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桐花开——在兰考县寻访焦裕禄精神

姚波

焦桐花开——在兰考县寻访焦裕禄精神

霍晓丽 别志雷

2014年05月12日08:25   来源：《河北日报》
原标题：焦桐花开

焦裕禄与新植的泡桐合影。

又到桐花盛开时节。

兰考县东坝头乡黄河岸边，一排排泡桐树笔直挺拔，喇叭形的紫色花朵迎风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馨香。

在兰考，老百姓称泡桐为焦桐。他们说，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

岁月湮灭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焦裕禄的思念，那个曾经响彻神州大地的名字，今天依然鲜活生动。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只有一年多，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调研指导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近日，本报记者踏上兰考这片热土，从展陈的遗物中、从历史的细节中、从人们的讲述中，追觅焦裕禄足迹，寻访焦裕禄精神，感悟他崇高的品格、情操和境界。

“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今年以来，到焦裕禄墓前凭吊的人比往年格外多。

“就这四个多月，已经将近100万人次了。”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副主任张继焦告诉记者，今年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又逢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接待量直线上升，预计将突破300万人次。

“每天有上百个团来学习参观，我要给他们做讲解。天天早晨不到7点到单位，天黑了才能回家，前两天外甥结婚都没时间去。”张继焦进而解释说，如此忙碌，还因为自己有一个特殊“身份”——被焦裕禄家人称为“老七”。

“当年我这条命是焦书记给捡回来的啊！没有焦书记，就没有今天的我！”张继焦动情的讲述把我们带回那久远的岁月。

1963年12月11日，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蹲点的焦裕禄，来到一位贫农社员家访问，发现这家的孩子得了重病，奄奄一息。孩子他娘抱着孩子伤心地哭着，旁边放着谷草和箩筐，孩子他爹准备待孩子断气后，用谷草一裹，装进箩筐，扔到野地里。焦裕禄走上前，摸摸孩子的胸口，试试孩子的鼻息，当机立断：“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抢救！”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给县医院负责人写了个便条，交给孩子的父母。之后，他又来到大队部，给县医院打了电话。最后，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孩子脱离了危险。下乡回来的焦裕禄又到病房看望孩子。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要不孩子就没救了。

“这里自古以来都是‘穷娃穷病，干草包腚，筐篓一背，村外一横’。”张继焦说，焦裕禄去世后，父母抱着已经3岁的他，到焦裕禄墓前痛哭不止。“就是在那一天，我爹把我的名改成继焦，取继承焦裕禄精神之意。后来，焦裕禄的妻子、我的养母徐俊雅像疼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疼爱我，我也把她当做亲妈一样孝顺照顾，直到她去世。”说着说着，张继焦的眼圈红了。

“在兰考的日子里，焦裕禄想的最多的是老百姓。当时我是县委通讯干事，经常随他一块儿下乡。他的作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81岁的刘俊生老人谈起焦裕禄，饱含深情：“焦书记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刘俊生老人讲道，1963年1月的一天，天气异常寒冷。从开封运送救灾棉衣的汽车刚到县纺织品仓库，焦裕禄就带着救灾的干部来了，和大家一起登记、搬扛。到深夜一点多钟，一万多件救灾棉衣差不多分发完了，只剩下爪营公社的100件棉衣没取走。

这时大伙儿都筋疲力尽了，有人提议第二天再送，但焦裕禄说：“我们是很累了，可是这么冷的天，那些等着救灾棉衣的群众更难熬。这批棉衣，必须连夜送到灾民手里。”他招呼了几位同志，拉着架子车把棉衣送到了爪营公社。

公社干部看到他们后，吃惊地问：“怎么是焦书记拉架子车送棉衣来啦？”焦裕禄说：“我怎么不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拉架子车？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这时，焦裕禄的肝病又发作了，脸上大汗淋漓。公社干部让他到床上躺一会儿，他摆摆手；抱来一捆柴火，想点个火让他暖暖身子，他摇摇头说，现在不是取暖的时候，要赶快把棉衣送到群众手中。他忍着痛，和干部们一起分头把棉衣送给了缺衣的群众。

