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仲明同志墓

姚波

开国元勋革命烈士墓

         姚仲明，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参与组织领导的黑铁山起义，曾任八路军团政委、烟台市长、潍坊市长、济南市长。建国后调到外交战线。历任驻缅甸首任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文革后任文化部副部长。退居二线后，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姚仲明农民家庭出身，1930年考入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校参加读书会，接受进步思想。1931年9月在济南民教馆做宣传工作。参加组织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发动组织学生南下请愿。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团支部工作，创办进步刊物《柔锋》，负责济南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工作。1933年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1934年毕业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后回家乡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促进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7月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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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年10月底，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赴[url=http://baike.baidu.com/view/2982302.htm]长山县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同年12月，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人成功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他任政委，率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6月，率第五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四团，任团政委。1939年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参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9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0年到达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任党校一部文教主任、四部文教主任。和陈波儿共同创作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受到好评，被评为文化劳动模范。1945年4月至 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姚波

姚仲明 (1914～1989)山东东阿人。中共党员。抗战爆发后参加山东八路军三支队，1940年赴延安党校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文名称
姚仲明
别名
姚梦龄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东省东阿县韩家堂村
出生日期
1914年

逝世日期
1999年12月26日
职
外交家
毕业院校
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
信仰
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
《同志，你走错了路！》
政
中国共产党
目录

1 简介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委、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央党校文教主任。1946年后任华东解放区驻联合国鲁青分署代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青岛小组中共代表，烟台市、潍坊市市长，济南市市长兼中共济南市委第一副书记。建国后，历任驻缅甸大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 作品
　　著有话剧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合作)、《记忆犹新》、《乌云难遮月》等。

姚波

姚仲明:

新中国最年轻的驻外大使

当耿飚将军和夫人赵兰香一起携儿带女冒着北京的严寒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的时候，姚仲明还在中共济南市委第一副书记、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的任上。据《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报道，姚仲明在1月14日还被推举为“济南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 据姚仲明大使晚年回忆:“1950年2月，我在济南担任市长并被选为人民代表、正在忙于参加山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际，中共山东分局将中央命我出国从事外交工作的调令交给了我，令我在两周内抵达北京去外交部报到。”姚仲明自己分析:之所以入选外交界，是因为“曾在青岛担任过山东解放区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署进行谈判的代表；后又曾担任军调部青岛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加之我在烟台任市长期间又负责主管过那里的外事工作”。此言诚不为虚。

在1950年全年任命的11位新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中，除吉雅泰、王任叔之外差不多都是将军，也就是说，新华社在发表吉雅泰、王任叔等人的大使任命消息时，均冠以“先生”的称谓。新华社也把姚仲明大使当作“文职人员”， 同样冠以“先生”的称谓。姚仲明是“文职人员”吗？这里要特别“披露”的是:姚仲明实在不能完全算是“文职人员”。

1914年8月生于鲁西平原、泰山西麓东阿县的姚仲明真正算得上是“秀才”造反。23岁那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师范学校的姚仲明（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姚梦龄）被捕入狱后，翌年便揭竿而起，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从1938年起，姚仲明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等职。

不错，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四部文教主任兼秘书科长的姚仲明写过话剧。在后延安时期，他和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被周扬誉为“中国革命戏剧的最老的演员之一”的陈波儿合作创作话剧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1944年12月15日、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姚仲明的《〈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介绍》一文。12月17日、18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陈波儿的《集体导演的经验》一文。正好奉中央之命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12月19日读到姚、陈两文大加赞赏，即写信给姚仲明、陈波儿:“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儿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已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

鉴于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的立场日趋强硬，12月7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奉中央之命一起飞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同机还有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当时他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麦克鲁少将的代表）。就是在这次飞行中途，周恩来察觉航向有误，通过包瑞德建议驾驶员作180度的转弯后向前飞，到达渭河上空再朝北飞行。驾驶员拨转航向后安然飞抵延安。周恩来此番回延主要报告国共谈判经过，他是在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紧张磋商成立联合政府之余提笔给姚仲明、陈波儿写信的。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因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不幸被捕、正在济南狱中的姚仲明第一次听到了周恩来的名字。不久，周恩来派彭雪枫和张经武先后来到济南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强调先释放政治犯。1937年9月下旬，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协助下，第一批政治犯被释放了，姚仲明也恢复了自由。传达室送来周恩来亲笔信，令姚仲明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他喜出望外，马上带着周恩来的来信去干部休养所找陈波儿。两人最终商定:在周恩来稍有空闲的时候，去给他读稿子，然后听取指教。陈波儿打通了周恩来秘书的电话，……次日下午14时，姚仲明、陈波儿来到周恩来的窑洞办公室。这是一次终身难以忘怀的会见。周恩来指出:这个剧本所以有较为强烈的效果，是因为你们有生活，而且对这一路线斗争解除了某些顾虑，敢于说符合实际的话。在统战中反右，是本剧的主题思想，这正是我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最后，周恩来还关切问姚仲明:你们下一个剧本想写什么?考虑过没有?……

虽说姚仲明大使的《同志，你走错了路》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但它确是第一个描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剧本。也许是一发不可收，写上了瘾，也许是周恩来的热情鼓励，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姚仲明仍对创作剧本情有独钟，痴迷如斯。无论是在驻外使馆，还是在外交部条法司，据前驻圭亚那大使张瑜告诉笔者:即令星期天，姚仲明也不多歇息，总是伏案疾书，从事话剧创作，让一帮20来岁小年轻为他誊抄稿件。据张瑜大使回忆:“我们那时条法司三科实际上就是国务院边界委员会办公室，首任条法司司长姚仲明（当时他还任中缅边界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的办公室就在我们三科右边，我们三科就4个年轻人，姚仲明一出办公室就找我们，跟我们就熟了。条法司里很多人的名字姚仲明都叫不出来，但我们这些人他还是很清楚。每到星期六，姚仲明就问:小张、小厉啊，你们星期天有事吗？没什么事就到我家来。到他家去干什么呢，帮着抄剧本。他的剧本都是宣传作品。那时我们还没有成家。于是，我们星期天常到他家，吃完饭，接着给他抄剧本，不仅抄剧本，有时还得给他修改剧本。当时陈老见到姚仲明总是问他:‘姚仲明同志，你怎么老写剧本啊？你的外交业务怎么样了啊？’……”

姚仲明勤于笔耕，但也许是当年太负“盛名”，以后愈显“江郎才尽”，很少有佳作问世，驻缅甸大使任内有剧本《记忆犹新》（反映二次大战后美帝在中国横行霸道以及中共与之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任内有剧本《乌云难遮月》，只是其反响再无超越《同志，你走错了路》。这是后话。

姚仲明建国前后次第当过潍坊、烟台、济南市长，晚年还先后做了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但从职务上而言，他确实是一位将军！故且不论姚仲明早年游击队、后来八路军的战斗生涯（1938年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政委，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即令在停战谈判期间，姚仲明担任军调部德州第15执行小组以及青岛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时，就明明白白有“少将”军衔！连姚仲明后来持节登程，离京赴任仰光，也挑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1950年8月1日。

自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5年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24位特命全权大使中，自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为首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兼)以来,截至2008年11月6日胡锦涛主席任命前外交部财务司司长屈生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0任驻玻利维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先后有966位高级外交官出任常驻各建交国家特命全权大使（含因病、故未赴任者，不含驻各国际组织大使和其他外交代表机构大使衔负责官员）。排在第7位的姚仲明大使和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最为年轻，仅35岁，至今无出其右！

在“杨禄奎事件”谈判中初露锋芒

姚仲明在1950年3月奉调赴任外交部，多半是因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涉外工作经验。除了参加军调小组工作、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山东解放区代表之外，姚仲明在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历任烟台市（1947年）、潍（县）坊（子）市（1948年）、济南市市长（1949年），有过数次“涉外”活动“热身”。最为突出的就是烟台市长的最初任内，33岁的姚仲明曾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驻烟台办事处主任李普尔就震动全烟台的“联总”美籍工作人员史鲁域祺驾车撞死人力车夫杨禄奎一案进行3次谈判。杨禄奎车祸一案的处理最典型地反映了获得翻身解放的劳苦大众如何当家做主，具有鲜明浓厚的政治色彩。

1947年5月23日傍晚17时40分，“联总”驻烟台办事处美籍工作人员史鲁域祺驾驶5020中型吉普车送宠物狗，自大马路东森林路向南疾驰，与迎面而来的人力车夫杨禄奎所拉人力车相遇。杨禄奎立即按例紧靠马路右侧躲避。不料史鲁域祺见状仍未减速，纵车超速前行，猛然将杨禄奎连人带车撞倒在地，遂酿成惨祸。杨禄奎后脑着地，辗一二寸许裂口，脑浆外溢，小腹腿膀也被辗碎，血肉模糊，惨状不忍目睹。杨禄奎当时气息尚存，然而史鲁域祺肇事后，不但未即停车施救，反而掉转车头企图驱车逃逸。幸好被附近政府机关警卫人员李万淮和《大众日报》通讯员李福兴亲睹，当即趋前迫令史鲁域祺运送人力车夫杨禄奎前往法国医院急救。烟台市长姚仲明闻讯极为重视，亲自赶至医院探望，并慰问杨禄奎家属。神色戚然的姚仲明市长请求院方尽力抢救。但杨禄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天深夜23时许不治身亡。当时，两鬓苍苍、头发花白的50余岁老妻扯住姚仲明市长衣襟诉求雪冤，12岁之幼子亦跪于姚仲明市长前哀哀而泣，场面极为凄惨。姚仲明市长随即安排有关人员向史鲁域祺询问案发经过。讵料，史鲁域祺仗着是美国人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态度十分蛮横，并扬言:“不就是撞了一个穷拉车的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过去撞死几个人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姚仲明接报后，气愤地说:“烟台现在有了民主政府，不是旧政府的时代了！”他当即下令市公安局将史鲁域祺及其吉普车扣押看守候审，依法惩处。媒体报道:烟台全市对“联总”人员竟敢以对待蒋管区的手法对待解放区，显系蔑视解放区政府法令，草菅中国人命之暴行，震怒异常。

