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毛主席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毛主席

这一节是作为姚老书评和解读的最后一篇。

“毛主席”是官称，也是尊称；“毛泽东”是名称，也是史称。中国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没有改变官本位的社会性质，对活着的人都习惯用官称或官位来尊称，对已经故去的人按道理，应该一律平等、一视同仁，都用名称。作为书评和对原书的解读，原作者使用什么称呼，评论者也跟随使用什么称呼。

这一次四旅的冀热察之行，姚老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插曲。

四旅部队从张北地区进入了热河省，在一个大村子的庙台前面，姚老等许多一起同行的干部战士人看见了“毛主席”。总共六七十人的一支队伍，都穿着灰棉衣，有马匹，有挑着铁皮箱子的，有背着驳壳枪的警卫员。“毛主席”高大的个子，两手指夹着一支香烟，站在庙台看着行军队伍。

1948年的5月，毛主席到热河干什么去了？那真的是毛主席吗？

姚老是四旅十二团的，王晓雯的父亲也在同一个团，但不在同一个营，他的回忆就没有此事。他只记得，四旅这次东征的最后一战是昌黎火车站，之后是密云古北口（没有打密云），接着顺义牛栏山，又突然折向赤峰。接着就接到紧急命令：“急行军六百里，向南挺进。”走了一段才知道傅作义部从保定南犯，要偷袭石家庄，威胁党中央所在地。二纵的任务是集结易县，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作为四旅十二团宣传队一个最底层的候补干部，他不可能知道太多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再看姚老写的。

镇压冀东农民的暴乱之后（读者们还记得十年前，1938年的冀东十万人大暴动吗？那是对日本军队统治一周年的强烈反抗，这次暴乱反的是什么），姚雪森从一营教导员改变职务为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王晓雯的父亲提到过，这个职务以前是蔡展鹏担任的。这是平调，不是提升，姚雪森报到之后，就称病住进了旅卫生队医院。此时四旅一路西行，“经过八天行军，卫生队到达怀来县北。”至此，兜了一个大圈，又转回了四旅从房山出发后的第一站。此时的时间是1948年的10月下旬，东北的锦州战役刚刚结束，山西徐向前领导的太原战役已经打响，华北的平津战役即将打响。

姚老的笔下，回到易县只是个听说，“听说归建，要回到咱们的老家狼牙山地区。”看来，当时华北军区决定从二纵调出四旅，组建八纵，作为营级干部的姚雪森并不知道。所以此时此时还称作“归建”——归回到二纵的建制。

四旅卫生队转移，六名轻伤员，每人骑一头小毛驴行军。途中遇到旅长肖应棠、旅政委龙道权，骑着马，带着警卫员过来，一左一右把他夹在正中央。

龙政委平静地说：“听你们团政委早就说，你们看见毛主席了，你还和一名指导员打赌，是吗？”

“是，我看得很清楚，非常像画中的毛主席。但我又想，全国到处在打仗，他要指挥，不会到大山沟里来。”

“你输了，你应该给你们政委两盒烟，给那个指导员一条烟。”

“真的是毛主席？”

肖旅长说：“是真的，我们旅就是为掩护毛主席去东北。保密是有时间性的，当时只有团长和政委知道，副团长、副政委都不知道。”

“毛主席到东北了？”

“没有，不去了。听说原先想到东北，再到苏联访问。”

此时的地点在怀来县城东越过铁路，团里通知他回去，从团组织股长改任营长。

姚老的故事在这里停一下，让我们看看杨成武的有关回忆。

历史记载，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党中央（中央前委）告别战斗和生活了13个春秋的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5月26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同行的主要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当然江青也在一起。

我们要搞清楚的是，5月26日以前的这段时间，毛泽东都在哪里？

早在1947年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就曾致电中央，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或者毛泽东能到东北一趟。8月29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可见，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的说法早已有之。

据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东北倾斜，但哈尔滨毕竟太远，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选定了华北的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1945年10月，根据形势的变化，从延安派出800余人，到热河、察哈尔两省工作（注：是不是胡耀邦、张明河在内的这批干部？当时都留在了冀热察辽前线指挥部）。

