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就失去了！ ——追思女作家、名记者姚芳藻大姐

姚波

错过了，就失去了！ 日期：2014-08-31 作者：洪炉 来源：新民晚报

图片说明:第三届祖国赴朝慰问团记者组合影，姚芳藻（右1）、洪炉（左2）。1953年10月摄于朝鲜前线（摄影：朝鲜前线志愿军随军摄影记者） 错过了，就失去了！ ——追思女作家、名记者姚芳藻大姐 　　◆洪炉 【作者简介】 　　洪炉 1931年出生，笔名卢弘。13岁参军，18岁入党。从事军队宣传文化和新闻工作约50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50年代曾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担任《解放军报》社编辑近30年，发表大量美术作品，为军内外知名画家。后转入文学写作，发表、出版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长中短篇小说和影视剧多部，主要有《我们十八岁》《王稼祥一生》《李伯钊传》《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伍修权传》等。 　　 　　“失去的东西常常是美丽的，它像珍珠一样埋在心底，引人遐思。”这话是她说的，但对我恰如此，由于我的错过，竟从此失去了她这位杰出也是突出的文友。她曾是上海《文汇报》名记者，当年文坛风云人物,女作家姚芳藻大姐。 　　本人有幸，1953年就结识了她，还是在世所瞩目的抗美援朝前线。那时我是“最可爱的人”，她却是“祖国亲人”，作为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成员，来到三八线上，为浴血奋战的中朝军民，送来了中国人民的温暖与关爱。我们部队原是从上海郊区出发赴朝参战的，算是上海来的“子弟兵”，华东地区的“亲人”就来到我们部队。慰问团中有个采访组，主要是记者、作家等“笔杆子”们，专门了解部队的英雄事迹，好向群众宣扬，我是军里的小报记者，与文工团创作员田金波一起，负责陪同引导他们采访，这就使我与这些“亲人”亲密接触了几个月。 　　芳藻大姐是《文汇报》记者，同组的还有《解放日报》记者刘氏（名字忘了），江苏《新华日报》编委、作家艾煊，厦门《厦门日报》编委许祖义等，还有一位南京大学女学生赵维志，正是这位小赵，后来和我有了故事。当年的我也爱舞文弄墨，又常画画刻木刻，并且通讯报道、诗歌短剧什么都写，芳藻大姐等要了我一些作品，他们回国后就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使我这个来自战场的小“毛驴”，被他们几位“伯乐”当“良马”推荐了，一度十分风光，又一发不可收，从此不断发表文字和美术作品，芳藻大姐等也成了我最早的知遇恩师。 　　祖国慰问团于1954年初回国后，芳藻大姐等就连续发表了自己写的访朝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对我这个文学青年多有教益。不过那时我与她通信不多，主要和与她同组的小赵联系，还悄悄谈了恋爱，只是后来并未成真。1955年我来京参加编辑《志愿军一日》，又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芳藻大姐也来京成为《文汇报》驻京记者，其夫君梅朵正在京主编《大众电影》，他们同是《文汇报》的“老将”。在此期间我们虽少交往，却从报刊上不断见其大名和大作，特别是对文坛风云的及时报道，他们引起的“电影锣鼓”更是震动了中外。哪知风向一变，他们双双都成了著名“右派”，她还是“右派集团”的重要“女将”，我们自然也难以交往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才重登文坛，梅朵大哥更主编了深受读者欢迎的《文汇月刊》，芳藻大姐不只成为“大百科”出版社的“女将”，又推出了秦怡和柯灵等的传记，双双又成文坛名人。我到沪就去拜访，他们都曾赠我新作。