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5-1-30 1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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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1 15: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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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
周的天下是通过封建的方式构造出来的,封建之原理渗透于周制的各个层面:邦国之间是通过封建联结起来的,各邦国内部人与人之间也是通过封建联结起来的。由此,周的天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清晰的治理架构:封建制——相对于尧舜、夏、商时代,这是“经典封建制”。由于中国人自秦以来即生活在皇权制下,晚近以来又被灌输了一种混乱的历史观,“封建”的含义已经淹没、扭曲,而澄清封建之制度架构及其治理逻辑,对于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1)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
周的天下是通过封建的方式构造出来的,封建之原理渗透于周制的各个层面:邦国之间是通过封建联结起来的,各邦国内部人与人之间也是通过封建联结起来的。由此,周的天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清晰的治理架构:封建制——相对于尧舜、夏、商时代,这是“经典封建制”。
由于中国人自秦以来即生活在皇权制下,晚近以来又被灌输了一种混乱的历史观,“封建”的含义已经淹没、扭曲,而澄清封建之制度架构及其治理逻辑,对于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将逐层揭示“封建制”的构造原理关于中国的封建之制,不受晚近以来之偏见影响而较为可信之研究,当为瞿同祖先生1936年出版之《中国封建社会》(笔者所参考之版本为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本章首先讨论封建的基本单元:君臣共同体。封建的天下就是依靠两人之间的君臣关系联结为一体的。因此,厘清两个人构成的君臣关系,乃是理解封建制的关键,也是理解周代一切制度、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的关键。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无数不解、误解和扭曲。
一、君臣关系的性质
最简单的君臣共同体就是一个人为君,而另一个人为臣所建立起的整全的人身性关系。当然,其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是君。讨论君臣关系,首先需要确定封建制下“君”的含义。《仪礼•丧服传》曰:
君,至尊也。
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贾公彦释曰:卿大夫承天子诸侯,则天子诸侯之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案《周礼•载师》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县地,大都任 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鲁国季孙氏有费邑,叔孙氏有郈邑,孟孙氏有郕邑。晋国三家亦皆有韩、赵、魏之邑。是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则有臣故也。仪礼注疏,卷二十九,丧服第十一。
也就是说,在封建制下,凡拥有土地者并据此而拥有臣者,皆为君。据此,周王固然为君,诸侯同样为君,大夫也是君。他们之所以是君,乃是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可以将土地封赐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臣,则他就是君。君赐予臣以名分和土地的过程,就是“封建”。接受了这块土地的臣,有义务向君提供服务。两人由此建立起君臣关系。当然,通常,一个君会有若干臣,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君为中心的封建共同体。
这样,在周代经典封建制下,有君就有臣:周王为君,天下诸侯皆为其臣。而在一个邦国内,诸侯为君,每个诸侯拥有若干位大夫为臣。大夫又以士为臣。这样一来,中间层级的君,如诸侯、大夫,一身而兼有君、臣两个身份:他们既为他人之臣,又为另外一些他人之君。这一点或可称为君臣关系的复合性。在周代经典封建制下,君子们、甚至包括庶人们,也即全部人,都是通过君臣关系联结、组织起来的。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2)
由此可以看出,封建制下的君与臣是多层级的,整个治理架构是由多层级的君臣关系复合、拼接而成的。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战国王权制下的君臣关系,更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在这两种制度下,全国只有单一的一个君——国王或者皇帝,他高高在上,其余人都是这唯一的君的民,其中有极少数人为臣。朱子曾经说:“古时君臣都易得相亲,天下有天下之君臣,一国有一国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汉以来,便都辽绝”(朱子语类,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八册,卷第一百三十四,第三一一一页。)。而在封建制下,有一批人是君。他们的地位当然也不相同,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周人所称的“君子”群体,也即欧洲人所说的贵族群体。
那么,周的经典封建制下的君与臣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拨开后世阐释所制造的迷雾就会发现,周的经典封建制之主要连带纽带是人与人之间订立的契约,达成这种契约的具体形式是“策名委质”或者“委质为臣”来概括。欧洲学者通过对欧洲封建历史的研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制的本质是人身依附关系(personalbond),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从属”([法]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上卷:依附关系的成长,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9页),而“附庸关系是通过授受契约确立起来的”(F*盠*盙anshof,Feudalism,translatedbyPhilipGrierson,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6,p**70)。在欧洲封建时代,双方会通过一个“臣服礼(homage)”确立领主-附庸(lord-vassal)关系。行过臣服礼之后,附庸向领主再行“效忠礼(fealty)”。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通过臣服礼,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人”,即附庸、家臣,双方即建立起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从国王经过各级贵族到武士,有时甚至到农民,都通过这样的契约建立起层级性人身依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人一身兼二任:他既是更强大之人的依附者,同时又是更弱小之人的保护者。于是,一种脉络纵横交错地贯穿于社会各阶层的庞大的人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封建社会,上卷,第253-54页)。