据吴烈将军回忆：在延安的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成两个团。原来的还叫中央警卫团，而去承德打前站的新警卫团叫中央先行警卫团，再加上从陕北公学抽调的一个连队，共有400多人，吴烈任团长。10月20日，中央先行警卫团跟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从延安启程，奔赴承德。

1948年的4月16日，刚结束察南战役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杨成武在蔚县接到聂荣臻的电报，要他迅速赶到阜平县城南庄，有要事相商。杨成武乘汽车出发，17日赶到城南庄。到达之后，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对他说，是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在对杨成武讲了一番形势之后，提出：“要我负责，选一个我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我带着，准备护送他到东北去。”

杨成武回忆：“我在军区司令部住下，聂司令员、赵参谋长和我连夜商量，挑选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部队，决定调战斗力很强的第二纵队第四旅前往。挑选这支部队护送毛主席，我们是放心的。”

“过了十几天，毛主席来了电报，同我谈的任务撤销。”

从阜平、经涞源、涞水、房山、怀来，直到隆化的这段路途毛泽东到底走了没有？姚雪森的书中说走了，他们5月初在热河亲眼见过，证人有肖应棠和龙道权，两个1955年的少将。但姚老的书不是历史回忆录，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所以只能看看热闹，不能当作“史证”。

之后的五月份，晋察冀野战军兵分两路，杨得志、罗瑞卿带七个旅（三纵、四纵和二纵的四旅）到冀东；一纵、二纵（缺四旅）、六纵、七纵留在河北，由杨成武指挥。

当时从二纵单独将四旅抽调出来，是不是就为执行这个护送任务而准备的？以后四旅未能成行，就留在了热西、冀东，最后扩编为八纵。而杨得志、罗瑞卿带领的三纵、四纵和二纵四旅扩编的八纵这套人马，以后组成了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其中，三纵组建为六十三军、四纵组建为六十四军、八纵组建为六十五军；留在河北由杨成武指挥的四个纵队，以后组建了解放军二十兵团，其中，一纵组建为六十六军、二纵组建为六十七军、六纵组建为六十八军、七纵组建为六十九军。解放军全部序列中“六”字打头的这七个军，就是聂荣臻1937年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这点骨血。

几十年后，老邓主持的几次大裁军，这七个军被裁掉了六个，只剩下一个六十五军，还是不满员的乙种编制。裁军被裁撤掉的部队，不是按军功，也不是按战绩，纯粹是按照一条很封建的传承方式“血统论”保留的。看你这支部队的骨子里有没有红军时期的那点血脉。有，就保留；没有，就裁撤。1937年10月，平型关战斗后，聂荣臻带到晋察冀的部队，总计不过两千余人，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支，就是杨成武带领的由红一师改编成的一一五师独立团。今天六十五军能被保留下来，都靠了自己军中的一九三师，当年的独立团即红一师。

还记得文革初期北京学生中流行的“血统论”的那副对联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实“血统论”这个东西是最靠不住的，在传承过程中最容易被串调走味。

前面说过，六十五军能被保留，靠的是有个似乎“血脉纯正”的一九三师。而一九三师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那个师里的五七七团和五七八团，前者的前身是一分区三团，后者的前身是一分区二十五团。可有人想到过没有？三团的很大一块来自原国民抗日军的赵侗学生军部分，而二十五团则来自易县赵玉昆的部队。也就是说，这两个团的“红军血脉”并不纯正。

还记得姚老的书中，1947年秋天部队开展“三查三整”，当时的四旅政治部主任对着他训斥：“你虽然从小参加抗日军队，但你参加的不是八路军，是土匪赵玉昆的部队。”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当年从一分区出来的许多干部都有这个想法。赵玉昆手下两个主力团，二十五团和二十六团，二十五团经过彻底清洗（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亲自出马），被保留了下来；没有经过彻底清洗的二十六团送到郭天民的二分区，被当即解散。所以二十五团在当时能被保留，纯粹是杨成武实行特殊照顾的结果，否则，将与二十六团是同一个命运。

