（《东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东洋史研究会1959年10月）及《道衍禅师》（中村元等编《中国佛教发展史》第五章第二节，台北天华出版社1984年版）、商传《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江灿腾《道衍禅师的生平与佛教思想》（《人间净土的追寻》，稻乡出版社1989年版）及《明初道衍的反排佛论及其净土思想》（《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戴念祖《姚广孝的隔声建筑》（《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2000年第1期）、解芳《诗僧姚广孝简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以及拙稿《姚广孝史料一则及相关诸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其中牧田谛亮《道衍传小稿》和江灿腾《道衍禅师的生平与佛教思想》两文，分别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华林甫教授自日本和中国台北全文复印惠赠，一并致谢。

　　② ［明］李贽：《续藏书》卷九，靖难功臣，荣国姚恭靖公。四库存目丛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代汪修能刻本影印，史部别史类第2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8月版第532页。今人整理本，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0月版（1974年7月印刷），上册第151～152页；又见《李贽文集》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70～171页。

　　③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六。四库存目丛书据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影印，史部传记类第100册，齐鲁书社1996年8月版第218页。又见［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4月版，第217～218页。

　　④ ［明］来斯行：《槎庵小乘》，四库禁毁书丛刊据中国科学院藏崇祯四年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版，子部第10册，第543～544页。

　　⑤ ［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十。康熙二十七年六峰阁版刻本，藏国图分馆地方志阅览室。

　　⑥ ［清］于敏中等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二。国图分馆地方志阅览室藏清刻本，无日期，末后附益都冯溥序，青浦王原跋，估计为乾隆年间刻本。又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8～2129页。

　　⑦ 《逃虚子集附录》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二十八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7月版，第170～171页。

　　⑧ ［清］李鸿章等修：《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七，古迹十四，陵墓三。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第6230～6231页。

　　⑨ 徐作生：《明神秘谋僧姚广孝论》，《东南学术》1990年第4期。

　　⑩ 侯伟、汪建民：《姚广孝墓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1) 刘亚军主编：《图说房山文物》，［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28页。

　　(12) 实地考察为北京市社科规划课题“北京山区历史文化资源整合研究”的组成部分，得到该课题组全体同志以及房山区文化委员会、房山区文物管理所的支持与帮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也提供了“姚广孝神道碑”在1950年代普查的部分信息，谨此一并致谢。

　　(13)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5页。整理者标注：“拓片连额通高368厘米，宽107厘米。正书，额篆书。附民国二十五年王玉树题跋。”

　　(14) 徐自强编：《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3年版，第498页。

　　(15) ［清］佟有年修，齐推纂：《康熙房山县志》卷五，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胶片。

　　(16) 拓片索书号：9820，现藏国图善本阅览室。拓本案卷编号：“扌采220055，北京9820”，并标注“姚广孝神道碑并额，永乐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为“十三日”之误—引者注），戒台寺”。由于年代较久，该拓片纸张破损已经相当严重，打开和收拢均极为不便，故非经特殊批准，拓本已不允调阅。对国图善本阅览室全体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又顺便指出，此碑国图已在网络上公布，但只能见其大略，难以全文辨读。而所标“（佚名）撰”，地点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戒台寺”，可能系据拓碑者题字而来，未作考证，故不尽准确，应改为“［明］明成祖朱棣撰”、“存今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姚广孝墓塔前”。

　　(17) 永乐十六年姚广孝逝后，三月三十日、四月初四日明成祖两次遣人致祭，后者明确说到“首七是临”，故“佟本”作“二十一日”误，姚广孝应逝于“（三月）二十八日”。见朱棣：《御祭文》，《逃虚子诗集附录》，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

　　(18) 《明宣宗实录》卷十七，宣德元年五月辛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第0457页。

　　(19) 侯伟、汪建民：《姚广孝墓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0)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文见第526册《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书影见卷首第45页。

　　(21) 《明成祖御制集》中收录的《姚广孝神道碑》出现错误，可能即与朱棣修改未能定稿有一定关系。

　　(22) 据碑刻原文，以题作《姚广孝神道碑铭》更为妥当，而文献所载均为《姚广孝神道碑》，是否即系删掉铭文的缘故，待考。

　　(23)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第1516～1517页。

　　(24) 姚广孝：《逃虚子道余录序》。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二十八册，第146页。

　　(25) 朱高炽：《皇太子谕少师姚广孝》，见于苏州相城最新发现的“姚广孝碑刻”。参见拙稿《新发现的姚广孝碑刻史料四则考释》，待刊。

　　(26) 《吴都法乘》卷十，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丛刊》第三辑，第1271～1274页。

　　(27)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第2073页。

　　(28) 需要指出的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十六），以及今人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23页）等著述中提及姚广孝“永乐六年三月，来朝北京”云云，即系由文献之误而来。

　　(29) 《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八，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7页。同书第1751页记：“凡武官六品，其勋十有二。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可见武官亦无“上柱国”之勋。

　　(30)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四，夏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94页。

　　(31) 《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严嵩。［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16页。

　　(32) 参见《明史》列传第十三，常遇春；列传第十五，李善长；列传第五十九，王骥；列传第八十四，夏言；列传第一百一，张居正；列传第一百六十八，何腾蛟。其中李善长、王骥、夏言、刘承胤为生前所加，常遇春、姚广孝、张居正则为死后所赠。明代沈德符又记其时已拜赠上柱国者，生为夏言，殁后崇赠者则为张居正、吴良、姚广孝，“盖得上柱国于身后者共三人，一文一武一僧”，见《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内阁·赠上柱国。［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31～832页。

　　(33) ［明］朱棣：《诰命》，《逃虚子集补遗》，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73页。

　　(34) ［明］朱高炽：《诰命》，《逃虚子集补遗》，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74页。

　　(35)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第2073页。

　　(36) ［明］马龙川修，黄榜纂：《万历房山县志》卷七，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残卷。该志所录《姚广孝神道碑》，同样不是核录原碑而得，反而是由两篇明显不同的文献拼凑而成的。其中原因，颇令后人费解。

　　(37)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太子少师姚广孝，以靖难功殁于永乐年，得赠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少师荣国公。……广孝赠上柱国，见《文皇御制神道碑》”云。补遗卷二，内阁·赠上柱国。［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31～832页。

　　(38)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崇国寺内设姚少师影堂，称“今一像一主，主题‘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少师，……葬房山县东北四十里，地名圣冈塔，成祖御制神道碑”云。见卷一，崇国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4页。

　　(39) 见前引“徐本”、“侯本”两文。此不仅可从文中内容进行判断，即碑中两个避讳字的使用亦可见端倪。按文中“校”字改作“较”，系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讳，此当始于明末来斯行，其序中有说明：“讐即较也，避庙讳故不敢斥也”（《槎庵小乘》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0册，第2页）。“弘”字作“宏”，当系避乾隆帝弘历之讳的缘故。“徐本”、“侯本”照录，可知其所据为清乾隆以后形成之文献，非明初之碑刻。

　　(4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9月印刷，第46、66页。

　　(41) ［清］陈其荣：《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严耕望“石刻史料丛书”乙编之九，第49函第1册。［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第21～30页。

姚波

盼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