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张家口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张家口

汲取上一次的教训，近万字的解读评注，一下子刊出，不仅文字太多，而且贪多嚼不烂，遗漏也多。所以以后分为几次刊出，每次只谈一个主题，但要谈透。

中共的军队，有一个计算革命资历时间的模式：1945年的8月15日是个“坎”。凡在此时间之前参加的“革命工作”，就被称为“抗战干部”；而在此时间之后参加的“革命工作”，就被称为“解放干部”。

一个标准“三八式”的干部，到了1945年“八一五”鬼子投降时，正在担任连指导员。如果“放宽”一点，将大反攻进入张家口之前的这段时间计算在内，姚雪森正担任团特派员，营级干部。考虑到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干部在一分区部队中担任营连两级的干部，姚雪森担负的职务可以说“刚刚好”。当然不能跟那些提拔快的抗战干部相比。

一分区一些抗战干部，享受到来自杨成武甚至聂荣臻的特殊“关照”，受到火箭式干部的待遇，提拔很快。不算调走的，只看留在一分区任职的，比如高鹏，1939年提拔一分区副司令，但整个抗战八年基本一事无成；比如王建中、史进前、张如三，1939年担任团一级干部；来自“黑马队”的李清川，1940年提拔团一级干部；1941年是钱丹辉；以后就更多了。

讲到这里，稍停一下，对当时的三团团部的有关干部作一点介绍。姚雪森写东西，虽然申明是“写小说”，除了团以上领导使用真名，团以下许多干部都用的化名，但仍可以从他的叙述中看到他的个人情感（我不说“爱憎”，不大合适）是好感、还是其它的感受。

三团的锄奸特派员，在部门上隶属于三团政治处管。书中三团政治处的领导是“郭主任”，现实中三团政治处主任叫洪璞，紧挨着易县的定兴县人，一分区老兵。一看他所住的地域，就知道他也是从赵玉昆部队过来的。因为赵玉昆起家，一直在定兴县境内，因为与易县县城有段距离，安全一些。但他与姚雪森始终不大合拍，小矛盾时时有、处处有。

关于一分区主力三团1944年秋天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出自杨成武的亲自安排。当然杨成武也会听取三团老团长肖应棠、老政委龙道权的意见，但大主意是杨成武拍板的。在这个领导班子的四大巨头中，团长郑三生、团政委郑秀煜、参谋长李长汉都是红军干部，唯独这个政治处主任洪璞是抗战干部，一分区“易定涞满徐”抗日根据地中的定兴县人。抗战胜利后洪璞在三团工作的时间其实不长，以后他调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负责组织工作，1948年跟彭一起都被任命为团政委，听说解放后在太原转业，任副厅长。

洪璞在三团的日子并不好过，是因为三团的红军资历的干部很多。姚雪森的书中，三团的侦察股长就是红军干部，三十来岁了，老资格、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但骄傲，还顶撞领导，不满意时还讲些怪话，和那位政治处主任以及同姚雪森的关系都不大好处。可谓是“大冲突没有，小矛盾不断”。这很正常，那时人们的觉悟普遍不高，眼界也狭窄，很容易计较小事情。什么看的书不合适啦；谁有女朋友了，是不是亲嘴犯错误了；等等，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三团到张家口，我掌握的资料是住在“十三里日军兵营”，姚雪森书中是住在“七里茶房日军兵营”。这两个地名是不是同一个城市中的两个地方？因为在以后的史料中，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1946年1月在十三里营房建立，而姚雪森的书中，他奉命到“军官学校学习”，也是在七里茶房兵营。但是看《莫文骅回忆录》，十三里营房和七里茶房是两个地方，而且，十三里的全名也叫“十三里茶房”。我又查张家口地图，现在的七里山公园同十三里营房的位置相差不远，当年这两个兵营应该是也相距不远，紧挨着的。我猜想或者应该是连同日军仓库在一起的日军兵营。

  

                                           现在由地方建筑公司承建的十三里部队营房

不管是哪个兵营，姚雪森提到：“日本的兵营很大，一眼望不到边，一排排长长的营房，还有一排排二层的楼房，下层养马上层住人。”三团“阔”起来了，团长、团政委每人一个大房间，政治处主任和特派员住小单间，“政治处其他人都睡通铺，没有炕，是稻草编的厚厚的垫子，日本名字叫榻榻米。”

现在张家口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日伪时期叫“太平公园”，也是一座日军兵营。打进张家口的教导大队一度就驻扎在那里。当年，进驻十三里的三团落脚之后，在张家口市区四处转悠，时常到太平公园兵营的教导大队来吃饭改善伙食。

说到“吃饭”，又联系到另一个主题。张家口作为防守苏军和蒙古军的战略后方，原本建有日军的物资仓库七十多个。进入张家口的冀察部队，包括一分区的三团、二十五团、四十五团，每个团都分到几个日军仓库来看守。比如三团，是糖库、压缩饼干库；二十五团，是子弹库、军毯库；还有皮鞋库、皮大衣库什么的，此时不过才到9月，三团已经将全部干部战士们的过冬衣物都领齐了。而且个个都是大皮鞋、皮大衣、斜纹布的衣服裤子。自己配发齐全了，就开始琢磨着拿自己的东西与别的仓库交换，各营之间、各团之间，那叫一个高兴。