因史鲁域祺身份特殊，涉及外交。中共烟台市委和烟台市民主政府立即将这一案件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和胶东区党委。上级当即作出指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由中共烟台市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5月24日上午，烟台市长姚仲明（兼胶东行署外事特派员）和副市长徐中夫（后任驻智利、阿根廷、巴西大使）联名签署烟台市民主政府致“联总”驻烟台办事处的抗议书。

5月25日下午14时，烟台市长姚仲明与“联总”驻烟台办事处主任李普尔在市府外事办公厅举行首次谈判。谈判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杨禄奎家属的抚恤。姚仲明市长明确告知对方:解放区人民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人权的保障，解放区人民是解放区的主人，解放区政府要确保人权。谈判非常艰难，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对方根本没有赔偿、道歉的概念。随后,姚仲明市长又向市民表态:解放区民主政府对于一切伤害人权之行为，决依法惩办。

姚仲明敦促“联总”履行市总工会5项要求，李普尔对杨禄奎事件深表歉意。“联总”、政府、遇难家属三方组成杨禄奎治丧委员会，经协商后发出讣告，于5月26日举行全市公祭，以善其后。

5月26日上午，烟台市党政军民代表500余人隆重公祭惨死人力车夫杨禄奎。主祭人姚仲明宣读祭文称:“杨禄奎被联总人员开车碾死。全市同胞无不悲痛愤慨。对这种暴戾行凶，我们的态度是确保人权，抗争到底。”“我们将全力支援前线，坚决打垮蒋军的进攻，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为独立、和平、民主奋斗到底，把中国变成一块干净的土地，为惨死的中国同胞复仇！”姚仲明严正宣称:“像这种事件，在蒋管区（指国民党统治区，下同）为司空见惯，而在解放区这块民主圣地上，却是一件大事。对于这件大事，政府所抱的态度是确保人权，郑重办理。”公祭大会后，姚仲明市长和“联总”李普尔等佩戴黑纱和白花，执绋扶灵送葬。

5月27日上午9时，姚仲明等与李普尔在外事办公厅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谈判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死者家属的抚恤问题。李普尔声称:在过去“联总”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赔偿的数目为 250至 600美元。姚仲明当即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赔偿标准:“李普尔先生，这个数目恐怕只是在蒋管区才能行得通，而在解放区则行不通！接下来，姚仲明反唇相讥地愤怒驳斥李普尔:“美军曾在天津公布碾死一条驴赔若干蒋币，碾死一个人赔若干蒋币。根据所公布之数目,驴比人值钱，那对中国人是个侮辱！”李普尔听罢无言以对，表情十分尴尬。最后，李普尔表示赔偿数目“太大“，要到上海“联总”去“请示”云云。

5月28日，“联总”驻烟台代表李普尔遵循烟台市总工会要求，就杨禄奎惨死事件在《烟台日报》发表郑重声明，公开向解放区人民道歉，对死者家属表示深切悼念和同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6月7日姚仲明与与上海 “联总 ”派来烟台的法律顾问达理祺及李普尔等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姚仲明说:“过去我们主张，按杨的家属生活费、孩子教育费来计算，确定抚恤的款数，那是一个很合理的原则。贵方提出按一个洋车夫的月收入计算，我们认为这个原则不合理。不过我们为了增进与‘联总’的友谊，也可以通融一下。据我的调查，烟台一个洋车夫买卖好时，一天能挣到2000元，不好时每天也能挣到五六百元，平均每天可挣1000元左右。但烟台洋车夫除了拉车外，有的还兼营副业，如做小买卖或给人家做点零活，这个收入就很难计算出来了。我希望按他每天的洋车收入计算出后，再附上一部分兼营副业所得，总起来就叫一笔抚恤费。不知阁下是否有意见。”达理祺表示赞同，认为兼营副业这一事情属实，不能不予承认。经过姚仲明有理有据的计算和分析，“联总”方面最终同意以杨禄奎每天拉车收入1000元为标准，再附加50%，按56个月计算，抚恤金及赔偿费共为255万元（含已碾坏的人力车赔偿费3万元），总计赔偿解放区北海币255万元（约3400美元），由“联总”一次性给付杨禄奎家属。

6月16日傍晚16时，刚成立不久的烟台市地方法院（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的前身）市府大礼堂组成临时法庭对嫌犯史鲁域祺交通肇事一案进行审判，各界旁听代表300余人到庭旁听。正式审判开始后，姚仲明以监审人身份报告审判意义，姚仲明指出:“像这样审判犯法的外国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我们的法律是以人民的意旨为最高原则，历史上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均被一扫而光。”随即由检察官起诉事件经过:肇事原因是由于史鲁域祺在马路上纵车疾驰，看见迎面走来的洋车仍未减速，以致车夫杨禄奎虽紧靠路边躲避，却仍遭不幸。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藐视解放区民主政府法令，草菅中国人命。史氏对所犯罪状供认不讳，在作了简单辩解后请求中国地方政府宽大处理。由于史鲁域祺确实有悔过表现，烟台地方法院不久后发布了缓刑令:“查伤害致死人命犯阿力克·史鲁域祺，业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在执行中，该犯表现悔过深切，并经‘联总’驻烟代表李普尔函请保释，本院为了增进解放区人民与‘联总’的友谊关系及恢复其救济工作，特根据缓刑制度的基本精神，核准保释。”

7月5日，史鲁域祺在《烟台日报》公开发表《向中国人民的悔过书》。震惊中外的“杨禄奎事件”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以姚仲明、徐中夫为首的烟台市民主政府能正确地将“杨禄奎事件”与“联总”的工作严格地相区分。姚仲明市长的几次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了我们和“联总”的友谊，称他们为“朋友”，并对“联总”的救济工作给予了肯定。这一态度不仅促进了“杨禄奎事件”的圆满解决，也对争取 “联总”救济物资顺利到烟台港交货起到了积极作用。围绕“杨禄奎事件”的处理，以姚仲明、徐中夫为首的烟台市民主政府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对国际组织外籍雇员进行民事审判的重要涉外斗争。

外交部街31号的速成“培训班”

无心插柳柳成荫，也许就是这场特殊的外交斗争让姚仲明在未来的新中国外交队伍的组建中脱颖而出。当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还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的时候，姚仲明就被选拔奉调至北京外交部，并立即去赵堂子胡同甲2号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筹）报到，不过姚仲明在这里的日子相当短，不过1个来月。

据姚仲明回忆:我到外交部报到后，先由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我谈话。由于在军调部一起工作时，他就常代表组织给我指示，所以这次重逢便格外亲切。他问了我从山东战场进城后的一些情况后就开门见山地说:“形势的发展，急需派大批干部出国办外交。至于派你去哪里，党还没有最后决定。首先住下来，要集中精力学习一段时间，看文件，听报告，参加讨论会，还有必要的参观。这是出国前必需的准备工作。’”姚仲明就在赵堂子胡同联合国代表团（筹）驻地“集中精力学习”起来。

一天，周恩来到外交部开会时也见到了姚仲明，向他透露:拟派遣他去缅甸担任大使。姚仲明向周恩来表示深恐难于胜任此重任。周恩来亲切地说:“仲明同志，你不是在青岛、烟台已经办了一段外交么？”周恩来真是好记性，他对姚仲明当年在烟台“杨禄奎事件”中的涉外斗争表现非常清楚，最后还鼓励姚仲明说:出国可以受更多锻炼。在出国前认真学习一段外交知识。别担心，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应当争取时间早日出国。

1950年的4月，李克农通知姚仲明:组织决定你担任驻缅甸大使，你要做应有的准备。李克农特别叮嘱:缅甸使馆干部的配备，由你提名推荐，由中央有关组织部门审定后下调令。因为外交部成立不久，对各级干部的了解很有限，为避免出现“瞎子捉麻雀”的主观主义，只有走群众路线，依靠各位大使同志，从自己了解的干部中选拔提名，才能够较妥较快地解决问题。姚仲明答应按照指示精神办理。

外交部对于组织出国人员学习培训是相当重视的。从解放区、游击区到了北京首都，从穿军装的“土包子”转化角色，要出国办“洋务”，从事外交工作，从思想到具体业务，可以说是“天上人间”。 周恩来当然深知内情。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鉴于一些人对外交上的穿衣、吃饭以及一些礼仪上的“洋”规矩提出不少疑问，又鉴于国民党人在外交上丢过不少丑，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于是外交部根据实际需要，干脆先让出国人员学一段外交业务。地处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很快组织即将出国的外交官进行速成“培训”。