焦裕禄去世后，每年清明节，红庙镇双杨树村的村民都会自发组织起来，带着自家地里产的红薯、花生、麦子、水果等去焦裕禄墓前吊唁，几十年来一年不落。

走进该村村民李成祥老人家中，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镶在相框里的一幅焦裕禄照片，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客厅靠墙正对大门的老条几上。

“俺俩一块儿干过活，一起拉过耧、种小麦。”李成祥老人今年86岁，耳有点背，但说起焦裕禄当年的事儿，老人历历在目。

“1963年秋天，由于内涝，麦子一直没种上，眼看着就要错过时节，大伙儿都很着急。一天下午，焦书记像往常一样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到俺们村。开会的时候，焦书记问能种麦吗？社员们说地太湿，不能种。焦书记说，能不能种试过才知道。开完会，他叫大家拿上耧、带上麦种，到地里试试，看麦子能否种上。”

“当时两个人拉一条绳，我和焦书记拉着一根绳子，他在前边，我在后边。看着一个县委书记给咱拉耧，我心里那种感动别提了，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老人说，从第二天开始，双杨树村每天出动100多人，在泥巴窝里拉耧种麦，很快完成了播种麦子的任务。“现在我想起他就难受，他给村里打下了好基础。”说着说着，老人掉下了眼泪。

后来，老人一直珍藏着这张和焦裕禄一起拉过的耧。焦裕禄山东老家来人找他采访，之后向他买这张耧，问他要多少钱。老人说：“你们是为了宣传焦书记的精神，我一分钱也不要。”来人就把这张耧搬走了。

在东坝头乡张庄村，我们听游富田老人讲：“翻泥压沙的时候，焦书记亲自拉个架子车，外面褂子脱了，穿个线衣，裤腿也挽起来，和大家一起干。我当时19岁，跟焦书记说我年轻让我拉吧。焦书记说，你刚不上学，没干过重活，还是我拉，你推着。”

在葡萄架乡赵垛楼村，我们听王军老人讲：“我们正在砍高粱，这时焦书记走到人们中间说，好长时间没有砍过高粱了，就拿起镢头砍了起来，边干边说，自己也是种地出身。看见焦书记动作熟练，干活利落，人们先是吃惊，接着赞叹起来。”

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挖沟，他挥锨；群众栽树，他培土；群众喂牛，他添草……一个个村民的讲述告诉记者，为什么焦裕禄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是 “跟咱群众一样的庄户人”。

“焦书记经常告诫县社领导干部，要深入到牛屋、田头参加生产劳动，用汗水来密切干群关系。他给干部们规定：一定要把参加劳动作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下乡蹲点时，坚持劳动；面上跑点时，就地劳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刘俊生说。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在大事小情上，焦裕禄心里想的都是广大群众，而不是自己。

刘俊生记得，每次他和焦裕禄一起下乡，焦裕禄都让他带上相机，却不让给他照相。这个谜，刘俊生一直猜不透，后来逮着机会问焦裕禄。焦裕禄笑着给他解释：“叫你拿着照相机，就是为了多给群众拍些照片。那一次到耿庄，你还记得吗？群众一看要给他们照相，把衣服一脱，挥舞工具，口里喊着‘使劲儿干哪！给咱照相哩！’你看，给群众照相对他们鼓舞多大呀！”在兰考工作一年多，焦裕禄只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三张还是刘俊生偷偷拍下的。

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李忠修记得，一天他和焦裕禄去察看灾情，半路下起了雨。李忠修让焦裕禄穿上雨衣，焦裕禄拒绝了，他让李忠修披上，说等会儿雨大了他再穿。过会儿雨大了，李忠修要脱下雨衣给焦裕禄，但是焦裕禄说：“这不算大雨，你先穿着。”倾盆大雨下了起来，焦裕禄说：“既然雨都这么大了，我也淋湿了，咱俩保证一个人不受淋，你继续穿着吧。”

兰考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副站长朱传峰记得，当年他的父亲朱礼楚和另一位大学生魏鉴章分到兰考当林业技术员，焦裕禄专门到泡桐苗圃来看望他们，得知他们是南方人吃不上米，生活不习惯时，焦裕禄叫县委办公室同志想办法予以照顾。不久，两位大学生去粮站买粮食时，粮站同志告诉他们可以全部买大米了。“是焦书记的关心，让我父亲和魏伯伯的思想坚定下来，扎根兰考，为这里的林业发展贡献力量。”朱传峰说。