在很多老战士，主要是冀察部队（其他部队怕没赶上这个“好时光”）的干部战士的回忆录里，这一段时间的“富裕”难以忘怀。比如顿顿白糖烙饼，餐餐罐头牛肉；白糖水待客，一杯水小半杯白糖；穷小子干粮袋里装满了白糖，托老乡送往他在山沟的家去……。原本八路军穷得叮当响，身上没有一文钱。可现在，手里有东西，就不愁身上没钱。一些人下饭馆，随便找点什么仓库物品带过去，就能抵上一顿饭钱。那时“公”与“私”之间的标准很淡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1946年10月八路军撤离张家口，留下的仓库归了谁？还不是肥了傅作义部队。

看到这里，我同1949年进入北平的纠察总队做了比较。纠察总队的军纪很严，自己看管物资仓库而不擅动，更不会为自己谋福利互通有无。1945年先一步进入到张家口的冀察八路军显然还没有“全局”和“军纪”这个概念。一向在山沟里穷怕了军队，乍看到日军仓库如此丰富，不由得不让人为己所用。所以1947年晋察冀解放军攻克石家庄，1948年东北解放军攻克沈阳，1949年东北解放军攻克天津，都曾出现过解放军干部战士贪欲萌现，“发洋财”的违纪现象，你使用纠察部队都未必能管得住呢。

姚雪森没有说，当时让三团，包括冀察军区的所有部队都住进张家口日军兵营，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每个团给你们一个日军仓库，让你们相互交换，互通有无？不是，当时的目的是整合所有部队，组建冀察军区野战军，对外叫“郭天民纵队”。十来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整合，这一次组建的是“刘道生纵队”。因为晋察冀军区面临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消灭西部绥远的敌人为主。所以，第一次整合的郭天民纵队用于西部绥远作战；第二次整合的刘道生纵队准备用于冀东作战，但所幸的是没能用上。

午饭后（我猜应该是在9月9日那一天，因为仗是10日打的），三团突然响起了紧急的集合号，原来要打仗了。傅作义绥远部队的先头部队，实际上是马占山骑四师、骑五师，已经到了张家口西大门，先后攻克了八路军已经接收到手的尚义县、兴和县及柴沟堡，当时在张家口的冀察部队全体出动，乘火车往西上前线，要将傅作义部队打回去。

与此同时，冀察军区卫生部医院也从涞水县偏僻的山沟里到了张家口，接收了张家口最大最好的日军医院。这也是陈正湘到张家口后，去参观的卢星文的那座医院。仅仅几天之后，晋察冀军区通知，冀察军区总医院随同冀察军区一起，迁到宣化，接收宣化日军医院。三团临走赴柴沟堡前线以前，还是将自己看守过的仓库做“最后的打劫”，将一些皮鞋、毛毯、大衣、白糖、压缩饼干送到医院，给“自己人”。但看到冀察军区医院正在往火车站搬家，要迁到宣化去。

作为团特派员，姚雪森没有跟着部队一起出发，他要留下来处理部队驻张家口时期发生的违纪事件。即一个部队基层干部的嫖妓被值勤的张家口警备区纪律督察处干部抓住，听候处理。以后才得知，凡有驻军的地方，张家口、大同、绥远，包括宣化，妓院成群，一多半的功能都是为了军人们服务的。靠了当时在张家口当区长的“徐大一”，走后门把人“捞”了出来，带回在兴和县前线的三团后交政治处主任处理。

在兴和县大操场上召开郭天民纵队的全体连以上干部大会，刘道生主持大会，郭天民讲话。这是冀察军区组建六旅、七旅、八旅以后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所以郭天民在大会上向所有干部强调，以后要实行大部队协同作战，不能像以前的游击战一样自己作主，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现在打仗必须守时，不得擅自延时退后；叫你攻，不得推诿不前；叫你守，没有命令不得后撤。不服从命令，轻则撤职，重则枪毙。

下面哗然，议论纷纷。从游击部队到正规军，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的。

姚雪森讲到这里，重点谈及了一位宣传干事，“抗大毕业生，来团工作不久，当过小学教员，是团里有名的知识分子。”不大能走路，行军时经常要马驮着。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宣传干部只有一个，就是蔺柳杞。其余原一分区老宣传科干事，此时都不在作战部队，在机关工作。不管是谁，这个干事私下里向姚雪森透消息说：“特派员，我要犯自由主义错误了。主任对你意见可不小。”这也完全符合蔺柳杞的脾气性格。

实际情况与此略有差异的是：蔺柳杞出自延安的陕北公学，不是抗大，但在一分区常常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认为是一回事。还有，蔺柳杞从未在团里，他是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因为有一定资历，又有名气，半年后蔺柳杞被提拔为六旅政治部宣传科长，成为团级干部。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他既是原型人物的化身，又不是原型人物，有一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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