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家谱】续修《伏氏族谱》的体会

姚波

【家谱】续修《伏氏族谱》的体会
2014-05-21 10:42   来源:华夏谱志  作者:夕阳犹在  


通过主修伏氏族谱修谱，有四点体会：1.充分认识族谱的功能；2.新修族谱要与时俱进；3.修谱是件难事；4.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个好领导班子。
    伏姓在全国是个小姓，总人口不到20万。可是，在湖南省汨罗市却是20大姓之一，1987年人口普查有6539人。而且，这些伏姓人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最近，由我策划并主编的该市神鼎山系《伏氏族谱》六修工作宣告结束。通过修谱，我有如下几点体会：

    充分认识族谱的功能。我以前较少接触族谱，印象中总认为它只是一个家族的人口登记簿，除了登记族人的生卒年月和安葬之处外，另一个作用就是理清族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这是族谱的宗族功能。后来，多看了一些谱，逐渐认识到族谱的教育功能。如教育族人尊祖敬祖，遵纪守法，勤劳节俭，发奋读书，好善乐施等等。通过这次修谱，我的认识有所深化。

    首先，认识了族谱的激励功能。虽然激励也可归属于教育的范畴，但毕竟还有它不同的含义。此事是从我本身的经历得来的。我从小远离家门，在外读书、工作。几十年间，和同学、同事谈论姓氏时，许多大姓人总是说他们x姓（如李姓、刘姓等）出了多少皇帝，多少名人，而伏姓呢？数不出一个来。我曾经为此感到迷茫，甚至有过自卑感。而像我一样自卑过的人在族内还有许多。于是，这次修谱时我下决心要挖掘伏姓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此来鼓励和振奋族人。结果，从网上找到不少资料，证明伏姓出自伏羲，历史悠久，在两汉时曾显赫一时，开山祖师、三公贵族、皇亲国戚者大有伏姓人在。尔后，伏姓人仍在各个方面为社会作出各种各样的贡献。我把这些介绍给族人，他们深受鼓舞。因此，我觉得，族谱就应当挖掘姓氏文化特别是宗族文化，激励后人。于是，我特意把整个伏姓和本族的历史渊源、重大史籍、著名人物编写成《伏姓源流和发展概况》，又把本族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编辑成《伏姓人物》，二者都具有强烈的鼓舞、激励作用，填补了我族旧时族谱的空白。

    在运用激励功能时，我们注意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正面鼓励。有委员曾经提出，他见过别的族谱，对修谱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进行了点名批评，我们也应当把这些现象提出来，让后人知道修谱的难处，防止出现类似问题。多数委员认为不妥：不仅是对这些人的公开批评，而且是永载史册，打击太大，不利于团结广大族人，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印象：当代人如此落后，有损他们祖先的形象。于是，否决了那个委员的意见，坚持以正面形象激励后人，而且，尽可能将正面形象的面扩大一些，不局限于官位和职称，只要有感人的事迹都可上谱。于是，原定的《名人录》改为《伏姓人物》，像保存族谱80年的农民和出嫁近60年而捐款5万元的普通农妇都上了人物榜。

    其次，认识了族谱的政治功能。在编族谱时，曾经为一个事发生过争论。那就是族谱带不带政治观点。刚开始时，大家都说，不应当带政治观点。其理由是，为了团结海内外族人，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要一视同仁，不能只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可是，问题来了，写序言的老先生在序言中颂扬了解放后特别是18大以来的好形势，这段话要不要？有人主张删，有人不同意，要我决定。还有，在收集伏姓人物（名人）资料时，国民党的县官收集上了，被国民党悬赏千元（大洋）捉拿的共产党的革命烈士（没有官职）该不该上？也要我决定。我认为，族谱是时代的产物，无疑要反映时代的现实，真实才是族谱的生命。解放后确实比解放前好，为什么不能歌颂呢？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受人民爱戴，本来就有名气，为什么不能算名人呢？而且，历来的族谱都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以我族四修族谱和五修族谱为例：四修族谱开篇就是两个套红印制的满清皇帝的“奉天诰命”，嘉封我族两个州官的祖父、父亲为同官加二级，祖母、母亲为宜人（可见把皇帝和由皇帝授予的荣誉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由其中一个州官的亲侄子主修的五修族谱竟然对这件事和这两个人只字未提。起初，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看时间才知道，四修在清末，五修在民国初期。民国推翻了满清，对清朝的官吏无疑反感。可见，族谱是受时代政治倾向制约的，所谓不带政治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当然，我们不能把族谱当做政治工具，对人产生政治偏见或政治歧视。在族人这一点上，应该一视同仁，但也不能回避政治，忌讳政治。