周恩来虽说忙于在旧中国废墟上构建新中国的蓝图，他身体力行，亲躬开讲第一课。在外交部礼堂，周恩来将所有出国人员集合在一起。雄姿英发的总理带着一叠厚厚的干部档案匆匆进来，一边点名，一边问询各人的具体情况，从学历到工作简历，都一一垂询。随后，周恩来开始了演说:大家过去所熟悉的工作要放到一边了，重要的是要学习新的不熟悉的工作。周恩来提到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和特点，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从“外交无小事”讲到遵守外交纪律的许多道理。针对不少人提出的许多问题，如外交级别、职衔，甚至某些女同志提出不愿意接受“夫人”称谓等等，周恩来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解释。在讲到一句盛传已久的苏联外交“格言”:“沉默是金，雄辩是银”，说多了是破铜烂铁！周恩来说:我从未听说苏联有这种“怪经验”， 既没有辩证法，也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要求，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周恩来反问:如果人家诽谤我们，理应驳倒对方为止，讲得越深透越好，难道我们一言不发，倒成了“金子”?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屈辱外交”。周恩来继续说道:讲得多少应以能否解决问题为准则。如能针针见血，句句是真理，一下子切中要害，可能不需要多废唇舌；有的对象可能无理纠缠，那可能话要说得多一些；对不同情况的对象，也须要恰如其分地区别对待，不能笼而统之地一刀切! 周恩来认为外交技巧需要学习，请有经验的人给讲些实例，再读些外交业务的书刊，要求大家在今后实践中多学习、多总结。周恩来特别强调:出国前学习的最重要内容是毛主席制定的外交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还有“一边倒”。对这些最根本的外交政策理论，一定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才有利于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外交工作。周恩来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讲话，令即将走出国门的外交官们茅塞顿开。33岁的宫达非说:“周恩来这醍醐灌顶的第一课，让我们这些初进外交大门的年轻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仿佛是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刘少奇也于百忙之中在中南海他家的客厅里接见了姚仲明等“候任大使”。刘少奇谈了他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认识，特别嘱咐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着重要研究这个国家的共产党”。

鉴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为配合实际斗争，周恩来一再催促已确定派遣的驻外大使尽快出国到任，以利于开展外交活动。只是各使馆人员尚未配齐。为应付急需，周恩来再次提出:出国人员的调动不能像以往按部就班，可由大使自己提名，上报组织部门以快速方式调动。周恩来明确要求凡应出国使馆人员均应雷厉风行，在8月初一律要离京赴任。于是，令行即止，中国驻缅甸使馆人员终于束装就道。

行前，周恩来特别向奉命持节的姚仲明交待:“毛主席很重视大国同小国的相处，必须适当地照顾人家的自尊心，决不以大国自居。”又细细叮咛:缅甸是我国的近邻，争取两国友好相处极为重要；特别要就中国抗美授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认真地按中央的口径做好宣传；还说到要认真处理好原国民党使馆的起义人员……

姚波

姚仲明大使首途“和平之城”

1950年8月1日，姚仲明大使率领33名使馆人员从北京出发了，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缅甸首都仰光。姚仲明当时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周恩来曾9次来到这里。

姚仲明大使一行人马先抵达广州后，过了罗湖桥就来到香港。在当时看来，那是一片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外交官在香港采购了公、私物品，便登上了中国招商局的“海利”号轮船。

姚仲明大使这一回真是漂洋过海了。蔚蓝色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海水。望着波涛汹涌的南海，34位新中国外交官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一如海水般潮涌澎湃。

谢黎和孟英是姚仲明麾下的两员“大将”。1922年生于太原的谢黎原名张寒石。抗战胜利后，年纪轻轻才24岁就是北平军调部集宁第一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当谢黎成为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首席政务参赞时，他甚至还不满27岁，这是最年轻的驻外使馆参赞。60年弹指悄然而过，中国外交界依然无人打破谢黎当年所创造的“纪录”。中国驻缅甸使馆的第三把手是年长谢黎9岁的孟英。1913年出生于天津的孟英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学生时代曾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嗣后参加著名的山东徂莱山起义，从此开始了他的12年的军旅生涯。

姚仲明一干人马中还有一位胶东才子宫达非颇值一书。从那个时候开始，迄于今兹，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外到国内，宫达非在外交战线奔波了45载春秋寒暑。已故著名外交家宫达非是新中国外交界继何英之后最负盛名的非洲事务专家，人皆称之为“非洲先生”。

当姚仲明一行乘坐的“海利号”在南海里印度洋乘风破浪前行时，缅甸仰光的爱国华侨已翘首以待！让姚仲明大使为首的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人员始料未及的是:为了充分表达缅甸数十万华侨热爱新中国，欢迎来自祖国的新使者的热忱之情，早在1个月之前，仰光华商会专门召开了欢迎姚仲明大使的筹备会议。到会的华侨团体共有296个，可见欢迎新中国外交使节声势之大！就是在这筹备会议上，与会人员选举产生了以邱贻厥为主任、徐四民为秘书长的联合欢迎姚仲明大使筹备委员会，随即正式开始运转工作。徐四民与姚仲明大使同岁，也是35岁，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所以30多年后，徐四民回忆往昔，仍以深情的笔触写到了与姚仲明相处的种种情景:

1950年到1964年，在长达15年的期间，中国曾向缅甸联邦派出过3位特命全权大使。第一位是任职时间最长久，也是同我接触最多的姚仲明大使。他在仰光一连担任了7年半的大使职务，这在外交惯例上看，的确是罕见的。

……

在姚大使任内困难最多，问题也多得可观。海外华侨一般都认为祖国派来的大使一旦到任，侨胞就不会再受气了，一切纠纷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似乎人人都在盼望着中国大使来处理和他本人利害相关的种种问题，甚至有人把个人家庭的一肚子委屈都想向大使诉说一番。他们哪里知道大使的任务是主持两国之间的外交大计，国际关系?何况纠纷如此之多，哪个大使也是管不过来的，更何况，即使是专管侨务工作的领事也只能进行调解，不能升堂断案。

华侨社会内部的麻烦事固然劳神，但更大的难题是姚大使上任不久，朝战全面爆发,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当时在太平洋上，我们毫无办法，制海权在人家手中。于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立即面临非常困难的政治局面。那时候，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好，在缅甸华侨社会里，亲台湾的势力非常嚣张，打人暗杀之类的恐怖事情，以及某些破坏性的活动也经常出现。于是，在姚大使面前既有华侨内部纠纷，也有艰巨的对敌斗争。作为爱国侨团负责人也就有义务协助使馆、领事官员们应付这些事件。有时候，半夜三更，大家还聚集在一起，紧急研究如何才能确保华侨生命财产安全的对策……

1948年1月4日，作为缅甸华侨的代表，徐四民参加了缅甸独立的升旗典礼。那天上午，英国派驻仰光的末任总督兰斯爵士在总督府正式降下米字旗，宣告退出缅甸。同日清晨4时，缅甸第一面国旗在秘书厅上空冉冉升起。在参加缅甸独立的升旗典礼时，徐四民的心中就萦绕盘算着一个问号:“未来的新中国的国旗该是个什么样子?” 过了仅仅半年，徐四民就奉召北上，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1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会议。那是1949年6月。当其时也，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候补代表计有17人。在15名正式代表中，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瑗、蚁美厚、黄长水、庄明理等诸位侨界老前辈。当时，就剩下缅甸和日本的华侨代表未定。最终，35岁的徐四民胜出，在众多侨界元老中，他委实只能算个“小老弟”。北京归来后，徐四民就做成了一件大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诞生了！但少数顽固分子持否定态度，仍把“中华民国”视为“正统”。当时，缅甸和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为了悬挂五星红旗问题，缅甸华侨商会专门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讨论。会上，“华商”会长提出“缅甸联邦政府目前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因此华侨升旗的问题只能维持原状”，也就是仍应升国民党旗。但是，徐四民认为:升五星红旗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海外的中国侨民有权升五星红旗来表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旧政权的唾弃，与外国政府承认与否无关。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样，徐四民和“华商”会长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互不相让，各执己见。徐四民没有料到，为了悬挂新中国的旗帜，会发生如此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最后只好记名投票，公开表决。支持“华商”会长有5票，而支持徐四民则有15票，另有5票弃权。徐四民的议案以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华商”会通过了缅甸华侨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议:“通告全缅侨胞悬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1949年10月2日，美丽的仰光晴空万里，和风轻拂。缅甸成千上万爱国侨胞满怀豪情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消息不胫而走，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闻讯，立即在其《南侨日报》作了报道，并还发表题为《向缅甸华侨看齐!》的社论。

仰光真的是阳光灿烂

1949年12月16日，缅甸联邦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12月26日，48个缅甸华侨团体联名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由《新仰光报》总编辑邱巴宁执笔的通电，恳切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使节到缅甸。当时，邱巴宁因久患心脏病很少写文章。但他勉为其难，抱病执笔。电文发出后不久，邱巴宁就与世长辞，通电竟成“绝笔”。

就在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一天下午，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密电北京，向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表示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愿率全体馆员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这是国民党驻外使馆中唯一起义投向新中国的大使。随员庄去病起草的涂允檀先生密电全文如下:

使馆全体同仁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中缅关系素密，即派遣使节，以敦睦谊。使馆人员谨当照料侨务，保管公物，以待后命。