我有一次是应上海电视台之邀去沪的，他们将我一部写朝鲜战争的小说《我们十八岁》改编为电视剧，我去参加有关活动，到后先去了他们在江宁路的家。熟知影视创作的梅老（这时他已进入老年）提醒我，电影和电视并不是一回事，谨防被搞得失去品位变得低俗了。我连忙看了导演台本，发现果然如梅老所言，已使我的原作变了味，开机前夕当晚，我跟电视台主管电视剧的领导通了电话，表示我的意见说，改编本似已不再是我的作品，我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于我，这一电视剧已与我无关，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想再参与了。那位领导重看了我的原著与改编本后，同意了我的看法，决定立即中止，让我最好自己改编，仍由他们来拍。我考虑上海台对这种战争题材，可能不太适应，也就没有动手，这事就此作罢，他们已为此耗资不少，使我深感歉意。其中是非自可另议，我只维护了自己作品的纯正。不过促成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梅老对我的及时提醒，这使我对他一直心怀敬意。 　　其实我与梅老本来不熟，仅因芳藻大姐，我们才一见如故，他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后来他到北京竟几次来我家。当时我家没有电话，事先未能预约，他来了我却不在，就为我几次留条，恰又留下了他的“墨宝”式文物，见证了我们间的亲密友谊。又一次我去上海，是参加文艺出版社关于传记和纪实文学的笔会，芳藻大姐也出席了，曾一起交流文讯，会后我再去她家看望梅老，他已卧病在床，躺着与我交谈，因我正进行党史军史题材的写作，又认真对我说，尽可能为后人留下更真实更准确的历史，而不是虽也“畅销”，却是半真不假似是而非的伪史，这是文史作者的应有品格，他正主编的《文汇月刊》就是这么做的，都曾引起热烈反响。后来我也这么做了，曾出过几本书，但有几本却出不了，因为已涉及一些“秘史”，有的书稿一直压在自家！ 　　新世纪以来我也老了，上海去得少了，即使去也身不由己，未能再去拜访二位。今年新春时节，芳藻大姐忽然来了电话，说是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说自己也想念你，告诉她在《作家文摘》上，几次读到她的文章都如重见故人，很想向她报告近年的情况，并送上后来出的几本书，再告诉她当年曾同慰问团的小赵恋爱，后来又为什么没谈成等等。清明节过后我就去了上海，到后给她电话却无人接，我以为临时出门，或是住到孩子家了，因我在沪时间有限，就托来看我的沪剧院老院长、剧作家余雍和，写好她家电话地址，将我的赠书转交给她，随后我就离沪了。回京后接到上海电话，说是芳藻的外孙小高，我在沪时她正住院，我离沪后竟已仙逝，我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接着她女婿福林又来电话，说见到并读了我的赠书，知道我是其岳父母的文友，也为我们未能重逢而遗憾，他们父子又将二老的遗著及沪报上的怀念文章寄我，我一收到就急急拜读，正是从她的书中，看到此文前我引用的这句话，竟被她不幸言中！ 　　由于我的原因，错过了再向二老求知求教的机会，此生除在朝鲜时，我与他们只见过几次，每次都有重大收获，如能不断交往，必获更多教益，但是我却错过了，并且从此失去了！尤其不该的是，我竟不知梅老是何时走的，我连向他致哀致敬的机会都已失去，又未能见上芳藻大姐最后一面，这都成为我的终生遗憾！从电话中得知，梅老是2011年辞世，恰是九秩高龄；芳藻大姐是今年4月20日走的，也已88岁，都属高寿，可庆可贺！只是他们的一生历尽坎坷，特别是姚老，全国解放前就坐过国民党大牢，迎来了新中国，正当意气风发为民高歌时，又双双蒙冤“反右扩大化”几十年，受够了罪吃足了苦，却又矢志不渝，人品文品一生不变，他们笔下不只再现了一个个文坛艺苑大师名人，更是浓缩了一段历史以至一个时代。正如梅老书中《追思阿丹……》一文所言，他面对病危充满遗憾的赵丹，“我的心默默地为他流着泪水”，“我要再次呼唤，不要忘记阿丹身上的伤痕，应该更好地爱护我们的艺术家。” 　　其实对于梅老、姚老自己，何尝不应如此呢？……

