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文化【网摘】

姚波

　 第一章 四川民族文化


　　第一节 四川汉族文化



　　一、四川汉民多是外省移民的后裔

　　自秦灭巴蜀开始，外省各族人口不断迁入四川。其中有七次大移民对四川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户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的四百年战乱，导致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向南大迁徙，在这一时期，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这次大移民前后长达一百多年，移民人口达100多万。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抗日战争时工厂学校内迁，人民群众逃难；解放大军“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支援“三线”建设大批的外省人口来到四川，他们奉献了青春，养育了子孙，为四川的工业化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四川各姓家谱资料显示，四川人祖籍多来自外省，尤以清代湖广填四川迁来人囗规模最大，后裔人口最多。汉族同胞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点带着不同的任务和目的，也带着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进入四川，在适应四川环境基础上与当地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汉族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出闽粤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江浙文化、山陕文化交融的痕迹，又表现出有汉文化深受四川各民族文化渗透的特点。

　　二、四川汉族文化中的移民文化特色

　 （一）、五方杂处，同里异俗

　　外省移民来四川后，先是挿占为业，后又寻荒开垦，各省移民居地交错，五方杂处于各县境内。不同省籍的移民之间表现出文化差异，同里异俗。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方言差异。汉民虽然都讲汉语，但其语音、语调、俗语词却有明显的差别，逐渐融合为各方土语。如：成都话称四川“官话”，另有川北方言、客家方言、中江方言、乐山方言、西昌方言等五花八门。甚至还有在同一方言县、方言乡之内，邻村数百米之间，两个村寨语言存在相去甚远的情况。最典型的是西昌方言区内另有小渔村方言，冕宁境内又有凹古脚方言，故逢场赶集，往往是南腔北调，语音殊异。

　　与此相类似的是同里异俗现象。在饮食、服饰，婚丧礼仪等方面习俗也存在明显差异。在乡村，移民后裔往往聚族而居，在城区也多是一个家族占一条巷或一个四合院，平时多有来往，但祭祖扫墓、娶媳嫁女，大家各按祖籍习惯行其传统礼仪，互不干扰。

　　（二）、各省移民竞建祠堂、乡庙与会馆

　　移民们带着外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来到四川。同一祖先移民往往聚族而居，而联系本家族成员的纽带便是族谱和宗祠。四川各大姓均修有族谱，子孙取名按辈排行，记录在谱。宗祠中供奉迁到四川的第一代祖宗为始祖，逢年过节，共同祭祀，遇有重大事情召集同族人共同商议，并以此联络感情。许多宗祠又是本族子弟的“学堂”或私塾，也是教育本家族子弟修身齐家之道的场所。如洛带的客家人祠堂中有一根“醒酒桩”便是为锁拿酗酒子弟而设。解放后人们生命财产安全有政府保障，家族和宗祠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族谱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谱系学和四川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乡庙和会馆也是移民历史的产物。移民们来到四川，创业致富。但他乡虽好，故土难忘。各省竟建乡庙以寄乡思，凝集乡情。若遇天灾人祸，同乡也可相互救济。
　　因此乡庙既是同乡祭祀酬神、祈福的处所，又是同乡会馆所在。有些会馆还与该省人在四川的产业相关，如自贡的西秦会馆便与盐业相联。各省移民所建乡庙多用同一庙号。如云南人的景王宫，广东人的南华宫，福建人的天圣宫，陕西人的北圣宫，湖广人的禹王宫，贵州人的忠烈宫（俗称黑神庙）。

　　四川各地前后建过会馆很多。各地会馆无论规模大小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有名建筑群，也是当地宗教文化活动中心。建筑艺术既有原省建筑风格又结合四川实际。乡庙会馆有土地或其他产业，其收人用于同乡活动的经费开支。会馆还修有一些客房，为原籍来川同乡提供帮助。清末社会动荡，经济凋蔽，加之移民后裔渐渐融合成为当地土著居民，故土意识日益为热爱四川之情取代。对乡庙会馆之事少有情趣，许多建筑失去昔日辉煌。进入民国，城镇会馆及其田产多被征用，渐至衰微。


　　自贡市自流井区的西秦会馆，是陕西盐商们修建的会馆。寺名武圣宫，主供关帝神位，亦称关帝庙，俗称陕西庙。殿阁巍峨，造型奇特。1988年1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设在馆内。

　　（三）、适应四川环境又融五方特色的饮食文化

　　1、川菜自成一家，一菜一格。各地移民原有不同的饮食习俗。如广东人喜食甜，湖南人喜食麻辣，江浙人食味淡，云贵人食味浓，关中山陕人吃东西大碗大钵，江南人细碟小碗，各有不同。但移民来到在四川，气侯环境，物产原料发生变化。再加各省移民杂居共处，结友联姻，亲戚邻里逢年过节共聚饮食，相互影响，积淀形成取四川特产，融五方习俗，适应四川气侯又符合众人口味的饮食特色。川菜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菜肴制作烹调方法有蒸、煮、炖、烧、凉办、镶碗、油炸等。但强调一菜一格，大碗小碟齐备，菜味兼顾各省习惯。蒸肉有甜有咸有粉蒸，凉办菜有麻辣也有清香，镶碗用各种山珍和肉类拼成图案，园子用油炸，但汤则取清淡，谓“清汤”。兼顾亲友中不同移民的口味。

　　2、四川小吃甲天下。四川物产丰富，商旅如云，文星荟萃，民安逸乐，各地移民利用四川特产，制作出品种繁多的风味小 吃。四川各地有独特精制的名小吃美食品。选料严谨，味道多变，据统计品种不下200种。成都1/3的店铺是小吃铺，众多的名小吃可谓全国之冠。

　 四川名小吃多由小商小贩在长期经营实践中，在吃食的色、香、味上精心制作，天长日久，逐渐创制出某人或某个地点的名小吃，如龙抄手、赖汤元、钟水饺、川北凉粉、会理耳快、普格小笼包子等等。


　　此外，三合泥、鲜花饼、叶儿把、珍珠元子、蛋烘糕也十分有名，油茶、蒸蒸糕、发糕、麻花、马路糕、”三大炮”、糖油果子、凉面、肥肠粉、酸辣粉经济实惠，价廉物美，倍受人们欢迎。

