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姚波

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2014-08-20 11:34   来源: 北京大学历史系   作者:成一农

    中国古代方志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量众多,其中大部分为明清方志,而尤以清代为众;二是分布广,特别是明清以后,各级行政建置包括省、府、州、厅、县,绝大部分都修有方志,且大部分都修了不止一部。古代地方志是关于一地的综合性著作,蕴涵了大量史料,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下面以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为例来进行说明。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前沿课题,主要研究城市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但是现阶段这一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多为都城、大城市或某种城市职能较为发达的所谓典型 城市,这些城市之所以被视为典型 ,往往是由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曾获得过某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从而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使它们在有些方面的发展优于普通的城市。而正是因此,它们的典型 性也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因此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中小城市,才能真正解释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普遍特点。

    要研究中国古代中小城市形态的普遍特点,只从正史入手是不够的,这是由正史记载体裁所决定的。正史记述的多是影响王朝盛衰的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制度的沿革,对中小城市往往忽略不记,即使有所提及也是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方志由于有数量众多和分布面广两个特点,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中小城市形态的重要材料。

一

    正史由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对一些影响城市形态的历史事件只进行了简略记述,而受影响的地域及具体过程则往往被忽略。如元初在攻灭南宋的过程,曾毁掉了一些城市的城墙《元史·世祖本纪六》中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命有司隳沿淮城垒 ,“隳襄汉、荆湖诸城 。至元十四年“隳吉、抚二州城 。十五年又“命塔海毁夔州城壁 ,“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 。《元典章》中也有题为“修城子无体例 的一则法律条文:“至元十五年十月,江西行省准枢密院咨,奉中书省札付江州路申:目今草寇生发,合无于江淮一带城池西至峡州,东至杨(扬)州二十二处,聊复修理。斟酌缓急,差调军马守御。似为官民两便。承此,移准上都枢密院咨,八月十二日本院官与阿术丞相一同闻奏过,奉圣旨:‘修城子里,无体例。’钦此。

    可见,元初确实执行过拆除城墙的政策,但这项政策执行的范围有多广,持续多长时间,正史没有明确记载。所幸的是方志保存的资料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执行的范围,现存的元明南方方志中有着大量元代毁城的记载:元《琴川志》卷一县城 :前志云县城周回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今不存。 元《无锡志》卷一城关 :《南徐记》所载即今州城。按今州城虽废,迹尤可见。 《至元嘉禾志》卷三城社 :圣朝至元十三年罗城平,子城见存。))圣朝至元十三年后门楼亦闲废。 《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 :国朝混一区宇,无恃偏壕支垒之险固,郡城之废,垂六十有余载。民居侵蚀,夷为坦途。至元五年省命取勘,起科官租。旧子城直南中阙,今建明远楼于其上,余并废。虽有州东、西二门之名,实为通衢矣。《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 :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塔出元帅吕元帅师夔会泉福舟师取广州,广帅张镇孙以城降,十五年正月八日元帅下令夷城隍,惟子城及两雁翅城无恙。《嘉靖建宁府志》卷七城池 :元罢守御,城曰颓圮。 《嘉靖温州府志》卷一城池 :元禁修筑,岁久圮废,诸门止置军营列守。

    由以上资料来看,元代毁城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地区,即原来南宋的控制区内,在北方,则极少有类似的记载。而且在此后很长的时期内,江南地区被禁止修城,原有的城墙也逐渐废毁。关于第二个问题,元史中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四月诏天下完城郭,筑堤防 ,那么在这以前,江南地区有没有修城的记载呢?从现有我们所掌握的方志材料来看,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一地区的城墙大都修筑于至正十二年前后,其原因是为了防御农民起义。《正德大名府志》城池 南乐县:土方城,四门曰跨济、带河、瞻洛、拱辰,周六里一百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深阔各一丈,相传元季枢密副使雕鹗所筑。《弘治保定郡志》城郭 束鹿县:城在平川地,周围五里,高一丈五尺,阔九尺,濠深七尺,阔一丈。开四门,东曰景熙、西曰迎秀、南曰景阳、北曰镇远,地理志云元至正十八年总兵元帅八旦所筑,岁久坍塌。《嘉靖邵武府志》城池 邵武府:至正十二年盗据其区,总管吴按摊不花复之。

    十八年总管魏刘家奴垒甓为城,......二十四年总管常瓒更筑之,累以石基以陶甓陴锐其末。 《嘉靖建宁府志》城池 浦城县:至正二十三年守将岳承祖因旧址复筑,东距越王基,北包黄华山,南濒大溪,西堑深濠,广袤七里,为门四)) 《嘉靖建宁府志》城池 建宁府:元罢守御,城曰颓圮,至正十二年红巾入寇,守赵节因旧址修筑,周九里三十步。 《嘉靖温州府志》城池 温州府:元禁修筑,岁久圮废,诸门止置军营列守。至正庚寅冬,海寇登岸,郡守左答纳失里极力捍御。明年辛卯始重筑城,建战棚、窝铺、炮座。 《嘉靖江阴县志》城池 :元既定江南,得志中国,城尽毁。至正十一年兵起,始诏天下复缮治城郭,于是州人黄傅摄州事率乡民城之。《嘉靖山县志》城池 :元至正十七年,方国珍犯境,始筑土城御之。

    可见,方志材料能够补充正史的记载,对正史记载具体化和细节化,使我们的研究更为细致。

二

    正史中记录了一些有关城市制度的命令,但这些制度是否实际执行,以及执行的结果对城市造成了什么影响,则极少有相关的记载。古代地方志记载了古代城市的各个方面,也包括一些制度执行的具体结果。下面以明初对地方城市中祭祀坛制度的规定为例进行说明。