姚波

姚芳藻 (1926～)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协会员

女。浙江鄞县人。民盟成员。1946年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历任上海《联合晚报》记者，香港《文汇报》记者，上海《文汇报》记者、驻京记者及《笔会》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室主任，编审。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朝鲜的水》、《在夏令营里》、《秦怡：深渊中的明星》、《柯灵传》、《大劫难》、《失踪在莫斯科》、《十五岁的客座教授》、《陈翰伯与联合晚报》等作品。

姚波

“将帅”麾下一女将
2014年04月27日 07:32
来源：东方早报


原标题：“将帅”麾下一女将

余 之

《文汇报》名记者姚芳藻4月20日在上海逝世，走完了她88年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姚芳藻因“反右”期间采访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阐述“双百方针”以及采访钟惦棐敲响“电影锣鼓”而名噪全国。

去年秋季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因搬一只西瓜而不慎腰闪，从此坐软椅，行走不便。而在这之前她是带外孙、会朋友、上医院看丈夫（即梅朵，曾是中央电影局《大众电影》的主编，上世纪《文汇月刊》创始人，当时住院）、闲不住到处跑的人。但时隔不到一年，她却因多种疾病并发而离世。悲哉，惜哉！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姚芳藻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记者，办事处主任是鼎鼎大名的浦熙修，同仁昵称“浦二姐”——彭大元帅（彭德怀）的大姨子。毛泽东在一次国庆天安门城楼上当面称她是“坐班房的记者！”1957年，毛泽东亲自操刀，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专批《文汇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中称“章罗联盟”中“两帅中还有一帅”，此“一帅”即是浦熙修；还直接点名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而姚芳藻当时在北办是一位活跃的女性，是“将帅”麾下得心应手、叱咤风云的一位“女大将”。

她也是位“坐班房的记者”

1926年，姚芳藻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姚和清是闻名上海的名中医。1934年，姚芳藻八岁便随父来到了上海，先后在储能中学、沪江大学读书。从学生年代起，她渴望成为一位以笔为武器的新闻记者。而父亲却竭力反对她从事新闻行业，父亲对她说：“从文是没有出息的，没有饭吃，弄不好还要杀头的！”父亲是亲眼目睹过记者遭杀头的事，所以他才会对女儿这样说。

但姚芳藻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她考取了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她的国文教师都是一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教育家：王元化、冯宾符（《世界知识》主编、《联合晚报》总主笔）、徐铸成、赵景深、胡山源、段力佩……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要迁址上海，但国民党政府并不同意，无奈之下改名《联合晚报》。《联合晚报》社长刘尊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部主任，与总编辑陈翰伯及资料部负责人乔石均系共产党员，实际上的《联合晚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的翻版。《联合晚报》从它的创办开始就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以至于它的生存仅有一年时间，1947年即遭国民党封门。五名记者遭到逮捕，其中就有姚芳藻。

姚芳藻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被时任《联合晚报》总主笔冯宾符招进了《联合晚报》，才20岁的她，就开始了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经受风霜刀剑般的新闻记者生涯。

她没听父亲劝告，她以后的新闻路程及其结果，几乎被父亲不幸而言中！当上了新闻记者的姚芳藻，有两件在194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事值得一记。

其一，采访国民党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宣铁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在上海实行更加严密的警管区制，把居民的不同身份在户口中用颜色加以区别：分红、白、蓝三等。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混乱，民声鼎沸，各种各样的传言遍布坊间，其中最多的议论是“特务做派”，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以此管制老百姓。姚芳藻想：警察中有否“特务”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问警察局长宣铁吾。于是，她直闯宣铁吾的家。第一天去她碰了壁，晚饭过后，她就在警察局长的家里等，一直等到十点还不见宣铁吾的影子。第二天她在会上见到了宣铁吾，宣铁吾也同意接受这位“小姑娘”的采访。一开始， 姚芳藻与宣铁吾若无其事随便聊，不入主题，宣铁吾一边说，她一边记，一副“稚嫩”的样子。过会，她放下笔，突然问：“外面传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户口用红、白、蓝三色，到底有没有？”宣铁吾并不戒备一个“小姑娘”的提问，出口说：“有。”宣铁吾的回答让姚芳藻暗自窃喜，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采访结束，回到报社，一篇专访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稿子，很快放到了总主笔的面前，这当然是一篇好稿。

第二天，《联合晚报》一面世，立即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上海市民一片哗然，相互传言，争相传阅，《联合晚报》很快销售一空；国民党官员也极为震惊，上下悚然。“小姑娘”姚芳藻，从此也上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黑名单”。

