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总理姚依林：我在文革中挨斗的日子

姚波

前副总理姚依林：我在文革中挨斗的日子

2014年04月18日14:15  新浪历史   

　　“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 我问他。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 他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 牵涉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还涉及到一批陕北干部。……尔后，1965年又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罗瑞卿被免职；批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吴法宪提上去。当时林彪已被选为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叶群任林办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办法，即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国解放军化’……现在看来，他当时已在有意识地扫除进一步夺权的障碍。”

　　他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发动“文革”前夕。 1966年他照旧工作，1967年1月被夺去了商业部长之权；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那时财贸政治部尚未被夺权。财贸政治部地处养蜂夹道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隔壁。他住进去，仍可回家，但他经常不回家，因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当时，红卫兵进不去财贸政治部和中南海。两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国务院那边便来人把他找了去，他直去国务院东花厅财贸办公室。当时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国务院。周总理日理万机，总理办公、居住就在西花厅。除周总理外，就是林彪、江青，还有刚调上来不久的陶铸。当时，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对时局关心，晚间常常凑到—起在国务院内讨论时事。他去后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时常是议论到深夜2时，然后他们派车送他回家，次日从家里又去班上。大家关心议论的内容自然是对于发动“文革”和国家形势的惶惑及担忧。他们已经深感到个人迷信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即使当时有“法制”也枉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此语何其霸道。之后，这些同志的部分议论摆在了桌面上，便被“四人帮”诬之为“二月逆流”。

　　他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的身边有两个秘书，一位是女同志，因爱人被“批倒”，已被辞退；另一位是男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独立寒秋战斗队”，此人想找文件，但他始终把铁柜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让这位秘书也搬到财贸政治部住宿，不让他留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私下又和门卫打了招呼，不让秘书进去。后来中南海受到冲击，他怕办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统统地转移到后院李先念办公处。家里什么文件也没有留下，抄他的家也抄不到任何东西。

　　“毛主席在当时确实也感觉到了形势太乱，想把局面收缩一下，这个意思是有的。但一反‘二月逆流’，毛主席又倒过去了。”他说。

　　商业部被夺权后，周总理出面讲话，保护了他，通知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他本来是一半靠边站，商业部叫他去开会时，便自己去开会；开了会还可以在家里和李先念同志通电话，也无秘书监视。财贸政治部被控制之后，他在不开会时仍可去财贸办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讲话后，他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他便交了汽车，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学生来找他，让他住到马神庙北京商学院一间屋内，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应付调查、询问、写材料。之后，学生不怎么来了，临近阳历年，也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对他的审查升级了，给他开批斗会，开始时还让他讲话，到八九月被批斗时光听不许讲话了。他当时诌了几句打油诗曰：“堂上一声传，押到台前。四顾茫茫皆不见，惟见脚尖！”

　　“反而舒服了。”他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审查你什么呢？”我问。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他说：“但毫无实据。”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我说。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他笑道。

　　他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他们相处很好。 当时每月给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 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他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 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他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请同屋帮助给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他说。

　　“真是奇遇。”

　　我们一起笑着，笑的内涵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文革”十年的怪现象使人哭笑不得。

　　“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了。”他断然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