明代初年,汉族地主驱逐了蒙元少数民族的势力,重新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族文化。在此基础上,明初重新制定了礼仪制度,表现在城市形态上就是建立了一些新的城市礼仪建筑,如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等,并且对这些建筑的方位布局作了严格的规定。如社稷坛,《明史·礼志》载,府州县社稷,洪武元年颁坛制于天下郡邑。俱设于本城西北 ;.又如厉坛,洪武三年定制,......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 ;再如风云雷雨山川坛,“嘉靖十年,......王国府州县亦祀风云雷雨师,仍筑坛城西南 。那么在现实中这些制度是否执行了,这些祭祀坛在城市中建筑的方位是否符合制度的规定呢?正史中没有相关的记载。在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进行统计后发现,明前中期,90%的厉坛建在城市北部(包括西北、东北),75%的社稷坛建在城市西部(包括西北),90%以上的风云雷雨山川坛建在城市南部(包括西南、东南),这样就可以得出明代前中期这几项制度还是严格执行的结论。

     明代中后期,这一制度出现了松弛,有些地方祭祀建筑方位开始与制度相违背。如《嘉靖延平府志>祠祀志卷之一: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府城西门外射圃之左,旧在水南剑津里,洪武九年建。......正德十五年知府欧阳铎以渡河不便于民,改建今所。 又如《嘉靖建阳县志》卷五秩祀志: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在县南三贵里,旧无,洪武九年知县范子畴始建。......宣德年间县丞何景春以其逼近民居且低下,移筑于本里黄花山之阳。 再如《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郡厉坛旧在临溪门外石壁山下,......永乐五年因洪水漂坏,知府张从道迁于东关接官厅西,制如式。 (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松弛有关。与此类似的是城隍庙,有关内容参见(日本)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一文。

    地方志中的材料可以反映正史中记载的制度的执行结果及其变化,使得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动态性,而且可以更为深入地接近历史真实。

三

    正史由于体裁的限制,只记载与制度相关的资料,有些制度之外影响城市形态的因素则被正史所忽略。这些材料往往只存在于方志中,将这些材料挖掘出来,对城市形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以明初东南地区的城市为例来阐述。

在以往明初的城市研究中,多认为明初的城墙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然而,通过对明代方志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不但没有城墙重建的现象,而且甚至疏于城墙的建设,造成了很多城市城墙的长期颓圮。如《嘉靖武康县志》卷三古迹 中记城墙:宋绍兴中尚存,今废。 郭门,旧城有四门,东抚云、南朝恩、西怀恩、北平远,宋中尉赵公廪创,岁久城坏,四门随圮。《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城池 :国朝城废,惟存四门,东曰迎仙、南曰朝京、西曰宝林、北曰福广,街画田字,水浚之字,井列七星,桥广八卦,始建者有意存焉。今市以石覆水上居之,水为阴沟矣。《嘉靖宁国府志》卷七防围纪 :宁国城高一丈五尺,厚称是,周延五百一十九丈,四门东曰抱武、南曰秀水、西曰接文、北曰名山,楼堞各具,))五邑惟宁国有城。《嘉靖建宁府志》卷七城池 浦城县:一十六王师克浦城,镇守张意指挥改筑,而缩其半,洪武二年罢守御兵成曰以废。十二年《嘉靖安溪县志》卷一隘堑 :古设险以守国,重门以御暴,则城郭隘堑之制,有民社者所不容缓也。安溪僻在泉郡西,旧无城池,但立隘以固守......

    由此来看,明初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城市都没有城墙的设置,至多是在利用周围地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城门以资守御而已。城市形态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地方志的体例,如在《永乐乐清县志》中取消了城池 的条目,而将对城墙的描述写入古迹 条,在《嘉靖安溪县志》中则写进了隘堑 条。为什么全国其他地区都在经历城墙的重建,而独有东南沿海地区例外呢?我们同样在方志中找到了原因。《万历新昌县志》卷一建置志记: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潘晟撰新城记:惟我皇族定神京,制四裔,在东南尤严于岛夷,故沿海诸郡邑连城百雉称金汤雄固,独内地差偏小者则多建治而不城。二百年来国家雍熙奸宄屏息,有司仅置谯鼓守篱垣,而闾阎外户多不闭,即吾新昌亦然,盖不知有假于城也。 又《永乐乐清县志》卷六古迹 :国朝洪武六年以被倭寇,议筑城,父老难之,遂因东西两塔山为石城,至河树以木栅,联属之,其外开浚壕河以通两河之流而水陆各有门焉。洪武二十年因沿海设置卫所,其城遂废,今壕址尚存。

    从上面的资料来看,由于洪武二十年东南沿海卫所城建立之后,这一地区的建置城市就没有修筑城墙的必要了,原有城墙也任其毁损。洪武二十年东南沿海卫所城市的建设,在《明史》中有明确的记载,《明史·太祖本纪三》载洪武二十年)夏四月,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濒海城,练兵防倭。......(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己丑,汤和还,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 《明史·周德兴传》:德兴至闽,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明史·汤和传》: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联一行。和请于方鸣谦俱。......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年而成。......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嘉靖间,东南苦倭患,和所筑沿海城戍,皆坚致,久且不圮。

    方志蕴含着许多正史所没有的材料,只要细致发掘,可以得出不同以往的结论,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点:1.古代方志是对正史中城市形态材料的补充,这使得我们的城市形态研究更为具体、细致。2.方志中记载了影响城市形态的制度的执行结果,揭示了制度对城市的真正影响,复原了中国古代实实在在的中国形态,弥补了从纯制度角度研究城市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制度层面上的理想城市模型的不足。3.方志中保存着一些其他文献所没有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崭新的不同以往的结论,对城市形态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