其二，直击摊贩事件。１９４６年，大量美国库存积压的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民族产业，上海许多商店倒闭，店员、工人失业，加上大量外省农民进入上海，一度失业人数高达30多万之巨。大量无业市民就得靠摆摊、卖小商品，以微薄的收入度日。小摊贩多具“游击”性质，国民政府失去了大量的税收，大大削弱了“内战”所需的财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遂下了“限摊令”，限定在多少时间内取缔所有摊贩。警察出动，红色警车开道，警铃大作，一时市区街面一片恐怖。摊贩失去了生活来源，何以生计？于是，成千上万的摊贩起来造反，包围警察局，用石块、木棒、竹扛等工具与警察对垒，一时间青年学生也来助阵，市面大乱。警察局长宣铁吾、市长吴国桢发表广播讲话，扬言对“危害公共秩序者，格杀不论！”政府的强硬态度激起了更大的对抗，许多摊贩被捕。姚芳藻当时作为《联合晚报》的记者，直接在现场采访，并混进警察局与被捕摊贩面对面接触，逐个清点被捕人数。第二天，《联合晚报》上刊登出了记录摊贩闹市的详尽报道：《混乱的五小时》。摊贩聚众造反事件越闹越大，政府怕收拾不了，只得退兵，将黄浦警察局长杜醇调离黄浦，宣铁吾不得不公开道歉，市长吴国桢也下令放人。姚芳藻向吴国桢当面揭穿警察没有全数放人，令警察局对姚恨之入骨。第二天一早上海的报纸就传出了《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被打的消息。当时，鲁迅夫人许广平还托人给姚芳藻送了鲜花。

由于《联合晚报》，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1947年5月，内战开始后，《联合晚报》《文汇报》《新民报》遭封门，5名记者遭逮捕，姚芳藻就是其中之一。她被关进当时的特务机关“亚培尔路2号（今陕西北路，近马勒别墅）”，关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间里，晚上蜈蚣、老鼠、臭虫做伴。姚芳藻就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度过了九十多天。要不是她的名中医父亲托人、花钱，营救女儿，还不知她的最后结局会是怎么样。这时距上海解放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岁月，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遭逮捕枪杀，姚芳藻此时若不逃到海外，其命运不堪设想。

在《文汇报》的两件大事

《联合晚报》被关闭后，姚芳藻失业了。更为可怕的是，她有可能面临国民党政府的再次迫害。祸不单行，姚芳藻的弟弟也在这前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姚芳藻感觉到国民党特务不仅注意到了她，还注意到了她的家，更重的迫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于是，她决定只身潜往香港。姚芳藻经《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唐海的介绍，由总编辑徐铸成拍板进了香港《文汇报》当记者。

应该说，再次进入新闻生涯的姚芳藻，她的新闻事业辉煌于《文汇报》，她的新闻记者生涯的终结也是在《文汇报》。她在《文汇报》的遭际比她在《联合晚报》时更惨、更灭顶。

去香港几个月后，大陆解放了。上海《文汇报》复刊了，姚芳藻又回到了她日夜梦萦的上海。她在《文汇报》跑的是文艺这条线，曾任文艺组组长。在她这个“文艺组”里多的是后来都成了名家的“大将”：徐开垒、黄裳、全一毛、容正昌、朱嘉树、陶颖昌等。在《文汇报》的日子里，由她亲身经历的、轰动全国的两件大事值得一记：其一，发生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电影锣鼓”。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繁荣文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汇报》在当时作为国内唯一的一份知识分子大报，在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姚芳藻调到北京办事处。

一天，《文汇报》编委会给北京办事处发来了一封信，指示：为了给“双百”方针鸣锣开道，决定在全国发起一场“讨论”，要求北办记者集思广益，多多征求各方的意见。接信后，姚芳藻就开始在首都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她找到了中宣部文艺处的干部、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钟作为国内电影方面的权威，当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姚芳藻即时向报社编委会反映了钟的意见，并建议报社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

