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人未老——记姚奠中先生

姚波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记姚奠中先生

文/ 柳　杨

（摘自《中华文化书报》）

　　他是成就卓著的学者，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贯通文史哲各领域：他是尽诚竭节的社会活动家，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他是桃李满园的教育家，从教七十余年，培养出无数英才俊杰；他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优游于诗林艺苑，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
　　他就是蜚声海内、年高德劭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
　　平生文史余宏愿
　　“黄河天险禹门渡，洪流出峡挟风雷”，这是先生笔下雄奇壮美的故乡胜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山河孕育了他喷薄恣肆的才情。1913年农历5月，姚先生出生在山西稷山南阳村一户耕读之家。伯父是前清秀才，做过几十年塾师和小学校长，因此先生从小便在伯父着意引导与悉心培养下，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等文化典籍，上高中后更是博览群书，对诸如《四书》、《左传》等经典倒背如流、了然于胸，为日后走上学术之路奠定了深厚坚实的根基。　　
　　1935年秋，年方弱冠的姚先生负笈南下，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是一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学府，校长唐文治先生是理学大师，但办学却兼容并包、广纳贤能。经他多方延请，一批学界翘楚如陈衍、顾实、冯振、钱基博等都执教于此。在这些鸿儒名宿的指教之下，先生学业愈加精进。当时国专每年举行论文竞赛，经、史、子、集任选其一。先生素治诸子，于是被钱仲联先生指定作《拟庄子（秋水）篇》一题．结果在众多才子中脱颖而出，以98分高居榜首，受到唐文治先生大加赞许：“专心努力，可以追蹑子云”。也正是在国专，姚先生得悉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太炎先生一身兼革命、学术二任，被鲁迅赞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渊博的学识、刚直的人格，早已令姚先生仰慕不已。于是毅然决定放弃国专学籍，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名列七人中的第四。就学章门，令年轻的姚先生眼界大开，受益匪浅。章先生授课，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太炎先生是余杭人，所说方言不好懂，那时的姚先生，常和同门学友到苏州怡园互对笔记、探讨心得，置身于江南园林亭台水榭间，无心的是风景，醉心的是学术。
　　1936年，章太炎先生溘然辞世。在章师母的带领下，弟子们继承先生遗志，将国学讲习会继续办了下去。时隔半个世纪后，姚先生为“章太炎纪念馆”亲撰楹联：“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绝业赖薪传。”这是对恩师道德文章的写照，也是姚先生终生不懈的追求，他不但传承了太炎先生的学术血脉，更发扬了太炎先生 实事求是的文化精神：章门求学期间．他就发表了《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魏晋玄学与老庄》等论文；安徽任教时撰写的《屈原的有无问题》则以无可争议的论据，有力地驳斥了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其后所著《论治诸子》一文，针对胡适、冯友兰等人多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和术语硬套中国学说的通病，指出他们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髓，提出了研究诸子学应有的基本态度和方法。50年代发表的《屈原其人其赋》，则对孙次舟、闻一多关于屈原是否“弄臣”或“奴隶”的问题、朱东润否定屈原作品权的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姚先生坚持学术真理，不唯书、不唯上，更不阿时趋俗：20世纪50年代，“左”倾思潮泛滥，文化界对庄子多持贬抑态度，甚至认为是“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姚先生却发表《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庄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认为庄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二千年中仅有的”，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庄子》的艺术成就是“千古文学奇迹”；文革中，“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姚先生却坚持指出“儒法虽有斗争的一面，但也有相联系相一致的一面；反儒不一定是法，反法也不一定是儒”；“四人帮”宣扬王安石是法家，他却客观评论“王安石主观武断，搞宗派、用坏人”；1975年，全国掀起“批水浒、反投降”的狂飙，他却在批判组的报告会上作出与“时调”相抵牾的阐述论证……这些坦率深刻的真知灼见，在那个万马齐暗的年代是何其振聋发聩。
