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战友情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战友情

这一次，我想揭开一个谜底，讲一段不为人知的老故事，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如此热心的关注姚雪森这个人物。

1945年11月初，从绥远战役后归来的冀察野战部队六旅，驻扎在河北省兴和县，张家口的西大门。当时在六旅十六团——过去的一分区老三团担任副教导员的姚雪森，被宣化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直接到部队抽走，调干部处去当组织干事。

老年间，战争年间部队政治部系统的三大行当：组织、宣传、保卫，到现在为止，姚雪森把这三大行当都干过了。他是一分区剧社起家，最早当干事是宣传干事；以后从连指导员改任锄奸干事，现在又从副教导员改任组织干事、也叫干部干事。

这段经历在姚雪森的书中有准确的描写。我要补充和更正的是：真实的历史背景是，冀察军区政治部有一个组织部，部长阎宝庆，从姓氏上看是山西人，主管组织（党务）和干部工作。以后这个阎宝庆的结局我没有查找到。如果从姚雪森的书中来看，对这个干部处负责人的印象不是很高。组织部下设干部科，科长洪璞，河北定兴人，来自一分区老三团政治处主任。曾任三团特派员、营副教导员的姚雪森能调来，我猜想与这个曾任老三团政治处主任的洪璞是分不开的。

我在前几节介绍过，姚雪森的书中说，他刚到干部处报到的时候，正赶上扩编冀察纵队现有的三个旅，干部处负责团以上干部的配备。从四铁箱档案材料中筛选干部。姚雪森，当然叫书中主人公的那个名字，“一连看了六天档案，看得头昏脑涨，一点头绪都没有摸出来。”

我当时说：“我为什么要用黑体字标出来？因为埋下的伏笔在后面。”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埋在伏笔后面的故事。

前面说过，姚雪森来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的日子，是1945年的11月。在这个月里，不仅冀察野战部队的三个主力旅都在重新调整配备干部，同样冀察军区机关也在配备干部。就在这个11月里，按照郭天民的要求，原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改编为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放在冀察军区政治部下面，由政委刘道生主管。

姚雪森到来时，1945年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工作的几个干事，王栋、张书良、姚雪森，都是来自一分区，他们几个以前很早就相互认识。尤其王栋和姚雪森的关系，1942年王栋被派到三团侦察连担任连指导员的时候，姚雪森还在保满支队当副指导员。1944年秋姚雪森从保满支队到三团的时候，两个人在三团都是连指导员。1945年初保满支队改编为一分区新二团的时候，因为没有营一级机构，王栋直接从连指导员提升为团政治处副主任。姚雪森跟张书良都是易县本地人，都曾在战线剧社一起工作，都跟“二胡”特别熟悉。

这几个人中间，王栋走的时间最早。他很快被分配到六旅十七团，以前的一分区二十五团，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半年后，六旅改编制为四旅之后，姚雪森也到了这个团，此时改称为四旅十一团，担任一营副教导员，跟王栋在一起。他是不是被王栋点名要过去的？我没有证据，不好猜测。但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是上下级关系，这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王栋还没有走，姚雪森刚来到时，发生了一件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吧。

我今天要讲的最先出现的故事人物是王志廉，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改编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之后，以后被刘道生任命的校政委。姚雪森的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王志廉。可没有王志廉这个人物，姚雪森的故事就不会出现。

冀察军校成立的准确时间，是在1945年的11月，教导大队开进宣化的两个月之后。教导大队改编为军校，原教导大队大队长晨光调出，担任新成立的宣化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参谋长宋学飞，以后接任宣化警备司令）。原教导大队政委李青川改任新成立的军校校长。军校缺编的这个李青川留下的政委职位，原副政委沈图信心满满，以为该任命到他头上。实际上，很长时间里冀察军校是没有政委的，最初并没有安排王志廉过来，是打算提拔沈图的。副政委沈图的工作能力明显高出他的上司政委李青川，几年前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时期就担任大队政治处主任，很受大队长唐凯和大队政委龙道权的赏识。很快，沈图被冀察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调走，到任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这应该是一个旅（师）级干部的位置吧？沈图超过了他的老上司李青川。

