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行善者的困境

姚波

关注行善者的困境

2014年07月21日09:4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有针对性地帮行善者解决困难，是对善举最大的褒奖

环卫工人刘小军和姚文菊夫妇，救助了北师大法学教授李希慧。为表彰善举，北师大奖励其5万元。起初，他们推辞了，理由也简单，自己做的事情很平常，还是把钱留给教授治病吧。

这些信息，大家都知道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刘小军和姚文菊是在怎样的家庭现实下，推辞这笔奖金的。

一年收入不过5万元，即将退休却很可能无法领取养老金，儿子不能在北京高考又被老家的高中挡在门外。应该说，这笔奖金对于这个在京漂泊十几年，面临种种困境的家庭而言，算得上雪中送炭。

即便如此，刘小军和姚文菊还是想推辞，话语充满谦虚：这只是一件小事。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刘小军夫妇仍旧愿意坚持最质朴的道理，遵从最自然的想法。

然而，救人者的困境，不应该被忽略。大多数媒体在报道中仅仅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施救教授的过程，让这对年过半百、每天高强度工作的夫妇，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相同的救人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善举成为供媒体过度消费的“新闻资源”。很少有人愿意坐下来听听他们背负的生活重担，哪怕设身处地地问一句：你们过得好吗？

好人应该有好报。所谓好报，不仅仅是捧上一束鲜花、送上一纸支票，将其骤然置于聚光灯下，而等到有新的好人出现时，就立即将他们冷落一边。好人不是同质化的标签，而应该被还原成实实在在的个人。行善者解除了他人的困境，而他们自身的困境同样需要关注，他们的内心同样需要关照。

因此，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在对待好人和善举时，应该杜绝快餐式消费的心理。制度设计上也应对见义勇为者进行适当鼓励。

我们不提倡为奖励救人，但要重视制度的引导作用，让行善者得到荣誉，免除忧患。社会各界不妨有针对性地帮其解决解决困难，这是对善举最大的褒奖，也是对社会最好的示范。

姚波

救教授的环卫工姚文菊夫妇其实挺困难：5万元奖金相当于一年收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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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1

来源： 人民日报

刘小军和姚文菊夫妇在清扫街道。记者 魏 薇摄

　　核心阅读

　　在救了患病走失的北师大教授后，环卫工刘小军、姚文菊夫妇进入了公共视野。

　　面对奖励的5万元钱，夫妇俩起初推辞了。

　　其实这个家庭并非没有难处。两口子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退休后养老金可能没有着落，孩子回老家上高中的事情也没解决……

　　自打救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希慧，环卫工刘小军和姚文菊夫妇就成了媒体的焦点，一天要接到好多通要求采访的电话。救人之后却不想接受5万元奖励，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对夫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要不，你们还是别来了吧！”姚文菊起初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7月18日，记者还是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和老刘夫妇一起扫地、聊天。老刘话不多，只是扫地，走到一处花坛边，拿手一指，“我就是在这儿发现了李教授。”

　　800米街道和252层楼

　　7月14日早上5点半，微弱的阳光抵挡不住刚下过雨的潮湿。在北京北花市大街路口，姚文菊撕下了贴在铁柱子上的寻人启事。

　　上面有照片，已粘上水珠。姚文菊用袖口蹭了蹭，凑近了想看仔细。同时，一个人影在不远处晃过。“是那个睡在路边的人。”姚文菊想。

　　这个人，她和丈夫刘小军在两天前见到过，当时躺在花坛边的青石台上，蜷曲着。姚文菊没多想，把他当成了街道的居民。

　　这次，姚文菊留意了。她赶回家，将寻人启事递给刘小军，“你快过去看看照片上这个人像不像之前咱们见到的那个人？”

　　刘小军捏着已经被打湿的寻人启事赶过去，凑上前问道：“这照片上的人是你吗？”

