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

姚波

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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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

谢玉堂

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时代到底有没有文字，其文字的代表又是什么？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实物材料被发掘出土，于是这一时期的文明史便逐渐清晰起来。
研究表明，在尧舜禹时代，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都已出现文字。而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当时是否也出现文字了呢？由于历史文献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比较少，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去寻找证据。中国考古学产生于近代，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几十年来的考古实践证明，与文献中记载的尧舜禹时代年代相当的正是考古学上所称的龙山文化中晚期。

一、龙山文化概述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因1928 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自龙山城子崖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分别在河南、陕西、山西、浙江、湖北、江苏、河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由于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将它们分别命名，但这一类文化遗存通称为龙山文化。
（一）龙山文化的基本类型。
1. 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它上承大汶口文化，下启岳石文化。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 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 年。
2. 庙底沟二期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豫东地区也有分布。它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 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公元前2400 年。
3. 河南龙山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它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 年。一般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三个类型。
4. 陕西龙山文化。
陕西龙山文化又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河、渭河流域。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 年。
5.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公元前1900 年。
（二）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
1. 社会经济。
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学术界目前的基本认识是，龙山文化是一支稳固定居的农耕文化，总体经济发展达到海岱文化区的空前水平，处于全国同期各文化经济发展的前列。农业和手工业构成其社会经济的两大部门，商业有了初步发展，生产力长足进步，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空前丰富，经济繁荣且持续发展，没有大起大落的现象［1］。
（1）农业和饲养业。
①农业。农业是龙山文化社会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工具由石、蚌、骨等质料制作而成，以石质农具为主，种类有石镢、石铲、石刀、石镰、蚌铲、蚌镰、蚌刀、骨铲、骨镰等，有学者指出龙山文化已属“耜耕农业”［2］。粮食作物以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也普遍种植水稻。在龙山文化的聚落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窖穴，其中一部分加工比较规整的或许用以储存粮食。该文化的酿酒业也很发达，大量酒器的出现和酒的大量制造与饮用，反映出当时农业发展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②饲养业和渔猎。龙山文化的家畜、家禽饲养业比较发达。马、牛、羊、鸡、犬、豕六畜齐备，以猪最多，狗次之，其他较少。其中，猪在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猪下颌骨还被用来随葬以象征富有［3］。另外，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不少野生动物残骸，说明渔猎在当时仍是获取食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2）手工业。
有学者认为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文化区就已开始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到龙山文化时期，手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成为当时强大的经济部门［4］。据学者们研究，龙山文化时期的手工业门类繁多，但主要分为制陶业、石骨蚌器制造业、玉器制造业、建筑业、纺织业和冶铜业等六大门类。
①制陶业。考古发掘证明，龙山文化的制陶业非常发达，达到了古代制陶工艺的顶峰。陶器普遍采用快轮制作，使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陶器的烧制工艺复杂，火候较高。器形丰富多彩，造型极其优美，尤以蛋壳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②石骨蚌器制造业。石骨蚌器是龙山文化常见的生产工具和兵器，表明石骨蚌器制造业同当时的生产活动、经济发展和战争密切相关，是仅次于制陶业的重要手工业部门。
③玉器制造业。玉器的制作和石器相似，但制作工艺要复杂得多。玉器在龙山文化时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物，一般为社会上层所拥有，因此玉器制造业是古代社会一个专门服务于最高权贵集团的特殊手工业门类。玉器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演化［5］。龙山文化玉器可分为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常见的礼器有牙璋、玉钺、玉斧和玉刀等，装饰品已发现玉串饰、玉冠饰、玉环、玉笄、玉璇玑等。龙山文化时期高超的制玉工艺可以与其精湛的制陶术相媲美。
④建筑业。龙山文化的建筑业主要体现在住房建筑和筑城两方面。房屋形制多种多样，其建造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格的建筑中也有所差异。就地基而言，可分半地穴式、地面式、低台式和高台式建筑四类［6］。龙山文化城址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今已发现了多处，在下文中将会有所涉及。关于这些城址的形制、建筑技术、性质、功能和社会意义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论述，在此不再展开。
⑤纺织业。骨针、纺轮的大量发现，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的纺织业已比较发达。此外，通过一些陶器底部布纹的细密程度也可以看出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⑥冶铜业。冶铜业是龙山文化后期出现的一个新型手工业门类，目前这一时期的铜器虽然发现的并不多，但也足以代表了一种崭新生产力的诞生。
2. 社会习俗。
通过对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初步了解这一时期的一些社会习俗，包括葬俗、占卜习俗等。
（1）葬俗。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可得知，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均是竖穴土坑墓，大多为东西向。基本都是单人一次葬，偶见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偶见屈肢葬和俯身葬。墓主人头向或东或西，但各个墓地的头向基本一致。葬具有木椁、木棺、石棺等，有无葬具视墓葬规格而定。随葬品基本都是陶器，有的墓葬也有少数装饰品和生产工具。有的墓主人手持獐牙，有的用猪下颌骨随葬，保存了大汶口文化葬俗的遗风。此外，有些墓葬可以反映出在龙山文化时期仍残存有拔出门齿和头骨人工变形的习俗。
（2）占卜习俗。
通过考古发掘可知，龙山文化时期流行占卜习俗。在不少这一时期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卜骨，均以牛、羊、鹿的肩胛骨整治而成，而且只烧灼不钻凿。研究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还存在以“牙璋”来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习俗，同卜骨一道反映了龙山文化人的神灵崇拜［7］。
3. 社会性质。
关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考古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曾有不同的观点。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和研究的日益深入，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已渐趋一致，即都认为龙山文化已进入了文明时代［8］。因为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城市、文字和青铜冶铸等文明的标志，而且社会经济已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可见，龙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姚波