这封通过秘密渠道发出的电报当时只有中国银行经理胡额芳、交通银行经理龚庆肠等极少数人知悉。中行、交行也是在此时决定起义的。但是，眼下还不知何种内情，北京迟迟没有复电。在没有接到北京方面的明确回复以前，国民党大使馆和中、交两行的起义消息自然秘而不宣，封锁得密不透风。事实上，涂允檀起义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1950年1月2日，北京驰来周恩来的复电:

驻缅大使涂允檀先生及全体馆员钧鉴:去年12年17日 （指电文收到之日）电悉，甚为欣慰。我对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岗位，维持现状，并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后命，原驻缅使馆及各地领馆近情，盼即扼要电告。

周恩来

1950年1月2日于北京

北京复电一经缅甸各类媒体发表，立刻在缅甸侨界引起巨大反响，欢呼庆幸，奔走相告。时值中国传统春节将临，仰光侨区的居民们无不欢天喜地。中缅建交谈判延续了差不多6个月，缅甸广大爱国侨胞在焦急渴望的心情中翘首盼来自刚刚获得新生的祖国使者。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迟迟没有派出外交使节，令他们望穿秋水。

以邱贻厥为主任、徐四民为秘书长的联合欢迎姚仲明大使筹备委员会早已忙得不可开交。筹备委员会决定发动广大侨胞在新中国使馆全体人员登陆上岸时，到码头列队夹道欢迎。还决定了在姚仲明大使上岸的卫生码头开始游行，经海滨衔－唐人坡大街－广东大街－南勃陶路－卑谬路大使馆，最后在大使馆院内升旗后解散。这条路线除去卑谬路是使馆区外，其他都是唐人区主要道路。

当时的缅甸华侨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蜕变之中，陈旧的、保守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初步定为1万人的大规模群众欢迎活动，不得不考虑以姚仲明大使为首的新中国大使馆官员安全问题，任务艰巨，困难不少。如今，这副沉重的担子就落在了由全缅近300个华侨团体推选的秘书长的肩上了。

与此同时，缅甸联邦政府为了隆重接待来自北京的第一位新中国大使姚仲明，特地指定仰光市副警察厅长吴山意负责此事。也许是责任重大，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吴山意心情十分紧张，几乎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就在姚仲明到达仰光前几十个小时，吴山意突然在深更半夜造访徐四民。待到徐四民披衣而起，吴山意神情异常地说:“外面风声很紧，可能有破坏话动。因此，欢迎姚仲明大使的路线必须即刻改变，不能再按原计划进行……”接下来，吴山意把外界的整个情势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然后分析说，广东大街和南勃陶路是华人区的中心，1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在这两条大街上经过，确实非常壮观，能为北京使节大造声势。但是必须考虑到:这两条街只有100多英尺宽，两旁都是4层高的建筑物，而且此地人口稠密，楼屋商店鳞次栉比，从环境地势上看，最容易遭受袭击。所以吴山意认为:即使是最最轻微的破坏，比如说有人从楼顶上掷下几个西红柿和鸡蛋来，也会在游行队伍中引起骚乱，令当事人狼狈不堪，吴山意最后强调说:“很可能在游行中发生殴斗事件。如果一旦发生此类意外事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马上会发往世界各地。他们自然会造谣惑众。那时候，舆论上损失就更大了!”

吴山意是缅甸政府专门负责新中国大使到任的安全主管，他的情报的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最主要的，吴山意对于形势的分析也是有理有据的。按惯例，吴山意只需以仰光副警察厅长的官方名义通知徐四民更改游行路线即可。而却以私人拜会的方式，客气地与徐四民商量研究，充分表现缅甸政府尊重爱国华侨，及其对已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于是，徐四民夤夜和吴山意商讨改变游行路线，最后决定:为防万一，发生意外，游行队伍不经过华区（唐人坡街、广东大街和南勃陶路等路），改道仰光的“国际公路”白塔路和康密申那大街，再转戈登温路，最后到卑谬路大使馆升旗解散队。事后证明紧急决定游行路线改道是完全正确的。

向肖恢塔总统呈递国书

在缅甸几十万华侨千呼万唤之中，姚仲明大使率参赞谢黎、孟英，总领事李萍（后任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武官李戴等一行共34人，终于在1950年8月28日抵达缅甸首都仰光，这是一个令缅甸侨胞喜庆的日子。新中国外交官搭乘的中国招商局的“海利”轮船停泊在12英里外的港口。徐四民和缅甸外交部常任秘书巴灵顿（后任缅甸驻美大使）、外交部礼宾官员吴吞庆（又译“吴顿辛”，后任缅甸外交部常任秘书）乘坐小电船驶出仰光江口，登上“海利”号轮迎接第一位新中国大使姚仲明。与巴灵顿、徐四民同行到仰光江口欢迎姚仲明大使的，还有已经起义的国民党驻缅甸大使涂允檀博士。巴灵顿和徐四民先生对以姚仲明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官表示热烈欢迎。

当轮船快驶码头后，只见人群聚集在岸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使馆人员按原计划男性均着中山装，女性均着旗袍，整队随姚仲明大使鱼贯下船。人群中顿时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下船后，姚仲明大使按已准备好的讲稿发表讲话，深深感谢各位对新中国外交官的欢迎，并向在场记者散发。紧接着，姚仲明大使率领中国驻缅甸使馆人员绕场一周，频频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姚仲明大使下船时第一眼就看到人群中打着的横幅:“欢迎我们新中国的大使及全体使馆人员！”“庆祝中缅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欢迎姚仲明大使的万人游行队伍，秩序井然地经过了仰光市最为繁华的大街，顺利、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前院，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升起，从此就在缅甸蔚蓝的天空上飘扬，飘扬……

缅甸侨界和当地政府携手合作，发动全缅华侨大联合热烈欢迎姚仲明大使，这是唯一的！连华侨人数比缅甸多了好几倍的印度尼西亚也望尘莫及。

当使馆人员暂时安顿就绪之后，姚仲明大使就依照缅甸方面的安排，率领高级外交官员，于9月5日向肖恢塔总统呈递了国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馆于12月15日发回《姚仲明大使到任后的情况报告(节选)》，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我们抵仰光时，缅政府派(外交部)常任秘书巴灵顿(现调任缅驻美大使)，交际官宇（吴）吞庆。到船上迎接，没有欢迎仪式，没有乐队，没有拍电影，也没有人发表演说。

我们到达仰光当天，缅甸官方报纸，大都登载我们下榻、及华侨欢迎情况的照片。缅政府机关报《新时报》第一版第一条消息登出，并发表社论指出:中缅两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悠久之历史。指出这次互派使节，将增加两国友好关系与和平条件。

在呈递国书前，我馆由一等秘书曾与缅外交部交际官接谈两次，与外交部副秘书、总统秘书各接谈一次，并曾参观其总统府一次。被对呈递国书之礼节问题，表示愿耐心协商，以求完备，最后并写成书面意见送我。

呈递国书时，缅政府只备一辆礼车接大使，礼车来迎时悬挂缅甸国旗，呈递国书完毕送大使返馆时，挂我国国旗，并非两国国旗同时悬挂，国旗悬挂的位置，系在礼车左前方。

来接者系缅外交部副秘书王国候、交际官宇（吴）吞庆。有40余人之仪仗队，但无军乐队。

呈递国书参礼者，除缅总统苏瑞泰（又译“肖恢塔”）外，有外交部长苏昆雀（又译“藻昆卓”），外交部常任秘书巴灵顿、副秘书王国候、总统秘书德欣貌普、总统副官二，正副侍从长二，交际官一人。除总统及巴灵顿、王国候着西装外，其余均着缅甸服。

第一位置为缅总统，第二位置大使，第三位置缅外交部长，其余人员均排在后面，无一定次序。

当大使呈递国书以后，随即向总统介绍（使馆）馆员，在未介绍以前，略与总统寒喧(暄)几句，呈递国书完毕后，总统即退出，再未作其他谈话。

总统不迎不送。部长自总统府大厅迎进、送出。副秘书及交际官迎自大使私邸，送至大使私邸。

呈递国书半月后，由外交部长请我一等秘书以上官员赴宴，缅方各部长参加，外交部交际官以上官员均参加，外交使团有印度、印尼两大使参加，场面平常，酒席极为简单。

呈递国书后，我大使首先拜会缅外长，次拜会缅总理，及使团，武官拜会国防部，参赞夫人代大使夫人由使团领袖夫人引拜总统夫人，其余参赞、一等秘书曾分别拜访印度、印尼、瑞士各使团官员。

自此，在姚仲明大使的领导下，大使馆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展开。一是调查研究。每天都把当地报刊的重要新闻和文章翻译出来，打印后送使馆各单位参阅，并要求各单位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活动，了解有关情况，宣传中国对外政策和抗美援朝的正义立场。二是妥善处理起义人员。国民党驻缅甸大使及其使馆若干人员还有驻腊戍总领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公开声明弃暗投明，举行起义，且尽责保护使馆财产及档案，等待新中国使馆的官员去接收。大使馆认为此事早办为好，因此及时向起义人员进行了思想工作，阐述了中央的政策，对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接收了起义人员原先负责保管的财产，安排他们回国去外交部报到，或学习，或安置工作。三是解决使馆的办公地址和多数人员的宿舍问题。原国民党使馆遗留的办公房舍系木结构，极其简陋，作为新中国驻外的代表机关，显得很不相称，不利使馆保密、保卫工作。只有大使官邸尚可容纳少数人居住，绝大多数外交官临时住在房租昂贵的大饭店里。根据外交部颁行的建馆原则，在缅甸政府的协助下，使馆很快购到住房，且在华侨的帮助下进行扩建。于是，有中国建筑特色的大使馆在仰光出现了，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院墙外参观。使馆办公、住宿、举行大型宴会等问题得到解决。周恩来1954年访问缅甸时对大使馆设计甚表示赞赏。四是抓内部工作和思想作风建设，以迅速适应对外活动的需要。虽说不少外交官在出国前都经过专门培训学习，但出国后在对外活动中仍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尚不习惯参加外交活动，对国外社会环境不适应。外交官长期参加武装斗争，或从事地方工作，存在这些问题本不足为怪。