为理解君臣关系之此种契约性质,我们不妨先看两个故事。首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
九月,晋惠公卒,[晋]怀公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杜预注: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3)
乃杀之。卜偃称疾不出,曰:《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左传正义,卷十五,僖二十三年。
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早期。晋怀公是晋惠公的儿子,本来在秦国做人质,听说父亲已死,就潜逃回国即位。但他深知自己的君位并不稳定,最大的威胁是自己的叔父——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此即本段开头所说的“亡人”。即位之后,晋怀公便下达命令:所有跟随重耳流亡的人,必须立即脱离重耳回国,逾期不从者,将严惩不贷。
狐毛和狐偃是重耳的两个追随者。他们逾期未归,晋怀公抓住其父狐突作为人质。狐突为重耳外祖父,因其女儿嫁给晋献公,生下重耳。所以,狐毛和狐偃是重耳的舅舅。面对晋怀公的威逼,这位老人阐述了一通封建人际关系的基本原理:一个人通过“策名委质”的仪式与另一个人订立契约,而成为另一个人的臣,该人则成为他的君。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注意一个也许令人惊讶的事实:重耳与狐毛、狐偃是甥、舅关系,但是,他们却是通过“策名委质”的方式,才建立起君臣关系的。这一点已经揭示了封建制下,君臣关系压倒、支配血缘关系的性质。当这种关系建立之后,两人相对,他们首先是君臣关系,而非亲属关系。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候的公子重耳视为一位大夫,那么,彼时大夫的“家”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血缘性团体,而是通过契约构造出来的一个契约性团体,即便那些亲属,也是通过契约关系而在这个家中享有“名”位的。
这一点,从狐突下面的论述可以间接得到证明。维系君臣间关系的美德是“忠”。重耳与狐毛、狐偃订约建立君臣关系。而按照封建伦理,狐毛、狐偃作为臣,必须遵守这一契约,忠于自己的君——重耳。他们不能够随意地撕毁契约,解除君臣关系,也不能随意地不履行契约所规定的自己的义务,否则就是“贰”,也即背叛,那是要遭到严厉惩罚的。
这样的君臣关系可以压倒父子血缘关系。按照狐突的说法,自己的儿子通过“策名委质”的方式与他人建立起君-臣关系,则他们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他甚至不能以血缘关系的名义来干预身处于一个特定君臣关系中的儿子的取舍。在这儿,君臣之间关系的约束力,甚至强于血缘性父子关系。
晋怀公不听狐突的这一套,杀了狐突。另一位贤人卜偃得知此事,大发感慨:违犯封建礼法,靠杀人来执政,迟早是要灭亡的。果然,不出一年,晋怀公就兵败被杀。由卜偃的表态可以看出,狐突对于君臣关系的看法乃是当时的常识。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4)
至于“策名委质”的仪式,杜预注谓:“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贰。”孔颖达疏:“古之仕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拜则屈膝而委身体于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系于彼所事之君,则不可以贰心”。左传正义,卷十五,僖二十三年。这里已经大体上说明了“策命委质”的程序。
“策名”就是把自己的名书于简“策”上。由此形成一个文书,这就构成了君臣契约的物质性载体。杜预和孔颖达对臣向君臣服之礼仪的解说,有所不同,杜预认为是行屈膝礼,孔颖达则认为“拜则屈膝而委身体于地”。不管怎样,这个仪式的含义是将要成为臣的人,通过特定仪式表明,自己把全部人身交给即将成为自己的君的人。这样的仪式与欧洲臣服礼相当类似:臣服礼的第一步一般是封臣下跪、低头、不带武器,把他紧握的双手放到他的领主的双手中,领主在封臣双手上面握住封臣的手。欧洲封建史研究权威冈绍夫说:“臣服礼的本质是一个人的人身(person)被自我交付(self-surrender)给另一个人。封臣把双手放到领主双手中间,象征着封臣的人身归领主处置,领主握住这样的双手的姿势,象征着他接受这一交付”(F*盠*盙anshof,Feudalism,translatedbyPhilipGrierson,MedievalAcademyofAmerica,1996,p**73-74)。由此,双方建立起君臣关系。而一旦透过这样的大礼建立了这样的关系,那么任何一方都不可“贰心”,也即不得背叛,否则,就要承担责任,被依礼问罪。
春秋早期的这个故事已经揭示了封建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封建制下君臣关系与血缘关系之间的先后次序,以及封建的基本伦理规范。再来看《国语•晋语九》记载的一件更为有趣的故事,它进一步揭示了封建君臣关系的性质:
[晋]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城邑之名]。
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不受,军吏曰:“可无劳师而得城,子何不为?”穆子曰:“非事君之礼也。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许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赏大奸也。奸而盈禄,善将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来盈愿,晋岂其无?是我以鼓教吾边鄙贰也。夫事君者,量力而进,不能则退,不以安贾贰。”令军吏呼城,儆将攻之,未傅而鼓降。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有此事,大同而小异。鼓是一支狄人之国,似乎已经华夏化,因而其君被封为“子”爵。实际上,上一个故事的狐氏就是狄人。晋国从一开始就与戎、狄杂处。这一段描写晋国卿大夫中行穆子不接受某些鼓人献城投降的提议,他的理由是,臣应当效忠于其君。如果接受鼓人献城,等于鼓励臣背叛自己的君,也即“二心”,即上一个故事中的“贰”,而这会对整个封建伦理产生负面冲击。所以,他一定要光明正大地夺取鼓邑。在这一段议论中,中行穆子揭示了事君之礼的根本,就是“忠”。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5)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