一个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人，群众永远把他记在心上。

在焦裕禄纪念馆采访，记者发现，这里的参观者有许多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中有家在县城附近自己溜达来的，也有家在几十里地之外专程结伴而来的。问他们来过这里多少次，他们回答说记不清了。但是他们参观时，目光依然那么专注。

仪封乡耿庄村70多岁的老人梁道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梁大爷由于生病，在与纪念园一路之隔的县医院住院。每天输完液，他都要来这里转上一圈。谈起对焦裕禄的印象，老人感叹说：“这个县委书记架子恁小！”如今，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提起焦裕禄，依然亲切地称为“老焦”。

“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焦裕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50年后，他依然活在兰考人民心中。

正对着焦裕禄干部学院大门，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那棵泡桐已长成三人合抱的大树，枝繁叶茂，高耸挺拔。不论刮风下雨，附近朱庄村今年72岁的魏善民大爷每天都会拎上一把大扫帚，清扫这棵焦桐周围的落叶。“焦书记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红薯面窝窝头加咸菜。焦书记去世后，我父亲先在这里扫，身体不好了，就交给了我，我只要能动弹，就一直扫下去。”老人说。

“一天不死，我就会守着这间焦书记跟农民代表开座谈会的屋。”双杨树村67岁的姚留学说，当年焦书记在这间屋里坐在砖头上，和群众商量如何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路子。姚家的院子历经4次翻新，唯独这间临街的老屋保留了下来。风吹雨打几十年，老屋已经破败不堪。儿女们曾劝他把老屋拆了，既能扩大些住宅面积，也能当做门脸儿增加点收入，可老人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舍不得。”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为什么焦裕禄墓前至今还有那么多人瞻仰？为什么焦裕禄纪念馆至今还有那么多人参观？这正是由于焦裕禄同志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兰考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孟俊喜说，焦裕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新时期学习焦裕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对人民的态度和作为。

“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零九十四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情况摸透，掂一掂兰考的‘三害’到底有多大分量”

一件几乎看不出本来颜色的雨衣、一把破旧的只留存在老一辈人记忆中的油纸伞、一根普普通通用来探水的高粱秸秆，这就是昔日焦裕禄查看雨情的全部装备。在焦裕禄纪念馆内，许多参观者在这个陈列展柜前久久凝视，伴随着讲解员深情的讲述，大家仿佛看到了那个顶风冒雨、艰难跋涉的身影。

斯人已逝50年，但音容笑貌似乎仍触目可见，温言暖语似乎仍萦绕耳畔。

“当年‘三害’调查队成立后，焦书记表示既当队员，又当‘队长’。同志们认为他工作忙，又有病，都劝他不要下去。可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刘俊生对记者说，焦裕禄来兰考，之所以能够很快打开工作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求真务实。他注重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再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工作重心。刘俊生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当年兰考县36万人，灾民就有19.3万人。因为逃荒要饭的老百姓实在太多了，县委专门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各公社、大队都有相应机构，在村里劝，在路口截，在车站堵，目的只有一个，减少灾民外流的数量。

然而焦裕禄来兰考不久，就把劝阻办公室这块牌子摘了，代之以除“三害”办公室。表面看只是换了个牌子，实质上却是兰考县委、县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变。“因为他广泛走访调研发现，风沙、内涝、盐碱‘三害’，是兰考的灾根、穷根，要挖掉穷根、栽上富根，首先必须除‘三害’。”刘俊生说。

形容当时老百姓苦，有这样一个顺口溜：早起一个淀粉馍，中午面条捞不着。晚上汤，照月亮，小孩喝了光尿床，劈头劈脑三巴掌，别骂爹别骂娘，只怨地里不长粮。

每次下乡，看到群众挨饿受冻，焦裕禄都揪着心。当同事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大家都知道，焦书记一定又夜不成寐。他的肝病一天天严重，可他的心脏却像装上了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动机。他告诉同志们，要想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他说：“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零九十四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情况摸透，掂一掂兰考的‘三害’到底有多大分量。”

在兰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待在县委大院办公室里的日子屈指可数，他的双脚，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兰考的大地上。