现在来叙述近60年前尘往事，真如“天宝遗事”，令人捧腹。有的女外交官因出席宴会进行化妆，精心梳理打扮一番后站在穿衣镜前，越看越“丑”，顿时便怒气冲冲，自怨自艾地将旗袍一脱摔在床上，无名火冒三丈，大嚷:“不干了！”她们气咻咻地说什么自己是翻山越岭打游击出身，今天却化妆成了娇太太，何必受这个鬼罪！”周围的同志急忙求爷爷告奶奶地劝解:不出席宴会，违反外事纪律，对外势必影响友好关系，决不可以如此冲动！经过一番耐心、略带“威胁”的哄劝，女外交官无奈只好又“披挂整齐”，气鼓鼓昂然上阵。岂料不少男同胞对女外交官穿高跟鞋也甚“反感”，不时冷嘲热讽，让有苦衷的女外交官更是无处吐苦水。他们也振振有词，貌似有理:外交人员的穿着不宜脱离祖国的风气，既要照顾到驻在国的习惯，更要代表祖国，决不可将来自西方的“洋规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某些女外交官一穿高跟鞋就“举步艰难”，犹如受“酷刑”。每当赴宴完毕，返途中在车上就将高跟鞋一脱了之，到大使馆一下车就拎着高跟鞋昂首挺胸走进大厅，还边走边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好似战场凯旋的英雄。有的女外交官则认为:我们在缅甸穿平底或半高跟鞋也很庄重。在一定的场合愿穿高跟鞋也可以，但力求“驾驭自如”，稳重大方。姚仲明大使闻讯在茶余饭后编了一首顺口溜:“高跟皮鞋捷足登，巾帼英雄变了形。一步一步如捣蒜，步步相连敲鼓声！对外影响细思量，革命传统要发扬。结合实际创新风，别具一格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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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波

