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打仗了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打仗了

上一节写完，放笔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前后对照，琢磨了一下姚老的原书，没有遗漏，没有误解。究竟是哪里不对，一时也说不清楚。冷不丁看见这一节的标题：“打仗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其实仗早已经打起来了，不过姚雪森没有写。就像他写“隆盛庄”战斗，丢掉了前面的“渡口堡”战斗一样，他写这一次的下部队要打仗之前，应该有一个早就打起来的战役，这就是1946年8月的大同、集宁战役。

大同、集宁战役，开始于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发起进攻，逼近大同城下。这一仗打了一个半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为救大同，而攻集宁，威胁丰镇、隆盛庄、张家口。在这一仗里，依旧是晋察冀、晋绥两大根据地的部队协同作战。作战地点，在十个月前的绥远战役的那个老地方，沿着绥远战役后留下的国共阵地接着打。最终，这一次解放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员因一念之差，导致全局溃败。

1947年2月，傅作义总结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〇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一〇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解放后，当年大同、集宁的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张宗逊将战役失败归结于晋察冀部队的陈正湘，他说：“由于联络不好，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一旅和三五九旅撤走了，便自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陈纵队这一撤，攻城的敌军得以恢复阵地，并和一〇一师、三十二师会合，敌新编骑兵第四师也接踵而来，敌人的兵力骤增到六个师。我军守城部队伤亡较大，难以坚持战斗，再调杨苏纵队进城已来不及了，而且军委曾电示杨苏纵队伤亡不宜过大，我军遂于13日晚主动撤出集宁。集宁打援失利，大同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不能再攻了，也只得撤围，大同战役到此结束。”

1946年9月16日，一直围攻大同的杨成武纵队不得不撤围大同，标志着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总计二十万参战大同、集宁战役的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最后撤回来者占半数多一点，十一二万人。大约有八万八路军抗战老兵被留在了战场上，不是牺牲、受伤，就是被捕或跑散，没能回来。

姚老的书，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他写的，都是他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耳听到的自然也有，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部分内容不会很多。姚老对大同、集宁战役只字未提，说明他确实没有参加大同、集宁战役。当时他还在冀察军区机关。我作为对姚老书的研究和解读，人家没有写的内容，我自然不便谈得过多，姑且放过。但有一点要说的是，四旅这一次随二纵出征，从山西铁路上俘虏了一批新兵补充进自己的部队。王晓雯的父亲，抗美援朝期间被打成“老虎”送北大荒劳改，晚年时写下长篇回忆，就是那一次来到四旅——后来的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他当时作为新兵，被分进杨森的四旅十二团。

冀察部队，参加打大同、集宁时已改名“二纵”，属下只有四旅、五旅两支部队。回撤的二纵，在宣化短短休整了一下，补充武器、被服、人员，随即开赴怀来一带，守卫张家口、宣化的东大门。因为北平一带的国民党军，闻之共军在大同、集宁战役中损兵折将，伤了元气，此时正蠢蠢欲动，准备兵进怀来。

所以，我上一节对姚老书中下部队的背景的分析解读其实是错误的。我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原以为那是1946年春夏冀察纵队改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即六旅改称四旅、七旅改称五旅的正常改编，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姚老写书，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他是跳跃式的，一下子就跳过了大同、集宁战役，到了怀来阻击战之前。现在看来，姚雪森那一次下部队的具体时间，不是原来预测的1946年的3-4月间或6-7月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1946年的9月下旬。冀察野战部队从大同、集宁前线撤回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也就是说：姚雪森他们那一次下部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冀察部队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各层部队干部损失很大，不得不从机关干部中将能在一线部队打仗的干部挑出来，尽快送往怀来前线。

姚雪森下部队的那一天，国民党飞机对宣化（当然也会对张家口）进行了轰炸。这也是1946年9月下旬的时间标志，国民党军准备大举进攻张家口和宣化的前奏。因为在此之前，国民党飞机还从未对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张家口、宣化实施过轰炸。

由此时间为基准来推算，姚雪森从绥远战役结束后的1945年11月被调进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工作，到1946年9月下旬再下部队，前后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时间是十个月。这期间在宣化军区上层机关工作，一定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姚雪森这一次赴怀来四旅，他说的是到“二团”。四旅的三个团，分别是十团、十一团、十二团。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理解“二团”的，所以我在上一节重点介绍的是四旅的十一团，原一分区二十五团。这也是赵玉昆的老底子，姚雪森加入的第一支部队。这个团的特点，是老东北军的人很多，从团长宋学飞，到各营一级干部，许多是部队被打散后参加到赵玉昆部队的东北人。