姚雪森这《四部曲》中，讲了许多大实话。其中，在第一部中就讲了赵玉昆同宋学飞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可不是小说，是真实的历史。赵玉昆如果不信任宋学飞，怎么会让他当二十五团的团长？赵玉昆叛变的时候，宋学飞父亲去世，他在家葬父守灵。赵玉昆亲自去祭拜，送上祭钱。但赵玉昆和宋学飞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爱国与不爱国，所以关键时刻，赵玉昆投奔了日本人，宋学飞留在了八路军。

一直到1949年进北平，抓住赵玉昆之后，看到赵玉昆手头的文件中一直有策反宋学飞的文字，聂荣臻仍在怀疑宋学飞是否与赵玉昆暗中勾结。如果不是杨成武拼命作保，哪会有后来的将军宋学飞。姚雪森当时反驳四旅政治部主任：“你能说参加二十五团的都是土匪吗？”代表的就是宋学飞这些易县当地人的政治态度。

所以，鼓吹军队的“血统论”能够保持住原来的纯血统吗？当然不能。主张军队“血统论”的人，其实是想要保留红军时期的革命传统，并非真的是那个“血统”。

1948年底以后的故事，就很简单了。辽沈战役结束后，强大的百万东北野战军秘密进关，彻底改变了华北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紧接着，张家口、新保安战役打响，歼灭了傅作义在察哈尔省的最后希望，从此，从张家口和察哈尔省突围出来的残余傅作义部队退到自己的老巢绥远，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平原一带。

这其中，有两个人物值得一讲。一个是傅作义手下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另一个是傅作义系统中排名第三的孙兰峰，这两个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将，傅作义的亲信。

杨成武带二十兵团围攻张家口，鄂友三带骑兵旅两千余人被派去防守张北县城。鄂友三到任后，张北还关押着四十多共军战俘。鄂友三提议，将这四十多共军战俘发路费释放，仅剩下十几名包括国民党自己军队的抢夺犯在内的刑事犯，鄂友三提议将这些刑事犯枪毙，以整军纪。1950年4月，鄂友三在华北军区会议上被捕，审讯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这一“功劳”，但他经手杀害的共军实在太多了，他带的土匪部队祸害老百姓是有了名的，他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种，1950年11月在天桥被枪毙。执行枪决任务的是当时的北京纠察总队行刑队。

     
                     晋察冀解放军的死对头鄂友三

杨成武攻破张家口，陈怀初这样的前共产党干部不愿再跑，于是拼死抵抗，只求一死。作为张家口最高总指挥的孙兰峰（张垣警备司令）五十出头，其外观、作派比起当年的“伙夫”朱德更高一筹，穿衣装束上与脚夫无异。他只带了一个警卫，一起做了共军的俘虏，还受到善待。他看到这支得胜之军的干部战士说话如此和气，感慨不已。他趁乱溜走，与突围的其他部队一起与董其武部队会合，最后参加了绥远起义。如果他当时被捕，就成为战犯；溜走了，就成为起义将领。1949年8月，孙兰峰陪同赴绥远说服起义回来的傅作义到达北平，华北军区聂司令和薄政委去车站迎接，责令北平纠察总队专门为孙兰峰提供警卫。孙兰峰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91岁，得到了善终。

     
70年代末，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朱大纯、程思远、杜聿明、董其武、孙兰峰（自左至右）

张家口之后的杨成武部队，回师包围住北平。姚雪森的部队在柴沟堡上火车，到达北平北郊，驻扎在十三陵。很快北平和平解放，四旅，现在是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全师营以上干部，分乘六辆大卡车，参观北平。进北平后住在前门外一座三层楼房的旅馆，有两个人一间的，有四个人一间的。在北平三天，游览故宫、颐和园、天坛，逛了西单、还有几乎就在身边的大栅栏。