姚仲明：缅怀陈毅同志

姚仲明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很快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当时我正在延安，初次听到有人评价陈毅同志为“雄才大略一诸葛”。追随毛主席上井岗山，他是较早的一位领导人，曾被称为“毛、朱、陈三杰”。在新四军处境困难之际，由他接替挂帅，必能扭转局面。从那时起，陈毅同志在我脑海里即占有了崇高的地位。 　　相识于延安 　　陈毅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之前来到了延安，在同志们中间又激起了一阵颂扬。我听到来自华中熟悉有关情况的同志讲，陈毅同志不仅指挥军队打仗有出奇制胜的特长，而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就要笔杆而言，他的诗词歌赋样样不凡，且有其独特的大将气度；就统战而言，他在华中的建树在党内外是负有盛名的，国民党凡开明者和中间派人士多认为陈毅以团结抗日救国为重，通情达理，豁达大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人敬佩，而顽固派则是又恨他又怕他，说他文武双全，不好对付；就我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他对干部不论作报告，或个别谈话，都能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精辟的解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效果极好。所以，在广大干部中，陈毅同志的威信特高。大家认为，他对党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掌握得最好，运用得灵活生动。 　　有一次，在一个文艺晚会上，我向他表示问候和敬意。当他晓得我是从山东敌后到延安的并住在中央党校后，他劝我在延安这个安定的环境中，要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错过这个机会，一旦回到炮火连天的前方，不能安静学习，会感到后悔莫及的。听了他的叮嘱，我深深感到陈毅同志热情关怀革命晚辈的情意，当即表示一定按照他的教导去做。 　　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有人怀疑一位来自江西的同志家里与国民党有关系，也怀疑他本人是否清白。组织上向陈总了解情况，陈总仗义执言：别冤枉好人了，在白色恐怖下，我陈毅曾住在他家里，安然无恙，而且人家还为我们做了工作，这就足以证明无嫌疑。从此可以看出陈总对党、对同志敢于负责的精神及其品格的高尚。 　　文仗与武仗相配合 　　在日寇投降后，全国即将进入解放战争之际，陈总奉中央之命去山东战场，负责指挥三野粉碎蒋军在美帝支持下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当我和山东的几位干部从延安回到山东时，陈总已经指挥我军迎击沿津浦铁路来犯之敌，并很快地解放了被敌人侵占的滕县。我们向陈毅报了到。他说，你们几位是山东的老同志，对山东情况是熟悉的，在延安学了几年，回来工作很好。如果你们乐意先看看打仗的热闹，就留在前线，如果想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就马上去临沂华东局报到，形势正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入工作。我们表示愿速去华东局听命，尽早工作。他又告诉我们，山东是蒋军对解放区进攻的重点之一，它的先头部队在滕县全军覆没，老蒋又派陈大庆之流率机械化部队准备北上，我们等着吃掉它，即将在全军动员打大仗，一定会频传捷报。我们到达临沂之后，就听到人们传说的陈总在动员大会上的豪言壮语：蒋介石又派来了一员干将陈大庆率机械化部队沿津浦路北上，试图攻入解放区。我们要学梁山好汉，先把话讲明白，此地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要从此把路过，请把武器留下来。我军正需要机械化装备，欢迎运输队快送来。我陈毅管叫陈大庆变成一个陈大悲！广大干部和战士听了陈总这些鼓舞人心、增长土气的话，精神大振，摩拳擦掌，掀起了粉碎蒋军进攻、保卫解放区的热潮。 　　我们看到从前线回到临沂的陈总时，是国共停战协定宣布之后，军调部已在北平成立。陈总对此非常重视，向山东、江苏各地区的重要城镇，如济南、德州、泰安、枣庄、高密、徐州、淮阴等，迅速派出代表我解放军的军调小组。他还偕同华东我军主要指挥员到济南、徐州，参加了周恩来与马歇尔、张治中召开的该地区三方军调会议。归来之后，他认为这类会议虽然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停战问题，但从中可以观察到美蒋方面的动态，我们可以增加若干预见性，有利于我方今后的斗争，因此对了解到的情况应积极对待，特别是对恩来同志的叮嘱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对军调小组的运筹安排刚刚就绪，又接联合国救济总署驻青岛分署的通知，邀请山东解放区派代表两人去青岛，谈判山东解放区应享有救济物资的问题。陈总认为，此事关系到解放区人民的权利问题。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人民贡献最大，受到的灾难最多，而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捐助的救济物资，我广大解放区人民，理应享受应有的份额。陈总派我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一道去谈判。当我方代表在青岛与联合国有关机构达成初步协议，第一批物资运输到解放区临沂后，对方又要求我方派常驻青岛的代表及随从人员。联合国驻青岛的救济总署与美军驻青岛司令部的关系极为密切，我方代表首次去青岛时乘坐美军飞机，在青岛也曾受到美军司令部的关照。陈总经过深思熟虑，力主应邀派常驻青岛的代表，并指定我带工作人员去青岛，执行常驻代表的任务。陈总指示我们，既要为解放区多争取救济物资，又要做国内外人士的交友工作。进行必要的宣传斗争，也是份内的事。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清醒地观察有关情况、动向。当时陈总已兼任华东局书记，其他领导同志都认为他的指示很重要，设想得很周到，完全拥护。 　　美军驻青岛正副司令和联合国驻青岛救济总署负责人，先后到临沂拜访陈总，对陈总的侃谈宏论和落落大方的风度极表钦佩。美方有的军官曾向陈总赠送高统皮靴，表示敬意。陈总在青岛美军上层中成为谈论的对象，特别是我解放军每次挫败蒋军的进犯时，他们就谈起陈总的一再警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看来这决不是吓人的空谈。 　　随着蒋军破坏停战协定，日趋猖狂进攻解放区，联合国驻青岛救济总署办事处在向我解放区运输救济物资上也进行刁难，无理地要求我方“修复胶济铁路并使之通车”，才能将救济物资运往解放区。这显然是配合蒋军进攻解放区的需要。我方对此自然予以揭露、驳斥。对方的无理要求造成了僵局。我回临沂报告请示，陈总开门见山地指出：这证明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所属机构卡我们，企图配合蒋军取得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这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揭露的好证据，从对方的这一态势更可以看出美蒋阴谋向我解放区发动更大的进攻。陈总要我速回青岛，继续向对方据理力争，坚持按原有协议，从陆路、海路向解放区运送物资，否则就揭露其阴谋行径。他还就此指出了做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周恩来同志在蒋管区做我方代表，他的外交活动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是别的工作所不能代替的。要告诉在青岛工作的同志安心，应懂得做外交工作有时让自己很不痛快，这是必然的，有时甚至让你天天坐冷板凳，觉得无事可做，很无聊，远不如在解放区工作忙的痛快。但是，做外交工作，根据它的特点，自己要有相应的安排，冷清的时候可以看报、看书，可以学外文，也可以酌情找朋友谈谈，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我觉得陈总的一席话很中肯，对我是一次很切合实际的教育。我以昂扬的斗志又返回青岛。蒋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日益加紧。联合国救济总署驻青岛办事处强调山东战争环境的恶化，暂停对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已成定局，于是我们驻青岛的人员奉命返回临沂。 　　有一天，陈总找我去汇报在青岛的工作。他听后指出，美帝的阴谋暴露得很清楚，当它需要用和平的手段打入我解放区进行破坏时，就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招牌同我方打交道，无理要求运到解放区的一切物资由它们和国民党派员去解放区各地亲手交给被救济的人，经我们反驳、拒绝后，始放弃其妄想。而今它们支持蒋军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决心使战争升级，又图谋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招牌，对我们进行胁迫。它们打错了算盘，不懂得中国人民反对外来欺侮是有本领的。我提出请组织分配我今后的工作，陈总冲口而出，你应该安心准备仍然从事外交活动，学习外交知识。他又说，烟台市长一职现在还空着，有人建议让你去担任。烟台是解放区通向外界的一个海口，今后那里的外交事务可能会逐渐多起来，你可以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希望你不要讨价还价，早去为好。我答应服从组织决定。 　　当我于1946年6月去烟台上任路经胶东区党委（驻莱阳）了解烟台的工作情况时，区党委告我，陈总来电话，要你速回临沂，对你另有任用。我赶紧折回临沂。陈总告知，接北平执行部叶剑英同志的通知，执行部三方决定在青岛设立军调小组，希华东局速报我方代表名单。陈总决定让我担任我方组长，速去北平执行部报到，后即转青岛。他还说，内战在逐步升级，青岛附近地区的纠纷不会少。我即遵嘱抵青岛执行任务。 　　秋后，军调处工作处于困难境地，已成尾声，我又奉命退出青岛回临沂。当我向陈总汇报时，他强调指出，我方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同志，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代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热望，揭露了美蒋欺压中国人民的野心，为我解放区人民争取了备战的时间。陈总告知：联合国救济总署驻中国的总机构在上海经与我方董必武同志谈判该机构愿摆脱青岛鲁青分署，直接派出驻烟台办事处。应分配给山东解放区的物资将由海路直接运送烟台。陈总要我速去烟台任市长一职，再和外国人去打交道，嘱我切莫轻视这一任务，务必谨慎从事，外交工作是很复杂的，决不可想当然的简单化，特别要使对方感觉到在我解放区与蒋管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这里办事讲原则，有是非界线，严肃认真，保护人民的尊严，不许侵犯主权。对陈总的叮嘱，我在实践中更感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在党政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 　　当时，美蒋把我山东解放区看作是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之一，于是调兵遣将，大有不鲸吞齐鲁，决不罢休之势。广大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鉴于形势的严峻，或多或少的有些沉重感。然而，陈总精心研究了敌情，成竹在胸，在作出作战部署之后，照样挥笔写诗，照样说说笑笑，照样开心地下围棋。有些干部看到这光景，就放下心来。等到莱芜战役全歼李仙洲兵团之后，陈总威信更进一步提高，党政军民都感到山东战场有陈总在就会连续地打胜仗。事后有人颇有感慨地说，当初部署莱芜战役时，有的人还曾怀疑能否打胜仗，讲怪话说，陈总不是行伍出身，拿着红蓝铅笔光在地图上画来画去，他不晓得兵是用脚走路的。不少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陈总为迷惑敌人，使之陷入我军重围，而对部队作不寻常的调动，正说明其用兵之神妙。陈总为了发扬民主，当时不做任何解释，只说让实践去检验吧。当全歼李仙洲兵团之后，召开干部会总结这一战役的经验时，陈总说，我是上井岗山较早的一个战士，当毛主席上了井岗山后，朱总司令和我就很快奔去了，所以担任过不大不小的红军指挥员，我想当红军也应该算行伍出身了。大家报以欢笑，连以前讲怪话的人也后悔自己瞎说，从而更加敬佩陈总。后来陈总又指挥鲁南战役，连续地消灭了枣庄、苍山地区的敌人，并活捉了统率所谓快速部队的马立五等国民党将领。陈总在党政军民中的威望更高了。不久，又开始打孟良崮战役，对手是蒋记王牌军张灵甫部。该部是蒋介石所仗恃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社会上所流传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在陈总指挥下，我三野全体将士经过斗勇斗智的奋战，将其全部吃掉。我军声势大振，敌人闻陈毅而胆寒。我解放区军民每见到陈毅就顿起欢呼。党政军民时常谈论，陈总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儒将，而今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打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大胜仗，说明他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干什么都是好样的。此时，蒋军对山东重点进攻的败局已定。陈总接着又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指挥，消灭敌军60万，举世为之震动。 　　山东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对陈总的坦荡胸怀，对人对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说公道话，更是从内心里敬佩。陈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不忘群众。陈总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表扬了山东支援前线的民工。他说，有几十万民工支援前线，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实在感动人！又说，山东战场的胜利，是军队用枪炮打出来的，也是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扁担挑出来的。他们用小车难的是细粮，供给作战部队吃，而他们自己吃的却是自带的粗粮窝窝头或菜饼子，用扁担挑的是北海银行出的钞票，他们不动用一文，在枪林弹雨之下跟部队奋勇前进。这样的群众多么有觉悟啊！他们的觉悟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也不是从旧社会带来的，是共产党教育培养出来的。有人说山东党组织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广大群众的觉悟说明了并不是如此。淮海战役后，陈总有一次到长江附近去视察渡江的准备情况，碰到了去江边看地形的几位山东民工。他们大笑着对陈总说，首长为了让我们认真准备，说长江水宽浪大，不好渡过，这一看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能轻轻地游过去，到时首长一声令下，我们管保把给养很快地送到南岸。嗣后，陈总对大家讲起此事时曾说，你们看山东民工的气概多么豪迈，我们有这样的人民群众作依靠，还愁不能战胜困难嘛！ 　　陈总的这些讲话，在山东群众中传播甚广。大家公认陈总心明眼亮，是人民的贴心人，他代表毛主席给了人民以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后来，陈总离开了山东，但是山东的广大群众对陈总仍然念念不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总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山东广大群众听说后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独具特色的外交丰采 　　1958年初，陈毅副总理兼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他到任后第一次给外交部的干部讲话时说，他曾向毛主席、周总理一再表明，他当外长不合适，因为他有时说话冲口而出，还是另外斟酌人选为好。中央考虑仍然让我兼任此职，我只有服从了。陈总坦率相告，诚恳交心，大家为之敬佩。许多熟悉他的同志都知道，陈总对外谈问题一向是很有条理，很有分寸，观点鲜明，从不含糊其词，而又富有哲理和思想性。但他在党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确一向畅所欲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朋友坦诚相见，患难与共；他对敌人从不讲客套，打开天窗说亮话，无所畏惧。这是他一贯的性格。在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岁月中，大家看到的正是如此。 　　他从兼任外长起，一直很重视外交队伍的思想建设。他首先强调发扬外交部在周总理领导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他抓务虚会，强调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联系外交任务的执行，统一上下左右的认识，把力量拧成一股绳，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经过他一段时间的引导，外交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进一步提高，对中央重大外交决策的理解更加深入，执行更加坚决，大家的干劲更加高涨，外交部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他对外交部的内部事务做了一些安排之后，即以紧抓对外工作为重点。当时正在发扬万隆亚非会议精神，继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要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又需逐步解决与一些邻国划定边界问题，还要开展同各友好国家的往来，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关系。陈总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在这些方面都有明显的成就。 　　陈总曾多次访问东南亚，情况比较熟悉。他在兼任外长前，就陪同周总理出访过东南亚国家，且参加了万隆亚非会议，结识了不少的朋友。东南亚国家的不少领导人谈起陈毅来，总是对这位元帅的谈吐和卓见表示敬佩。陈总兼任外长后，他们又多认为他是周总理在外交上的一位得力助手，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对陈总的外文艺术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位元帅善于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问题，用明确而简练的语言，分析得很清楚，使人很乐意同他交谈天下大事。 　　陈总代表我国参加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他同与会国代表合作得很好，为增进亚非团结反帝反殖，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我记得，有的代表曾提出邀请苏联参加亚非会议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代表不赞成，两种意见僵持不下。陈总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来不及请示中央的情况下，当机立断，紧张地进行说服工作，终于使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他对大家说，在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时，有的记者曾向尼赫鲁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尼赫鲁先生的答复说，苏联传统上属于欧洲国家，不适于参加亚非会议。那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但我们赞同尼赫鲁先生的意见，不同意苏联参加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会议。而今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虽出现了不协调，我仍以与往昔相同的理由，不同意它参加亚非会议。我们是坚持原则的，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因为它拥有亚洲的部分领土就允其参加的话，那么正如大家所说，照此类推，美国也拥有亚洲的部分领土夏威夷，难道还要邀请美国参加亚非会议吗？为保持亚非会议的宗旨，我们仍应沿着原有的指针走下去。他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扬。 　　后来国际上逐渐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他为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的发展和被压迫民族纷纷独立而高兴；对帝国主义为挽救自己的失败，到处进行军事威胁和搞颠覆活动，他嫉恶如仇；对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纠纷，他主张由本国人民解决，外人不得干预。 　　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就记者所提各种问题作了回答。陈总气势磅礴的讲话，引起国际人士的震动，为友者乐，为敌者忧。 　　正当陈毅豪气正旺，力谋在外交上大展宏图之际，“文化大革命”到来了。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对“四人帮”阴谋利用造反派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破坏外交事务的行径义愤填膺。在外交部的一次大会上，他大声疾呼：同志哥，你们带起红袖章，名之日“造反派”，试问你们要造什么人的反？希望头脑要清醒，假如造共产党的反，那是走上危险的邪路。他对“四人帮”打倒一切的企图十分不满。他说，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不是自毁长城？！尤其对“造反派”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搞“三砸一烧”，严重破坏我国对外政策、极大损害我国尊严的行为，他难于容忍，严加斥责。在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情势下，光明磊落的陈总却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四人帮”为了篡夺外交大权，既利用造反派批斗他，又勒令他靠边站。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回国大使进行座谈，启发大家正确对待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况，陈总虽然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但变得沉默寡言了。周总理颇有感慨地说，陈总当年在华东战场上率领解放军，叱咤风云，挫败蒋军的重点进攻，震动中外，对党的贡献何其大耶？！大家都应当焕发精神，正确对待党的事业。陈总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大家要学习总理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 　　陈总后来就病了。大家都很关心他，都了解他的苦衷，都了解他对干部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又不能去看望他而非常遗憾。他突然与世长辞了。 　　他那气壮山河的讲话，他那令人深思的教诲，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 来源 党史人物纪念馆