　　四川小吃以调料配制著名，如灯影牛肉、怪味鸡块、缠絲兔肉、凉拌肚条、夫妻肺片、麻婆豆腐等，皆享誉中外。

　　 三、享誉天下的灯会与花会

　　元霄观灯是汉族文化习俗之一。自古四川灯会就巴蜀文化的独特内涵驰名全国。发展至今，龙灯、狮灯、车灯表演独具魅カ，灯谜内涵丰富，开智传道，润物育人。各地灯会多姿多彩。而自贡灯会可以说达到四川灯会的高峰。“天下恐龙多，自贡是个窝”四川人创造性地将神奇的恐龙作为灯会的主题，恐龙与灯会的奇异结合，又使自贡灯会相得益彰，华光流彩。


　　自贡灯会规模大，场面辉煌壮观，在占地150多亩的自 贡市人民公园内，装饰有数以万计的彩灯和盏盏工艺灯，利用灯的不同形状、色彩、图案，借助予声响和动作，巧妙组合、布局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设计出:女娲补天，西游记、后羿射日，天仙配、红楼梦等灯组。“金龙抱柱”“二龙戏珠”“龙凤呈祥”、“龙腾虎跃”、侏罗纪风光、飞禽走兽等景观；展示了四川人对社会文明和自然美的追求。


　　四川气侯温暖，地土肥饶，适宜四季鲜花生长，而川人有钱有闲，又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育花爱花惜花赏花便成了四川人雅趣之一。故历代花会不歇，最集中的是每年春天的“青羊宮”花会。新都桂湖的桂花，及各地的花会，万紫千红，赏心悦目。

　　四、宗教上的三教相容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儒学是中国思想舞台上占统治地位两千多年的学派，道教是中国士生士长的宗教。东汉以后有人将儒学称为儒教，儒、佛、道三教在中国都广为流传。历史上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宗教场所界限分明，如峨眉山、五台山供佛，青城山、鹤鸣山奉道。而四川境内却存在三教互相包容的现象，寺庙山场也无严格的教派之分。象西昌的泸山，盐源的莲花山等处，儒、佛、道三教宗教场所共于一山一岭，三教不同的神祗供奉于一殿。佛家的光福寺、观音阁，道家的五祖庵、玉皇殿，儒家的文昌宫等三教寺庙共处一山。更奇的是山上有僧尼主持的寺观名叫三教庵，又有道土主持的三教殿。殿中太上老君、释加牟尼、孔夫子并排高坐，同享人间香火。文昌宫正殿里中间供的是仓颉夫子、文昌帝君，左边供的是道家的真武祖师，右边是药王孙思邈，前殿供财神，魁星和天公地母；普提寺同时有大雄殿、观音殿、王母殿等宗教建筑，同时供奉金母、斗母、观音、如来、李老君供像。泸山寺庙虽所奉神佛不同，宗教教义相异，但各寺庙宫观友好相处，互不排斥。无论哪一庙逢庙会之期，如四日初八的佛祖诞辰、二月初三文昌会，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次观音会，还有七月十八王母会、九月初九玉皇会，都要除本庙举行隆重祭祀活动外其他各寺也要庆祝祭祀。整个泸山各大寺庙香烟紫气上下缭绕，钟罄之声遥遥呼应。香客游人在一日之内，即可面佛访道也可祭儒家先师圣人。盐源莲花山即公母山的情况与泸山大同小异，且莲花山的僧尼道土可以结婚生子。除泸山和莲花山三教共山之外，凉山境内的一些寺庙也有三教共寺现象，如冕宁北门外的小堡村祖师庙大殿内，正中供奉佛家的观音菩萨，右边供奉道家真武祖师，左边供奉文昌帝君。

　　三教共山这种奇特的现象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也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元甚有影响的结论问世。其实这大概缘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自汉代董仲舒对儒学进行第一次改造，创立了新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国思想统治的舞台，与此同时道教也在汉代形成，佛教也传入中国并获得日益广泛的传播，佛教徒们根据中国实际不断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适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冶，得到多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多此相反的是传统儒学逐渐表现出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地方。宋明以来，周敦颐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对儒学进行了第二次改造，形成了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为核心又融儒、佛、道思想为一体的理学。更稳固地占据着思想统治的舞台。这就缓和了长期以来三家互不相容的矛盾。但外地文化发达之地，各教派己建成相对固定的宗教传播基地，外部力量不易挤进。凉山汉民多数是明朝以后，从不同地区迁来，带来了各人祖籍的不同信仰崇尚，接受的是理学教育，来到凉山五方杂处，相互影响，也就不在乎只信哪一教了。第二是在封闭的四川，外地迁来的汉族受当地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影响，其宗教观念中饱含信神、信善、积德、祛邪恶保平安的愿望。于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老百姓对三教都崇拜也就出现了三教互相包容，三教共一山，三教共一殿的独特宗教现象。



　　第二节 四川藏族文化

　　一、藏族历史与分布

　　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称“博巴”、还有“兑巴”、“藏巴”、“卫巴”、“安多娃”、“康巴”等自称。公元7世纪，松赞干部统一吐蕃建立王朝，唐宋称其为“吐蕃”，明朝时称“乌斯藏”直到康熙年间才称“西藏”，藏族称谓亦由此而来。自唐以来与中原政权友好交往。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被唐封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

　　公元71O年，吐番赞普犀德祖赞与唐朝的金城公主联姻，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加强，使西藏社会得以较大发展。元朝时归入中国版图。清朝，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西藏、蒙古等地事务。正式册封达赖喇嘛（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51年），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年）。现在藏族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甘肃的甘南、云南迪庆等地。四川境内藏族人口127万，主要聚居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石棉、汉源、甘洛、越嶲、冕宁、西昌等县也有不少藏族同胞与其他民族杂居。

　　二、藏族文化内涵丰富

　　（一）、方言众多的藏语言文化。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从大方言分藏语分为卫藏、康方、安多三种方言。而各地藏胞又还有许多小地域方言。如凉山州境内藏语就有尔苏西番、多须西番、尼汝西番、纳木依西番、普米西番。虚米西番不同的方言。藏文是７世纪初制定的拼音文字。