沈图走了，新成立的冀察军校没有政委，这才有了王志廉到冀察军校任职政委的可能。

前面介绍过，1945年“新”字打头的那些新成立团，新一、新二、新三团是一分区的；新四、新五团是平西的；新六团产生在平北军分区，团政委红军干部王志廉。1945年9月冀察军区组建第二野战部队，刘道生纵队的八旅（旅长詹大南、旅政委刘国梁）二十二团就是新六团改编的，团政委是王志廉。但这个第二野战部队没有被起用，王志廉被刘道生调出，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帮助工作，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命。他最初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并不是到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即将改编成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当校政委，而是留在刘道生身边，担任政治部司令部保卫科长。

对保卫和肃反工作明显是内行的王志廉留在了冀察军区政治部，他要先熟悉一下干部情况，于是就翻看干部处那“四铁箱的干部档案”，了解冀察军区团一级干部的人员情况。这一看，到底是多年来搞肃反的专职干部，他马上就发现出问题了。

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有一个从一分区教导大队过来的学生干部，原来在一分区司令部作战科，负责部队训练工作，晨光和李清川的手下，1939年初曾受到过他王志廉的干部审查。那时他王志廉也在一分区工作，从二分区新兵营教导员调过来的，据说是因为打新兵，险些激起了兵变，让二分区为了避开冲突送到一分区来的。王志廉到一分区后在政治部当干事，但不在组织科，在锄奸科。做肃反工作，谁不愿意有工作成果呢？所以他积极工作，曾经以特务嫌疑分子的罪名关押、审查、拷问过这个学生干部。这个学生干部像他一样，也是个湖北佬，家乡离得都不算远，间隔两三个县，口音也差不多。他王志廉是从四方面军过来的，经历过大别山地区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像眼前这样的“有文化的特务可疑分子”，按照红军时期四方面军的规矩，没二话，早就绑出去砍头了。可在一分区不同，现在是抗战年间了，从白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很多，你不能随便杀人，再说也杀不完。何况现在还是在一方面军红军开创的地盘上，要按人家的规矩来。

那好，杀不成，咱就打，边拷问边狠打，打出你个真正的特务来。咱过去在四方面军大别山肃反都是这么干的。皮带抽、扁担打，扁担都打成了两截，可这小子还是没招认自己是日本派来的特务。再打下去，一分区锄奸科的干部看不大合适，赶紧汇报到科长杨德才那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的。被打的这个学生死不松口，看来是的确冤枉了人家。人家还有从小就认识的老乡在这里，跟抗大二分校一起从延安过来的。万一打死人传出去，在那些学生干部中对咱们一分区的名声也不好。”

据说，杨德才赶紧找到杨成武：“这是晋察冀军区保卫部余光文（当时叫“吾必成”，1939年3月以后晋察冀军区保卫部改称锄奸部）部长交办的案子，他一直亲自坐镇平西，带人审查来自平津这些人的身份。是他下令把人押在了我们这里（1939年4月肖克到平西去以前，平西一直归一分区管辖）。他自己审不出口供，要我们来审。我看还是放人吧，这样的严刑拷打都死不改口，看来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那个从二分区调来的叫王志廉的干部咱也别留了，这小子是四方面军过来的，对自己人下手太狠，留在咱们的锄奸科早晚会惹出事的……”

杨成武当时的身份是一分区军政委员会主任，还兼任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主任，他下令放人的权力还是有的。人放了，王志廉也没有被一分区留下，而是送到了平西挺进军（是不是跟蔡委心一起走的）。所以虽然时间不长，但说到底，王志廉、蔡委心都是曾经的一分区干部。那时肖克1939年夏天正组建挺进军的主力正规部队，正缺干部。王志廉到来，被安排在刚成立的九团当特派员（蔡委心任九团政治处副主任）。你听到这个职务就应该知道：还是与肃反有关的。

