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天国中的爷爷（注）
——写给姚从吾先生的一封信
姚玉璞、姚大和、姚喜和口述，孙绳武记录、孙宪武代笔
爷爷：
今天是清明节，再过十天又到您逝世的忌辰了。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依旧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凄楚和悲怆。自您在1970年4月15日猝然乘鹤西去，屈指算来，已整整四十个春秋了。尽管似水的流年会抹去岁月的瘢痕，可我们对您的思念却愈来愈揪心裂肤。往日的记忆竟然成了滋补我生命的重要情结。数不清的不眠之夜，我一直重复着那个温馨的梦境……
依然是坐落在开封铁塔旁那个生气勃勃的河南大学校园；依然是我们在开封西板棚街那个恬静而春意盎然的家；在树荫下的凉凳前，我和大弟正围在您的膝下听您讲有趣的历史故事；在您那间堆满线装书的书斋里，在窗明几净的写字台前，您正把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描方临帖。为了激励我的进步，您把我的习作悬挂在书斋里，还不时地向拜访您的那些教授爷爷们夸奖我的进步……可醒来时，一切都是如此落寞和空旷。
（一）
大陆拨乱反正后，我们曾到开封去，想追寻一下爷爷往日的屐痕，聊以自慰寂寞的生平。然而一切都恍若隔世，即便是河南大学的师生竟然也不知道前任校长姚从吾和田培林！是他们在抗战胜利后把破败的河南大学振兴起来，使河大跻身于全国名校之林，成为华北地区院系最多、校园最大的学校之一。失落之感有增无已。
多少冬去春来，我一直在搜寻关于您的信息，可海峡一水之隔，酷似昔日的“柏林墙”，从报刊上几乎找不到有关您的只字片语。近来，终于看到了三舅寄给我的透漏您点滴信息的几篇文章。一是季羡林爷爷访台时写的《站在胡适之的墓前》：
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京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了。
季爷爷是首屈一指的国学家。虽只聊聊数语，却道尽了他对您和梁实秋、傅斯年等旧友的尊重和怀念。
另一篇是您的学生李敖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中的开场白“十三年和十三月”。在傲岸不羁如遗世独立的李敖的心目中，所谓“完人”实在了了，但他对您这位恩师却厚爱有加：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敬意……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
还有一篇是和三舅的《圆明园祭》（2006、8）刊载在同一刊物《书屋》上的，题目是《读《上学记》有感》（2009、6），副标题为《从姚从吾想到冯友兰》，作者署名桑叶。他写道：
他（姚从吾——笔者）的学生吴相湘在姚从吾逝世后的纪念文章《姚从吾尽瘁史学》中对他的人格有一段最为贴切的描述：“从吾先生是最敬佩胡适之、傅孟真两位先生的。在胡、傅两位先生相继辞世以后，从吾先生为求振兴中国史学，曾不顾嫌怨，与恶势力奋斗，对于培植后进更是鞠躬尽瘁，临死不懈，当其辞世前两小时，即4月15日（1970年）上午十时许尚与商务印书馆顾问杨树人教授通电话询问台大学生一篇论文刊行的事。当杨教授告诉他:论文已经付排，他异常兴奋地笑了。而不到两小时，忽被他得意门生发现他坐在台大历史系研究室已因心脏衰竭气息奄奄。这和适之先生死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傅孟真先生死在省议会议场，鼎足而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留下鞠躬尽瘁的珍贵典型。”……
最近，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到台湾讲学，返京后谈到台湾一些中生代历史学者，对导师姚从吾推崇备至，他们将姚先生的有点木纳、讲课时对学生称“兄弟”的口头禅都视为姚先生忠厚、谦逊的美德。
桑叶先生接着写道：
毋宁质疑，仅以政治需要强加在姚从吾头上的“小派系”、“小同乡”、“忠实奴仆”……等深文巧诋的妄言就不攻自破、不值一提了。
爷爷，您知道吗？我一遍又一遍的读着这些文字，真个是泪透纸背、感慨良多，是温馨、是痛婉、是悲凉，还是为您伟岸的学者人格而骄傲，我委实说不清楚……联想到我们全家在疯狂年代无端蒙受的诸多“莫须有”的冤屈；联想到您赴台后的复杂心情：弃父母于绝境，一门漂泊；骨肉遭离散，无缘问死生……这一切又怎能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二）
尽管世事沧桑，然而往事并非如烟。曾多少次想向您倾吐诀别后九死一生的经历和积淀已久的满腹愁绪，以及全家人对您的深深惦念，可每每提起笔来，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所以，只好请三舅代笔了。我想此时此刻，您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仍在牵挂着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我们。尤其是，您作为被华夏优秀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又怎能不对曾祖父、曾祖母（从吾先生的生身父母——笔者）的生死存亡朝思暮想、铭心刻骨呢？