　　（二）、历史悠久的历法。藏历为阴阳合历，已有1300余年历史。据藏文文献记载,始创于吐蕃王朝赞普(王)松赞干布,迄今仍通行民间。藏族最初运用物候观察,以麦熟为岁首；后受古代汉族历法、印度历法的影响,自公元624（唐武德七年）起始有纪元,称“火、空、海”纪元；至7世纪中叶开始用12年循环纪年;至9世纪前期开始使用60年循环纪年。到1027（宋天圣五年）,吐蕃把印度《时轮经》翻译为藏文,这一年是藏历阴火兔年（汉历丁卯年）,遂以此年为纪元,从阴火兔年始,每至阳火虎年计六十年,称为一个 “饶琼”或“饶迥”。发展至今藏历以“五行”（指木、火、土、金、水）阴阳配合十二生肖属系年，每60年一周，以阴火兔年（丁卯）为始年，月有大、小建，一般三年置一个闰月；木里大寺的大师们能用算学推算出月蚀、日蚀及地方近期气象。石棉县蟹螺乡藏族，一年只有一个节庆“还山鸡节”，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初九至十二日之间。农历八月，又名酉月，即鸡月。八月过年还鸡愿，显然选择的是属鸡的酉月。表明尔苏传统使用的历法深受古夏历影响，以寅为正月，八月为鸡月。当地藏族的选择日子推算方法也很特別。自初九至十二日，四年一轮。即今年如果是初九开始过，明年就是初十开始，第五年又回到初九。

　　（三）、普遍信教的民族 。四川境内的藏民有本教和佛教等宗教信仰。聚居区藏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喇嘛教又分为红教、白教、花教、黃教等教派。黃教影响最大，解放前黃教在木里等地取得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藏族群众把宗教看作心灵的寄托，一切思想、言论、习俗无不染上宗教色彩。特别在藏族聚居区，一切社会文明几乎都围绕着佛教教义展开。

　　人们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生活习惯、文学艺术都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学习佛经既学习藏文及大小“五明”知识，研究佛教经典发展了藏医藏药和天文历算，也提高了藏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文化知识水平；修建寺庙发展了藏族建筑文化；为了塑造佛象和酥油花、绘制唐卡，发展了藏族雕塑绘画艺术；为了缝制菩萨衣袍和僧装，发展了藏族的缝纫、制革、制氆氇、刺绣、剪裁等手工艺技术；

　　如藏族的衣饰讲究色彩艳丽，选择黄、红、绿、蓝、白五色衣料相配制成，他们说黄色代表土地，蓝色代表蓝天，白色表示白云，绿色代表河水，红色代表空间的护法神。白色的哈达献给尊者和客人表示纯洁和友谊。人人身上要佩戴佛像盒、吉祥带，学恰。把装饰品美和佛祖保佑的意愿紧密结合。


　　苯教是是植根于西藏原始公社时期的一种巫教，认为万物有灵，行多神崇拜。松赞干布统一吐番后，提倡佛教。在苯教与佛教的斗争中，失败了的苯教徒有的改信了佛教，而继续坚持苯教的被迫迁徙到远离土蕃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如阿里和四川一些汉藏相邻地带。故至个在四川石棉、甘洛、冕宁等地盛行苯教。

　　藏族的节日，藏族许多传统日都与宗教活动有关。藏历正月初一是藏族人民的年节。节前，家家户户大扫除。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守岁。初一日，一般闭门欢聚，互不访问，第二天起，亲朋好友，互相拜访，敬赠哈达。晚上则进行各种娱乐活动，这样持续3至5天。


　　藏历正月十五，当地群众有观酥油花灯的习俗。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祭辰，木里寺庙举办燃灯节，聚集无数群众，举行纪念活动。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浴佛节，即康定一带的转山会，这一天人们群集康定，上跑马山拜佛，祈祷五谷丰收。建国后，每逢”四月八”，州、县都要组织文艺演出，并搭帐设摊，供应食品百货，收购土特产品。如今的转山会已成为”文娱搭台，经贸唱戏”的著名民间盛会。藏族的节日还有萨噶达瓦节、雪顿节、花灯节和望果节。

　　甘洛藏族有传统节日-转山节、射箭节。甘洛藏族自称“尔苏人”，在冷兵器时代，尚武的“尔苏人”把射箭、技击、习武作为每个男子必须具备的技能，为了提高技艺、加强团结，“尔苏人”每年都要进行比赛。后来逐渐沿袭成了射箭节。每年农历3月初3，身着节日的盛装藏族同胞从四乡八邻赶来，欢聚一堂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首先由族中长者举箐枝、沾碗酒举行敬天敬地敬祖先的祈祷仪式，并祝福大家吉祥如意、团结友爱、快乐安康。接着举行射箭仪式，彪悍的藏族汉子轮流表演了射箭技术，人们习武、唱歌、跳舞、喝酒、吃肉，相互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现在，与世俱进的藏族群众在射箭节上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族中学者要给年轻人讲述历史、射箭节的由来，人人积极参与的民歌，舞蹈、器乐表演，篮球比赛等更把节日气氛推向了高潮。

　　 每年的农历8月初3是甘洛藏族传统的转山节，这天居住在甘洛县的藏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会聚在村村寨寨，怀着丰收的喜悦，以祭祀、歌舞等传统形式欢度一年一度的转山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用当年长成的一种叫“则呢系”树的标直树杆和新长成的竹子做成叫“初补呷”的祭祀器具，用新收获的荞麦烤出醇美的酒，做出香甜的馍，用当年长大的鸡等作为祭祀物品，虔诚地向山神祷告，感谢山神把平安、欢乐和丰收撒向人间，祝福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平安健康。虔诚的祭祀后，全村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品醇酒、对山歌、舞快乐，相互祝福，激情欢乐，直至通宵达旦。