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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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舜禹时代城址的发现

（一）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
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有千余处，其中大部分遗址分布在山东地区，而河南、陕西、江苏、山西、浙江、河北、湖北、辽东半岛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东海峪、尧王城与两城镇、潍坊姚官庄、泗水尹家城、兖州西吴寺、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栖霞杨家圈、临朐朱封、阳谷景阳冈、临淄田旺、茌平尚庄和教场铺、诸城呈子、菏泽安邱堌堆；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商丘丁堌堆、辉县孟庄、永城王油坊；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便是城址的出现。
1. 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龙山村东北，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也是龙山文化的命名地。该遗址于1928 年由吴金鼎首先发现，其面积约为20 万平方米, 文化堆积厚达3～6 米。1990 年，考古工作者在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时，发现该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叠压而成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 尧王城遗址。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南辛庄子和安家尧王村周围，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34 年，其分布面积约为52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一般为2～3 米，最厚处可达6 米。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史前文化城址，其面积较大，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它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址，是一个较早发展起来的聚落，属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在考古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3. 两城镇遗址。
两城镇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34 年，总面积约为112 万平方米。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 公元前3500 年—前2000 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
4. 边线王遗址。
边线王遗址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后埠岭上，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77 年，面积约为15 万平方米。1984 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堡遗址。该城址是一座有内外两道城墙的城堡，城墙环绕埠岭修筑，现仅存城墙基槽，总面积约57600 余平方米。它是目前已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城址之一，其内外城的布局是独一无二的。
5. 丁公遗址。
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东，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1 年，总面积近24 万平方米。1991 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此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城址内还出土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尤为珍贵的是发现了一件刻有五行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该遗址是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6. 教场铺遗址。
教场铺遗址位于山东省茌平县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西北，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94 年，面积约为10 万平方米。从2000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4 次发掘。尤为重要的是，在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该遗址对于研究夏商文明的孕育、形成过程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7. 景阳冈遗址。
景阳冈遗址位于山东省阳谷县景阳冈村以西，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73年。1994 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内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城址平面近似椭圆形，总面积约为35 万平方米。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是迄今黄河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城内大、小台基布局清楚，遗物丰富，为研究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因为该城地处当时的华夏和东夷之间，又被有些史学家定为“蚩尤城”，所以我在《论大舜》一书中曾将该城拟为“舜城”，以供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讨。
8. 平粮台古城遗址。
平粮台古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大朱村西南，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城址。该遗址发现于1979 年，同年开始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初步揭示了城址的基本面貌。这座古城建立在高5 米的台地上，占地面积约5 万平方米，俗称“平粮台”。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探索夏商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9. 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59 年，当时称“八方遗址”，面积约1 万平方米。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77 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小型古城址。2002—2005 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及周围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时，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城址。王城岗遗址的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难得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中国龙山时代的城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0. 藤花落遗址。
藤花落遗址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办事处西诸朝村南部，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8 年，面积约15 万平方米。该遗址位于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的谷地冲积平原上，海拔为6～7 米。1996—2000 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成果是龙山文化古城的发现。该城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50 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曾被评为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该城址的发现，揭开了苏北文明史的关键阶段——古国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得知，该城址已具备了原始城市的基本特征，可能为东夷少昊古国的中心地带。藤花落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城市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价值。
11.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该遗址发现于20 世纪50 年代，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该遗址是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命名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最重要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二）尧舜禹时代其他一些古文化城址的发现。
在与龙山文化年代相当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宝墩文化中也都发现了尧舜禹时代的古城址，如：
1. 良渚文化城址。
良渚文化因1936 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而得名，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000 年，曾一度被称为“杭州湾区龙山文化”，于1959 年被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2007 年11 月，考古工作者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面积约290 万平方米。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堪称“中华第一城”。有专家推测该城可能是良渚古国的“首都”，并据此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国家文物局也曾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2. 石家河文化城址。
石家河文化因1954 年首先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而得名，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 年，曾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于湖北省及豫西南、湘北一带。石家河遗址群是该文化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三房湾、谭家岭、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1957 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带还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据测定，其年代约为距今4000～5000 年。这座古城是我国目前已被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其附属地点之多，分布面积之广，在同时期遗址中罕见，具有稀有性、独特性和典型性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宝贵文化遗产。
3. 宝墩文化城址。
宝墩文化因1995 年首先发现于四川省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而得名，是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地区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 年。该文化主要分布于川西平原一带。考古工作者在宝墩遗址群内共发现了六座古城址，它们分别坐落于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崇州紫竹村、郫县古城村和温江鱼凫村。通过对这六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者认为：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而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宝墩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成都平原地区时代最早的古城，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代。该城址属全国第二大古城遗址，是继广汉三星堆窖藏坑之后，四川地区的又一重要发现，也是四川地区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以上考古发现充分表明，在尧舜禹时代，文明的主要标准之一——城市已经出现并初具规模。此外，考古资料显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些都为文化的发展和文字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姚波