记得您和河大的一些师生是在战火中离开开封的。我们对您的安全一直放心不下，后来妈妈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才知道您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忐忑的心情总算平静了许多。然而，谁曾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我们母子五人（爸爸、妈妈、弟弟大和、喜和和我；此前，三舅已经和学校的学生一道出城去了）呵护着曾祖父和曾祖母离开开封时，龙亭一带仍有密集的枪声。鼓楼火光冲天，把街道映得通红，燃烧中的四根巨柱依稀可见。天空飞机轰鸣，炸弹的爆炸声时远时近。街两旁的楼房弹痕累累，有的东倒西歪，战火的余烬冒着浓浓的黑烟。马路上散落着许多弹壳。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路旁树荫的掩护下，持着枪、猫着腰，正向龙亭方向疾进。我们与一些学生和扶老携幼的市民一道，仓惶中从曹门出逃。城外与城门相邻的民舍更是残垣断壁、狼藉不堪。护城河里横陈着牺牲者的尸体，他们姿态各异，我和弟弟害怕得不敢卒睹。
出城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凭着离城时解放军开的那张路条，围城的部队很礼貌地给我们放行。妈妈念念不忘您告别时的嘱托：根据两位老人家的心愿，尽快护送他们安归襄城故里。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受不了长途跋涉的艰辛，战乱中，哪里会有代步的工具?无奈，母亲掏空了口袋，为二老雇了两付担架。我们杂沓在难民流里，日夜兼程。饥饿时，只好向村民乞讨；困倦时，我们一家相互依偎着露宿在旷野里，真个是“家园寂寥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途中也曾遭遇过趁火打劫者，他见我们囊空如洗、狼狈落魄的样子，到省却了许多麻烦。这兴许就是因祸得福吧。
回到襄城后，一切都是物是人非，与原来的想象相去甚远。也难怪，天翻地覆之际，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人情世故又怎能不发生巨变呢？
我们先落脚在连庄。家中无隔夜之炊，上有老、下有小，八口嗷嗷，何以为生?面对这如万丈高楼失脚的困境，父亲一筹莫展，真个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母亲挺身而出，东奔西走，乞求人们的帮助。一些怀念旧情的乡亲邻里，不忍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受冻饿的煎熬，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施舍。母亲常常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冒着倾盆大雨，蹒跚在没胫的泥泞中，就这样，把一碗碗、一篮篮红薯和粮食带回家中，维持着一家老小八口的生计。
爷爷呀，我知道您对我们的一切多麽放心不下。记得1949年的初春，您的一位襄县藉的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专程带来了您的口信，要我们快点到苏州去和您团聚。母亲得知后实在进退两难，她怎麽忍心抛下三位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的老人（姚玉璞的曾祖父、曾祖母和祖母——笔者）远走高飞呢？我们一旦离去，他们会很快困死在穷庐，甚至尸横街头。更何况老人得知消息后抱着妈妈的腿苦苦哀求、泪如雨注：“佩兰（姚玉璞的母亲名孙佩兰——笔者），你要是走了，我们都难活命，不如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此情此景，实在难舍难分，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动心的。于是母亲答应了老人的要求，留下来，相依为命，共度难关。就这样，我们失去了和爷爷团聚的最后一次机会。后来听人说，您为了等候我们，是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苏州的。爷爷，爷爷，您关爱后辈的拳拳之心，姚氏子孙誓将永铭心际，世代不忘。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人们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外无可依之亲，内无干练之男——忠厚得几近懦弱的父亲，自难与母亲分忧，养老抚幼的重担完全压在了妈妈羸弱的肩上。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母亲头戴末代地主的紧箍咒，身缚海外关系的沉重锁链，无限凄楚和艰辛，绝非言语所能形容。怎能忘记1953年那个饥寒交迫的春节，灶无粒粮、囊无分文。母亲向好心人借了两毛钱，一毛钱买豆腐渣、一毛钱买火柴和煤油（照明用），又向别人讨了一个萝卜度过了年关。就这样，母亲擦干眼泪，呵护着人命危浅的曾祖父、曾祖母、祖母和稚弱的我们姐弟，踉踉跄跄地向不知所终的未来走去。