　　“是。”对方嘟囔了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刘小军又问。

　　“那上面有。”对方举起手指了指，指甲里沾满了泥土。

　　“快，打电话通知他家里人。”刘小军对姚文菊说。

　　不多久，对方亲属来了，将人送往医院救治。刘小军也一起去了。

　　9点多，刘小军从医院回来，只跟妻子简单说了句，“救了个教授”。然后拎起扫帚开始工作。

　　这位教授名叫李希慧，是北师大法学院的教师，国内著名的刑法学专家。刘小军和姚文菊不懂什么叫刑法学，不过他们说自己也是专家：扫地的“专家”。

　　姚文菊说，如果不是救人，那天早晨6点钟，夫妻两人就该拿上笤帚，背上簸箕干活了。要扫的地就在家门口，两条400米长的街道，还有252层楼。

　　“这地，扫了超过10年了，每个犄角旮旯都熟得很。”姚文菊一边说，一边把扫帚伸进角落里，把楼底下的积了一晚上的空调水扫出来。不远处的刘小军用扫帚从地砖的缝隙里扫出几个烟头，麻利儿地放下簸箕，扫进去，再背上，一放一抬，很有节奏感，“这样干得快，还不累。”

　　252层楼分布在东花市北里的6号和8号楼里。18个门洞，每个门14层。刘小军坐电梯上到顶层，然后往下，一层一层扫下来。一个楼，3个小时。

　　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除去中午休息时间，夫妇俩每天要干上8个小时。已进头伏，天气闷热，姚文菊嘴上说着“不累”，脸上却流下了豆大的汗珠。

姚波

退休可能没有养老金

　　姚文菊说，帮了李教授一把，是件平常事，每个普通人都会这么做，没啥大不了的。

　　“就像我们天天扫垃圾倒垃圾，都是小事，不值得啥。”刘小军也说。

　　然而，施救李希慧教授，还是为他们带来了一笔5万元的收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奖励。原本两口子想把这钱留给教授看病，可学校坚持要让二人收下。“我都说不要了，还是让我们收。”

　　而这5万元，相当于刘小军和姚文菊一年的收入。

　　1999年，刘小军离开老家四川广安岳池县来到北京，在东花市街道当上了环卫工人。3年后，妻子姚文菊带着儿子来京，也做了环卫工。

　　现在，夫妻两人都是净都绿洲环卫公司的工人，每月工资2000元上下，有养老和医疗等“五险”。

　　刘小军和姚文菊从2009年开始缴纳社会保险费。然而，按照国家法规，养老保险只有达到15年最低缴纳期限，才具有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而刘小军今年已经51岁，姚文菊已经50岁。

　　根据北京市的政策，女工人年龄达到50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应该退休。姚文菊已到退休年龄，公司也已于去年2月停止为她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意味着即使在退休之后选择回到老家四川广安，姚文菊也必须在一次性补交保费之后，才能领取养老金。

　　“县社保局的人说，得补交十几万保费，实在太多了，交不起。”刘小军说，“现在年龄大了，快干不动了。”

　　姚文菊说，就算退了休，也先不回老家，留在北京找点活干，再攒点钱。

　　儿子回乡上学成心病

　　如果说养老金没有着落还是未来的困扰，那儿子刘鑫的上学问题却是近在眼前的烦恼。

　　今年16岁的刘鑫自幼随父母在北京生活，小学、初中都是以非京籍生源的身份借读。初中的借读费花去了家里1.5万元。“平时的开销有一半以上花在儿子读书上，光报补习班就要不少钱。”姚文菊说。

　　上完初中之后，按照北京市的现行政策，即使刘鑫参加中考，在北京完成高中学业，高考时也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未来选择的局限性促使刘鑫选择回家乡四川广安读高中。

　　姚文菊说，5月份时打听儿子回乡上学的事情。亲戚跟她说，只要提供刘鑫在北京的中考准考证和户口本等证件，就可以完成高中报名。这个消息让姚文菊放了心，刘鑫随后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因为已经做了回老家读高中的准备，刘鑫就没有报考具体的北京高中。

　　不想，6月份亲戚却说今年广安的高中招生政策发生了变化，户籍在当地的外地学生要回广安读高中，除了需提供中考准考证外，还必须有中考所在地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一直觉得儿子回乡上学没有困难的刘小军和姚文菊傻了眼。

　　姚文菊发动了几乎所有在老家的亲戚，到县一中和镇上的中学去打听消息，得到的说法都是不能入学。儿子眼看就要无学可上，着实让刘小军夫妇犯了难，成了最大的心病。“这两天孩子一直在外面跑着联系职业高中，实在不行只能送他去学手艺。”姚文菊说。

　　（实习生林余颖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