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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海解放后，姚雪垠曾任私立大夏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长兼副教务长。但他的志趣仍在创作方面；考虑到自己不熟悉江浙一带的风土人情，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遂于1951年8月辞去教职，回到故乡河南重当专业作家；1953年中南作协成立后，又由开封迁居武汉，继续从事创作。由于当时的文艺政策，他真心想写的作品都难以获得通过(那时作家需向作协领导汇报创作计划)。譬如他想以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的历史为素材，写一部题为《白杨树》的长篇，已经写出20万字，终因受阻挠而搁笔。又如他早就想写反映旧中国农村生活的三部曲：《黄昏》、《长夜》、《黎明》。但《长夜》未能在解放后再版，另外两部当然连提都不必提。而能够获得支持的则是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如《携手》一类的公式化作品。 1957年，他因对“左”的文艺政策提了些意见而被划为“极右分子”。有关领导在会上宣布：姚今后不能再发表作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了平生最重要的一次跋涉——创作《李自成》。关于这部小说的写作动念，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那时他在开封读到《大梁守城记》和《守汴日志》，后来又读到《汴围湿襟录》，萌发了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兴趣。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研读明史，于撰写论文的同时，关于小说的构思也逐渐明晰。但这类历史题材的创作计划，在50年代姚雪垠所处的环境下不可能获得通过。现在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他反而想到应该完成这部长篇。他并不指望生前能看到书出版，只希望能写出来，那么，不论将来何时问世，他都仍然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8年夏季，他被下放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白天受监督劳动，夜晚坚持写作；直到1960年国庆前夕，始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市区。由于种种机缘，《李自成》第一卷得以在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不宣传、不评论、不发新书预告的情况下，该书不胫而走，每年加印10万，仍然供不应求。1966年，他已完成第二卷的大部分初稿。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李自成》也在一本题为《毒草一百种》的读物中被列为第53种。但无论在“斗、批、改”的恐怖日子里，还是“五七”干校的恶劣条件下，他的创作梦想从未熄灭。由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他在“文革”初期的抄家狂潮中书籍、卡片等未被抄走；1975年又得以摆脱干扰，赴北京继续写作。“四人帮”粉碎后，《李自成》第二卷和第一卷修订本分别于1976年12月、1977年7月出版，立即成为受到不同层次读者欢迎的畅销书。1981年又出版了第三卷。1982年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4年第一卷日译本《叛旗》荣获日本文部省颁发的翻译文化奖和出版奖。从80年代起直到逝世，他又写作了不少文学论文、史学论文和旧体诗词等各类文体的作品，而主要精力则集中于创作《李自成》第四、五卷。鉴于传统小说往往虎头蛇尾的通病，他希望后二卷能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甚至比前三卷有所超越；但由于年岁不饶人，他写得很慢。意识到的美学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高难度成为摆在垂暮之年姚雪垠面前的一个矛盾。1997年他突患中风，中止了对作品的反复修改。1999年4月29日他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5个月后第四、五卷终于出版，《李自成》全书遂被列为向50周年国庆献礼的10部长篇之一。2000年1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正式设立。 《李自成》是姚雪垠的代表作。它以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扼走向发展，复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历程为主线，在广阔的背景上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作品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根底、生活积累、理论素养和艺术经验，在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长篇小说美学特别是结构美学的探索、现实主义方法在历史小说中的运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追求、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借鉴、悲剧艺术的认识与把握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成功的探索，因此被公认为是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历史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历史题材的作品，《李自成》首先在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有明确的认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深入历史，跳出历史”。所谓“深入”，是指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研究，正确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他曾用蝇头小字做了一万余张带旁注的史料卡片。