    认识族谱的功能有利于明确修谱的目的意义。修谱绝不单纯是理清宗族关系，凝聚血亲，而是为了更好地教育族人，激励族人，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在封建社会，族谱是为封建家族和封建制度服务的，而在已经消灭封建制度的今天，就不能再是这个目的了。它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即团结族人，调动族人的积极性，打破宗族界限和地域界限，搞好邻族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新修族谱应当与时俱进。家谱或族谱产生于封建社会，无疑打下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烙印。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修谱，应当与时俱进，对族谱从形式到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事我是很早就有所考虑的，因为我发现旧谱有许多缺点。以我族五修族谱为例，很多东西在今天已经非改不可了。比如，篇幅冗长，洋洋几十大本，既难修，又不便保存，族人也买不起；全部文言文，普通老百姓看不懂；大量的祖宗墓葬图，不但难于绘制，时隔许久，墓址无法保存，也没有实际意义；每个族人的生卒年月都详细记载，几十代人个个如此，不仅无必要，而且就今天而言，生庚年月还属于个人隐私，不宜公开；还有许多清规戒律等等。为此，我对旧谱体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删去了较多繁杂内容(计有：谱考、书法考、遗训16条解释、历代年号岁次考、阴阳二历对照表、各房丁口表、祠堂图、墓山图、各家五代以上祖先生平详细资料、领谱登记等)，保留了其核心部分——垂丝图（即世代关系图）和相关史料，并增添了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现代社会家庭分散化、小型化的特点，把族谱和家谱结合起来，设计成一种崭新版本。即第一卷为族谱，二、三卷为家谱。但在一卷后面留有空白页面，可以把持谱人家谱复制到这里，让其一代一代往下续填，而且还可以贴照片、写家史，给后代留言。这样，三卷１３００余页的总篇幅只剩下130多页，既是族谱，又是家谱，每个家庭只要保存这一卷就保存了整个宗族的主要资料和自己家庭的基本情况，今后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老谱作依据，可以自行续谱，世代流传。此事很受族人欢迎，特别是旅外族人的欢迎。此外，我们还做到了女性上谱，每个人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谱号，每对夫妻设立一个“生平要事”栏目（记载诸如学历、职务、职称、奖励、成就、墓葬等各种大事），每个家庭都理清了自始祖以来30余代人的世系关系，设立电子版等等。可以说，与旧谱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族谱的改革收到了多方面的效果：一是篇幅缩减了，普通老百姓家家买得起，使族谱从少数富人的专有变成了全体族人共有。二是可读性增强了。不但文言改成了白话，而且增添了实用的内容，稍有文化的人都可看懂，都能受益。三是姓氏源流和宗族文化得到了挖掘，族人精神上受到鼓舞，消除了自卑感。四是每个家庭世系关系理清后，族人对自家祖先有了明晰的认识，有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增强了尊祖、敬祖的观念。五是生平要事栏目把普通人的重要经历和事迹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代，增强了族人的光荣感和自豪感。至于女性上谱以及设立电子版等之好处更是不言而喻。因此，新谱很受欢迎。在上谱的1200多户中，我们原估计由于种种原因（最突出的原因是后继无人——有45%的家庭没有男孩）大约只有600多户要谱，结果印少了，又加以了150套。

    修谱是件难事。在修谱过程中，先后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有：

    一．认识不统一。有人认为有户口、身份证，修谱没现实意义；有人说世世代代没见过谱，日子照样过，修谱是“搞空事”；有人因自身无子甚至无后无兴趣；有人因自己已有小家谱不想再修；个别人甚至认为修谱是搞封建迷信，不符合国家政策。经过反复宣传发动，特别是学习孙中山、毛泽东对族谱的论述以及文化部关于族谱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厦三大支柱”之一的文件精神，认识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族人不愿上谱，甚至有个别人从中作梗。  

    二是工作量大。我们这个家族是自五代时期形成的，始迁祖伏焕乎是后唐户部尚书，因直谏被免，落难来到湖南汨罗神鼎山的。自乾隆己酉年起，先后五次修谱，这次是六修。出于族谱的连续性和全面性，本次修谱范围包括焕乎公后裔所有人，分布于全国各地，许多人早已与家乡失去联系，收录难度相当大，再加上距上次修谱（１９３２年）80年，许多老人早已过世，某些后辈对前人的情况知之甚少，要理清各种关系，很不容易。工作人员不得不逐家逐户上门登录，并采取驱车实地调查（曾多次至平江、湘阴、岳阳、南县）以及通过函电联系、与老谱对照等办法，寻找族人，理清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上下关系，但仍然有人找不到，乃至族谱印出之后还有人冒出来。

    三是经费维艰。以往修谱，宗族有权威，祠堂有公产，再加上有钱人的捐助，运作不难。而本次修谱，全靠筹资，而且，我们在与修谱同时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千年祖墓申请国家文物保护（已获批），二是对祖墓进行了修复（原本保存完好，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遭破坏），所需款数额巨大。组委会不得不按人头收取工本费，并号召族人自愿捐款。虽有许多族人鼎力相助，但也有族人连工本费都不愿出，也有族人虽然富甲一方，却一毛不拔，令人无可奈何。