他和大家一起撵风追沙，直跟到沙落地；他用一根高粱秆探路，傍流涉水，直觅到水归槽；他在盐碱地里，亲自用手搓一搓，用嘴尝一尝，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从兰考县到山东省境内有一条长达32公里的贺李河，他曾沿河逐段察看过两次。经过许多日日夜夜的跋涉，他终于做到了心中有数。

当时任县长的程世平在回忆文章中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一套独创性的科学工作方法，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兰考的灾情那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战胜困难的办法。

焦裕禄深信，群众中有大智慧。走群众路线，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是他求实作风的充分体现。

兰考县的一些老干部至今还记得焦裕禄说过的话：“要尽量减少会议，走出办公室，到下边去巡回检查，调查研究。”“要好好记住，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

一年零三个多月，焦裕禄走访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5000余里。

“焦书记当年治理沙丘，就是受我父亲魏铎彬的启发。”张庄村村民魏振中自豪地说。

原来，有一次，焦裕禄听调查队的同志说，张庄附近有一个27户人家的彭庄，现在已被沙丘淹没了，农民魏铎彬他娘的坟就在那里，经常被狂风扒开，露出棺材。于是，魏铎彬用一个早晨的功夫，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盖到坟上，狂风再也吹不动了。

焦裕禄听完后，连声称赞这个办法好。他兴致勃勃地说，凡是有淤土的地方，都采用淤泥盖沙的办法，干他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准可以在兰考来个大翻身。

“焦书记治‘三害’讲究稳扎稳打，先搞试点，再由点到面。”刘俊生说，焦裕禄率领干部群众首先在赵垛楼大队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经过七级大风考验，沙丘没滚动，旁边的麦苗没打死。之后又在张庄大队搞大面积试验，效果依然很好。

接着，县委把这两处试验成功的办法向全县推广。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全县危害最大的一些沙丘，全用淤土封闭了，又在上面种了各种树木。焦裕禄兴奋地看了一处又一处。

焦裕禄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墙上一份《焦裕禄同志总结的治理“三害”的方针方法》，引来许多参观者驻足默读——

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

“记得当时是1964年元月，在总结除‘三害’工作时，同志们都说，干了这么长时间，总结可以写一大本子。焦书记说，不用，一张纸就总结完了。”刘俊生说，这份总结既简明扼要又明确透彻，虽然只有200多字，但却是焦裕禄亲身实践的产物。

焦裕禄赴兰考上任没两天，便骑着自行车，挨门挨户到老乡家中走访。他还住进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与肖大爷3次彻夜长谈。肖大爷告诉他：想治风沙最好种泡桐树，泡桐树喜沙壤、长势猛、扎根深，一年一根杆，两年粗如碗，三年能锯板儿。焦裕禄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个主意好！”

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焦裕禄很快认识到，不造林就不能改变兰考面貌。在1962年12月22日至24日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他号召全县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大搞植树造林，并要求从1963年开始全县人民每人每年至少要种一棵树。

会上还提出加强经营管理，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连续包工；要求尽快确定林权，建立责任制，实行管理分成，颁发林权证。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有人觉得这个‘包’字太敏感，上级刚刚把包产到户当作单干风批了，现在又提‘六包’，太冒险了，提出等等上头的政策再定方案。”刘俊生讲道，焦裕禄当即说不能等，改变兰考的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他还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搞攀比。

根据一些老同志的讲述，在一些小细节上，更处处体现着焦裕禄的务实——

县委发的许多重要文件，他很少让办公室的同志起草，而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亲自写出来。他说：“重要文件不要委托秘书写，特别是讲话、作报告，更不要别人写好，自己在那里干巴巴地念。”

为了及时反映全县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指示县委办公室创办了《情况摘要》。之后，他对每一期都亲自批阅、修改。

摸清“三害”底细后，在他的主持下，县委拟出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方案）》。他还建议，各生产队、大队、公社都要制订除“三害”规划，并经各级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批准。

有人向上面告城关公社负责人扣发救济粮，当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负责人用救济粮实行城肥下乡、以工代赈，不仅奖励了勤劳人、治住了懒惰汉，还换来大量肥料为庄稼丰收奠定了基础，他主动替这位同志在领导面前承担了责任。

