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传统医学中医经历了一场废止风波。
1929年，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议案，引发抗议。
当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要求立即取消议案。
最后，抗议取得胜利，3月17日也被命名为国医日。
1954年，75岁的余云岫病逝，但中西医之争并未因其去世而平息。
自始至终，在全国，在云南，不少中医世家坚守传统医学阵地，数十年如一日。
在他们眼中，这些年，中医又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本报记者连惠玲文刘普礼摄
3月17日是中国国医日。每年这个时候，全国很多地方都会组织纪念活动，一些名中医也会为市民义诊、把脉。
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一直有“国粹”与“迷信”之纷争。今天，其势头已难敌进入中国百年的西医，并在综合性医院慢慢萎缩。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不过，仍然有一些人是中医的守望者，他们努力传承中医医学，向世人证明中医的价值。
中医启蒙
79岁的姚克敏8岁开始学中医，14岁便能独立看诊。
3月14日，周五，
昆明崇仁街某医馆内，79岁的姚克敏在3楼一间古朴的诊室里坐诊，对面坐着的是一个30多岁的病人。姚克敏一边询问病情，一边将右手3根手指搭上病人腕间，左腕摸完又摸了右腕，指下的脉搏跳动就像一根丝线那么小，姚克敏又看了病人的舌苔，“脉弦细”，姚克敏开始下结论，并开出了药方：“黄芪30克，当归18克，川芎10克……”她并不动笔，旁边坐着的两名弟子奋笔疾书，写完后，姚克敏在处方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此时已是下午，姚克敏已经坐诊两个多小时，这是她当天接诊的第20个病人。屋子里等了五六名患者，隔壁的一间房子里，还有近10名患者在候诊。这是她独立看病第65个年头了。姚克敏出生于昆明姚氏医学世家，到她是第六代了。姚家祖籍无锡，后随沐国公到滇。清乾隆年间，第一代学医的先祖姚方奇从军至大理，遇到民间异人，从而得以学医。上世纪初编撰的《昆明县志·艺术列传》有此记载：“姚方奇字伟生，世居小西门外，为人诚笃孝友，乾隆末以武职从军西征，得异人授以岐黄术……惟闭门课子，而子时安遂尽得其传，孙曾辈相继以医闻，皆承方奇之教泽也。”
自姚方奇起，姚家后人便开始学医，多在蒙童期间便辨认草药，读医书，几代下来，奇闻逸事亦多，传至第五代姚贞白更是有云南四大名医之一的美誉，他曾为许多名人看过病。
姚克敏是家中长女，8岁时，因父姚贞白开明，破了家学传男不传女的先例，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学医的女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又看到病人对祖父姚荫轩和父亲姚贞白的尊重，觉得如果能学中医对女孩子来说是很好的。”
姚克敏最早学的是《中医启蒙三字经》，时隔71年，姚克敏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医之始，本岐黄，五千年，育栋梁；少学医，志昂扬，长悬壶，济四方。”除了看医书，她还要辨认药材，最早认的药是甘草，因为吃起来有点甜，而这一切都是要在课余时间完成的。
白天父亲坐诊，晚上祖父看病。白天做完该做的事情，姚克敏晚上便跟随祖父行医，“祖父给人看病，我就坐在一旁写处方，有时候到夜里十一二点，实在困得受不了就睡着了。”很多次，都是看完病后，祖父叫醒她回去睡觉。
在她后面的弟弟妹妹从小也是在背医书、辨药材、抄处方的日子里过来的，其中一个妹妹，尽管读书时学了外语，但退休后还能再拾起医书来，幼时的医学基础的确扎实。
1949年，14岁的姚克敏开始了独立看诊的日子，尽管年龄小，但是她已有6年的学龄了，祖父、父亲认为她可以坐堂。第一位病人是熟人介绍来的孕妇，这名孕妇20多岁，咳嗽数日，找了几名大夫抓了几副药都没有用，于是便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姚家。一看到是孕妇，姚克敏想起了祖父曾和她谈过如何为孕妇下药，“记得很清楚，孕妇生病不能简单地就治病，还要治疗孕妇的气血不足，也就是血虚，用今天的话说是免疫功能不够，所以要补血。”除了治疗咳嗽的药外，姚克敏还开了蜜炒当归。孕妇服药后，果然见效。
真伪之辩
在今天，“中医无科学”这样的说法仍然存在。
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
据姚克敏的弟弟姚承济说，姚家第一本医书出自第二代医学祖先姚时安，姚时安也如先人一样，从中华古老文化中寻求中医突破口，他以医学与《易经》结合见长，撰述的《医易汇参》是姚氏医学流派的第一本著作，书中他将《易经》中的辩证思维融入到中医。后因战乱，此书被毁，后代只能口传心授。
姚氏医学流派传至第三代，姚灿章、姚质斋、姚炳南均有所长，尤其姚炳南，最喜走街串巷为穷人看病，据说，有一天到滇池路上的河尾村，看见一孕妇在河边哭，见其头面红肿，原来是患者得了大头瘟。当时农村看病十分困难，姚炳南便就地取材，用“牛粪、马粪、蚯蚓粪、芦根、萝卜”等制药，糊于头上，再灌杯水，一个月后，孕妇康复。