但姚雪森的书中，把这个团的团长称为“杨团长”。四旅确实有一个“杨团长”，但他是三团团长，即四旅十二团。平北四十团的老底子，打张家口、宣化的那支部队，团长杨森，红军干部。

杨森是河南人，红二十五军的老成员。一听这支部队，你就知道是跟王志廉在一起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1940年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一起在平北工作的两个红军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成员，一个杨森、另一个王志廉。

1942年以后，杨森担任平北十二军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部通信股长，第四十团参谋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姚雪森故事中的这个时间），杨森任四旅十二团团长，以后任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副师长（师长郑三生、师政委史进前、副政委刘克宽）。新中国成立后任师长，六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顾问。杨森是1955年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杨森2004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如果真的是在这位杨团长的团，姚雪森应该是在十二团而不是十一团。不管在哪个团，都在四旅。团里其他领导干部的人名，很有可能都是虚构的，因此我不必分析。团里的那些营干部的组成，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很多红军干部、老东北军军官都正在担任四旅的营一级干部，比如营长、副营长，营教导员、副教导员。其次是有些文化的老资格的抗战干部，比如担任团一级干部的刘克宽、洪璞、王栋、蔺柳杞等人，营一级干部就更多了。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杨成武的老部队，从一分区出来的，大都不按照那个什么晋察冀军区所规定的“二五八团”之类的结婚规定。抗战期间在狼牙山脚下时，营一级干部结婚的人就很多。有些从老东北军过来的军官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孩子都十五六岁了。而且，家属是一直都随军走过来的。部队，老三团、老二十五团走到哪里，家属就跟到哪里。所以，四旅，过去的老一分区机关有个传统，部队走到哪里，一定会首先建立自己的后方基地，以便能安置这些干部的家属。

此时，怀来阻击战打响之前，四旅的干部家属从怀安县的柴沟堡四旅后方基地，经张家口、宣化，转移到怀来县城。每逢没有战事的情况下，那些有家眷在怀来县城的营一级干部，会领着还没有结婚的那些营一级干部到自己家去，吃顿好饭，改善一下生活。

还是在这个时间，9月下旬，到9月29日的战争“开打”，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时间，可以让他们构筑工事。怀来县有日本人留下的水泥仓库，还有怀来县一段废弃的铁路，可以让他们拆下铁轨搭建工事。四旅在怀来县阵地的邻居，是“杨苏纵队”，即晋察冀军区借用晋冀鲁豫军区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当时被称为“晋察冀野战军一纵”。然后才是郭天民的“二纵”，杨成武的“三纵”，陈正湘的“四纵”。

四旅在怀来的阵地，准备阻击的是来自南口、延庆、青龙桥一带的国民党军美式装备的三个师。这场恶战，在姚雪森的书中被称作“血战十八家”，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被称作“郭天民怀来阻击战”。

1946年9月29日凌晨2时，撕毁了停战协定的国民党，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向张家口大举进攻。晋察冀军区组织张家口保卫战，确定东面以河北怀来、延庆地区为重点防守方向，由郭天民率冀察部队组成的二纵负责正面防御作战。

1946年裁军之后，郭纵队的四个旅仅留下两个旅，而且在随后进行的大同、集宁一战中损失惨重。之所以郭纵队元气未伤，还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是因为郭天民在1946年初的晋察冀裁军中伙同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打了埋伏。将原本要裁掉的一万余名老兵瞒了下来，由刘道生私下里筹粮筹款养了下来。大同、集宁战后迅速补充进部队，还支援了兄弟部队，比如杨成武纵队和张家口教导旅，都从宣化补充团获得了人员和武器装备。

从1946年9月29日到10月12日，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两个军轮番进攻郭天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和第一纵队的部分部队，妄图从东边占领宣化和张家口。国民党出动了飞机、大炮、坦克狂轰滥炸，进攻最激烈的一天，八路军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炸平。但是，郭天民率部坚持了13个昼夜之久，直到10月11日那一天晋察冀军区及各机关、民众团体、学校、医院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完毕。怀来阻击战过后统计，郭天民指挥的部队歼敌一万多人，还缴获大量美式装备，这就是晋察冀史上值得一提的“怀来阻击战”。经此一战，国民党在冀察绥一带的军队，私下里称呼郭天民为“郭铜墙”。