报社采纳了姚芳藻的建议，并征得宣传部的同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电影问题的大讨论。一场“电影锣鼓”由此在全国敲响。讨论由一则标题为《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两封“读者来信”牵头，配以社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一时间，“声讨”国产片质量的文章从全国各地涌向编辑部，更有电影界著名的导演、演员陈鲤庭、吴永刚、石挥、上官云珠等以自己的经历，提出当前电影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发表了钟惦棐的两篇权威文章《电影的锣豉》与《为了前进》。

毛泽东对《文汇报》发起的电影讨论起先是肯定的。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新闻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与会。毛泽东说：“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笔者注）发表的文章第一时期批评的多，第二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可是，毛泽东的话音刚落，风云突变。《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把政治风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电影讨论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大会上训斥《文汇报》：“你们挂着牌子天天骂我们，是什么意思？”而时任文艺工作部部长的张春桥则恶狠狠地责令《文汇报》：“你们要给电影厂恢复名誉！”电影界召开批斗钟惦棐大会，勒令姚芳藻参加。中央电影局负责人王阑西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判姚芳藻：“《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讨论是姚芳藻主谋发起的！梅朵就是她的后台！”

其二，就“双百”方针，采访周扬。

就在《文汇报》展开“电影大讨论”的同时，姚芳藻还就“双百”方针专访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自“双百”方针提出后，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姚芳藻想：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到底怎么理解？经过一番思量，她决定找周扬。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于是，她壮胆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他接见，她讲了她的目的，并拟了要他回答的当时文艺界最敏感、最集中的五个问题：（1）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2）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够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3）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评论员《电影的锣鼓》一文又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4）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5）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

几天后，她接到了中宣部的电话，周扬决定接受采访。回办事处后，姚芳藻很快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整理好采访笔录，周扬在小样稿上又作了详细和周密的修改。1957年5月9日，《文汇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问答”，全国轰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大报全都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就双百方针答记者问》。《人民日报》要全报社的记者学习这篇“问答”。朋友们纷纷向她祝贺：“你现在是名记者了！”姚芳藻也沉浸在快乐之中，那时女儿才一岁，她看着睡梦中的女儿，笑呵呵地对她说：“小宝贝，你将来长大了也当新闻记者呵！”

天真、年轻的姚芳藻高兴得太早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右”风暴将姚芳藻和她的丈夫梅朵双双打成“右派”，工资连降几级，丈夫被发配到边远地方去“劳教”。孩子还小，收入微薄，生活一下落入了冰窖……此时此刻，她才想起父亲的教诲：“当新闻记者没饭吃，记者是要杀头的！”


回望姚芳藻的一生，作为记者，她问心无愧——在中国的新闻史上，留下她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作家，她努力耕耘，著作颇丰：《柯灵传》《秦怡传》《朝鲜的水》《失踪在莫斯科》《七人集》（与罗洪、欧阳文彬、欧阳翠、黄宗英、黄屏、彭新琪合集）《六月飞霜——１９５７年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年前刚完成）等。尤为可贵的是，她晚年的著作比她年轻时多，越老笔越健。三部重头大著《柯灵传》《秦怡传》《六月飞霜》均是她在退休后创作的。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她离开新闻单位后去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一位阅历丰富和文字功底深厚的编审，她默默无闻地为许多作家的作品作了“嫁衣裳”。我的第一本小书《中外诗话》就是经她的手出版的。借此机会，我向我尊敬的恩师深深地鞠躬：恩师芳藻千古！

姚波

“将帅”麾下一女将——名记者姚芳藻剪影
来源：传记文学（2012年10月10期）

余 之

87高龄的姚芳藻不久前因一次搬西瓜不慎闪了腰，走路稍有不便，有时出门还需保姆搀扶，就在一二年前她还十分健朗地到处跑：医院（其丈夫梅朵先生长期住院）、菜场、报社、朋友聚会……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位八十六、七高龄的老人。

年轻时的姚芳藻更是一位闯南走北、报道过多起轰动海内外新闻事件的名记者。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她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记者，办事处主任是鼎鼎大名的浦熙修，同仁们昵称“浦二姐”——彭大元帅（彭德怀）的大姨子（其妹嫁与彭）。毛泽东在一次国庆天安门城楼上当面称她是“坐班房的记者！”（浦坐过国民党政府的班房）。1957 年“反右”，毛泽东亲自操刀，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专批《文汇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中称“章罗联盟”中“两帅中还有一帅”，此“一帅”即是浦熙修；还直接点名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而姚芳藻当时在北办也是一位活跃的女性，是“将帅”麾下得心应手、叱咤风云的一位“女大将”。