除了吸取传统文化，中医还讲究因时因地，也恰是因此，中医给人以神秘、玄之又玄之感。于是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时，中医也受到了极大的冲突。
上世纪20年代，余云岫等人提出“废止中医议案”，余云岫学过中医，一个幼年曾学中医的人反过来反对中医，无异于给中医一记耳光。《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也获得通过，这激起了当时中医药界的抗议。1929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抗议虽然取得成功，但直至今天，一些论坛关于中医无科学的说法仍喧嚣尘上。
姚克敏始终坚持，中医是门科学。“它不是迷信，也不是巫术，而是经过几千年来的传承，不断造福人类的一种医学。”中医讲究的也是严谨客观，有医案有脉案，讲究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它在本质上就是科学，中医的“望闻问切”至今仍然有其价值，中医的魅力也是姚家数代传承的动力。
几代从医，已为姚家攒下了口碑，上世纪除了本家在武成路开的“福元堂”外，姚克敏祖父的“姚济药号”也于1930年开张，先在正义路的马市口，抗战胜利后迁至云瑞北路。
上海关于中医的论争，并未影响远在昆明的两家药铺。看病、抓药、制药为一体，药铺十分兴盛。姚克敏还记得当初自家药号门庭若市的场景，大人忙，小孩子们也不得空闲，要学着制药，一些药需做成丸，一些需要磨成粉，这是个苦力活儿。
在姚克敏的记忆中，祖父、父亲对病患始终谨而慎之，每每遇到疑难杂症都要在家中仔细说上一番，并详细记录。在她和弟弟妹妹合力下，将父亲姚贞白生前的一些处方结集成《姚贞白医案》一书并面世。
这也让姚克敏养成了好好看病的习惯。在医馆中，她的注意力很集中，除了和患者交流对其诊治外，她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动作，甚至连水也不喝。“说实话，一个下午看30个病人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时候是熟人介绍来的，有时候又有带条子的，往往会看到四五十人甚至五六十人。”
“有一次我听到电台里一个‘中医’兜售一种药，听完我真觉得这个人太敢讲了。”说到如今随处“挂羊头卖狗肉”的“名中医”，姚克敏十分不齿，“如果说一种药既治腰椎间盘突出，又治肾病，还能治其它病，完全是百病包治的神药，那么这种药绝对就是一种病都治不了。”在她看来，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名医，坏了中医的名声。
中西碰撞
都为治病救人，但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西医的碰撞从未停止过。
1958年，姚贞白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在《姚贞白医案》中对此病人有这样的描述：“患者平日工作劳累，脾胃较弱。因伤势受寒，而致腹痛、胸闷、呕吐、便秘。服中西药物，症情不减，胸腹胀满更甚。面色青，自汗，呻吟不止。”
此人正是时任昆明市长的潘朔端，他也是昆明解放后的首任市长。
潘朔端被送往医院，诊为急性肠梗阻及肠套叠症，立即施行外科手术。然而“术后，患者仍感腹内胀满疼痛，大便不通，作呕，饮食不下，且有低热。一周后，病又转剧。”经过第二次会诊，院方决定连夜作第二次腹腔手术。“虽经二次手术，但病情仍如原状，腹胀胸闷，疼痛不休。面苍白，自汗，大便仍未通，病况危重。”
姚贞白被请去医治，他先开一方连夜服三煎后，“天明，腹中雷鸣，矢气（屁）频传。”虽腹痛减轻，但胀满未除。于是开第二方，刚服一剂后，“矢气频连。晌午，大便畅下，中有硬结数枚……”于是再开第三方调养身体。
李树清是一名从医40年的老中医，“中西医没法比较，他们的理论基础就完全不同。”李树清说，中医讲究的是整体观念，西医则不然，“打个比方，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有家具、水电、门窗。”如果有一天，房子的墙壁上生了霉点，西医是用药将霉点去除，而中医则要用辩证推理墙壁上为何生了霉，“如果是漏水，那就要排水，要开窗让太阳晒进来，中医不是光治这个霉点，它是将身体作为一体来看待，因此治疗时间就长。”
谭文超是一名从医30多年的医生，曾为中医医师，后医院改革拿到全科医师证。“中医治疗慢性病的确要好一些，但是如急性病或内脏破裂就需西医迅速手术，但如肠梗阻等急性病，中医依然有好的方法。”
一位西医医生认为，西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治疗所有疾病，中医等传统医学成了现代医疗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借鉴。“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与其它应用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医学的研究对象（疾病）不可选择、不可预知，这也就造成了医学的理论研究永远落在实际应用的后面。”他说，就临床所见，中医中药在许多疾病上确实有明确的临床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抛弃中医的原因。比如，女性生育后引发的便秘，这一点现代医学妇产科很少有专门讨论，一般都是由消化内科按常规便秘治疗，效果不佳。但中医有专门的当归苁蓉汤和大柴胡汤，都是针对妇女产后便秘的，“我不是中医，开不了这药，但我推荐两个病人转诊去中医妇科治疗，效果很好。”