　　2006年，《姚奠中讲习文集》出版，这部一百七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让人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姚先生精深的见解、广博的学识。姚先生的著述，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方面，贯通中国文化五千年。书中没有长篇累牍的考据，更无堆文砌史的自矜，然而片言寸牍中所披露出的慧识，便足以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可谓一语中的。
　　“平生文史余宏愿”，在漫长而艰辛的学术道路上，先生从未停止过上下求索的步履，他的步履沉稳而有力，他的步履坚定而执著。在他一路播洒汗水的地方，早已是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丹青开境界　翰墨见性情
　　治学、讲学之余，先生还优游于诗林艺苑，辑有《南国零稿》、《樗庐韵语》等诗集，并曾在北京、上海、太原、河南及美国旧金山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方家盛赞其诗、书、画、印为“四绝”。然则，先生却并不以诗人、书画家、篆刻家自居，而是将辞赋丹青视为治学之外的“余事”。但也正因如此，先生广博的学养、深厚的修为才会融注于诸般艺业之中，别开生面、卓然不群。
　　他的诗作，雄浑刚健、风骨峻拔。先生自幼喜爱诗词。早在初中时就能作长篇歌行体，高中时的五言古诗便常见诸报端。其后更是诗名远播，广为传诵。他的诗歌摒弃风花雪月、贫贱困厄的柔糜之音。内容多为宣扬抗战救亡、悲悯民生疾苦、鞭挞社会丑恶、讴歌时代新貌等重要题材，可以说从独特的视角记述反映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深具“以诗存史“的价值。“嘲月弄花何所施，不关民命不成词”，每每捧读先生的诗篇，总能感受到那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昂然正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他的书法，被尊为“三百年古典碑学的终结”，通体沉雄凝重、气势磅礴。先生初习赵孟頫，后改学颜，碑帖兼容，转益多师。经过几十年笔耕墨耘，他的书艺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熔铸出自己独到的特色：作书用笔纯以中锋逆入，涩进疾行，力透纸背，十分耐人寻味。先生曾作《论书绝句》评价傅山：“巧媚挑除始得真，苍松古柏肖为人’，所谓字如其人，他所言及的又岂止是书道之奥义7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感言：“姚先生不抑人，不自炫，谆谆奖励后进，有长者风。所以能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人品与书品两者相当，了无参差。”诚如斯言，先生的字，是其学识、节操、涵养、阅历的综合性的艺术外化，撇捺点划已不再是静止的线条，而化作了跃动的生命。
　　他的绘画，清新淡雅、神韵盎然。在先生笔下，飞乌轻盈矫捷：雏鸡娇态可掬；春花明艳秀丽；修竹坚劲挺拔。而对“米家山水”先生更是独具匠心：当年游历杭州时，他在雨中由虎跑泉下山，见云雾缥缈、山树迷蒙，酷似米家笔墨，于是顿悟米氏师法造化之秘，作画愈发挥洒自如。几年前曾有人高价购得一件山水四条屏“古画”，后经鉴定是姚先生手笔，随即拿画上门请教。才得知此画乃先生二十三岁为族叔所作。睹画思旧，先生感慨良多，复跋记之，此事成为书画界一桩美谈。
　　他的篆刻，取法汉印之高古，刀法凝练有力、布局中和浑穆、风格平实端庄，深契庄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之妙理。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任教于云南大学时，姚先生就曾继闻一多之后挂牌治印，求印者络绎不绝。观赏先生的作品，仿佛能听到其中运刀如风，铿锵作响的金石之声。他以石言志，以刀代笔，以线传情，以情动人，镌刻下方寸天地的万千气象，勾勒出传统艺术的意蕴悠长。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质载体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方面从经史子集中寻求道的领悟；另一方面则通过琴棋书画陶冶性灵，达到完善人格与提升境界的目的。一如孔子所云：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姚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古风翩然的学者。他“依仁游艺蕴其中”，用如椽巨笔承托起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丹青开境界，翰墨见性情”，诗、书，画、印“四绝”中所折射出的，分明是先生文化人格的熠熠光辉。
　　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
　　“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这是当年姚先生为七十岁留影自题的诗句。而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年逾九十高龄的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孜孜不倦。他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充实而忙碌读书看报、参加会议、会客访谈、题字作画……每每有人劝他多休息，先生总是笑着回答“忙是好事，也是幸福。忙说明有多少事要你干，说明自己在社会上还有用……”
　　辞别先生，已是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将天际映照得绚烂多姿，使人不由吟咏起那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