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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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

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字或刻划符号大多数是刻划或书写在陶器上的，一般称之为“陶文”。至今为止，在许多属于尧舜禹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陶文，这些或许就是尧舜禹时代已出现和使用文字的有力证据。而商代的甲骨文可能就是由这些陶文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们之间也许存在着渊源关系。
1. 丁公陶文。
1992 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对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清洗陶片时意外发现了一件刻字陶片。该陶片是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在盆的内面共刻有5 行11 个字。这块陶片长46 ～77 厘米，宽约32 厘米，厚035 厘米。右起一行为3 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 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发掘者认为这些陶文是“烧后刻写，并且最大可能是刻写在陶片之上”的，其书体的显著特征是“多为连笔字”［9］。这些陶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这件刻字陶片经过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30 余位专家、学者的鉴定，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可，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
王恩田先生认为它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10］。
严文明先生说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 ［11］。
田昌五先生建议将这些成行排列的陶文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12］。
裘锡圭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13］
李学勤先生根据丁公陶文多用连笔的书写特征，认为：“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也许在上古已有其萌芽。邹平丁公的陶片文字，或许就是当时的俗体。”［14］
张学海先生认为丁公陶文“似属一段‘辞章’或一个短句”，它虽“不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文字，也不同于甲骨文。但其行款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后有款识，和古汉字书款一致。它和大汶口陶器文字、甲骨文，都可能同属汉字方块字体系，代表了古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5］。
另据冯时先生的研究和释读，认为丁公陶文是古彝文［16］。
然而，对于丁公陶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抱怀疑态度，个别学者则持否定观点。尽管如此，丁公陶文发现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期盼着有更多新的考古材料被发现。总之，丁公龙山文化陶文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2. 尧王城陶文。
作为在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龙山文化遗址，尧王城遗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的目光。1978—1998 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器物非常丰富，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在1992—1993 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在一件大口尊残片上发现了形状奇异的陶文，据有关资料披露，它与陵阳河出土的“皇”字圭首形陶文非常相似。据研究，圭首形陶文是对实物羽冠的摹画，是少昊氏象征王权的王冠反映，这意味着少昊氏已延续到了龙山时期。尧王城陶文是继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和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文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宝贵的实物资料。
3. 景阳冈陶文。
1994 年底至1996 年，考古工作者对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出土了不少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器物。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1996 年春季发掘的一条灰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刻文陶片。它是一件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呈三角形。从刻划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系龙山时代的人们所为。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
4. 龙虬庄陶文。
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北首，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也是江淮地区东部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发现于1970 年，面积约43 万平方米。1993 年4 月至1996 年4 月，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4 次发掘，共发掘出各种器皿、骨头化石上千件。其中，在第一次发掘时，考古工作者于河边采集到了一块刻字陶片。该陶片是一件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有8 个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均刻在盆沿内壁，共有两行，左行4 字近似甲骨文，以直线条为主，横平竖直， 结体有序。右行为4个酷似动物侧视图形的象形文字，第一个似兽，第二个似鱼或蟹，第三个似蛇，第四个似鸟。刻文笔画纤细，技法娴熟，通篇可能包含一个完整的意义。自该陶文被发现以来，国内外很多古文字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完整地释读出来。但不论能否被辨识，该陶文都是继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刻文陶片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这次发掘的情况于1993 年9 月5 日在《中国文物报》作了报道之后，引起了广泛重视，并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7］。1994 年2 月6 日的《中国文物报》公布评选结果时，对龙虬庄遗址的刻划陶文作了如下介绍：“在遗址上采集的陶盆口沿残片上，有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对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亦十分重要。”［18］另据此次发掘的领队张敏研究员考证，龙虬庄遗址应被划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200 年”，这正是帝尧时代的遗物［19］。
5. 陶寺陶文。