　　居住在石棉县蟹螺乡的藏族，一年只有一个节庆“还山鸡节”。时间在农历八月初九至12日之间。举行祭祖、庆丰收、祈年等活动。各家事先都需早做准备，除白鸡公以外，祀礼还有糯米糍粑、酒、腊肉、面粉、香杉枝等。这一天，各家集体到山腰树林举行祭祀活动。一切礼仪由祭司“萨巴”主持。早上开始时，萨巴将面粉撒向人们头上、身上，然后由萨巴或老人领唱祭祀歌“唱给母亲神山的歌”。体现了蟹螺乡的藏族明显山神崇拜。

　　（四）、四川藏族有丰富的佛教经典。德格印经院与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和日喀则印经院鼎足而立，在藏族历史上并称三大藏经院。

　　德格印经院藏版最盛时，达三十多万张，现历经沧桑，还剩下217500张，约二亿五千多万字，共有二百多套丛书，堪称藏族文化的一大宝库。闻名世界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大藏经，内收书四千五百六十九种，是藏族最珍贵的文化资料。特别是所藏经有中保存有大量八世纪到十二世纪四百年间印度史料，而印度本土由于战乱频繁，这些史料早已失传，故这两部丛书被称印度和藏族文化的宝库之至宝。

　　这里还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译著、传记、历史专著、哲学、天文历算、辞书文法、诗歌音韵、文学、音乐、美术、建筑、雕刻、工艺技术和医学典籍等。其中著名的有《萨迦全书》、《西藏宗教源流》、《佛教源流》、《西藏王统明鉴》、《唐东王传》、《四部医典》、《达摩尊者秘本》等系列著作，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医学、宗教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所藏经典有不少还是孤本，更是价值连城。

　　在苯教盛行的雅垄江流域和安宁河流域，藏民们也保存着许多由初裹印经院印出的经书，装桢独特内容丰富。

　　（五）、多才多艺的民族。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藏历年、庆丰收、庙会、婚礼、迎接贵宾，常举行篝火晚会。男女老幼跳起欢乐起舞。藏族舞蹈主要有粗矿豪放的”锅庄”和轻柔优美的”弦子”，以及节奏强劲的”踢踏”、 “刚珠”等舞蹈，。开始时舞步平缓继而节奏加快，“三脚不落地”“对脚”等舞步跳得人脚板翻飞，身腰俱动。整个舞场气氛欢腾热闹。尤以阿坝四土锅庄、巴塘弦子和甘孜踢踏最为有名。

　　藏戏已有700多年历史。。是中华戏苑中的一朵奇施。藏戏主要在庙会时演出，以歌舞为主要表现形式。根据宗教经典内容，神职人员穿上喜、怒群神的服饰，演出宗教故事如佛祖降妖伏魔等。按经典中描绘的形象来设计表演时的表情、舞姿、手势，乐器配以鼓、号、钹和韵。给人庄重神秘的感觉。

　　藏民又以“唱山歌”见长。藏族人民大多”口不离曲，事不离歌”。藏族民歌旋律奔放，音调高亢，豪放、悦耳，尾音拖的很长，表现出高原民族特色。民歌结构灵活多样，语言生动，比喻贴切，内容丰富，演唱形式有对唱、独唱、伴唱。唱歌几乎成了藏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田间地头，山间马邦，歌声处处可闻。逢年过节唱，修房造屋唱， 迎宾送客唱， 谈情说爱唱， 婚丧嫁娶唱。唱出悠久的历史，唱出幸福的现在，唱出未来与希望。四川藏区的青山绿水，培养出象容中甲尔那样一代又一代的歌星。


　　藏族艺术上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寺庙、房屋的建筑艺术，还是酥油花的雕塑艺术，画“唐卡”的绘画艺术，堆绣的刺绣艺术，都体现了精巧的工艺水平和鲜明的藏式风格。

　　“唐卡”画被称为世界绘画宝库的珍品。画师们用细笔醮着黄金白银碾磨成的金水、银水及一些矿物、宝石颜料，在绢帛上绘出工笔画。其内容主要是宗教故事和神佛象，周围配以宗教色彩极浓的图案。线条纤细流畅，轮廓分明画工极为细腻，色彩鲜艳久不褪色，人物花草神韵自然。这种画颜料和裱糊时加有防腐防虫剂，几十年上百年完好无损。藏区寺庙及藏民几乎家家挂有唐卡画，以其民族特色、宗教特色、艺术特色闻名于世，有的价值连城。藏族雕刻技艺高超。以其建筑特色、辉煌的绘画、雕塑艺术和珍贵的文物闻名遐迩。

　　（六）、藏医药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药讲求炮制技术，尤对兽医有独到之处。医药学著作主要有《医方四续》。

　　（七）、独具高原特色的生活习俗 。藏装提倡一衣多用，色彩艳丽，配以珠宝首饰，既体现了审美情趣，又将代代人积累的财富随身佩戴，适应牧区生活。藏民服饰多是为适应劳动和御寒保暖而设计制作。如藏袍袍服宽肥，袖子长大。着藏袍时先将袍领顶在头上，两襟斜叠双手提腰袍底提至习惯高度，即男至膝，女至脚面，用腰带束紧后将藏袍放下。提起部分垂悬于腰部自然形成一个宽大 的囊袋，可以放随身携带的物品甚至背负婴孩。着袍习惯穿左袖袒露右臂让右袖自然下垂，天暖或劳动时则将双袖束扎在腰际。晚上把宽大的藏袍拉伸就“日当衣服夜当被”，早晚冷中午热四季变化皆可适用。这既是适应高原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的气候变化而设计的，同时又是凉山藏区人们性格和生活风貌的反映。又如藏族狐皮帽用整块火红色的狐皮束于头上，脑后交叉下吊狐尾，两只狐爪垂于耳前，不仅防寒保暖，更有过雪山时防止雪光烧灼眼睛的特殊功能。藏族的佩饰品也有美观、实用、积蓄财富等多种功能。如妇女的手镯，原是挤奶时防止牛奶顺手臂流入衣袖的一种阻隔工具，质地主要是木、骨，后来逐渐演化为妇女的首饰。质地也发展到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戒指的原型原是狩猎拉弓时的木、石、护指，渐渐演化为金、银、玉、珠等制成的佩饰品 。