鼓子之臣曰夙沙厘,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
中行穆子夺取鼓城之后,准备将鼓子迁入晋国内地,并禁止其封臣随行。鼓子的一位封臣夙沙厘却带着自己的妻、子准备同行。在被抓获之后,他说出了封建关系的真相。人们虽然常说,封建的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但不经意间,人们通常又会把土地作为封建关系的本质。而这个也许刚刚华夏化的狄人之臣,却以异常简洁的语言道破了封建君臣关系的本质:君臣之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地其实是从属于这种关系的。
也就是说,封建的君臣关系就是两个人、且仅仅是两个人,通过策名委质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人身性、契约性关系。土地只是两个人建立君臣这一人身依附关系的中介。臣把人身奉献给君,君赐给臣以土地,作为其报酬。所以,土地并不是封建关系的根本,只是其实现的渠道。封建制之本仍在人身性君-臣关系上。
经由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西周、春秋时代何以会有“徙国”之事,而且,总是君臣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鼓子作为君,与作为臣的夙沙厘,共同迁徙到了河阴。这一事实表明,封建的共同体是人合性共同体,而不是因为土地结合在一起的地缘共同体。当然,因为君臣们长期居住在一起,而必然形成一个个事实上的地缘性共同体,比如国、邑等等。但如夙沙厘所表白的,臣服事、效忠的对象是君这个人,而不是某一块土地。当然,从君的角度看,他似乎主要是依靠土地才获得一个人的臣服的。但是,对于君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依然是臣的人身,而不是土地。君所期望于臣的,也是臣的身体可以提供的各种服务。他封赐给臣的土地只不过为获得这种服务而支付的报酬。直接以土地作为统治的对象,乃是战国以后的事情。
随后,夙沙厘又指出另外一个事实: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尔心事君,吾定而禄爵。”对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乃使行。
既献[俘],言于[晋]公,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厘相之。
第一章:契约性君臣关系(6)
人们是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封建的君臣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的方式就是“委质于君”,也就是委质为臣。臣所应具有的首要美德就是忠,也即无有贰心。其中一个表现是,“委质而策死”,韦昭注云:“言委质于君,书名于策,示必死也。”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四四五页。这里说出了君臣关系的实质:封建君臣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personalbond)这个命题,具有丰富的含义,其中一个含义是,臣把自己的人身全部交给了君。那么,在君臣契约关系所规定的范围内的某些紧急情况下,臣为了保卫君,应当毫不犹豫地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是臣的伦理义务,更是他的礼法责任。如果臣在这样的场合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属于“贰”,也即“叛质”,如前一个故事所说,是要被问罪的。夙沙厘明确地指出,这是“古之法也”。也许,这是从尧舜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礼法规范,而在周公制礼过程中被确认、强化,并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
通过上面两个故事,我们大体上已经理解了君臣关系的基本性质。这两个故事分别发生于春秋早期和后期。我们可以说,这是春秋时代君臣关系的一般状态。西周时代缺乏如此明晰的材料,但后面我们在论述君臣关系和礼治秩序时将会讨论的各种文献记载完全可以表明,西周时代的君臣关系同样是这种性质。
非常有趣的是,孔子与他的弟子之间也建立了这种性质的封建的君臣关系。比如,子路是这样加入孔门的: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索隐按: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因门人请为弟子。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孔子与子路之间也举行了“策名委质”的仪式。可以推测,在此仪式上,子路表示服事孔子为臣,并在所有问题上“援助”孔子,孔子则承诺,把自己的知识、智慧传授给子路,并尽最大可能保护子路。根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定,孔子与其他弟子也是通过“策名委质”的方式,建立某种准“君臣关系”,而形成师徒关系的。或许可以说,孔子所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中的“束脩”,可能就是策名委质仪式中,即将成为臣的人奉献给将成为君的人的“质”宋儒邢昺疏曰:案书传言束脩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少仪》曰:“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谷梁传》曰:“束脩之问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为礼。然此是礼之薄者,其厚则有玉帛之属,故云“以上”以包之也。(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
《礼记》则记载说: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孔颖达正义曰:童子委挚而退”者,童子见先生,或寻朋友,既未成人,不敢与主人相授受拜伉之仪,但奠委其挚于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挚,悉用束脩也。故《论语》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则吾未尝无诲焉”(礼记正义,卷五,曲礼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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