怀来阻击战，是1946年7-8月国共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共军方面所取得的唯一一场胜仗。虽称不上“大胜仗”，歼敌万余，自伤不下七八千人，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可以说损失惨重。尤其处在阻击战一线的二纵四旅、五旅几个团，战后的存留者仅有半数。有的四五百人的一个营，战后剩下的战斗人员已不足两百人；还有的一百三四十人的一个连，战后只剩下十几个人。但终究共军还是有缴获，有俘虏，没有从阵地上大步后撤。

姚雪森书中对具体战斗过程的描写我就不重复了。我注意到，战前，团里备战，是在连以上干部中进行临战动员。各营备战，是在排以上干部中进行临战动员。临战动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奖励方面比如立功受奖者可保送进军校当干部等等，处罚方面临阵退缩者将被当场执行军纪枪决。各连在每一次战斗后，都要进行子弹的消耗统计和消灭敌人的数字统计，特别是我方干部战士的伤亡统计。因为连队里报上来被消灭的敌人数字偏多，姚雪森提醒下面的连队干部说：“我们不能把卧倒的敌人也算成是死伤的敌人。”

怀来前线，共产党军队头一次缴获到加拿大轻机枪、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九〇式步枪、黑头的穿甲燃烧弹、美式雨衣和睡袋。我方从张家口后方运到前线的是手榴弹、汽油燃烧瓶、反坦克枪和子弹。明显比美式装备要差了一大截。

但由于张家口西北方向的失利，傅作义组织快速部队偷袭张北得手，张家口被迫“主动放弃”。郭天民二纵在怀来的阻击战已没有了任何作战意义，最后只能以无果而终，不了了之。10月12日，张家口、宣化的共产党机关及所属干部均撤退完毕。大批机关人员和医院伤病员的撤退，是保不住密的，听说张家口、宣化已经丢失，二纵前线部队的士气顿时消失：我们再打下去为什么呢？

最后，遭受到沉重损失的四旅终于接到了郭天民的命令：下午两点半撤出阵地。据说，满腹怨气的郭天民，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之后，只带着那个不满员也从未满员过的警卫营，气哼哼的到涞源县找聂司令“理论”去了。但此时，四旅的一线连队已经与敌人粘在阵地上，撤不下来了。

姚雪森的书中，如实记录下了同电影《集结号》极为相似的一幕：一线部队各连与进攻的敌人成胶着状态，只能挣扎着拚死苦战。一线各连的拼死苦战，为二线部队和旅团营各级机关能安全撤离赢得了时间。但一线部队的各自为战是很惨烈的，他们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了上级的指挥和增援的部队，也没有了弹药的补给和伤员的救治，最后连队的撤离也不是成建制撤离的，而是分散撤离的。被打散了的战士们三三两两的趁乱往后跑，有的战士甚至跑到了国民党军已经控制的怀来县城和新保安方向。

四旅的一些团营干部，原本都是妻子家小带家眷的。四旅在怀来十八家子前线作战，家眷留在了怀来县城。此时部队突然撤退，原本在怀来县城的家眷都落在了国民党军的手里。

有三件故事，姚雪森的书中没有讲，我认为值得一讲，特地为他的书做个补充。

第一件小故事，怀来阻击战撤退，四旅的逃兵跑掉一些。

王晓雯的父亲记录下的他们连长开小差，就是在怀来撤退之中发生的。杨森的四旅十二团原本是平北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平北军分区四十团。怀来往东过去，现在北京市的延庆、怀柔地区，当时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就是抗战时期平北军分区的所在地。农民子弟故土难离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怀来撤退，十二团的人跑掉的怕至少数十人吧？

王晓雯的父亲还记录下他们的连指导员在上级进攻命令下达后畏缩不前，开枪自残，打伤自己的手，被卫生员看破。很鄙视的看着这个扔下全连的领导人自己找理由退出战场。

四旅撤退，集结地点是自己的老根据地易县。部队从怀来县往南，翻过大山进涿鹿县、房山县、涞水县，进入易县。此时的东面、北面，都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行军的途中，四旅旅长肖应棠、旅政委龙道权在团长、团政委的陪伴下站在路边。战士们则垂头丧气，稀稀拉拉的迈着沉重的步伐。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回到狼牙山脚下，而是在易县城南的中高村，今天的易县高村乡政府所在地。高村乡往东隔几个村子就是姚雪森的老家高陌村。