古道黄河东流去，

留下一片黄沙地。

党为了领咱除“三害”，

派来了焦裕禄好书记……

3年之后，“三害”初步得到治理，泡桐花香飘兰考大地，人们开始这样歌唱他，而他却过早地长眠于此了。

“我们干部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怨天尤人不可有，悲观丧气不足取，无所作为不能要”

兰考县产业集聚区，河南中州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内，工人师傅们忙着打架子、镶面板、烤面板、油漆，每道工序都干得一丝不苟。厂房一侧的产品展厅内，古筝、琵琶、柳琴、古琴等各种民族乐器陈列有序。

“这些民族乐器的音板都是用兰考泡桐制作的。兰考泡桐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能好，声音悠扬悦耳，独有韵味。”公司总经理代胜民告诉记者，公司一年生产3万多件，销往全国各地及国外，年产值4000多万元。

“焦书记让种的泡桐，不但挡了风沙，还在10年后让村里摆脱了债务。”回忆起焦裕禄，王军脸上写满了感恩。1975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年，采用植小树卖大树的方法，将焦裕禄在1963年、1964年推广种植的泡桐进行更新。当年更新下来的老泡桐，一下子就卖了10多万元，将赵垛楼村饥荒时期的借贷全部还清。

焦裕禄也许没想到，他带领干部群众广植的泡桐树，今天会成为兰考人民的“绿色银行”。据兰考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全县农桐间作面积有46万亩，遍布兰考1000多平方公里的泡桐树，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500多家相关企业、年产值70多亿元、从业者4万余人的产业链。房前屋后、庭院地头，有空地了就种上几棵泡桐已成为兰考人的一种习惯。

“泡桐树啊叶叶绿，看见泡桐就想起了您，就想起了您……”这首在兰考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歌谣，让人泪眼婆娑，思绪也随之飞回到50多年前。

50多年前，焦裕禄来兰考赴任时，他面临的是怎样一副重担啊？

焦裕禄纪念馆内，一条电子显示屏上反复滚动着这样一段话：临上任前，组织上给焦裕禄讲，兰考有三个“最”，第一最苦，第二最穷，第三最难。上级领导照顾焦裕禄有病，嘱咐他休息几天，他却说：“兰考那里正需要人，会有很多工作，我明天去兰考报到。”

1962年底的兰考，灾荒压头，人口外流，群众没了信心，干部人心浮动。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满怀信心地向上级党组织表决心：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他说：“兰考困难大，这是事实，但我不怕，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人是活的，困难是死的，人能够克服困难，困难压不倒人！”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焦裕禄深切感到，面对重重灾难、重重困难，必须帮助干部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他组织开展了“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组织县委班子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确实灾害大，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我们要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一班人，大家表示：团结一致，大干一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广大基层干部，焦裕禄尤为关注，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人的思想问题，总是采取“面对面的领导”和“苦口婆心的教育”。有不少干部说：“和老焦在一起工作，总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子热劲，不断激励着你前进。”

“在县委当通讯干事期间，我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许多稿件，最使我难忘的，是《城关公社运用有利条件开展抗灾斗争》这篇通讯的诞生。”刘俊生对记者娓娓道来——

那是1963年初夏，兰考大地麦浪滚滚，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兰考人民多么渴望有一个好收成啊！不料一天夜里，狂风呼啸，暴雨倾泻。第二天上午，焦裕禄让刘俊生跟他一起到城关公社察看庄稼受淹情况，眼前一片凄惶景象：即将吃到口的麦子，有的旋成一片浸在水里，有的剩个残穗露在水面；高地秋苗被风刮倒，洼地庄稼被水淹没……

正巧，城关公社召开防汛抗灾会，焦裕禄就参加了这个会。会上，他说：“遭灾以后，有些干部躺倒了，不干了，哭了！哭，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哭能解决问题，来！我带头趴那哭，呜——”焦裕禄学了一声哭腔，“轰”地全场笑了，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干部的沉闷情绪消失了。

焦裕禄话头一转，接着说：“我们干部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怨天尤人不可有，悲观丧气不足取，无所作为不能要！我们应该从困难中看到光明，从不利中看到有利。我认为城关公社形势很好，困难中的有利条件很多，我给它归纳了四句话就是：夏季丢了秋季捞，洼地丢了岗上捞，地上丢了树上捞，农业丢了副业捞。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抗灾，就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大家听了焦裕禄的话，抬起了头，咧开了嘴，心里发热，浑身是劲，开始争着发言。

