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

姚波

《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



朱践耳

姚筱舟

　　才旦卓玛深情演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
　　　　他：是一名矿工，却写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灵感来自矿工的顺口溜；后来“山歌”署名“蕉萍”发表后，雷锋曾把其中两段八行抄在日记里因此辗转流传……
　　　　他：读《雷锋日记》时，他兴奋地为“山歌”谱曲，并为它加上标题叫《雷锋
　　的歌》；20年间，他写出了10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交响乐……直到1997年5月9日，姚筱舟、朱践耳、才旦卓玛这三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合作者才在跨越34个春秋之后，终于头一次在“上海之春”第十七届音乐会开幕式上相见……
　　朱践耳
　　为“山歌”谱曲而一举成名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到60年代的《接过雷锋的枪》，从70年代的《第一交响曲》到今天创作出10部中国现代交响乐，朱践耳一直没有停止过创作的脚步。
　　跟随聂耳不灭心中梦想之旅
　　朱践耳并非出自音乐世家，3岁丧父的他自小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家庭环境中，这造成了他内向和自闭的性格。
　　初三时，朱践耳遇到自己“音乐和政治上的启蒙人”，这个和他交往甚密的同班同学，不仅让朱践耳认识了革命，还让他真正认识了音乐。一次两人去听音乐会，同学回来后马上就会凭记忆弹奏贺渌汀的《牧童短笛》。“他居然能记住每一个旋律，然后流畅地在钢琴上弹奏，我就站在一边痴痴地听。此后朱践耳开始自学钢琴，同时参加了石人望（著名口琴家）的学习班。
　　高中毕业后，朱践耳没有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学土木工程，而是作出了一个令周围人惊讶的决定——学音乐。而当初引领他入门的那个同学因为现实的压力已经抛却了最初对音乐的理想，反过来给了他一瓢冷水：“搞音乐要饿死的”。但内向而执着的朱践耳不为所动，他只身上路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亲友们都先后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朱践耳因气管出血卧在病榻，只得独自留驻“孤岛”；就是这4年，无意间将他与交响乐无声地联系在一起。“日本人进上海后把收音机全没收了，我偷偷借了一部，调到法国、德国和前苏联的国家电台里，听到了大量的交响乐。那时候整个人沉浸在音乐中以求解脱，每天不断地听，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里面撕心裂肺的感觉都听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听《悲怆》不但不觉得悲观厌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是创作的源泉。那时候的朱践耳开始构思交响乐，并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完成聂耳未遂的心愿——到前苏联学习作曲。就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在自己的诗篇上署名“践耳”。“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聂耳那些关注现实民生、充满激情的歌曲撼动着朱践耳的心魂，给他植下了音乐之梦。所以，当朱践耳得知在1955年选派前苏联留学生的名单里竟然有他时，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真的要与聂耳跨越时空接轨了。
　　没有受过科班式专业教育的朱践耳，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的黄金期。他的代表作之一管弦乐《节日序曲》也是完成于那个时期，这部作品还被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作为永久保留曲目收藏。聂耳的梦，似乎慢慢在他的笔下清晰起来。当1960年朱践耳回国的时候，他带回的是一个中国交响乐的梦想。
　　1963年，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发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词。朱践耳怀着对雷锋的崇敬之情，为之谱曲，并交给郑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演唱。在上海首演获得空前的成功，才旦卓玛和朱践耳一举成名。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传遍了大江南北。
　　寻访采风 融汇东西方音乐
　　1981年，60岁的朱践耳开始提着简陋的小录音机走乡串寨，收集西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的音乐，记录那些玄妙而天然的音符。
　　朱践耳深深感到民间音乐的多样性和兼容性，采风回来之后，他就写了组曲《黔岭素描》。后来，朱践耳又分别在云南西藏长年生活，他发现在民间音乐中，多调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特殊调式、特殊音律、微分音、非常规节拍间频繁自如地转调。这与西方现代作曲技巧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在朱践耳看来也并不出于偶然。“现代技法有不少就是来自民间音乐，特别是东方的音乐。西方19世纪的欧洲和声、配器与民族音乐格格不入；而比较陌生的、听来不顺耳的近现代西方作曲技法，反倒和我们的民间音乐有不少相通之处。”朱践耳也因此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或者说找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点。
　　1990年，朱践耳作为中国作曲家、也是亚洲作曲家，首次获得第16届瑞士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朱践耳选择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格局相交融，这样的交响乐才是中国的。
　　20年间，朱践耳写出了10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交响乐，这个数字，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
　　据《第一财经日报》
　　才旦卓玛
　　“这支歌是我“抢”过来的”
　　回忆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的情景，才旦卓玛真诚地说：“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努力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一天早晨，才旦卓玛在校园（上海音乐学院）的广播中听到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一字字一句句，分明唱出了才旦卓玛这个翻身解放的农奴女儿的心声。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激动难耐。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发，她找到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要求唱这首歌。王品素担心地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急得快要落泪：“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老师懂她的心思。王品素费了不少周折给才旦卓玛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结果朱践耳和王品素一样被才旦卓玛打动了。
　　后来，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才旦卓玛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受到听众喜爱。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唱支山歌给党听》顿时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开始家喻户晓。 据《文汇报》
　　姚筱舟
　　灵感：来自矿工顺口溜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5月他参加了解放军。1954年，赴朝参战的姚筱舟回国后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担任宣传、秘书工作，1956年调任焦坪煤矿任技术员。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姚筱舟的心弦被拨动了，他鼓起勇气提笔写诗，并取了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为笔名。那是一个诗潮涌动的岁月。1958年的一个深夜，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姚筱舟思绪万千，一口气写出了三首矿工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矿工们都风趣幽默，编快板、顺口溜，可以“出口成章”，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等。这些顺口溜对姚筱舟的创作启发很大，“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是从“党是咱的妈”借用过来的。
　　流传:雷锋抄录并改词
　　写成后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刊发在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总路线诗传单》上。那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专门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1962年，歌词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署名蕉萍。雷锋曾把其中两段八行抄在日记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1963年，上海音乐学院年轻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发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词。
　　尴尬：不敢自认是“蕉萍”
　　词作者“蕉萍”是谁呢？朱践耳一直想解开这个谜。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谁，就召开大会问大家：“谁叫蕉萍？”姚筱舟没有吭声。他那时已深受“血统论”和“唯成份论”之害，心里暗想，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矿党委派人把姚筱舟找去，赵炳儒问：“你是‘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写稿子。”姚筱舟一看瞒是瞒不住了，于是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赵炳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姚筱舟手中。于是，从 1964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才正式注明词作者的真实姓名。
　　1965年春，这首歌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北京举行颁奖大会时，姚筱舟因“社会关系复杂”未能成行，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四张丝织音乐家像、一张奖状还是由矿上转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但没有给姚筱舟带来好运，反而成了他的“罪状”。
　　1997年5月9日，姚筱舟、朱践耳、才旦卓玛这三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合作者在跨越34个春秋之后，终于头一次在“上海之春”第十七届音乐会开幕式上相见。
　　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