    四是人力困难，我们的族人大都在乡下，有文化的人多在外面，乡间适宜做此事的人不多，而且分散。班子中核心人物平均年龄超过70岁，虽然大家又出钱，又出力，不计报酬，但毕竟年老体衰，跑腿、干活有系列困难，特别是大多数人不会使用现代化的电脑，全靠手工操作，更显心有余力不足。

    五是编辑难度大。五修老谱收录人口只有3000多人，篇幅达21本，本次增收人口5000多，若按老式修法要到60多本，这是不现实的。如何以老谱为依托，修建一部简明扼要普通人看得懂、买得起、留得住的新谱，确实很不容易。而且族谱上的文字要求高，错一个字，填错一个位置都能引发矛盾，而乡下一些人文化水平不高，又最容易出错。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有个工作人员粗枝大叶，将某人父母合葬某某山填在了儿子的一栏内，户主见了大为生气，“我们还没死，你就把我们葬了，莫名其妙！”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将某人的年龄1988写成1968，结果与其父亲仅小两岁，闹出很大笑话。

    六是各种矛盾交织其中。愿意修谱的十分积极，不愿修的有意或无意阻难；家庭不和的登记一个，不登记另一个；夫妻离婚的丈夫不愿登前妻，子女闹到编委会来了；外出打工的人员，长期不在家，登录人员跑了几次也就不想管了。这些都给人口的登录造成很多困难。收集名人资料更是充满矛盾，谁该上，谁不能上，谁的资料真实，谁的资料有水分很难分清；谁能在族谱上留下文字或墨迹，也很难确定，特别是我们修谱与修墓同时进行，修墓的工程包给谁，材料进谁的，副工请哪些人，以及墓地涉及到的山主和村民小组，都充满利益纠葛，有时很难处理。

    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个好班子。

    面对诸多困难，我们都一一克服，三件大事最终都取得圆满结果。难度最大的修谱也于2013年底付印，2014年清明节发放到户。回顾我们修谱的整个过程，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不错。我们的班子名叫伏氏族谱六修编纂委员会，共有成员２７人，其中顾问二人，正副主任三人，常委５人。另有登录工作人员２６人。班子的组成有很多具体问题：1.为发动群众，必须有德高望重的名人，但名人往往只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却难干实事；２.因为主要对象在乡下，许多矛盾和纠纷也在乡下，必须由乡下当地人出面，外面人往往无能为力，但当地人资历、能力又常不及外面人；３.由于经费是个大问题，必须有企业家代表参加；4.修谱的根本还是文字功夫，必须有文人主笔；５.因为涉及到各地、各房后裔，必须有各方代表；６.核心人物（常委以上）不在多，但要精明能干，敢于奉献，不计私利。我们这个班子就具有以上特点。重大原则问题全会讨论，具体工作常委研究决定，付诸实行；常委中的几个得力委员承担重任，只讲付出，不计报酬。１２００多张图片、表格的制作和校对几乎全由一个人完成，他还负责跑运输、管钱等多项工作，干这么多事没要一分钱报酬；一位７０多岁的副主任负责修墓，每天骑摩托跑２０公里，上山，下山，为时将近一年，也没要一分钱。补助他们一点汽油钱则全部作赠款捐出。所有常委几乎都如此，拼命工作４年，全是无私奉献。除了不计报酬之外，常委们还不计较得失。一是分工不讲资历：主任是一个村干部，副主任是副县长和全国乡镇企业家，委员中有厅级、处级干部。二是许多事按分工应当由某主任来做，但某主任却因某种原因不愿做。这时，若是等待、推诿就常常耽误大事。我们的核心人物不计较这些，你不干就就有人顶上来干，不怕别人有意见，别人也没因此而有意见。三是能通过沟通解决自身矛盾。有这么一回事：工作快结束时，有委员提出，他要一万元报酬。本来，工作几年，又十分辛苦，适当给点报酬并非不可。但这个委员要价太高，别人比他做事更多，报酬无疑可以更高。由于经费困难，如果按此付报酬，修谱、修墓就都无法完成。于是，大家开会研究，决定适当給一点补贴，但都不拿现金回去，一律作捐赠载入芳名录，而且把那个委员的价码减掉了60%。由于是共同议定的，大家都没意见。正因为领导班子得力，工作打得开，进展顺利，也深得族人信任。刚开始时，有人对班子怀疑，认为三件事都搞不成，会骑虎难下，甚至有人等待看热闹；也有人怀疑我们收了族人的钱落入了私人腰包，因而不肯交人头费，更不肯捐款。到后来，实践证明班子确实是在真心实意为族人服务，而且眼看就要搞成了，捐款人络绎不绝，甚至谱付印后还有59人捐款，不得不另加捐赠芳名录页码。

    班子过硬，得到族人的信任和支持，群众就会真正发动起来，就可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很多矛盾迎刃而解。这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