　　“当新闻记者要杀头的！”

1926年，姚芳藻出生于宁波鄞县，父亲姚和清是名震沪甬的中医。因医术出名，上海医界遂请他赴沪出诊，1934 年，姚芳藻 8 岁便随父来到了上海。先后在储能中学、沪江大学读书，从中学起，她的理想便是成为一名作家，她认为新闻记者是通往作家的最好桥梁，因此，她也渴望成为一位以笔为武器的新闻记者。而父亲却竭力反对她从事新闻行业，父亲对她说：“从文是没有出息的，没有饭吃，弄不好还要杀头的！”父亲是亲眼目睹过记者杀头的事，他才会对女儿这样说的。

当年，姚芳藻先进了上海沪江大学读化学系。但化学并不是她的所爱，她的兴趣仍然是文学、新闻。有一天，她看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是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招生。她喜出望外去报了名。文科本是姚芳藻的强项，她在中学、大学里作文总是班级里拔头筹的，她的国文教师都是一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教育家：王元化、冯宾符（《世界知识》主编、《联合晚报》总主笔）、徐铸成、赵景深、胡山源、段力佩……

姚芳藻如愿考取了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研究生班。她朝自己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要迁址上海，但国民党政府并不同意，无奈之下，改名为《联合晚报》，因《联合晚报》的社长刘尊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部主任，社长刘尊祺与总编辑陈翰伯及资料部负责人乔石均系共产党员，《联合晚报》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的翻版。《联合晚报》的进步倾向从它的创办开始就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以至于它的生存仅有一年时间，1947年即遭国民党封门。五名记者遭到逮捕，其中就有姚芳藻。姚芳藻是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当时任《联合晚报》总主笔、她的老师冯宾符招进《联合晚报》的。才 20 岁的她，就开始了在血风腥雨的日子里风霜刀剑般的新闻记者生涯。

她没有听父亲的劝告，也不相信“新闻记者要杀头的”话。但她以后的新闻路程，其结果，几乎被父亲不幸而言中！

坐了三个月的国民党班房

当上了新闻记者的姚芳藻，仗着自己年纪轻，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有两件事值得一记。

其一，采访国民党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宣铁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在上海实行更加严密的警管区制，把居民的不同身份在户口中用颜色加以区别：分红、白、蓝三等。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混乱，民声鼎沸，各种各样的传言遍布坊间，其中最多的议论是“特务作派”，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以此管制老百姓。姚芳藻想：警察中有否“特务”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问警察局长宣铁吾。于是，她直闯宣铁吾的家。第一天去她碰了壁，晚饭过后，她就在警察局长的家里等，一直等到十点还不见宣铁吾的影子。第二天她在会上见到了宣铁吾，宣铁吾也同意接受这位“小姑娘”的采访。一开始，聪明的姚芳藻与宣铁吾若无其事地随便聊，不入主题，宣铁吾一边说，她一边记，一副“稚嫩”的样子。过会儿，她放下笔，突然问：“外面传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户口用红、白、蓝三色，到底有没有？”宣铁吾并不戒备一个“小姑娘”的提问，出口说：“有。”宣铁吾的回答让姚芳藻暗自窃喜，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采访结束，回到报社，一篇专访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稿子，很快放到了总主笔的面前，这当然是一篇好稿子。

姚芳藻让警察局长自己的“口”现身证实了传言，这叫“不打自招”，妙！

第二天，《联合晚报》一面世，立即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上海市民一片哗然，相互传言，争相传阅，《联合晚报》很快销售一空；国民党官员也极为震惊，上下悚然。“小姑娘”姚芳藻，从此也上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黑名单”。