很可惜的是，这个九团属于贺龙的部队，宋时轮带过来的，主要的基层干部战士都是陕北人，这就联系到一桩历史的公案。

1935年9月18日，历时十个月的长征，红二十五军三千四百人到达陕北。王志廉是这个部队三千多人中的一员，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这三千多人中还有一个杨森，后来在四旅十二团当团长，解放后一度升任六十五军军长。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这两个军团的最高领导人都来自原来的红二十五军，而人数最多的本地陕北佬却没有一个人担任军团一级的领导职务。这已经是很不吉的预兆了。

红二十五军的大多数成员是像王志廉一样的湖北佬，少数是河南人。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大别山主要在湖北境内，与河南接壤。红二十五军是四方面军一支英勇的部队，曾经能征善战，所向无敌，全军最高时达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在鄂豫皖时，红二十五军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军阀主义及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和影响，杀自己人成风，副军长廖荣坤及一些师以上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伤了元气，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仅剩下两三千人的红军抵抗不住，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来到陕北苏区。这样，也就给陕北根据地带来了肃反扩大化的流毒，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随即在西北党内、军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我看过平西工作过的陕北红军写的未公开回忆录，回忆录中写：“这些湖北佬坏透了，到我们红二十六军来抓人杀人”，光是连以上团以下的干部就被杀掉四百多人。以至于后来部队编成八路军，陕北籍红军干部最高的就是连级干部（在一分区工作的范儒生、李尚德，在平西工作的高克恭，都是红军干部，1937年8月改编成八路军时都是连一级干部），再高的没有，都被杀掉了。据说，当时陕北苏区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使政治危机极为严重，几乎要达到“火并”的地步。陕北苏区到处传说“红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中央若迟到一个星期，后果将不堪设想——陕北人会起来，消灭这个由湖北佬为主、河南人为辅的红二十五军。

后来，陕北红二十七军组成的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告诉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红二十七军原有五六十挺机枪，都被红二十五军收走，仅这一件事，就憋了一肚子气。八十一师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红二十五军整肃的对象，以及肃反的重点是以红二十六军为主改编的红七十八师——刘志丹直接领导的部队。据回忆：当时把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分开，以防他们联手。“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深知陕北根据地这一情况的郭洪涛也感到忧虑。由于肃反对干部乱打乱杀，“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

这部分被裁减或逃跑掉的人，被收拢在恢复了自由的刘志丹身边。1935年12月，刘志丹亲自组建了陕北红二十八军，担任军长，并带领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在这次对山西的东征中，刘志丹不幸牺牲。1937年抗战爆发前，陕北红军被分别编进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接着抗战爆发，又改编成八路军。1935年12月组建的这个红二十八军，1937年8月，缩编为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的第二营，团长宋时轮、团政委廖汉生。也就是说，这个营是清一色的陕北人，现在都到了平西。这次王志廉在平西九团与大批过去遭受过肃反的陕北籍战士相遇，能有他好受的吗？

这还不算完，王志廉还发现，曾在一分区被他严刑拷问过的那个学生干部，现在也到了平西，在挺进报当编辑。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总之，他离开了平西挺进军九团。1940年7月，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成立，同样是四方面军出来的湖北佬、当时任挺进军参谋长的程世才调任平北军分区司令。王志廉主动要求跟随湖北老乡程世才到平北工作，离开了平西。从1937年底到1940年中，前后不满三年时间，王志廉在晋察冀换了四个地方，二分区、一分区、挺进军、平北军分区，可真够难为他的了。

战争年代，谁都怕有积怨，怕被别人在背后打黑枪。但积怨太深了，那可是保不齐的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看到陕北老红军晚年写的回忆录，对当年那帮“湖北佬”红军的怨恨，依旧是难以言表。当年，的确是被伤害得太深了。

在1945年秋末的那个日子，这位担任着政治部司令部保卫科长的王志廉，想不到冤家路窄，于当年自己严刑拷问过的那个学生干部又相遇了。这小子当年在严刑逼问中的目光充满杀气，此时犹在眼前闪烁。观看着这个自己湖北老乡的干部登记档案，渐渐发现问题了。这小子1940年底在一分区经另一个湖北老乡介绍入党，明显是不合手续。根据晋察冀军区组织部的规定，凡出身不好的，包括在白区、敌军工作过的，均要有三名介绍人入党才行。这小子别人不知道，我可是亲自审问过他的，他是地主家庭，没错。当年的规矩，你是什么家庭，你自己就是什么成分。一个地主分子混进我们党内，假党员，居然很长时间没有人发现，还让这小子当大队教导员，一度还当上教导队代参谋长。这还了得？