　　四川藏服饰虽然有地区差异，但都是十分注重色彩，且在色彩纹样上注重递增排比规律。设计制作时大胆运红与绿、白与黑、赤与兰、黄与紫等反差明显的色彩相配，并巧妙运用各色金丝银线衬佐，取得极为耀眼而又明快的艺术效果。这种大反差的组合充满生命的跳动，体现出处于大山深处藏胞对周围环境的热爱和大方豪迈而又勇敢的性格。


　　青稞美酒酥油茶是高原寒冷气侯下最适合的饮品。待客讲究“茶三酒四”。精美的茶具、酒具由黃金、白银、铜、红木等制成，材质、工艺水平和镶嵌的珠宝是主人财富的标志，也是客人身份地位的象征。糌粑为主食，“暇打”（一种特制的肉浆）、牦牛肉干、酥油、奶渣是藏族生活中的佳肴美味。

　　藏族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但在木里的一些地方，解放前存在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现象。自由婚配在藏族人民婚姻中占主要地位。藏族婚礼富有情趣，随地而异。但无论哪家有婚嫁之事全村人都会主动帮忙，非常热闹。

　　建国后，经1956年的民主改革后，四川藏族同胞摆脱了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剥削，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使藏族生活大大改善，藏区经济飞速发展。



　　第三节 四川彝族文化

　　一、四川彝族同胞特殊的历史进程

　　 彝族我国西南地区最富有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据考彝族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其族源有东来说、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等多种理论观点。四川现有彝族人口212万。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凉山彝族经历了两千年的奴隶制，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后，才跨越式地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彝族我国西南地区最富有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据考彝族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其族源有东来说、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等多种理论观点。四川现有彝族人口212万。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凉山彝族经历了两千年的奴隶制，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后，才跨越式地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凉山历史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唐、宋、元、明、清在凉山先后设置了郡、州、司、府以及路、卫、厅、县等。这一地区，秦汉以前称古邛都国或邛都部落，汉称越嶲郡，隋唐为嶲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明为四川行都司，清称宁远府，民国称宁属。凉山地区的历史沿革，反映了在不同朝代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尽管在历史上，凉山地区辖地范围有所不同，但大抵上是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今云南昭通)，西迄盐井(今四川盐源)。

　　凉山历史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 唐、宋、元、明、清在凉山先后设置了郡、州、司、府以及路、卫、厅、县等。这一地区，秦汉以前称古邛都国或邛都部落，汉称越嵩郡，隋唐为嵩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明为四川行都司，清称宁远府，民国称宁属。凉山地区的历史沿革，反映了在不同朝代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尽管在历史上，凉山地区辖地范围有所不同，但大抵上是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今云南昭通)，西迄盐井(今四川盐源)。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在这里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的伟大历史奇迹，中央政治局还在会理铁厂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实现了北上转移的战略目标。

　　新中国建立初期，凉山广大彝族地区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落后的奴隶制度和封建的土司制度，等级森严，家支林立，械斗不断。1950年，凉山迎来了解放；1952年10月，凉山彝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州)；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凉山实行民主改革，奴隶得到解放，生产有了发展，民族走向团结，这是凉山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保存完整的奴隶制度被彻底摧毁，凉山实现了从奴隶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的飞跃。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凉山彝族代表以《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飞跃》为题的大会发言，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会议代表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共同祝贺彝族人民跨时代的伟大进步。

　　1956年2月9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三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自此至1958年，完成了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为庆贺自己锦绣前程,彝族人民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族名。毛泽东曾为此高兴地说道:“现在彝字好,米有了,丝也有了。”
　　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彝族传统文化，其知识，伦理，信仰，艺术和习惯等都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历史的积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彝族人民扬弃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深深打上历史和时代的烙印。
　　为庆贺自己锦绣前程，彝族人民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族名。毛泽东曾为此高兴地说道:“现在彝字好，米有了，丝也有了。”

　　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彝族传统文化，其知识，伦理，信仰，艺术和习惯等都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历史的积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彝族人民扬弃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深深打上历史和时代的烙印。

　　二、饮食文化

　　凉山彝族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饮食习俗丰富多彩，别具一格，颇有独特风味和民族特色。烧肉、杆杆酒、嘟睐巴、圆根酸菜汤等等，是久负盛名的凉水山彝族风味食品。烟、酒、茶在大小凉山更富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各地的饮食结构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积极条件及其农作物和畜牧的养植情况。凉山彝族地区，少有河谷、坝地。他们的主食是土豆、荞、麦、玉米、水稻；肉食以牛、羊、鸡、猪肉为主；蔬菜大量的是圆根制品，如酸菜、圆根头、圆根丝菜，饮料以酒、茶、圆根头酸菜汁等

　　在整个彝族饮食文化中，以酒文化最为浓郁。酒是彝族的联系主客感情的重要饮品。彝族认为“无酒不成席”。迎接远方贵客要敬酒﹔并唱热情洋溢的《敬酒歌》：“远方的客人, 尊敬的朋友,……彝家有传统，待客先用酒，相见要敬酒呀，请喝一杯酒呀”；客人走进家中，主人会用杀牛、宰羊、宰猪等不同档次招待，但无论招待任何客人，酒是必不可少之物。在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中无处不有酒的存在和影响。婚丧喜庆，请客送礼，缔约盟誓，调解纠纷，出征打仗，缺了酒是不行的。

　　彝族的饮酒习俗还体现出该民族的伦理道德。招待客人时，主人家让年轻的男子双手端着酒碗，从客人的长老开始，论资排辈，依次敬酒。晚辈向长辈敬酒要面带笑容，微弯身躯，双手捧上，长辈可以不必站起就地伸手接酒。同辈或下辈须站起身来双手接碗，并致以感谢之辞，落座后才能饮酒。如果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只要有一方买酒表示歉意，或者中间人买酒相约调解，便会“化干戈为玉帛”，一切不快或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缔结盟约、订立婚姻等只要喝了酒就不会反悔。彝族尊老习俗和重守信约的品德体现在酒文化中。