所谓“跳出”，是指在“深入”的前提下，按照审美的规律和要求，完成小说的艺术使命。以潼关南原大战为例，据作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场战争；但从小说艺术着眼，描写这样一场大战可以使李自成及其部属一出场就处于武装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经受全军覆没的严峻考验，有利于塑造人物在逆境中不灰心、不动摇的性格和精神，也符合第一卷所要表现的主题；于是他采用一些野史笔记如吴伟业的《绥寇纪略》所记载的、已被自己否定的传说，通过诸多虚构的情节和细节，铺叙出一场有声有色的突围战，构成了第一卷中最重要的单元。同样的例证也遍布于其他各卷。作者认为，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只要内容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存在、可能发生的，是合乎情理、经得起推敲的，就应充分调动生活积累，大胆发挥想象力，从而实现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完美统一。 《李自成》曾被日本友人称为“大河小说”，姚雪垠本人则习惯称之为“大部头长篇小说”。1975年前后，他把自己创作中追求和思索的问题概括为几个方面，统称之为“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而其中最富于“长篇”特征的是关于结构美学的探讨。由于《李自成》的规模在小说史上难以找到借鉴，作者的探讨带有筚路蓝缕的性质。其一是采用主线与副线多头并进的方式，即以李自成义军与明王朝的战争为主线，兼顾明清之间、大顺军与其他义军特别是大西军之间的关系等多条副线，力求全面反映明末的社会危机和各种矛盾。譬如第一卷不先从义军着笔，而是以《北京在戒严中》开场，写清兵入塞、直逼北京城下时，崇祯皇帝以及朝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这就不但展示出历史的大背景，而且有一种首尾照应的严密性，将清朝这个最后的胜利者不着痕迹地暗示了出来。其二是采用单元结构，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将或多或少的若干章组成大小不等的单元，每个单元既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同一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和矛盾冲突得以在不同的场合充分展开。其三是在单元与单元乃至章与章的安排上，采用轻重搭配的方式，“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鵾弦，光风霁月”，⒃ 形成了起伏多变的节奏感。 在创作方法上，作者一贯服膺现实主义，现在则进一步将有关原则运用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他重视典型环境的描绘，无论写义军老营，写大相国寺风光，写北京灯市，写宫廷生活，写关外风俗，都能将人带入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中。他重视细节描写，力求通过典型的细节写到人物性格的深处，所谓“细节推敲入鬼神”。⒄ 他重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善于在时势的巨变、严酷的考验中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以新出的第四、五卷为例，不但李自成以及义军方面的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性格都有新的呈现，而且明朝、满清方面的各色人物也都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生动地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气质与个性、情操和品格。如围城时刻的崇祯，仍有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快破灭，刚愎的个性使他必然地选择自缢的道路，从而走完了自己独特的悲剧历程。又如处于改朝换代中心地带的太监、宫女们，当亡国的噩梦迅即变为现实时，内心必然会起剧烈的波动，这波动又因各人个性、地位、经历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心态也都在作者笔下得到活灵活现的表现。再如于《太子案始末》单元中出场的钱凤览等若干人物，因为面临着生与死、卑劣与崇高的双重考验，其表现就更具有牵动人心的魅力。 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李自成》的一大特色，也是它广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语言、艺术手法、生活画面、文化心理等方面。《李自成》的语言保持并大大拓展了作者以往小说的风格。其叙述语言素朴，自然，清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学中“天然去雕饰”的境界的向往。对话则因人物众多而呈现出多样的色调，但又无不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譬如在义军将士口中，我们能听到生动的中原农村口语，还不时会听到类似《长夜》中杆子的黑话；而在知识分子口中，则常常出现浅近的文言用语。同时由于各人气质、性格、身份及所处情境的差异，语言往往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李自成与张献忠同为义军领袖而口吻完全不同；洪承畴与孙传庭同为封疆大吏，谈吐也迥然有别。艺术手法上，下文将谈及作者对文学遗产的继承，而那正是造成中国风格的一大要素。至于《李自成》所反映的上自皇室贵胄、下至三教九流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以及人们在明末那个动荡年月的所思所想，也都只能出现在中国。譬如红娘子的婚礼，就充盈着一派河南民间的喜庆空气。又如李信起义前后的思想活动及这种复杂心态在几首七律中的反映，宋献策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对《推背图》的研究与诠释，张成仁在开封的围城岁月中还一心想着科考，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心理。 “遍借金针绣凤凰”，⒅ 表白了作者向中外文学学习、借鉴的心愿。姚雪垠早年曾想做一个文学史家。