据说汇报上去后，冀察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德才还在柴沟堡一带，负责俘虏营对绥远战役中的俘虏进行审查鉴别，不在宣化。而此时在冀察军区保卫部的留守干部中，是他王志廉说了算。于是保卫部下令，要这个教导大队的学生干部到冀察军区政治部来接受审查。那年初冬，在宣化兵营空荡荡的一处小院落里，这名干部带着一个警卫员，分不清是看管他的还是保护他的，住进了这个小院落接受审查。

      
               照相的这个干部还活着，当时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1945年11月的那个时候，抗战胜利，冀察部队拿下张家口、宣化，整个冀察军区都喜气洋洋。而且，因为要跟国民党争地盘，还是个部队大发展的大形势，只发愁干部不够用。这已经不是抗战初期可以随便捏死一个人或拷打一个人的时候了，随便整人的时候过去了，大家也都对整人深恶痛绝。何况这个干部还是在一分区经历过彻底政治审查和整风运动的。所以这个被审查的干部很乐观，对前来看望他的干部说：没什么，大不了要我还下部队。那也出不了六旅的这个一分区圈子，咱们还在一起。

刚到保卫部工作的王志廉一度想自己接过来搞，他去了已经改为冀察军校的原教导大队。李青川、沈图、李振军对他很冷淡，据说，双方几句话不慎，就顶撞起来了。受这几个领导的影响（是不是暗中吩咐的），一群学员过来围住了王志廉：“你为什么跟杨教导员过不去？”晨光闻讯，也来找刘道生：“这个杨浩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担保。如果他真的有问题，在一分区那么多年都没发现，要等到冀察军区抗战胜利后才来发现，不能吧？”

这时的冀察军区保卫部部长杨德才（一个月后才改名“杨卓”）从柴沟堡俘虏营回来了。杨德才是王志廉在一分区锄奸科当干事时的科长，王志廉从二分区新兵营教导员过来时，锄奸科长是罗文坊，很快罗文坊调到冀中，科长改为杨德才。杨德才对1939年初那段整个审查这个学生干部的事件十分熟悉。他一回来，一看怎么当初这小子又回来了？一回来就捅个大漏子。于是杨德才用当年说服杨成武的方式，去说服刘道生。

怎么说的？说的什么？今天都查不到了。我所知道的，刘道生按照杨德才的建议，将一分区干部，当时在马辉的十旅二十七团当政委的罗拉调来，顶下王志廉，担任政治部司令部保卫科长。罗拉是什么人？是1939年初跟这个干部一起在一分区三团的三个干事之一，还有一个是李振军。罗拉一上任，立即吩咐保卫部将这个干部的审查结束，然后推到组织部干部处去做收尾工作。

干部处这边，一听说教导大队那个干部的入党不合手续，要重新进行登记。据说王栋一听马上就跳起来了，因为他正是这个干部多年来的知交好友。他大叫：“不就是个党员重新登记吗？有什么难的？不出这个房间我们就都给办了。于是他招呼在场的另两个干部处干事，一个姚雪森，另一个张书良，当场在入党介绍人那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被介绍人，这个教导大队的干部和三个介绍人中的两个——王栋、张书良都很熟，和姚雪森不熟，但应该见过。一个负责部队训练的司令部参谋，到三团布置训练计划，检查训练成果的时候，主要打交道的是连长，但连指导员也应该认识，起码见过几次面吧？正因为不是很熟，他后来将姚雪森这个名字一度记错了。

解放后的几年，这个干部再一次进行干部登记，回顾这段1945年的历史，他只记得王栋、张书良两个人的名字，对姚雪森的名字已经记不清了。而1949年建国前后，当时报纸上正在兴起胡风对一个年轻河南作家姚雪垠的批判，于是一直注意看报并有剪报习惯的被介绍人，就将“姚雪森”这个名字误记为“姚雪垠”。