　　彝族积累经验，酿制的竿竿酒最为有名。逢年过节或宾客远至，彝族同胞就会抱出酒坛，坛中装有用玉米、高梁、荞子为原料并配以数十种中草药酿成的美酒。启去封泥后，插入一根弓形的竹管或木管，用嘴一吸，酒香一下溢遍全身，令你陶醉欲仙。


　　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酒文化也在传承中发展。如待客先用酒、无酒不成席、拜年访友、以酒联络友情、化解矛盾等习俗完整的保留下来，而饮酒的方式和酒类品种有了不少变化。如彝族人传统饮法是不能干杯的，一般是端起酒杯或酒碗咂一口，慢慢饮来。但解放后随着各民族饮酒习俗的相互影响，人们也常用干杯的形式表示尊敬与友谊。彝民还有喝“转转酒”的习俗，即在客人多碗少时，一碗酒从长者开始，一人一口轮流喝，喝过后传递给左右之人，不能搁在自己面前。酒类品种也随着彝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丰富，除了传统的杆杆酒、白酒仍受欢迎之外，彝族人民也喜欢喝啤酒、红酒、曲酒各等总之彝族酒文化从礼俗、酒具、饮法、酿造工艺等多方面表现多来。

　　凉山彝族餐具(包括酒具)，别具特色，独树一格，瑰丽多姿，造型美观，饰纹繁而规整，色彩以黑、红、黄为主色。

　　彝族”砣砣肉”、酸菜鸡、香肚、老腊肉、连渣豆腐等都是全绿色食品。砣砣肉最受欢迎。彝族同胞选将本地仔猪宰杀后制作成每块拳头大小的”砣砣肉”，这种肉制作考究，煮熟后拌上盐巴，辣椒、花椒、木姜子，软嫩喷香，美不胜收。

　　千层荞麦饼是彝族妇女显示手艺的制品，一层层荞面烙出色香味美的荞饼，营养丰富还对高血压、冠心病等有食疗效果。

　　三、服饰文化，经长期积淀发展，四川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服饰文化。彝族服饰种类繁多，不仅有性别、年龄、盛装、常装之别，还有婚服、丧服、祭司服、成服等各种专用服饰。彝族的服饰形成与发展是彝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依据所处环境的自然条件，以及经济生产的便利程度和人们的审美心理、习俗文化所决定的。它既有历史传承性，又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变化的一种特质文化。彝族的服饰具有地域差异性，根据彝族现有服饰的地域传统、色彩、质地、式样、着装习惯、服饰工艺等，可将彝族服饰分为凉山型、乌蒙山型、红河型、滇东南型、滇西型、楚雄型等六种类型。四川主要流行凉山型服饰。这类服饰古朴、独特，较完整地保持了传统服饰的文化特征。彝族男女均穿右襟窄袖紧身上衣，袖口、领口、襟边都镶有花边，挑有花纹。外罩美观大方、形似披风的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套毡袜。男子发式为传统的“天菩萨”，头戴用三四丈长的黑布缠裹的园盘帽子，并在右方扎一尖锥状，斜插额前，直指兰天。称为“卓帖”(汉语为”英雄结”)，即代表天神时时护佑，又显示英武。左耳戴蜜腊珠、银耳圈等饰物。男子下装为长裤，一般为浅蓝、深蓝、青等颜色，并因语言、地域不同在形制上又有大裤脚、中裤脚、小裤脚之分。


　　妇女戴头帕，生育后戴帽或缠帕。彝族男女均戴耳环、戒指，但男子耳环只戴左耳。其质地有银、珊瑚、玉、贝等。重颈部修饰，戴银领牌。其衣饰的传统衣料以自织自染的毛麻织品为主，喜用黑、红、黄等色，其工艺可用挑、绣、镶、滚等多种技法，火镰、羊角、蕨芨草等图案是其传统纹样。这类服饰又分依诺、圣乍、所底三个样式。依若式流行于四川美姑、雷波、甘洛、马边、峨边等县和昭觉以及云南巧家、永美等县的部分地区，即操“依诺”土语，俗称大裤脚的彝族地区。所底式主要流行于四川布拖、普格县及金阳、宁南、会理、会东、德昌、西昌、昭觉、盐源、米易等县，即操“所底”土语，俗称小裤脚彝族地区。

　　彝族姑娘擅长刺绣，一位诗人曾以”彝家绣花女的那根针织出一条彩色的路”的优美诗句赞美彝族姑娘灵巧的双手。

　　四、妙趣横生彝族婚俗

　　彝族的婚姻，大体上包括定婚和结婚两个过程。定婚是婚姻关系的正式缔结，结婚是婚姻礼仪的具体完成。

　　 一、定婚。经过介绍，选定了适当的对象，然后就请媒人往来洽谈，从中撮合，议定身价钱，双方都同意以后，便举行定婚仪式。定婚彝语叫“吾让木”。是双方正式结缔婚姻的主要标志，彝族谚语云“祖灵可戏，婚事不可戏”，一旦举行定婚仪式，双方便不得再反悔婚约。

　　届时，先由男方家邀约亲友的男性数人（一般以九个人为最常见，因为九在彝语中同“古”谐音，有牢固，坚定之意）由媒人领队去女家做客。女家的姑娘们早已备好清水，待客人靠近便用一瓢瓢清水向他们泼去，直到把来客一个个泼得象个落汤鸡才肯罢休，客人则须表现得勇猛、顽强，用衣服或擦尔瓦蒙着头，勇往直前，冲破姑娘们的一道道防线，猛冲进屋，姑娘们则会紧追不舍，尾随进屋乱泼，还会乘其不备用锅烟和炭灰抹他们的脸，把小伙子们一个个弄得狼狈不堪，做客的小伙子都会表现得宽宏大量，一任姑娘们胡乱泼水、抹黑不会生气。然后，主客便一起坐到火塘边相互饮酒寒喧，开始杀猪宰羊：先杀一只小猪，取出胆囊和膜脏占卡吉凶，然后把猪砍成拳头大的砣砣肉肉，放在火塘里烧熟，用一只矮脚木盔盛上，搁一杯酒，请一位年高德邵的老者端到门外，站在屋檐下念祝辞敬婚神：年份十二年
　　要数今年好； 一年十二月；要数本月好；一轮十二天，今天最吉祥；天上流云今晚最快，天上星星今夜最密；某某与某某，今晚结成亲；美酒流成河， 食肉堆成山； 有儿娶媳妇，有女找亲家；愿他们来日， 生儿有九个，九个都成材；生女有十个，十女嫁十方；儿子长寿直到头发白，父亲长寿直到牙落光；愿他们：无病无灾，幸福安康。然后，清客人吃烧肉，客人将彩礼(身价钱)放在空术盔里恭恭敬敬地端给主人，主人接过要抽一份回赠客人，表示只收下女儿身价钱，而把财神留给男家。大家便吃肉喝酒，尽欢而回。。
　　第二天，吃了早饭客人就回去，届时，主人家要按规矩赠给送客人和媒人、女婿钱以及烤养饼、肉、酒给亲家,女方家回到家后即把肉煮熟,连同养饼和酒均分给邻里亲友一起吃,。过了三五天,女方家亦应男方家之邀约亲友到男家去客,仪式相同,规模大致相当。