姚波

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

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
姚仲明 （1914～1999.12.26）男，中共济南市委原第一副书记、济南市原市长。曾名姚梦龄，山东省东阿县人。1930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校址济南北园，简称济南乡师）。在进步师生的影响帮助下，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济南乡师支部成员，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敌破坏后，山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他同中共济南乡师支部成员赵健民、王文轩等人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同年7月，至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10余名，建立东阿县第一个中共支部。1936年7月，在济南郊区全福庄小学被捕，关押至济南看守所。在狱中，同难友赵健民、理琪秘密组成狱内党支部，领导开展了狱中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出狱。当年10月底，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赴长山县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同年12月，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人成功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他任政委。1938年6月，率第五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四团，任团政委。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联络部部长。同年秋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先后任中央党校一部、四部文教主任。1945年4月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先后任华东解放区驻联合国鲁青分署代表、军调部驻青岛小组中共代表。同年10月任烟台市市长、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任潍坊市市长，中共潍坊特别市委常委、代理书记。同年12月调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济南特别市副市长，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1949年5月任济南市市长。同年12月任中共济南市委第一副书记、济南市市长。1950年2月调至外交部工作，历任新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1972年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筹备组组长。1978年7月任文化部副部长，1981年3月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起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著有话剧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等。

姚波

济南解放后第二任市长姚仲明

　

  姚仲明

姚仲明（1914－1999.12.26）曾用名姚梦龄，东阿县韩家堂村人，1930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校参加读书会，接受进步思想。1931年9月在济南民教馆做宣传工作。参加组织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发动组织学生南下请愿。

姚仲明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团支部工作，创办进步刊物《柔锋》，负责济南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工作。1933年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1934年毕业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后回家乡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促进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7月被捕入狱。1937年10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年10月底，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赴长山县（当时的山东省长山包括今周村区大部、邹平县东部以及东南部、张店区西部以及桓台县、高青县部分村镇，1956年长山县撤销）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同年12月，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人成功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他任政委，率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6月，率第五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四团，任团政委。1939年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参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1939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到达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任党校一部文教主任、四部文教主任。和陈波儿共同创作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受到好评，被评为文化劳动模范。1945年4月至 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1946年2月至1948年任山东解放区派驻联合国分署代表、军调部中共驻青岛小组首席代表。1946年10月至1948年3月任山东烟台市市长，1946年11月至1947年11月任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1947年6月至9月任烟台市人民武装指挥部第一指挥。1948年4月至12月任潍坊特别市政府市长。4月至7月任中共潍坊特别市委宣传部部长，7月至12月任潍坊特别市委常务委员，9月至12 月任潍坊特别市委代理书记。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常务委员、济南特别市政府副市长（至1949年5月）。1949年4月至9 月任中共济南市委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5月至9月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济南市委第一副书记。 1949年，由时任济南市市长姚仲明主持筹建济南工人子弟中学并担任名誉校长。

1950年2月中央一份调令送到山东济南，要时任济南市市长的姚仲明两星期之内赴北京，到外交部报到。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使中的一员，当1950年出任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时，姚仲明才三十六岁。

缅甸总理吴努（右）会见中国首任驻缅大使姚仲明（中）

脱下浴血的军装，换上笔挺的西装；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登上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这些后来被称为“将军大使”的新中国第一批“特命全权大使”，他们的身份构成，也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特殊品格。

毛泽东曾幽默地说，首先他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他们不会跑掉。主席见姚仲明时说，你是文人，也调来搞外交啦。总理在一旁说，仲明同志来外交部前是济南市长。主席接着说，你与陈波儿合作写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时我看过。不久，将军大使们就走马上任了。

姚仲明多年后说：起初我们对穿西装很不习惯，当时有的同志穿西装，领带都不会打，像用绳子拴东西一样，打不起来。最后打起来了，领子却翘了起来，像飞碟一样。还有那些女同志，从未穿过高跟鞋。在鸡尾酒会上站了一天，累得受不了，一上车，一坐下就把高跟鞋脱下来，把丝袜子扯下来，让五个脚趾头像排叉一样，叫自由自由。”这样形容他们当年所面临的窘境。

姚仲明在缅甸做了八年大使，1958年奉命回国，出任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首席代表。经过一年半的勘察谈判，中缅双方拟定了划分边界的条约，并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批准。得到这个消息，周总理对姚仲明说：好快啊，我原来思想上准备要两年半时间，现在一年半就完成了。

1961年任解决中缅边界首席代表时获缅方颁发勋章。

1961年8月至1966年4月姚仲明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特命全权大使，1966年4月因两国关系恶化被召回。1972年至1978年底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筹备组组长。1978年7月至1981年2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为加强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繁荣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84年受党中央委派，担任整党联络组负责人，指导江苏、安徽等地整党工作。退居二线后，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1999年12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1940年姚仲明作为山东代表来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后来“七大”延时召开，他留下来进学校学习，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

1944年初，他在延安写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他执笔创作了剧本，后著名话剧和电影演员陈波儿参与了剧本的修改和定稿。《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公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机关学校和部队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辅导内容，要求干部、学员都去看。一连几个月，演了几十场，场场爆满。大家一致认为它紧密配合抗日战争后期的形势，是一部思想内容严肃深刻、艺术水准较高的好戏。周扬在为剧本写的序言中，称它是“惊心动魄”的好作品，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七大”代表回去时，剧本还被带到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各解放区去公演。姚仲明没想到的是，话剧引起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姚仲明和陈波儿在延安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出席了中直系统和边区的英模大会并受到奖励。后来，《解放日报》约请他们谈创作的体会。于是，姚仲明写了《<</SPAN>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介绍》一文，陈波儿写了《集体导演的经验》。他们的文章是1944年12月15日至18日分四天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

1944年12月19日姚仲明意外地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信的内容是：

仲明、波儿两同志：

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已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意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专此，致以

敬礼！

周恩来十二月十九日

姚仲明看了信非常激动，连忙拿着信去找陈波儿。他俩把周恩来的信反复看了几遍，又连忙把信拿给校领导和同志们看。大家都为周副主席对文艺事业的关心而感动，也都很羡慕他俩。他和陈波儿商量后，立即给周副主席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我们修改的剧本已经油印出来了，但印得不清楚。您那样繁忙，我们不愿让您由于看这不清楚的剧本占去很多时间，所以，请您在认为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去您那里把剧本朗读给您听或者面谈修改情况。《同志，你走错了路》是姚仲明写的第一个剧本。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舞台活跃了起来，先后涌现了《兄妹开荒》、《血泪仇》、《夫妻识字》、《抓壮丁》、《逼上梁山》等群众喜爱的剧目。出现了干部、战士和群众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姚仲明写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当时，姚仲明在延安党校四部任文教主任，学员们说，咱们也上台演咱自己的事行不行？大伙一致推举他写一个新剧本，姚仲明也没有推辞便动手写了起来。

姚仲明曾长期生活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并直接与日、伪、顽军打交道、作斗争。同时，他也知道在我们党内和军队内也有人对敌人的本质认识不足，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上也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十分危险的，也给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造成了损失。如果用文艺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但用文艺的形式表现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在这之前还没有。特别是批评党内和军内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用什么样的尺度他还拿不准。10天后，他拿出了这个四幕六场话剧的剧本。没想到第一稿写出后，罗瑞卿、朱瑞、陈赓、孔原等领导同志都对剧本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讨论剧的主题时，领导同志指出，要把反对教条主义和投降主义作为全剧的主题。罗瑞卿鼓励说，仲明同志，你别害怕，以后出了问题我负责！姚仲明后来回忆说，若没有这些领导撑腰的指导，我是不能也不敢写党内斗争这个主题的。在这之前，还没有人在文艺作品中反映这类题材。