“其实中医和西医并不对立，两者可以互相借用对方的手段为病人治疗。”姚克敏认为，在一些方面，中医力所不及，而西医恰能补充，西医同样也须要有中医补充，“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提出中西医结合。救治病人才是本宗，医学当然要摒除门派之见。”
后继者
“中医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传承人的培养。”
2011年9月14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中医基本情况调查结果。全国每万人中医执业医师数量仅有约3人，每万人中医医院床位数不到4张。北京每万人中医床位数和执业医师的人数均为全国最高，分别是6.87张和5.65人。整个调查过程从2009年开始，前后历时两年，获得了全国中医发展基本现状的第一手信息，首次摸清了我国中医家底。
“中医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李树清说，造成这样的情况则是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医的传承。
姚家第一代学医者姚方奇曾从军西征到大理，据说有天一军士驯服烈马，不幸被摔下马来，“四肢骨折，血肉模糊，状似死人”，军医不敢医治，一位常到山中采草药的民间异人为其治疗，军士奇迹般生还。姚方奇因此拜师学艺。
而后，传至家人，并发扬光大。
在上世纪中叶中医学院未成立以前，中医的传承学习靠的便是如姚方奇一般的拜师学艺，还有一种便是其后人的家传医学。事实上，如今中医界的中老名医大多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姚家自不必说，李树清家中也是3代行医，而谭文超则是先拜师学了两年才考取的医学院。
“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出来工作，都非常不适应。”李树清曾带过学生，不少学生虽经多年科班学习，但是仍然无法立刻便能运用书本上的知识，“因为中医是活的，它看的每个人是活的，当天的身体情况、脉象都是活的。”因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相去甚远，缺乏可量化指标，无法制定标准化治疗方案，中医学院的学生们出来，往往不如学西医的学生那么快进入角色。
新中国首次中医基本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73.96万个医疗机构中，能够提供中医医疗服务的机构有44.07万个，占被调查机构的59.6%，但中医医疗机构比例并不高，占8%左右，在所有被调查医疗机构中不足一成。“现在很多医院都撤销了中医住院部，只留了门诊，就几个老医生守在那里。”李树清说，住院部的撤销让年轻医生无法从头到尾跟着一个病症，并进行研究，这也是无法培养后继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过去曾就职的医院中医住院部撤销后，年轻中医医生便流向了西医的科室。
薪水也是影响后继者的一大因素，“一般来说，和西医相比，中医收入低些，同是医学院毕业出来，大家差异很大，年轻人自然不愿意来。”除此之外，中医需要更久的经验累积，“医学是经验学，中医更为凸显。”李树清说，每一名中医医生都要从抄处方学起，到真正可以从医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而要有所收获则需8年到10年的时间，要精湛则要更久，年轻的中医医生基本没有病人，不论是他，或是谭文超，或是其他人，年轻时都坐过冷板凳，都是慢慢熬过来的，如果没有这般忍性便难以坚持下来。
“中医学浩瀚繁杂，现在流传下来的医书也汗牛充栋，但是很多学生看不进去古书。”李树清说，现在年轻人对文言文的理解也有限，无法真正深入到古籍之中，也没法领会中医的精髓。
在姚氏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里，第六代传人有36人，第七代传承人有39人，光是姚克敏便带了多位徒弟。但从大的范围来看，中医依然面临着断层的危险，用李树清的话说，“中医在萎缩”，“现在是一旦一名老中医去世，中医界就损失一批中医财富，如果没有更好的政策、没有更多有热情的人加入进来，中医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本报记者连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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