　　二、结婚。 彝语叫做“史莫席”，其形式多样，礼仪繁多。婚礼时有抢婚、揹新娘、泼水、捧打、抹黑脸等婚俗沿袭至今，既体现母权制的遗俗，也使整个婚礼充满着欢乐、风趣和幽默。

　　凉山彝族普遍实行交错姑舅表婚和姨表不通婚。彝谚谓：“再缺粮食，甜荞苦荞不能同吃；再缺衣裳，山羊皮绵羊皮不能同穿；再缺配偶，姨表兄妹不能成婚。” 严禁姨表兄妹通婚，按照凉山彝族习惯法，如果姨表兄弟通婚或发生性关系，双方均应处死。这应是古老的母系氏族外婚传统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表现。

　　姑舅表优先婚俗在凉山彝族中表现也很突出。彝谚说：“有女先向舅家嫁，有亲先攀舅家亲”。过去凉山彝族社会习惯法规定：姑母家有女欲嫁别人，得先征得舅家同意，且所得聘礼要送一份与舅家。反过来舅家有女亦一样对姑母家有上述义务。如若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即将女儿聘于外人，其后果轻者赔偿银钱，重者会引起纠纷；或发生抢婚，更有甚者会断绝亲戚关系。这种婚俗实质也是母系氏族制的残余。

　　 五、欢乐的彝族年节庆典

　　火把节，彝族年是凉山彝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彝族年是彝人传统节日，彝音叫“库施”，是根据彝族的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来确定的，故称为“十月年”。


　　在不同的地区，往往是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寨范围，选择吉日确定。彝族年被称为嘴巴的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各地彝族选择吉日，举行杀年猪，祭祖庆丰收。彝族过年一般习惯为三日，第一日凌晨，各家早清洗房屋，清洗用品。在屋侧烧一青竹火堆，让袅袅青烟请来祖先回家，与子孙后代相聚。有让孩子们在门外高喊：“阿普（祖父）、阿玛（祖母）回来呀！......”天亮，寨子里的小伙子们便聚在一起，分别给各户杀年猪。晚间，各家则把猪头、酒等祭品献在屋内祭台上。年节期间，全村人晚上要跳达体、锅庄舞守岁，人们一边喝酒，一边跳舞、唱歌，炉火不熄，灯火不灭。次日，孩童们则到郊外野炊，彝语叫“窝系拉古格”，意祝平安活动，尽情嬉戏、游玩。第三日为新年结束的日，每户把献上的祭品煮熟，在鸡鸣前祈祷并送祖先，“但愿来年祖先再回来与家人团聚”。已出嫁的姑娘们，穿上簇新的盛装，背着酒、肉、熟鸡蛋、香肠、炒面等礼品，同家人回娘家看望父母，走亲访友、互拜新年吉祥如意！

　　届时全家老少团聚，亲友互相拜年，祭祀祖先等，三天中还举行跳达体舞、荡秋千、摔跤、对歌等活动。

　　火把节被称为“眼晴的节日”。火把节是彝族人民欢乐、爱情和幸福的节日。在彝族万物有灵崇拜中，除了天神之外，火就是最受崇拜的事物了厂。火象征光明、正义、兴盛，给人温暖、象征着战胜邪恶的强大力量。

　　关于火把节的起源，彝族民间流传着许多优美动听的故事，其中之一：很久以前，天上地下相通。有一年，天神思体古惹派思惹阿比到人间收税。由于人间闹灾害而交不起租税，争斗时人间有位能吃铜铁的大力士俄体拉巴把收税神人打死。天神大怒，先发洪水想淹没地上的人类，但人类战胜了洪水。天神又放出各种害虫到人间来吃百姓的庄稼，俄体拉巴就组织大伙儿举火把烧虫，最终战胜了虫害，夺得了丰收。久而久之相沿成俗，形成了彝族的火把节。

　　彝族火把节一般三天，头一天阖家欢聚，吃酒祝贺。人们杀畜祭祀神灵和祖先，然后用来下酒。晚上各村各寨高举火把绕着村寨和田地照燎，犹如千条火龙腾飞。白天小伙子穿上民族盛装，缠着有英雄结的头帕；妇女们穿着百褶裙，聚集在广阔的草坝上，进行各种传统的体育竞赛。小伙子们进行摔跤、赛马、射箭比赛，妇女们则唱歌、跳舞，弹口弦琴。　　火把节期间，最热闹的地方要算斗牛场和赛马场。比赛中谁的牛获胜，意味着该养牛青年是个勤劳的畜牧能手，也往往是姑娘们选择配偶的好对象。摔跤是火把节中另一项吸引观众的活动。两人摔跤，万众聚来，亲朋好友，都来助威。赛前赛后，围观的姑娘弹着口弦琴，小伙子弹着月琴，表示爱慕之情。