《同志，你走错了路》剧中描写了八路军某部几位负责干部，围绕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国民党顽军司令赵友臣和参谋长陈之德，多次借联合之名，企图吞并八路军某部，该部政治部主任潘辉，面对复杂的斗争，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斗争求联合。而上级派来的联络部长吴志克，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潘辉与吴志克开展了严肃的思想斗争。吴志克以最懂马列主义的钦差大臣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后，他率干部队伍落入敌人圈套，大批同志牺牲，他自己被俘。在血的教训面前，吴志克才认识错误。用周扬的话说：“这个剧是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反映我党和八路军内部的生活和思想斗争”。反映现实、紧跟形势是这个戏的最大特点，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约也是这个原因，这个戏也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

姚仲明在回忆中说，剧本的写作也得益于自己的经历：我搞过地下斗争，参加领导过武装起义，做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政委和八路军的支队政委，参加过游击战争，又做过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的联络部长，搞过国民党驻山东部队的统战工作。在延安参加过批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经历为我创作剧本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句话，是那个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我勇敢地闯进了文艺园地。

给周恩来写了回信两天后，有人给姚仲明带来口信：请你们晚饭后带着剧本到周副主席住处去。这是个姚仲明终生难忘的夜晚，当走进杨家岭周恩来的窑洞，周恩来笑着上前跟姚仲明和陈波儿握手。周恩来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是那么潇洒儒雅、朴素大方。他握着姚仲明的手，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家里还有什么人，话语亲切，感情真挚。又问了陈波儿身体和工作及生活习惯不习惯。周恩来对姚仲明说，你这样年轻就写出这样的剧本，真不容易。
    周恩来说，这个戏对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个有力的配合，用这类戏剧教育干部和群众，这是思想战线的新鲜事物。过去党的主要任务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在戏剧选材中是没人敢碰的。你们的戏用非常生动的故事，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得出结论是：阶级投降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这个戏对人们的教育作用非常大，是很有价值的尝试。他还说，你们的这个剧本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听了周恩来的话，姚仲明激动地把原来准备好的想说的话都忘了，只是不住地点头。
    周恩来还对这个戏的剧本修改、演员选用及观众反映做了详细了解。他对姚仲明说，如果把党内正确的同志都写得板板正正，一天连点笑容都没有，那就脱离生活了。你不是听过毛主席的报告吗？你看他讲话多么生动风趣啊！你们再改本子时，人物要写得朴实，既要有坚定立场和原则性，又要有平日里动人的性格特点，要风趣幽默些。他还说，写党内斗争，一定要体现出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最后他说，请你们搞一个清楚的本子，我带给重庆的郭沫若和茅盾他们看看，让他们也了解延安舞台的新气象。

1945年9月姚仲明从延安回到山东后先在青岛做解放区代表，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谈判，后又做军调部青岛小组组长，与美军官员打交道，做烟台市长时继续与美国人打交道。这些经历，使他写出了以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为主题的话剧《记忆犹新》。

姚波

姚仲明在山东革命事迹纪略 —— 功在人民　风范长存 2006-07-24 14:48:34

元月４日，得到了姚老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去世的消息， 悲痛一下袭上心头。在山东，特别在胶济路沿线地区，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一位对革命有过大贡献的老前辈。我因多年从事地方党史工作， 有幸多次采访、请教过他和他的战友、同事、部下。采访中，我对他 在山东战斗、工作的不凡经历也有了较多的了解。 　　姚仲明原名姚梦龄，１９１４年８月出生于我省东阿县韩家堂村 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３０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上学期 间参加了读书会，接受了进步思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 ，他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参加了赴南京济南学生请愿代表团的一 系列斗争。为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他参与创办 了《前冲》（后改为《柔锋》）的革命刊物。１９３２年２月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４月由时任共青团山东特委书记的姚第鸿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３年７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山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 的损失，省委领导组织全部被破坏，与党中央和北方代表失去联系近 三年之久。幸存下来的以他和王文轩为委员，赵健民为书记的济南乡 师党组织，重新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们一面上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上级领导，一面联系党员 ，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到年底，不仅在乡师校内发展了２０多名党员 ，还与济南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取得联系。期间，姚仲明还根据乡师党 支部提出的到农村、工厂开展工作的要求，乘暑假回农村的家乡东阿 县，以教书为掩护，在姜楼高级小学先后发展十几名党员，建立了东 阿县第一个党支部。 　　他革命立场坚定，即使是被捕入狱，在敌人的魔窟中也从未停止 与敌人的斗争。１９３６年７月，他被捕时，为不使党组织再遭破坏 ，在敌人的百般利诱与严刑下，他视死如归，保护了党的组织。他还 把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他的看守所、反省院视为与敌生死搏斗的特殊 战场，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进行革命理论学习的“党校”。他与其 后被捕的赵健民、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把党的支部建在了敌人的心脏 ，组织难友们一起开展了狱中读书活动、理论和时事讨论会、绝食等 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高尚品质。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随着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入贯 彻和全民族抗战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姚仲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１１ 月初，省委根据长山中学校长、著名爱国人士马耀南的请求，遂派他 到长山中学以国文教员为掩护，以长山中学为基点，在马耀南的积极 配合下，组织发动清河地区抗日武装起义。为实现省委对这一地区的 战略意图，他在日军已沿津浦铁路长驱直入的紧迫形势下，在这一地 区尚无党组织、国民党顽固分子又频频破坏抗战的极为困难、险恶的 条件下，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与红军干部廖容标等人一起，于１２ 月２６日在黑铁山成功地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 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委。 　　部队诞生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夜袭长山城的胜利，继而转战小 清河、白云山和淄河流域，协助省委领导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 攻克了莱芜城。由于部队屡战屡胜，军威大震，所到之处，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被群众誉五军为“神兵”。五军于１９３８年６月整编 为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姚仲明任政委。不久他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 联络部部长，后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于１９３９年９月离山东赴延 安。 　　１９４５年９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姚仲明遵从党中央的决定， 从延安又回到了山东，先后任山东解放区派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青 岛分署代表，军调部中共驻青岛首席代表，烟台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潍坊特别市市长、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兼市委第一副书记等职。 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外交、军事和城市工作的方针，揭露了美帝国主 义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打内战的阴谋，挫败了国民党对我军调 人员的挑衅。 　　在我军第一次解放烟台后，他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遵照华东局 决定前往烟台担任市长。对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人来说，如何 按照党的方针和人民的愿望改造好、管理好、建设好城市，无疑是一 个新的课题。他牢记党的教诲，在工作中虚心学习，创造性地开展了 我党接管城市的工作。当时，一些工厂、商店已关门歇业或生产仅能 维持开支，经营靠吃存货；部分虽还继续生产经营，由于摸不清我们 的政策，一面外逃资金，一面暂且维持门面，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 度，在等待、观望……针对这些情况和问题，实行了保护工商业，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合作，劳资两利的城市工作基本政策，很快 得到全市各界响应，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呈现出繁荣势头。为搞 好党的城市接管工作提供了经验。 　　在此期间，他还根据全市人民群众的愤怒抗议，为维护国家的主 权，民族的尊严，针对以美国为首控制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台 办事处（以下简称“联总办事处”）人员，驾车轧死中国人力车夫杨 禄奎拒不认罪事件，遵照上级的指示，在与其交涉谈判中，进行了有 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以我提出的条件达成协议，对死者家属进 行了抚恤；在死者追悼会上联总办事处负责人当众表示了道歉；其办 事处人员均按中国传统，带上黑纱参加了牵灵车等送葬仪式；凶犯披 麻带孝，随死者家属之后送葬……观看者万人空巷，百感交集，许多 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与时在蒋管区人民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接管潍坊工作中，由于他与战友们深入群众，作风民主，措施 得力，全面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政策，使接管工作很快在全市展开。１ ９４８年４月２７日潍坊解放后，市委书记曾山与他率领党政工作人 员入城后，首先以市政府名义邀请全市各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召开座谈 会，系统阐明了我们党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同 时他还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造谣和挑拨，以及各阶层所存在的思 想疑虑，进行了有力批驳和认真说明。因他主动与与会有关人员攀谈 ，使与会人倍觉亲切，踊跃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会后在群众中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还由于他亲率党政干部整理修建战后的市容和街道，举 办了书法、美术展览和文艺演出，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 　　在接任济南市长工作期间，为竭力支援正在进行的淮海战役，他 组织全市各行业充分发挥其优势进行了大生产，并及时组织力量把调 往前线的部队与集中到济南的支前物资运送到了前线，使济南成为支 援淮海战役的重要基地，为夺取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清除 旧政权在济南的社会基础和影响，使基层政权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 他集中力量在市和各区举办了行政人员学习班，培养了一大批基层干 部，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最使人难忘的是１９４９年夏，由姚老组织指挥的那次黄河抗洪 抢险。这年夏，沿黄地区大雨连绵，黄河水位猛涨，济南段险情特重 ，济南各界为之大惊。据专家报告，水位之高几十年来所未有。再加 大堤年久失修，极易决口，在此情况下，济南市委遵照山东分局的指 示，迅即成立了以姚老为总指挥的抗洪抢险指挥部，统一指挥奔赴大 堤的千军万马。在他的精心指挥下，抗洪大军团结奋斗，苦战十几昼 夜，终在风雨交加的困难条件下，夺得了这次抗洪抢险的胜利。 　　姚老于１９５０年初调任我国驻缅甸大使，从此离开山东。他在 山东工作期间，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功绩。 　　尊敬的姚老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风范长存，精神永在， 故乡的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来源 大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