这一愿望虽未实现，但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李自成》的文体设计和叙事策略中，他放弃了在他看来已经陈旧的章回体，却尽力继承传统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切优长，并从古典诗文乃至词曲吸收营养。他不满足于单写战争进程，而喜欢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力图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便是由《红楼梦》获得的启示。他不但时常将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化为小说的意境，而且因受屈原影响而“梦乘彩笔九霄飞”，⒆为小说在现实主义基调上平添了浪漫的风韵。他也重视借鉴外国文学，不仅倾心于托尔斯泰，即对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也给予好评。他从西洋文学领略到写场面的艺术，创造性地运用到了自己的小说中。譬如，他将传统演义小说对于战争的线性思维讽刺为“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⒇ 自己则另辟蹊径，多层次、全景式地刻画了以士兵为主体的群体作战的场面。 《李自成》反映的是发生在17世纪中叶的一场大悲剧。作品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对悲剧美的认识与把握。首先，他突破了惟正面人物方能成为悲剧形象的公式，小说中不但最终走向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抗清而壮烈捐躯的卢象升等是悲剧典型，而且崇祯、杨嗣昌等反面阵营的人物也同样是悲剧典型。正是众多悲剧人物上演的大大小小悲剧故事构成了时代的大悲剧。其次，他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悲剧的必然性，如李自成，不论他个人品质如何超群，也不论他如何努力奋斗，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致命的局限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败亡之途。其三，黑格尔曾经区分古典悲剧与近代悲剧，认为前者的矛盾冲突是在不同的性格之间展开的；而后者则深入到人的内心，两种对立的意图在同一性格中激烈斗争，外部的矛盾冲突同时在性格内部充分展开了。从这个意义说，《李自成》中的人物大都属于近代悲剧形象。如慧梅的自杀就是由于陷入了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中。当袁时中叛逃后，她必须在“君父”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封建纲常自身喜剧性的分裂，使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女子掉进了不可自拔的悲剧泥潭。同时，慧梅的悲剧又反映了大顺的悲剧，它深刻地说明了，虽然妇女解放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但这要求却不能通过农民革命来实现。 姚雪垠曾为自己列过几条座右铭，其中最简洁也最为人熟知的是：“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意思是，一个作家，不仅生前好似在创作的路上奔跑；而且死后依然通过作品在读者群中奔跑。谁想在这漫长的赛事中获胜，谁就必须用心血奉献出文学的精品来。姚雪垠一生风雨坎坷，但从未忘记这一座右铭，如同他在七律《平生》中所述：“雄心不死似刑天”。现在，他的“生前马拉松”已经落幕。他能否在“死后马拉松”中一直跑下去呢？当本文行将完稿的时候，笔者从报上发布的第12届中国图书奖获奖名单上看到了《李自成》(全书)的书名。无疑，对于后一场赛跑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⑴⑶⑻⑿ 《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书系》第16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5、26、27页。 ⑵ 姚雪垠：《〈大同中学感旧〉跋》，《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6页。 ⑷《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上海重排第1版，第526页。 ⑸ 《十三经注疏》下卷，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1626页。 ⑹ 《茅盾评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40页。 ⑺《论写作的学习过程》，《姚雪垠书系》第17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68页。 ⑼ 茅盾：《〈春暖花开的时候〉简评》，《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52页。 ⑽⑾ 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10、216页。 ⒀ 姚雪垠：《致读者》，《春暖花开的时候》，重庆现代出版社，1944年初版，插页。 ⒁《市侩主义底路线》，转引自《〈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15页。 ⒂ 姚雪垠：《〈长夜〉后记》，《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52页。 ⒃ 茅盾：《关于〈商洛壮歌〉》，《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87页。 ⒄⒆ 《题〈李自成〉第一卷原稿》，《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5页。 ⒅ 《有感》，《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8页。 ⒇ 《无题》，《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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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9 09: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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