“梧桐一叶落而知秋”。记忆里的苦难岁月显得如此深刻而韧长，多少往事，憬然目前，不说也罢。
有时炎凉的世态恰似一面明镜，人与妖都会摘掉面具，翩翩起舞，从中现出原形来。对于沦落的弱者，惺惺惜惺惺者有之；敬而远之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更有之。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虽然处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还是有人对我们这些因政治原因沦落尘埃、穷困潦倒的“国民”（当时把阶级异己分子统称为“国民”而不是“人民”）怀有或多或少的同情和怜悯。记得曾祖母病重时，无钱买药，无奈妈妈只好到药铺去恳求赊一付药。药铺掌柜深情地说：“你是姚从吾的儿媳吧，听说你很孝顺，难啊！这付药不要钱了。”妈妈感动得热泪盈眶。祖母病危时，想吃热豆腐沾蒜汁，妈妈赶紧去买。卖豆腐的伯伯说：“我认识你，你是姚从吾的儿媳妇。你婆婆病倒床上已经多年，全靠你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不容易呀！这块豆腐拿回去吧，不要钱。”顺手切了一大块豆腐递给了妈妈。
是的，倘若是锦衣玉食的富贵之家，千金之赠也未必动心。可当人们处于困危之中时，即使是一文钱、一碗粥的馈赠，也会感激涕零、永世难以忘怀。韩信落魄之际的漂母之食；伍员逃国时的浣纱女之饭，为什么能使其感恩戴德、报以涌泉，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然而落井下石者当然不乏其人。195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学录取，可是无钱缴三块钱的学费。那时似乎有贫困学生可以免费的规定。问题反映到当时教育界的负责人那里，他说道：“姚玉璞是姚从吾的孙女，不缴学费不准她上学！”从此，学校对我永远关上了大门。多少伤心泪，谁言天地宽。这件事使我赍恨终身，至今思之，仍有余痛。有时我也在安慰自己：其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和饭碗，必须和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以及有牵连的海外关系划清界线，于是过激的“积极性”比一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这些另类不是绝好的垫脚石吗？这也许是正常的吧！
（三）
爷爷，我经常想，当您弥留之际，依然会对您生身父母的生生死死不思量、终难忘的，因此而造成的心灵创伤，定会伴随您在天堂中永在。为了消融郁结在您心中的块垒，现在应该向您交待一下曾祖父、曾祖母以及祖母等亲人们的归宿了。
自从在开封与您分手以后，曾祖父一直思儿心切，郁郁成疾，一病不起，于1950年农历七月初十日撒手人寰。在临终前的日子里，仍不停地念叨着您：“士鳌，士鳌，你在哪呀！”生命垂危、气息奄奄的老人，当他即将步入另一个陌生而黑暗的世界时，长叹息的不是自身凄凉的晚年、贫病交困的现实，而是生离死别的骨肉亲情，怎不让人魄动肠热？幸好母亲早为他老人家准备了一具棺木，避免了暴尸荒野的劫难。说起这口棺材，实在一言难尽。那是在非常的日子里，母亲向一些当事人长跪不起，她苦苦哀求说：“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求留下这口棺材，因为家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未来的日子不会很多了！”他们终于网开一面，把棺材留下了。
曾祖父弃世后，曾祖母悲痛欲绝，更何况残酷的现实，使她难以承受，竟卧床不起。虽然有妈妈的悉心照料，依然病情日笃，于1953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溘然长逝。适值秋雨连绵，村内外一片汪洋。当时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批斗相望于道。曾祖母停尸家中却无人敢来料理。母亲涉过齐腰的河水，到曾祖母的娘家黄柳村（从吾先生的外祖母家——笔者），要表叔们凑钱为曾祖母做一口棺材。他们面对身处绝境的母亲，顿生怀旧之情，欣然答应了她的请求。母亲又碾转到区政府所在地单庄，恳求区长说：“家里死了人，没人葬埋，请区长给村长写个条子，帮忙料理一下后事……”
80后的人们也许会感到困惑：婚丧嫁娶的大事，亲朋邻里自会踊跃相助，此乃人之常情，为什么停尸家中却无人过问？须知，在那疯狂的年代，阶级立场，实乃与前途、性命攸关的原则问题，倘若没有当权者的示意，谁又敢冒同情阶级敌人的风险呢？
殡埋时由于淫雨淋涔，道路泥泞，还没有抬到墓地，绳索突然断为数节，无奈只好就地掩埋。有人说，老人家的冤气太大，故而压断了绳索。是也?非也？
事后妈妈每忆起曾祖母的丧事，总是泣不成声。然而，人生的悲剧并未从此落下帷幕。之后的不幸更是接二连三，鱼贯而来。
祸不单行，不久叔曾祖也相继辞世。此时她的儿子士楷身在异乡，我们是唯一的亲人，怎能看着她尸横街头，还是妈妈不辞辛劳，想方设法使她入土为安的。
