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什么是天才呢?它应该是最先见地最尖锐地说出了人生底真理,而且是最勇敢地最坚决地保卫了人生底真理。这人生底真理,如果用普通一点的话说,就是战斗底要求。那么,它就决不是神秘渺茫的,而是社会意义的东西了。它应该有受到权衡的标淮,它也应该有为了战斗的心地。 所以,肯定别人是天才,可以的,但不能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些什么他底天才是透明的呀一类的昏话。 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因为,对于敌人,这不算是什么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所指的那自命为“天才”的作家是谁,抗战文坛中人都很清楚。陈纪滢在《记姚雪垠》中,曾涉笔姚雪垠“天才”绰号的来历。他提到当年在战区时,姚雪垠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其它作家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半是讥讽,半是钦佩。后来,姚雪垠来到大后方,脾性依旧,于是这个绰号便在重庆传开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姚雪垠得到这个绰号,部分由于他的创作才能,部分确是由于他的狂妄。陈纪滢曾在回忆录中描写到姚雪垠的性格特点,写得饶有风趣: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约三十年底),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然后再讲到写作的技巧等等。他这样讲法,我不只一次听他这样‘白话’,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听众固然有不少读过易经的,但多数人则莫知所云。讲‘写作技巧’又与《易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沼,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然而,一次这么讲,可以说是偶一为之,两次就不该了,但至少有五六次之多,都是这么开头的。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所挖苦的“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却另有一段传说。这事发生在1943年下半年,当时作家生活特别困苦,纷纷要求提高稿费,中华文协开会商议此事时,姚雪垠提议,提高稿费不能一概而论,不同作家应有不同的稿费标准。出版界本来就有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但这次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问题在于,文协决定要求提高稿费,是一次集体斗争,而“走红”的姚雪垠唱反调是否有个人目的。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怪论”也传出去了,越传越离奇。台湾作家孙陵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把雪垠捧上天的是新华日报,最初把“娼妓作家”这个雅号送给姚雪垠的,也是新华日报。这个雅号的来源很简单,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个说法不太可信,《新华日报》副刊与姚雪垠交恶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而在此期,姚雪垠的文章仍不时见于“新华副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则传闻确是事实,胡风等“整肃”的时候决不会不提。抗战后期,很多文章恶意攻击姚雪垠,简直到了“世人皆欲杀”的程度,也没有提到这件传闻。看来,姚雪垠当年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而“逛窑子”的传闻则不可信。 不过,1943年年底,确实发生了一件与姚雪垠和新华日报有关的大事,这事当年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当年11月22日,《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发来重庆,电文共四点,其第二点指出:“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同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又点出于潮、项黎等六篇“最近有问题之文”。 这些被中宣部和董必武点名的文章作者都是国统区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包括所谓“重庆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和胡绳等。《论深刻》是姚雪垠的一篇文艺理论文章,载当年8月2日《新华日报》副刊(电文是否确指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尚待考证)。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关注国统区党的出版物上“未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文章呢?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联系到当时延安正在整风的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以纠正“三风”为号召,实质是宣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虽然还没有正式传达到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的出版物也必须与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想探讨的问题只是,姚雪垠的《论深刻》在哪些提法上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尽管当时姚雪垠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并没有看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仍是依照他一贯的思想逻辑自由抒发,但从中更可看出姚雪垠与后来成为主流文化的理论观点的具体差异。 姚雪垠这篇文章是为针砭“前线主义”“公式主义”等弊端而作,他在文章中论及“世界观”、“倾向性”和“人道主义”及“深入生活”等几个敏感的文艺理论问题。他写道: “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倾向,自然是不能够轻视的。但作品的倾向是次要的,主要的不是倾向的好坏问题,而是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忠实,是否深刻。单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好的倾向,没有深入现实的生活,你可以写口号文学,宣传文学,公式主义的作品,然而你写不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反过来看,只要你曾经在现实中深刻的生活过,透彻的认识过,你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内容深刻,丰富,具备着好的倾向。正确的世界观只是理解现实和生活的钥匙,而不能代替现实和生活。 倘若世界观不能溶解在生活里面,世界观将仅仅是一套空洞的理论,抽象的教条。形象是具体的,决不能从抽象的理论产生;只有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经验,才能产生出文学形象,所以,我们首先重视生活,其次才重视倾向;我们使世界观服从生活,而不单抱着一个世界观就觉得了不起,高兴得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正确的理论固然可以指导现实的发展,但理论却是从现实的发展中从人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全起来的。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都是存在于客观社会现实里边的。只有忠实于现实的人,才能够从现实中发现真理。换句话说,不管许多人的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只要都肯忠实的向现实的深处发掘,最后所得的认识一定会大体一致。这大体一致的共同认识就是客观真理,只有程度的深浅,偏差的大小,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大家愈肯用忠实态度,愈能向深处发掘,而所得的共同认识愈统一,愈客观,愈接近客观真理。反过来看,仅只书本上获得一套理论而不能深入到现实里边去生活,去观察,去研究,则理论也会在你的手里发霉,起毛,腐化,生蛆。所以想成为一个作家,或想长久保持你的创作生命,你应该七分依靠生活,三分依靠世界观,你应该为生活和深入现实来学习理论,不必为作品的倾向、主题而学习理论;你应该把广大的现实世界看做是创作知识的中心源泉,可别把空洞的理论,世界观,当做了你的靠山。”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都富于人类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能忠实于现实,深入于现实。忠实于现实,故忠实于真理;深入于现实,故不能不有真恨、真爱、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拥护,有所抗议,拥护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议那违反真理的。这真恨真爱,真感情,以及这拥护,这抗议,就是人类的正义感,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充实;没有这,你的作品就空虚。有了这,你的作品就深刻;没有这,你的作品就肤浅。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崇高;没有这,你的作品就庸俗。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富于人间性;没有这,你的作品就是鬼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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