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那条上百年的小街，叫花街。近水靠山临田坝，长达百米左右，多么难得。所谓的花，是大家从溪河里捡来规整的石头，砌出漂亮的卵石路面。
花街对我家来说，非常重要。外公、舅公、姨公、大舅，加上我们家，五户人家相距不远，呼喊得应。小时候我就发现，站在花街大喊一声，特别的兴奋。
我大舅是村干部，喊过开会、出工。那些声音一过，人们就像闻风而动的鸟儿，纷纷走出家门。小时候，我一个人去外婆家，要走过拐一个弯的街中间。街两旁的木楼，多数黑黑的，一家家堂屋门张开着，在昏天黑地时，幽深可怕。只有看到了外婆家和大舅家，我喊一声，听见回应，怦怦跳的心才安定下来。
一段时间，父母忙没人管我，就请我的姨婆帮忙。姨婆住我家对面，80岁了，带我很用心。在我对生死没有半点概念时，姨公姨婆相继去世，尤其是姨婆的死，让我一上街就很不习惯。以前，几米宽的街，我兴冲冲地跑过来跑过去，现在变了，感到街头街尾总有老人的身影。上学的年龄还没到，我在大人做轻松的农活时就去田边玩，看妈妈和大舅在田地里耕耘。有时，外婆不看牛了，她在下头街一喊，我就腰挂小柴刀，或者手拿一把镰刀，肩扛一根不大的钎担，跟着上山去学砍柴。
下雨天，堂屋窗外挂满了屋檐水，滴滴答答在花街上弹奏，非常好听。夏天的正午，明亮的阳光从楼上沿着板壁，走上花街，再慢慢地从另一面回去。逢年过节的花街，成了每一户人家的一部分，被我们打扫得特别的干净。
“对门坡上有根柴，弯弯扭扭走过来”，在砍柴时，我们经常用这样的词句表达对蛇的恐惧。后来，我也开始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大舅他们这些干部商量决定，我们这些小学生，大约从三四年级起，应该开始学做农活了。于是，在街头，我和同学们你呼我唤，拿上农具，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劳动的大队伍。
花街当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公社组织一些大的活动。街后的山坎上，有两栋小木楼是办公的地方，小的会在木楼里进行，有庆祝一类的大型会议，便安排在一里外的中学操场。一些大队、生产队的队伍经过花街，都会敲响手中的锣鼓，把街上街下变得喜气洋洋。大舅是大队干部，与大队支部书记住隔壁，每次他们都认真组织街上寨上的队伍去开会。每次公社开党员干部会，花街也会热闹很多。外婆家对面只有一个干部的税务所，木楼虽然破旧却显得较宽，旁边一户党员家的楼上也很宽敞，常安排有开会的人员在那里吃住。每当讨论，大家把凳子搬到街上来，坐成圆圈。念报纸的声音，教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常常激起我的向往。
我和街上许多人一样羡慕大舅，他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长沙当工人。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觉得他的境界高，很低调，能忍让，是优秀的党员干部。外公去世时是“文革”期间，他自觉不按旧俗喊祭做道场。妈妈去世时已经改革开放数年，父亲已退休，他却生怕办丧事在街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妈妈勤劳一生，人缘又好，外婆和其他亲戚都不同意简办我妈的丧事，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很多，大舅才不再多说。当时我从花街走进县城、远赴省城，这期间外婆办了丧事，舅公办了丧事，从老家接来的满婆也办了丧事，大舅和我父亲商量，为了不让我千里迢迢奔波，也不让影响我的工作，都是事后才告诉我。
花街，留给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我妈办丧事的场景。妈妈的棺材放在我家堂屋，门外的上下街，摆着许多亲戚同学和单位送的祭幛花圈，锣鼓唢呐鞭炮声，亲人们的痛哭声，我想，这是永远也磨不去了的记忆。
每次春节回家，走过花街，看着一栋栋熟悉的房子，我都会想起一个个老人。大舅因年龄偏大不当村干部后，热心起公益事业来。他主动找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花街。当时的街上人家，有的买了汽车，有的买了拖拉机、农用车，早出晚归天天在外赶场，在卵石路上行走不便。为这事，邻居们也来我家找我。从上级得到一点资金支持后，大舅和村干部喜笑颜开。他们择吉日，一个个细节把关，终于把花街变成了水泥路面。
过后，大舅又与大家计划修进山公路、修河堤、修旅游景点，我看他是活得越来越有境界、越来越有味道了。在得到当地政府部门支持的同时，他偶尔也给我念叨一两句，希望我给村里的建设多多少少帮一点忙。
每当我想起花街，想起亲人，想起大舅他们，常常悲喜交集。走在新修的路面上，我反倒感到不适应了。一年回家，看到大舅病得很重，不能出门，我的心头很不是滋味。花街没有了，老人们也一个个去了。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来自老家的电话，说大舅去世了。
这以后再回家乡，看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砖房旁，剩下几幢默默不语的老楼，就会想起一个个逝去的老人。走在没留下一点花街痕迹的水泥路上，我会默默地陷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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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3 09: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