在那个年代，公社、大队都有权组织教养队，对地、富、反、坏、右实行管制劳动和思想改造。妈妈和二婶母高翠芝从1958年始都被关进了教养队。后因祖母突然瘫痪在床，母亲于1959年被释放。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日，婶母终于受不了政治和生活的双重重压，英年早逝。二叔瀛舰远在四川，她身后的一切，依然是妈妈不可推卸的责任。
祖母1958年因脑溢血突然卧床不起，妈妈八年如一日，端吃端喝；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着，从无懈怠。1966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她老人家油尽灯灭，弃世而去……
1980年农历腊月初一日父亲患脑溢血猝然谢世……
1991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二叔瀛舰客死成都……
二叔是在1963年从四川拄着双拐归来的。当时重病缠身，婶母高翠芝已不在人世，无家可归，母亲毅然收留了他，直到病愈后才独立生活。不幸的是，1991年他赴四川上访，猝死在旅馆里。亦如王阳明在《瘞旅文》中所叹息的：“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百劫历尽蓉城死，千里魂归蜀道难。为了让他叶落归根，母亲带领大弟大和和喜和之子首峰，千里迢迢到成都把骨灰接了回来……
凡此种种，全凭母亲一人双肩挑，实在太难为她老人家啦！
生命的承受力毕竟是有极限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凶猛的老虎，对长期的摧残都不消生受，何况人呢。且不说苦难的日子比树叶还稠，也不必说低人一等的另类身份那切肤之痛的屈辱，即便是让七位逝者安然走上黄泉路，其艰辛和哀伤，也足以令人身心憔悴了。
“悲莫痛于伤心。”送走姚氏的七位不幸者，母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再也无力支撑这个挣扎在贫贱线上的家啦。妈妈精神失常后，常常唠叨的一句话就是：“我要找老公公姚从吾去，我要在他面前大哭一场，我要把满肚子苦水全倒出来……”并且把她的心愿写成纸条贴在衣服上。临终前她亲手在寿衣上绣上这样一句话：“披荆斩棘度春秋，此红尘永远享受。”可见她老人家对于代替爷爷为曾祖父、曾祖母养老送终一事的无怨无悔。是的，为爷爷尽到您作为人子不可能尽到的重大责任，又怎能不是“享受”呢？可怜的妈妈，就这样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之旅。于1998 年九月初四日含着泪水离开了人世……
“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不知道这“雨”是奠祭者的眼泪所幻化，还是天公为了抚慰烈火中的仁人介子推呢？
（四）
爷爷呀，爷爷！此时此刻，我们姐弟带领着全家人，在荒野上，面向海峡的彼岸，披着濛濛细雨，祭奠您的在天之灵。可是这么多时鲜的祭品却不见您食用；我们一声声深情地呼唤着您，却听不到您慈祥的声音。回答我们的只有淅沥的雨声、飒飒的风语。爷爷，爷爷，您在哪里？
现在我们多麽希望真有来世。果真如此，我们姐弟一定还要作您的孙子、孙女，好弥补今生今世的无限遗憾和悔恨。
再见吧，爷爷，愿我们重逢在来生！
姚玉璞、姚大和、姚喜和于清明节
（2010年4月定稿）
注:口述者姚玉璞和姚大和、姚喜和，分别系姚从吾的嫡孙女和嫡孙。
姚从吾先生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后以号从吾行于世。先生系河南襄城县人，1894年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校期间深受蔡元培校长器重。当时同学有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张傧生、田培林等，可谓五四文化精英的荟萃。1923 年赴德国留学。精通中、英、法、德等国文字，曾执教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崭露头角于国际史坛。1934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等职。赴台后，任台中央研究院院士，兼任院评议会评议员及台大教授等职。是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在蒙古、辽、金、元史和史学方法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其学生王德毅、陶晋生、肖启庆等已成为国际知名学者。1970年4月15日，先生猝然逝世在台大研究室的写字台上，时案头展书一卷，右手仍握着一支红蓝铅笔。先生著作等身，有其得意门生编著的《姚从吾先生年谱》和《姚从吾全集》（10卷）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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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0 09: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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