为了慎重，我曾查遍一分区的干部名单，也打听过不少老干部，在易县高陌村姚姓为大姓的村子，还有周边的村子，从没有一个叫“姚雪垠”的人参加过八路军，也从未在一分区和冀察军区出现过。只有一个跟王栋在同一部队干过的姚雪森出现过，所以，我认定为老手稿中的“姚雪垠”，也许就是“姚雪森”的误记。

作为局外人和后来人我分析一下：按照常理，也按照中共的组织发展规定，一个部门发展党员或重新进行党员登记，要由身边同一部门中知根底的人来做介绍人或证明人才对。如果，一个长年在司令部系统和教导大队工作的干部，从没有在政治部系统工作的经历，此时办理入党手续，并不是跟他一起工作的那个系统的干部出面当介绍人或证明人，而是另一个系统的干部出面当介绍人或证明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有谁能想象，一个干部入党，他多年工作的那个部门无人出面当介绍人，而是一个他从未工作过的部门出现了几个干部当介绍人。这是不是有违常理，也绝对不合乎中共发展组织所制定的组织程序。

否定了一个正常程序下的行为，而被迫用一个非正常程序行为来代替，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所以，那个1945年的后来的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的党员登记反倒更像是“假党员”登记。这些干部们用不正常的手段来对付不正常的事件，也算是对那个年代的某些人、对某些过“左”的手段一种无形的抗议吧？这是我的理解。

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结束，没有问题了。据说，那一次这个学生干部原本是要下部队的，跟王栋一起走，到六旅去。很可能也是去十七团，跟王栋，当然还有后来的姚雪森在同一个团。名单拿到刘道生政委那里签字的时候，听说被刘道生身边的王志廉挡住了。是王志廉向刘道生提议，冀察军校离不开这个干部，这个干部还是回军校的好。同时王志廉还建议，将这个刚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的学生干部从教导员提升为政教主任。刘道生不仅批准了他的建议，刘道生还将王志廉任命为冀察军校政委。以后的日子，王志廉与1939年初在一分区往死里整过的那个学生干部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王志廉痛定思痛，一改初衷，与过去“整人”的历史彻底决裂，公开声明从此后坚决不再当政工干部，改做军事干部。

我还注意到，1947年初冀察军校改为察哈尔军校，1947年底察哈尔军校改为六纵随营学校，1948年2月以后六纵随营学校合并进华北步兵学校，在历届领导干部的名单中均不见王志廉的名字。由此，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像私下里商量好了一样，李、王、杨三个人，在自己的履历传记中绝口不提“六纵随营学校”这段历史，就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但另两位都在冀察军校、察哈尔军校、华北步兵学校任职过的两个红军干部邹新民、乔新松，都将“六纵随营学校”这段历史写进了自己的履历之中。

1948年10月，华北步兵学校动员干部自愿报名上前线，支援太原前线指挥部。当时的规定：凡没有被任命职务的干部均可报名。王志廉和那个学生干部约好，双双报名上太原前线，但最终，领导上只批准了王志廉。到了太原前线华北军区十九兵团指挥部的王志廉，作为军事干部，被任命为六十五军一九五师副师长，代师长。

解放后，王志廉先后任十九兵团速成中学校长、第一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学院队列部长、1955年授衔海军大校。王志廉以后离开海军，到军事工程学院任院务部长；再以后去了新疆，担任中印自卫反击战前线副司令员。1962年7月任新疆南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8年6月至1983年10月任新疆东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83年10月任乌鲁木齐市警备区司令员。离休为副兵团职，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逝世。

人为什么比动物要强，脱离了动物界。是因为人有思想，可以具有自我否定的“反思”精神。人每一阶段对旧时候的否定，就是向新的成熟阶段迈进了一步。

推行“极左”，用貌似“合理的政策”对一些人的不公平，在什么时候也是不得人心的。同“极左”的路线和历史划清界限，一辈子不再犯“极左”的错误，王志廉绝对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段故事，姚雪森的书中没有记载，我在这里补上。

也作为对这些前辈人最深切的感激和追念。

雨儿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xyyan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