“麦子受淹，可以早熟早收，晚秋就能早种。”

“俺队有沙坑，有沙丘，沙坑积水种沙丘。”

“俺队有那么多枣树，只要大枣丰收了就啥也不愁了。”

“咱离火车站、县城这么近，开展运输多方便。这项副业不费本、收入大。”

……

干部思想的转变带动了群众思想的转变，干部的决心变成了群众的行动。豆寨大队的干部和群众登上沙丘，刨坑、施肥、点种；杨山寨等有枣林的大队，社员们身背喷雾器，喷药杀虫……一场战天斗地的抗灾斗争开始了。刘俊生的通讯报道也很快“出炉”，在《河南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发表。

就这样，困难重重中，焦裕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兰考人民走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灾自救、改变面貌”的新道路。

“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拼搏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会长鲁献启说，焦裕禄在50年前就为当今时代的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树立了标杆。

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必须当好“班长”，凝聚人心。

记者了解到，焦裕禄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对别人的意见，他都能耐心听取，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也叫人家把话说完，然后做解释工作。对一时形不成决议的问题，反复酝酿，下次开会再研究，尽量达到县委一班人认识一致、行动一致。

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必须树立“典型”，发动群众。

1963年10月的一天，兰考县召开了多年来少见的群英大会。会上，焦裕禄亲自树立了“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等四面红旗，树立了许贡庄、南马庄五队等硬骨头队。他还表扬了一批硬骨头队长、模范支部书记、妇女标兵、五老将、护林小英雄等先进典型。在会上，他满腔热情地为模范人物披红戴花，请他们亮出自己的拿手戏，带头为他们鼓掌喝彩，把大家鼓动得浑身是劲儿。如此，拨亮一盏灯，照亮了一大片。

“当年是红旗，现在更不能落伍。”双杨树村党支部书记吴青云说，习近平总书记重访兰考，专门和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学习的兰考县部分乡村干部学员进行座谈。习总书记的叮嘱，让他信心倍增：“一定解放思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多种形式发展农村经济，做新时期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红旗。”

1964年1月1日，县委机关放假一天。焦裕禄在办公室翻阅除“三害”的资料，发现前一年洼地收成不太好。他骑自行车到城关公社韩村，找有经验的农民座谈，又在村西南地里搞起台田试验。直到天黑，他才离去。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470多个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天，他都在劳累与拼搏中度过。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临终时候，要求组织把他埋在兰考的沙堆上。

继承焦裕禄的遗志，历届兰考县委带领兰考人民追堵风口、阻固流沙，挖河开沟、清淤修渠，淋碱压碱、躲碱刮碱，种植泡桐、开发泡桐。

如今，绿树蓝天成了这片土地令人心旷神怡的主色调，过去横冲直撞的洪水按照人们的意志滋润着沃野良田，昔日的不毛之地已变成一个稳产高产的粮仓，优质的桐木成为兰考人民的丰厚资源。

“应教育我们的干部，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

《干部十不准》

1、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

5、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

……

7、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农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

……

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焦裕禄纪念馆内，一队队参观的人群，在《干部十不准》展板前沉思。

这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党员干部时刻应该想到、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每一条规定，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

纪念馆工作人员告诉了记者《干部十不准》背后的故事。有一次，焦裕禄的儿子对戏院检票的工作人员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看了一场白戏，结果被焦裕禄训了一顿，第二天把戏票钱送了过去。这事给焦裕禄的触动很大。过了几天，焦裕禄去看戏，买了一张27排的票。他刚坐下，剧场负责人发现了，请他到前排去坐，说第三排有专门给县委领导留的座位，是多年的老规矩了。焦裕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样的老规矩，损害党群关系，必须马上破除！焦裕禄亲自起草了这份《干部十不准》。后来，他还在一次会上特别强调：“应教育我们的干部，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特别是在灾区工作的同志，要注意生活问题，不然就会脱离群众。”

一个干部下乡时不吃农民家里的饭，他觉得在群众家里吃饭都是粗粮、瓜菜，还不能顿顿吃饱，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为了不给农民找麻烦，自己立个伙。”