其二，直击“摊贩事件”。发生在 1946年下半年的上海“摊贩事件”，是上海底层百姓反抗国民党暴政、争取活路的一起轰动中外的社会事件。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库存积压的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民族产业，上海许多商店倒闭，店员、工人失业，加上大量外省农民进入上海，失业人数一度高达30多万之巨。为了生存计，大量无业市民就得靠摆摊、卖小商品，以微薄的收入度日。摊贩的大量出现，加剧了商业的凋敝，小摊贩多具“游击”性质，国民政府失去了大量的税收，大大削弱了“内战”所需的财力，民脂民膏越刮越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遂下了“限摊令”，不准设摊，限定在一段时间内取缔所有摊贩。警察出动，红色警车开道，警铃大作，一时市区街面一片恐怖。摊贩失去了生活来源，何以生计？于是，成千上万的摊贩起来造反，包围警察局，用石块、木棒、竹杠等工具与警察对垒，青年学生也来助阵，一时间市面大乱。警察局长宣铁吾、市长吴国帧发表广播讲话，扬言对“危害公共秩序者，格杀不论”！政府的强硬态度激起了更大的对抗，许多摊贩被捕。姚芳藻当时作为《联合晚报》的记者，直接在现场采访，并混进警察局与被捕摊贩面对面接触，逐个清点被捕人数。第二天，《联合晚报》上刊登出了记录摊贩闹市的详尽报道：《混乱的五小时》。摊贩聚众造反事件越闹越大，政府怕收拾不了，只得退兵，将黄浦警察局长杜醇调离黄浦，宣铁吾也不得不公开道歉。市长吴国帧也下令放人。姚芳藻向吴国帧当面揭穿警察没有全数放人的伎俩，令警察局对姚恨之入骨。第二天一早上海的报纸就传出了《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被打的消息。当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专门托人给姚芳藻送去了鲜花。

由于《联合晚报》的进步性，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1947年5月，内战开始后，《联合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就遭到了封门，五名进步记者遭逮捕，姚芳藻就是其中之一。她被关进了当时的特务机关“亚培尔路2号（今陕西北路，近马勒别墅）”，她被关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间里，晚上有蜈蚣、老鼠、臭虫作伴。姚芳藻就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度过了90多天。要不是她的名中医父亲靠着人缘熟、关系多，托人、花钱，营救女儿，还不知她的最后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这时距上海解放也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岁月，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遭逮捕枪杀，姚芳藻此时若不逃到海外，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姚波

追念姚芳藻大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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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27日06:43 来源：文汇报  作者：姚老故世 我失去了一位尊

　　徐复仑

　　惊悉姚芳藻女士突然故世,感到非常意外。姚老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很好，头脑清楚,精力充沛，前些日子还在亲自审查和修改她的“回忆录”。4月3日我去静安区中心医院探望她时，还兴致勃勃地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若不是老朋友马小星先生来探望，我们可能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话要说。没想到这次没有尽兴的交谈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梅朵先生和姚芳藻女士伉俪是我家世交，上世纪40年代他们就进入《文汇报》工作，是我父亲徐铸成的老同事，是同我父亲一起为上海和香港《文汇报》创业、发展，艰苦奋斗的老战友，也同是中了“阳谋”，蒙难二十二年的难友。党中央为“右派分子”改正，落实政策后，我们两家凑巧又同住在一幢大楼中，成了邻居。他们经常来探望和关心我父亲，给父亲的晚年生活丰富了内容，增添了乐趣。父亲故世后，他们两位发表了多篇悼念文章，表达他们的深情厚谊。对此我们家人都是十分感激的。

　　我从小就认识梅朵先生。记得1946年，我父亲离开《大公报》，到《文汇报》担任总主笔。经常来我家的《文汇报》同事中有一位“帅哥”，高高的个子，经常穿一身浅色西装，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给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当时《文汇报》的编辑梅朵先生。他后来创办的《大众电影》杂志，更是我爱看的读物。认识姚芳藻女士要稍晚一些，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初。她也曾来过我家，当时高挑的个子，身材很好，穿着朴素大方，气质独特。初次见面过后，我父亲对母亲说：“这位女青年叫姚芳藻，是《文汇报》的记者，很有灵气。”父亲平时说话严谨，很少听见他评论别人，尤其是他的同事，因此这位有灵气的女记者就让我深深地记住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两家又成了好邻居，自然走动频繁。父亲健在时，他俩尊重、关心我父亲；父亲故世后，我也经常去她家走走，帮助干点零星小事。梅老住院后，两家交往更密，几乎天天见面，有时一天要来往好几次。姚老对我很信任，家里大小事情都愿同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她的儿女们甚至同我开玩笑说：“我们同母亲有事商量不通时，常会对她说你再不通，我们就找徐复仑来说服你。”姚老和我的关系就融洽到如此程度。姚老同我也很谈得来，交谈次数很多，一般每周一至二次，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姚老知识广博，消息灵通，政策水平高，分析能力强，经常与她交谈也使我受益匪浅。

