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姚雪垠墓

姚波

著名作家姚雪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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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雪垠（1910-1999）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州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

   

     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姚雪垠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小说以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明末皇帝崇祯为中心，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揭示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以及民族斗争的复杂局面。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文笔新颖，堪称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这部巨著从1957年动笔起，历时30余年，约230万字，分为5卷。

    《李自成》是“长河式”的小说，从崇祯11年写起，以230万字的篇幅,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期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绘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这场生死大搏斗，而且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还写出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领、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到僻远山村、关外城池，场面从战地厮杀、牢狱交锋、密室定计、边寨平叛到宫廷宴饮、相府风光、京城灯市、军中婚礼，笔墨无不触及。作者力图对一个时代的生活作出总体式的反映。就所写社会内容的复杂宽广、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悲剧性史诗，《李自成》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李信、袁时中、慧梅、洪承畴、杨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当复杂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许多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如李信、宋献策、田见秀等，其经历也都有很深的悲剧意味。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明末社会壮阔复杂的背景，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悲壮或悲凉的历史气氛，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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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上刻着他的代表作和他心爱的诗，左边为他本人1975年8月创作并书写的一首《无题》诗：

    “试问迢遥路若何？丰碑数尽玉嵯峨。低头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心随八月潮头壮，弱腕引弓射大波。”

                          

    姚雪垠曾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1966年7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1975年）我当时在武汉日子很不好过，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天天来干扰我，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李自成》，已经写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这一建议虽好，但有很大风险。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就惹大祸了。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他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马上给我回信，说是有办法的，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嘱我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泽东当时患病很久，又患眼疾，他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终于在1975年12月下旬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李自成》创作。”

    1977年11月，邓小平副主席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看望姚雷垠，转达他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和对姚雪垠生活和创作的关怀。"邓小平委托张平化来看我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写字台，让我继续安心工作。我根据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将我的困难解决了。”
   有一位朋友向姚雪垠转达了邓小平对《李自成》前两卷的评价的话，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能够写到目前的这样水平也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