1978 年至1984 年，考古工作者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大面积的墓地和居住址，进而发现了古城址，并出土了许多珍贵遗物，从而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该文化距今约4000～4600 年，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帝喾和尧舜禹时期。其中，在1984 年春季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个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H3403）中发现了一件朱书扁壶。据介绍，这件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双鋬面各有凹槽两道。口长径为208 厘米，短径为92 厘米，腹最宽248 厘米，残高274 厘米。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在较扁平的另一面也有两个朱书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20］。扁壶在陶寺遗址出土数量极多。在陶寺文化居住址水井的底部，常见有扁壶碎片的堆积层，可知它是一种汲水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手制，其延用时间与陶寺文化遗址相始终，是陶寺遗址的典型器物之一［21］。陶寺遗址所出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罗琨先生曾在《陶寺陶文考释》一文中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他将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外，他对扁壶正面的字隶定为“文”字无异议，并认为扁壶正反面的朱书文字合起来是“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是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 画界) 来记述尧的功绩，以传诸后世［22］。何努研究员也曾撰文《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将扁壶背面原来被看做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认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 上部是有转角的“◇”即土字，中部为一横画，下部为“卩”字，合起来就是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帝尧”名号［23］。他进一步认为扁壶上的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并指出“文尧”是后人追忆帝尧时的称谓，也即“对先王的尊称”［24］。葛英会教授认为，何努的见解符合该字构型的分析和判断，并引用先秦文字的相关资料，对古“尧”字的构字方式、形体演变提出申论。他指出该字的确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乃目前已知“尧”字最古老的一种写法，并进一步阐明，尧字的本意当如《诗·小雅·车辖》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咏，言尧是高德明行，为人仰慕的圣王［25］。此外，陶寺遗址的地望、年代以及文化内涵，尤其是早期墓地与古城的发现，均为“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由此可知，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文”、“尧”字扁壶绝非偶然［26］。陶寺陶文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6. 良渚陶文。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在年代上大致相当，如前文所讲，不少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陶文。近年来，随着良渚文化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种种刻划符号，也开始给予极大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且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有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李学勤先生就曾说过：“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27］他还曾尝试着释读一件良渚竹节形黑陶豆上的刻符。在这件陶豆的椭圆形豆盘上，刻有一对抽象的鸟纹和一个太阳纹。他认为：豆盘中间是太阳纹，太阳纹边上的一对鸟纹不是鸟，而是太阳发出来的光芒，可以解释为“炅”字［28］。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这是“双鸟朝阳”或“描写太阳与云纹”［29］。陈万康先生通过研究发现，有些单个刻划符号竟然多次出现在良渚文化的不同遗址中。他据此认为，若这一图案只是偶然发现，那么可以猜测是良渚人随手乱划，并没有什么含义。然而它们反复出现，则不得不让人相信，这些良渚刻划符号在当时已经通用并且达到了记载简单语句的程度，显然已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指出良渚陶文应与祭祀有关，并认为它们应是独立起源的［30］。
关于良渚陶文及玉器刻符的价值，王宇信先生说：“由于良渚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少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相类似，可以互相联系，进行比较研究；而良渚文化陶器上，又发现有多字相连的陶文，在证明陶文与语言的关系上，尤有研究价值。”［31］
7. 石家河陶文。
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也基本一致，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同样也发现了不少陶器刻划符号。该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 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被发现。其中，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两个遗址中曾发现60 余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它们大多数被刻在大口陶尊的上腹部，少数被刻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凹底陶缸的下腹部、高领罐的肩部和一些陶器残片上。据研究，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画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一般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为合体符号。其基本笔画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少到二画，多到十余画，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要比器表要浅。这些刻划符号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8. 石棚山陶文。
石棚山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墓地。1977 年，考古工作者在对该墓地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量彩陶。其中，在有些陶器上还发现了12 个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它们比半坡或大汶口文字符号的结构更为先进和复杂，体现了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对中华文字创造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说明该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文明的历史阶段。
总之，上述这些陶文都是尧舜禹时代的产物，表明这一时期很可能已出现文字，并在一定范围内被使用。此外，在尧舜禹时代，人们可能已开始在骨头上刻划符号。2007 年7 月，山东昌乐县的一位文物收藏爱好者带着一些有刻划痕迹的骨片找到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刘教授认为这些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以后又相继在陕西关中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了此类材料，但由于这些骨片均采集于地表，尚无明确的出土层位和科学的年代检测报告，所以这些骨片上的刻划痕迹到底是不是文字，还需通过科学的发掘与检测去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姚波