四旅机关在高村开总结会，会上，特派员出身的旅政委龙道权，声色俱厉的痛斥十二团团长杨森、团政委刘国甫：看你们是怎么带部队的？开小差的这么多？

旅长肖应棠虽然心里也很恼火，但他还是很厚道的和了稀泥：算了，人家都到家门口了，保不齐谁都想回家去看看。捆绑不成夫妻。咱们当初长征离开苏区，跑掉的人不比现在还凶？这当兵，当谁的兵，都要有点自愿性才行。

第二件小故事，我以前讲过，现在再重复一下。

怀来阻击战最后撤退，四旅十一团，应该是姚雪森所在的那个团（他在一营，不知道团部发生的事）也接到撤退的命令。眼看着满地倒下的伤员没有人手来抬，团政治处主任王栋顿时命令：团政治处全体干事都不许走，必须抬着伤员一起撤退。干事们一动，团政委刘克宽也跟着动了，再接着，全体团部机关干部战士都过来一起抬伤员撤退。

此事传到旅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郑旭煜立即吩咐宣传科长蔺柳杞，把这件事好好写写，表彰一下。大同、集宁战役中，八路军那么多伤病员，数以万计（傅作义军统计至少有两万余），都因为大步撤退来不及救治，被迫扔在了战场上，死亡者不计其数。这对八路军战士们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战士们不敢受伤，受伤就要被扔下，就是死路一条。现在自王栋开始，团干部首先不顾自身安危，以身作则，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抬下伤员救治，绝对是一个根本性转变。

蔺柳杞采访回来，写成书面材料，上报给纵队领导。那时，纵队司令兼政委郭天民已下台，更换为杨得志司令、李志民政委。李志民立即通报全纵队推广，今后战场上再不能丢下一个伤员。

1949年，六十五军成立，此时二纵四旅经历八纵二十二旅改编为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当了三年团政治处主任之后，王栋终于得到提拔，被任命为军后勤部卫生部政委。王栋自己暗自思量：这是不是与我当初倡导从战场上抬下伤员有关？

可惜，人已故去，这早就难以考证了。

第三件小故事。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晋察冀军区四个二级军区，只有郭天民领导的冀察军区和冀察纵队未雨绸缪，一改以前从部队中直接提拔干部的做法，开办了冀察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之初，郭天民根据黄埔军校和红军大学的办学经验，定性为这是一座以培养连长、连指导员为主，从班长和战斗骨干中培养排长的初级军校。

大同、集宁战役之后，由于一线基层指挥员，特别是连排长一级干部的损耗极大，各纵队纷纷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命令，1947年2月成立随营学校。随营学校主要培养连排长这些军事干部。二纵随营学校第一任校长名义上是二纵副司令兼参谋长韩伟兼任，实际上是参谋处长吕展负责。随营学校政委是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亚夫，副政委兼校委书记是五旅政治部副主任蔡委心，解放后改名蔡铁根。

陈亚夫在这个二纵随营学校干了两个多月？就与吕、蔡二人发生了冲突，说什么都不干了。于是在纵队政委李志民的协调下，与四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对换，郑旭煜到随营学校担任政委，陈亚夫到四旅担任旅政治部主任。

干部们之间，工作中、生活中有矛盾是很正常的。旧年代的人，都讲“山头主义”，外人挤进这个圈子，难免会受到“排外”的影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当兵的出身，说话直来直去惯了，难免在言语上、个性上发生冲突。面对这种矛盾冲突，有时候不能以“原则性纠纷”来确定的。也就是说，有了矛盾也不能随意上线上纲。

郑旭煜来，也与吕展、蔡委心不大能合得来。好在华北步兵学校成立后，二纵随营学校奉命合并进去，1948年5月，郑旭煜、蔡委心双双都被调走。郑旭煜到步校机关任政治部副主任，蔡委心奉命抽出来，参加华北军政大学的组建工作后留了下来。

这些故事都扯得远了，是姚雪森没有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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