焦裕禄发现后，批评这位干部说：“你想了没有，啥叫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能吃的饭，咱为啥不能吃？你这样做就是找借口图享受，这是忘本。你不吃贫下中农的饭，咋知道他们的疾苦？你不去农民家里吃住，咋能了解到很多真实的情况？这样下去不得了。不刹住这股歪风，我们还谈什么为党工作，还怎样为人民谋福利？”从此，他就给县社干部下乡立下一条规矩，吃住必须在群众家里。

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堂对一件事记忆犹新。1963年的一个三伏天，焦裕禄带着他下乡调研，嗓子冒烟口渴难当，吃了路边地里几个瓜。焦裕禄让他给农民送粮票和钱。农民说，不值钱不用给。

看到钱没付，焦裕禄把张明堂带到黄河大堤边，说：“他不收，我们不可以不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恶习是从小事养成的。”听了这番话，张明堂打心眼里折服，赶紧把钱送了过去。

焦裕禄对同志们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一次，他到城关公社一个生产队检查工作，中午被安排到一名村干部家吃饭。桌子上摆着鸡蛋、肉、粉条等菜。焦裕禄问：“这里群众生活水平都是这样吗？”那位干部回答：“今天我有个老战友来家，我们多年没见面了。”焦裕禄说：“既然你们多年没见面了，你们慢慢吃吧。”说着到厨房拿了一个馍一块咸菜，掏出两毛钱和3两粮票放那儿，边吃边到群众中走访去了。

在焦裕禄纪念馆，那件他生前穿过的满是补丁的棉袄，令一位又一位参观者震撼。然而他们不知道，当年，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禄知道后，又让家属把票退了回去。他对救灾办公室的同志说：“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袄破点，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袄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在焦裕禄纪念馆，那把他生前坐过的因为压迫止痛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令一位又一位参观者震撼。然而他们不知道，当年，他带着肝病全身心扑在繁忙的工作上，常常忘记或顾不上吃药打针。为了不使治疗中断，医院提出派一个顺路的护士，到他家里给他打针的建议，可他连这点微小的照顾也不肯接受，他说：“我能走，还是到医院去打针吧，不要麻烦医院的同志了。”

人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他去理发店理发、粮管所买面，从来都排队，即便排队的群众都说“焦书记你工作忙，你先来吧”，他也不肯答应；他坐公共汽车，大家挤出一个座位劝他坐下，他不仅拒绝了，一路上还不断帮助旅客递东西，搀扶老人下车；他去火车站察看救灾物资调运，看到站台上有遗落的红薯干，就一片片拾起来，并对有关同志说：“一定要教育职工爱护救灾物资，一粒粮食、一片干菜也不能浪费。”

焦裕禄不但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家属和子女。

当时，县委院里住着家属，孩子们多，常常在院里闹着玩，影响工作。焦裕禄提议，家属全部搬出机关。他的爱人想等别人搬一搬再说。焦裕禄知道爱人的心思后，对她说：“你光图自己生活方便，就忘了对工作不方便，要是谁都看着别人，就一个也搬不走，我们应该第一个搬。”第二天，他家就率先搬出了县委院。

大女儿焦守凤当年本来有几次机会干上体面的工作，都被焦裕禄挡住了。后来焦守凤到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特地找到厂长交代：“我的女儿在这里工作，你们不要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就对她另眼看待，应该对她严格要求，请把她安排在酱菜组，这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

1964年2月，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探亲，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离家17年里的第一次。临行前，他找县长程世平借钱。程世平知道，焦裕禄夫妇上有老人，下有子女，平时省吃俭用，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张。可没想到，他一个县委书记，连回老家探亲的费用也凑不够。

“父亲去世后，母亲要照顾奶奶、姥姥和我们六个孩子，度日艰难。但她要求我们牢记父亲的遗嘱，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焦裕禄的二儿子焦跃进说。焦跃进从政，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

位于兰考县城裕禄大道上的兰考县委院内，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三层楼房样式老旧，与周边的繁华现代有些不搭调，唯有楼顶上那幅长长的标语牌十分醒目：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兰考。

逝去的是时光，永存的是精神。

像那满树繁花的焦桐，年复一年地无私给予，焦裕禄精神推动历史、历久弥新，也必将激励今人、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