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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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舜禹时代的陶文与商代甲骨文的关系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殊不知，史前陶文比甲骨文还要早。关于陶文和甲骨文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毕竟大多数陶文只是单一的刻划符号，还缺乏系统性和规律性，亦不符合“六书”规则。但还是有少数陶文已初步显现出了文字的性质，上文中所提到的“龙虬庄陶文”和“陶寺陶文”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2003 年，新华网转载了一篇题为《江苏考古最新发现：高邮陶文早过甲骨文1000 年》的文章，文中提到：“目前南京博物院珍藏的这一块从江苏省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32］高邮龙虬庄陶文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南京博物院副所长庄天明表示，目前该院珍藏的这一块龙虬庄陶文，其文字还不是很成熟，应该比甲骨文早很多年，并且该陶文和甲骨文均以直线条为主，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33］。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研究员介绍说，我国目前已经发现了很多比龙虬庄陶文还古老的陶文，但比甲骨文早且又与其相似的就只有龙虬庄陶文了。他认为与龙虬庄陶文同时期的丁公陶文一般以曲线为主，其笔法和甲骨文截然不同；而龙虬庄陶文则和甲骨文一样，基本都是采用直线条，这说明龙虬庄陶文和甲骨文是有渊源关系的［34］。西北大学古文字学家周晓陆先生也说：“若从体系上看，‘仰韶时代’包括大汶口文化陶文还看不出与汉字的承继关系；从单字看，以大汶口文字为典型，确有些关系。‘龙山时代’则比较复杂，前已提及丁公陶文似不属汉字系统；而龙虬庄陶文‘可能为甲骨文的来源’，句后如加‘之一’，大约更准确一些。”［35］他还进一步肯定龙虬庄陶文“与后来的殷商甲骨文属一个系统”，“可能为甲骨文的来源之一”［36］。至于陶寺遗址所出朱书扁壶上的文字和甲骨文是否存在关系，不少学者也做了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认为，陶寺遗址出土的这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中“文”字基本相同。殷墟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已非文字产生的初始阶段。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文字，有关专家一致确认为“文”字无疑，由此进一步证明甲骨文早在商代以前就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史了。对陶寺遗址出土的这件扁壶正面的“文”字，因其与甲骨文中“文”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似，进行过研究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均无提出异议。1985 年冬，著名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见到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和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37］他用这样极其简练的一句话就概括了5000 年来的一部中国文字发展史，以及陶寺朱书文字在大汶口陶文和殷墟甲骨文之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尧舜禹时代的陶文中有不少已具备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它们与商代甲骨文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很可能就是商代甲骨文的源头之一。

五、尧舜禹时代陶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尧舜禹时代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这些丰富的陶文资料,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国早期文字的产生和中国远古历史的发展等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陶文的发现，使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大为提前，表明早在尧舜禹时代甚至更早，中国就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发展阶段。同时，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也改变了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史，使汉字的源头追溯到了四千多年前。如上文所述，经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尧舜禹时期古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城市、文字、阶级分化等文明的标志。正是这些文明要素的出现才得以使夏代以前的历史变得越来越清晰。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相信文献中有关尧舜禹的记载将不再只是传说，尧舜禹时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也将会成为信史。
注释：
［1］［2］［3］［4］［5］［6］［7］［8］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
［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0］［11］［12］［13］［14］［15］李学勤、张学海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16］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7］［18］［19］张愈：《高邮龙虬庄陶文的历史价值和释义》，《今日高邮》2007年5月18日。
［20］［21］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
［22］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
［23］［24］何努：《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25］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2期。
［26］李瑞：《陶寺遗址出土4000年前扁壶朱书文字被破译》，《北京晚报》2007年6月22日。
［2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8］［29］［30］笑竹：《良渚陶符反复出现，古良渚人就已经会刻字记事》，《杭州日报》2010年8月20日。
［31］［32］王宇信、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34］［35］胡玉梅：《江苏考古最新发现：高邮陶文早过甲骨文1000年》，《扬子晚报》2003年10月24日。
［36］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37］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谢玉堂：《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