　　现就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记述如下：

　　一、梅朵先生1957年中了“阳谋”以后，曾被押送到外地劳动改造十多年，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摧残，进入九十年代，大病小病不断，时而住院出院。我常去他们家探望。梅老不愿意住院，愿意在家养病，姚老则认为医院医疗条件好，便于及时治疗，两人意见不一致，要听取我的意见。我请他们吸取我父亲突然病故的教训。父亲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气管炎和便秘等等，华东医院的医生多次要他住院检查、治疗，他都不积极配合。有一次气管炎发作，勉强在华东医院南病区住了十几天，就急着要出院。华东医院南病区形同宾馆，医疗条件和服务质量均为一流水平，父亲就是不愿意长住，还说：“住医院如同蹲监狱一样不自由。”同为邻居的原第二医学院院长兰锡纯教授曾对我说过：“你父亲若住在医院里心肌梗塞可能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病了，也来得及治疗。”吸取此事的教训，姚老果断地说服梅老住院治疗，而且一住就是七年多。姚老一人既要顾家，又要写作，帮助梅老整理出版了《梅朵文艺评论选集》，还要经常去医院关心照顾梅老。梅老能够长寿91岁，姚老功居首位。在亲友心目中，梅、姚两位是一对传奇的恩爱夫妻，姚老更是模范妻子，老伴楷模。

　　二、姚老曾多次对我说过，她1947年进入香港《文汇报》，与我父亲共事多年，她最钦佩我父亲的人品和文品。姚钦佩我父亲在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为自己定下的“三不主义”，即不计较过去、不服老、不自量力，也要把“三不主义”作为她的行为准则。姚老胸怀宽阔，从不提起过去二十二年受的冤屈，偶尔涉及时，也总是说：“比起梅朵、谢蔚明被押送外地去劳动改造，差点丢了性命来说，我算是很幸运的。”

　　姚老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她擅长的“传记文学”写作上，写下了几百万字的纪实文章和传记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姚写的多篇悼念浦熙修女士的文章。浦曾是上海《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浦与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的关系，被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成了一大罪状。浦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同时还被泼了一身污水，被描绘成一个生活作风不严肃的女性。浦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身上的污水却一直没有洗清。浦的子女求助于姚老，姚老不顾年事已高，视力不佳，于2011年3月在《文汇报》笔会版发表了《浦熙修与罗隆基》一文。姚老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澄清事实真相，还了浦熙修女士清白。神来之笔，果然威力无穷，不愧是一位有灵气的记者。

　　三、姚老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是位知名人士，又是离休干部，大家都很尊重她。她平易近人热心助人，邻居之间有些小矛盾都愿意请她当裁判，她一出面问题大都很快就迎刃而解。小区业委会成立，大家推选她为委员，小区物业方面的事，她一点头，大家就放心，居民戏称她为大楼的“精神领袖”。

　　姚老终究不是完人，也有固执的一面。她出身中医世家，却不信食补，相信吃药。平时吃得很少，忌口又多，明显营养不足，体质每况愈下。她各种药吃得很多，又不全信医嘱，经常药用量过大或重复用药，还容易相信老朋友们介绍的保健品和偏方，吃坏肚子拉稀时有发生，这可能是她未能更长寿的原因吧！

　　姚老家庭和睦幸福，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很孝顺，心爱的外孙也已成才，受到邻居的称道和羡慕。我想这都是她“身教”的必然结果。离世时亲人都在身边陪伴，面色安详，这也是她一生行善的回报。

　　姚老故世，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大姊，一位知心的忘年知己。姚大姐走好，我会永远怀念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