    1950年4月，华北军区直属二0八师全部担任了补拍北平入城式的任务，天气已热了，又戴起当时四野的皮帽子，穿上大衣，军官还要穿上皮大衣。入城前有傅作义部队官兵数人向二0八师622团团长李飞同志交换了城门钥匙，李飞手一挥，城门大开，大军进城，拍完了入城式。

之后，到涿县兵营改编国民党十六军。在涿县，接到了进军西北的命令。走之前，姚回到易县探家。部队先到山西榆次，然后参加攻打太原。姚书中注明时间，是1949年的4月20日。此时，已经是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政委史进前。

太原打下，姚调到师里当军务科长，分管全师的兵员和装备。接着过黄河、进陕西、甘肃，打兰州，又进宁夏，解放战争到此结束。

姚老的书，是一部标准的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战争史记。我认为姚老的书赠送给海军航空兵而不是给一九三师，真的是送错了对象。

我写姚老的书评，进行历史解读，主要就集中在第二《狼牙山》、第三《铁血情》这两部，分别体现的是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内战）部分。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以1949年为分界线，1949年以前叫“现代史”，1949年以后一直到今天叫“当代史”。我说过，我的认知能力很有限，我只研究现代史部分中的晋察冀史，而且是晋察冀史中的一个点——晋察冀一分区那点历史。将这个点尽可能放大，进行细致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姚雪森（毕业证书上写作“姚学森”）的空字第一号海军航空学校毕业证书

有人无数次问过：你为什么不研究1949年以后的当代史，就像舒云她们所做的那样？

这该让我怎么回答好呢？只能说，也许是认识理念的不同吧？

我想谈谈我对1949年以后的一些看法，包括我对1949年建国理念的认识。预先说明：这些认识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这也是我在北平纠察总队的父辈在北平解放初期，因向群众宣传了这个理念被批评的主要内容。

1949年中共中央为筹建新中国，召开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新中国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非常英明的一步。可惜以后的步骤完全没有按这一名称的要求走下去，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和平接管。共产党军队在华北的胜利，毫无疑问也是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但我的父辈同时认为，共产党取得自己政治上的统治权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是共产党多年来承诺的“民主建国”的开始。共产党以武力打倒国民党的军事统治，并不是为了取得自己的统治权。如果仅仅是为了取得自己的统治权，那就同以往的军阀混战、同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军没什么两样了。

共产党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权，仅仅是一个过度，是从没有条件进行民主政治的环境下过渡到有条件进行民主政治的环境中，然后开展每一个人都能参政议政，以及每一个人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宪政活动。所以，“人民共和”的实质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

解放军进北平，在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我的父辈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将今后每个平民都将有权参政议政的这个想法如实宣传给大家。那时并没有想到：共产党真的是想把持这个政权直到永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所以，他被批了。而且直接告诉他，谁打下的天下，谁就坐天下。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今后，新中国只许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人员参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政。而且，共产党不准备同任何人分享这个流血牺牲才得到的政权。反对共产党的人不仅不能参政，还要被抓起来“打倒”。所以，这个政权的实质并不是“民主建国”，而是“专政建国”。

从中共当权者的眼光来看，用枪杆子方式得到的政权，绝不允许用民主的方式再丢掉。就像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样。我已经“万岁”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你反对我，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被镇压。这是典型的“皇权”的想法，绝不会是“民主”的做法。民主的做法，我打下的天下，靠大家管理。你反对我，未必没有反对的道理，为什么你一反对我就要被抓起来关监狱甚至被处死呢？

中国反封建，反到了1949年，唯一不同的，只不过掌握政权的“皇帝”变成了“共产党”。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可这个世界上，有永远一成不变的共产党吗？有不可能被腐败分子、异己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从而彻底改变党的性质的共产党吗？你看看今天那些揭出来的、还有更多没有被揭出来的大小“老虎”就知道了。

中国为什么非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中国为什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此艰难？我不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但恐怕任何人都知道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姚老是老一分区，他讲述的故事背景我都熟悉。为姚老的这几部著作所写的书评和历史解读，不知不觉中就积蓄了这许多文字，合计起来，怕十万字都不止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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