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高校沐风雨 九旬教授亿沧桑

姚波

百年高校沐风雨　九旬教授亿沧桑


白松青

    这是一个莺飞草长的季节。新世纪的一个春天来到了，山西大学即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与此同时，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家、山大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先生也将迎来他的九秩寿辰。

　　百年高校、九旬教授在新世纪相逢，在盛世相会，教授为学府添彩，杏坛以先生为荣。沿先生九十载的人生轨迹去采撷、追寻，那虚怀若谷的高风亮节、那诲人不倦的学人品质，无论是传道授业还是处友待下，都不能不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犹如春风扑面，吹绿一片芳草地！当然，仅以本文有限的篇幅，涵盖先生将近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刻，尚显力不从心，只能从先生的人品、学识着墨，粗略介绍一下姚先生的人生路程，于淡雅中寻找那浓郁的芳菲。

　　1933年春天，江南大地姹紫嫣红、香飘万里，姑苏城内群贤毕至。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并非找春踏青，也非观光游览，而是前来报考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太炎先生一代巨擎，与同时代的王国维、梁启超齐名。章氏开门授徒，成立“章氏国学讲习所”。能在大师手下受教，实为一生幸事。于是，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怀揣势在必得的凌云壮志，向姑苏城纷至沓来，其中当然不乏少年得志，恃才自傲的好手，也不乏留洋海外、饱读圣贤书的青年。然而，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姚奠中却一举高中，他以扎实的国学基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太炎先生所招的七名研究生中名列第四，一时名声大振，为山西学人增足了风光。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日后，太炎先生惟一一次招收的七名弟子，全成为我国国学研究、教学的专家，有的在海外执教，有的主持国内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为国学发展献出毕生之力。而今健在的则仅有姚奠中先生和四川大学的汤炳正先生。

　　随太炎先生研习，使年轻的姚奠中欣喜不已，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太炎先生所开的书目，他大都耳熟能详，有的甚至能出口成诵，对所开科目则精心领悟，得其内涵，因此，颇得老一辈师长看好，为其进行论文修改、推荐发表，这段日子使姚先生终生受益。然而，战火频仍、兵荒马乱的岁月，难以让一介书生安于书桌，他一边上学、一边教学，不得不为生计奔波。研究生毕业后，他辗转于四川、贵州、广西、安徽等地的高等院校，在四川白沙女子学院，他和该院女教师李树兰女士相识并相爱，那年先生已30多岁了。而在此之前，为了事业，他没有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他和李树兰女士组成一个家庭，相濡以沫60余载，直至今天。他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的婚姻生活，无不为后辈、同事所羡慕。

在抗日大后方，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既要躲避战乱，又要养家糊口，还要钻研学问，如此恶劣环境，并为消蚀掉先生的意志，他多次发表有深度、立意新的文章。

　　1939年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论文《屈原的有无问题》，与廖季平、胡适之公开论战，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庄子通文》作为讲义印发，并被多家高校聘为教授、副教授。

　　1951年，姚先生应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之邀，辞别西南地区同门故旧，从贵阳师范学院返回故里，成为山西大学中文系一名资深教授，那时姚先生不过40岁。对新兴的共和国，对三晋故园那种深沉的情愫，使他所有的热情和智慧，犹如火山般喷发不已。

　　姚先生生于山西运城稷山县南阳村一户农家。自古河东多才子，他在前清秀才大伯父指点下，早早就接受了唐诗宋词及《四书》、《五经》的启蒙。初中四年，又得益于两位先生（一是平陆人李荐公，一是新绛的焦卓然）的指点，他开始博览群书，诸如《史记》、《十子全书》、《通鉴缉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记》、《古唐诗令解》、《中国大文学史》等等。年轻的姚先生能诗、能书、能画、能刻印，这些业余爱好与特长，陪伴他从年青走向老年，他也经常用这些艺术手段抒发人生中的各种情怀。悠悠岁月几十载，累也好、荣也好、辱也好，都已成昨日烟云。他到底教过多少学生，难以准确统计，有的学生已先他而去。但如今，放眼省城古典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不少杰出的中间人物。他和学子间也留下诸多美谈，从中折射出的是先生珍爱人才、提携后辈的长者风范。

　　我省古典文学专家宋谋砀教授是湖南人，他工于古典诗词，长于文学研究，对《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也造诣颇深。在“反右扩大化”中吃过不少苦。落实政策之后，从湖南派至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与姚先生一见如故，谈诗词，谈治学，似有说不完的话题。虽未入姚门治学，但执意执学子礼，而姚先生也十分赏识这位“后学”的才华。当时，宋先生正为中华书局新版《资治通鉴》作校补，这是一项宏大中见细微的工程，在庞大的典籍中勘误修正，无论从学识还是精力上都要有相当大的投入。在姚先生鼓励下，宋先生一直不懈的努力着。作为师徒，作为同学，两人的配合是那么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教学之余唱和吟诵，奇文共赏，结下深厚的友情。然而，历史却不容两人长期共处日久天长。60年代中期，宋谋砀被下放到长治市教师进修学校，后又被赶回湖南农村老家。姚先生不顾自己逆境，多次给宋寄信，以示鼓励，鞭策他不要放弃学术研究。1976年夏天，先生以诗代柬，寄赠宋先生一首五绝：“不见宋生久，轶才最可思。漫天风雨霁，拭目看新诗。”后来宋先生重返教坛，遗憾的是没有回到山西大学，而到了晋东南师专中文系。在晋东南期间，宋先生完成了《通鉴校补》后续工作，《鲁迅旧体注》等宏篇巨制，也得到了茅盾、周振甫诸位先生的充分肯定。

　　2001年初，久病的宋先生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在电话中听到这一噩耗，姚先生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当下失声痛哭，老泪纵横。由于经费等原因，宋先生生前的一些著作未能见梓，姚师又不顾年老体弱，多次为宋先生呼吁、奔走，使其有了一定着落。先生动情地说：《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新版1956年6月出版的，这部600万字的巨著，校勘重点没有放在原书上，基本依靠的是宋代文人章钰的《胡刻通鉴校宋记》，其疏漏舛误之多在所难免，谋砀同志用多年的时间，参照各种史册，撰成这部60余万字的《通鉴校补》，它的历史价值显而易见……先生的一段心灵独白，如果谋炀先生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山西大学已故的著名教授中，有许多是先生的故交或同道。他们的生命凋谢在共和国蒙难中，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在那样的岁月未曾有专著文集出版，姚先生以一代学人的秉性、思想，去审视这些故人的学术价值。

　　已故的山大原中文系教授梁园东、历史系教授阎宗临，1950年分别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回山西大学任教，都是一代名师，姚先生和他们虽治学方向各不相同但志趣相同。两位先生都过早地离开人世，但他们留下的论文、讲稿都颇具一定学术价值。出书难是当代一个现实问题，姚先生为两先生的专著出版付出极大热情，他以老迈之躯为之奔走、疏通，在世纪末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两先生的文集分别出版。

　　先生耕耘教坛近70年，桃李满天下，对同仁、对晚辈对故交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先生人格之高洁、风格之纯朴、学问之渊博，赢得人们高度赞扬。几十年来，他出版专著、论文100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20多人，其中有大连师范学院、全国知名红学家梁归智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家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刘毓庆及留美的朱绮博士等等。

　　这些学者秉承先生之学，传章门之遗风，已活跃在我国古典文学界。而姚先生如一座丰碑，激励着后学。

（《太原日报》2001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