　　火把节期间还要进行“选美”活动。“选美”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任裁判。裁判宣布“选 美”开始后，参加竞选的彝族姑娘就围成圆圈，后者拉着前者手中的花帕，边走边唱优美动人的民歌。这里围观的小伙子最多，也最慷慨。小伙子们觉得哪位姑娘最健美，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礼物交给裁判，请裁判代为转交给那位姑娘。哪位姑娘收到的礼物最多，裁判就宣布她当选为美女。当选为美女的姑娘背着许多礼物，脸上带着红霞走出会场的时候，亲朋好友都围拢来表示祝贺；小伙子们更是围在姑娘的前后，叮叮咚咚地拨弹月琴，表述自己的心声。第四天，由少数人将火把的灰渣扫起来，用酒肉祭祀，以祈吉祥。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火把节成为涼山州各族人民交往的喜庆节日。四川省、凉山州委政府领导凉山人民把火把节办成凉山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节日。两年一次国际火把节，贯穿“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导向和策略，赋予火把节新的文化内涵。通过对火把节传统活动内容的继承和创新，举办了大型的民族文化展示活动，开展示凉山彝族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内涵，展示凉山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开发前景。神秘的大凉山彝族文化，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客人来到四川，来到凉山，参与火把节的各种活动。西昌学院的师生每次都有上千人参加，亲身体验了彝族 文化，学习了传统的彝族歌舞，锻炼了能力。

　　而火把节也就由原来的民间自发活动转变为政府主办，全凉山各族人民积极参加的节日，火把节期间，来自国际国外的客人云集凉山，或进行商品交易，或进行投资洽谈，热闹繁华，硕果累累，促进“让世界了解凉山，让凉山走向世界”。

　　 六、神秘的凉山彝族毕摩文化
　　原始社会产生的万物有灵崇拜和鬼魂崇拜发展到奴隶社会时，不仅没有消亡，而是根据奴隶主强化统治的要求，赋予了家支制和等级制的内涵，形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奴隶社会宗教文化。而频繁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依靠毕摩和苏尼来完成的。这就导致毕摩和苏尼职业的出现，也导致毕摩文化和苏尼文化的产生。毕摩和苏尼是沟通人、鬼、神之间的宗教职业者。他们是原始宗教的宣传者、解释者，也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和组织者，是凉山彝族宗教信仰的代表人物，又是凉山彝族古代文化的传播者。毕摩在彝族社会中都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毕摩是彝族的知识分子。他们通晓彝文经典，还懂得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知识，能讲述史诗、传说、神话故事等。他们保存并创造了大量的彝文典籍。其中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经典，包涵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价值。


　　值得重视的是毕摩的书画，博学多才的毕摩把棉花烧成灰，兑水制成墨汁，以竹签为笔写出彝文经典。书法从右到左横行书写，字体园润，整齐美观。毕摩还能画出内涵丰富的图画，有彩色画和水墨画两种。彩色画色彩浓烈亮丽，水墨画浓淡相宜，二者各有千秋。其内容包含了人类起源、天文星象、神话传说，如支格阿龙的故事等，树木，走兽、人物、虫鱼，虽然都是写意象形，却也生动形象，有丰富的知识和哲理。毕摩又是教师，旧社会彝族极少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彝族文化许多重要内容如文字、经典等靠毕摩创造并传之后世。毕摩是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司，又是神明裁 判的法官，他们用捞油锅、嚼米、端铧口等形式为村寨判断疑难案件；他们还用占卜的手段为人预测吉凶，用巫医结合的手段为人治病。

　　神秘的毕摩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非科学的糟粕，也包含了彝族早期科技文化的精华，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天文学、遣传学等多方面价值。吸引着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调研，也吸引着游客前往观光旅游。


　　第四节 四川羌族文化

　　一、四川羌族历史 “羌”，是我国古代对西部或西北部地区多种少数民族的泛称。羌族已有4000多年历史，据传中国第一位治水英雄大禹就属羌族。四川羌族是古代羌族人中保留下来的一支。自称“尔玛”、“尔麦”。四川省共有羌族同胞30万人，主要聚居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松藩等县，还有一部分分布在北川、巴东等县。我国南北朝时“后秦”（公元384—417年），是由羌族姚氏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姚氏统治下的民族，其主体虽然不是羌族，但其政权却具羌族特色，并继承了过去那种多民族相结合的封建统治传统。

　　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分布于西北地区羌族的一支，西夏王国（公元1038—1227年）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我国历史上又一著名的地方政权。

　　1842年鸦片战争中，羌族士兵开赴浙江宁波前线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1860年羌族人民积极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其他民族一起占领了松潘、叠溪等城镇，坚持斗争达六年之久；

　　1911年茂县、汶川县的羌、汉人民举行反清起义，占领了威州城，结束了清王朝在羌区的统治。

　　1935年，红四方面军经过羌族地区，羌族人民踊跃参军，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

　　1950年1月19日，羌族人民获得解放，接着又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7月7日建立了茂汶羌族自治县，实现了当家做主的自治权利。

　　羌族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但有自已的语言。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南北两大方言。羌族生活的地方，土地肥美，资源丰富，盛产苹果和花椒，名贵药材繁多。羌族现主要经营农业。工业从无到有，已兴建起制革、造纸、木材、水泥、化肥等工业。悠久的历史，羌族人积淀了独特的文化。

　　二、羌族卓越的建筑技艺

　　1、石片砌房。羌民住房多用石片砌成，多为三层园木横梁平顶方形， 每层丈余高。梁上搭板。顶层木板或石板伸出墙外成屋檐，板上密盖树枝、竹枝，再盖上黄土穷实，不漏雪雨，冬暖夏凉。

　　2、碉楼。碉楼最能体现羌人建筑才能。碉楼以乱石碎片为材料，仅以黄泥为粘合剂。修建时一不绘图，二不吊钱，更不用柱梁支撑，全凭自测和手工筑成。碉楼多在10层以上，高达10余丈。其形状成四角形、六角形或八角形，上窄下宽。羌寨和岷江两岸山腰上碉楼矗立，建筑棱角齐整，结构严密，有些200余年前建成的碉楼， 历经几次大地震至今完好无损。羌族人对治水有丰富的经验，举世闻名的川西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2000多年前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修建的。

　　3、索桥。索桥是羌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之一，早在1400年前，羌族先民就已开始建筑索桥。今天，飞架于岷江两岸的座座索桥以及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索桥无不凝结着羌族人民的才能和智慧。在羌族人民的交通设施中，溜索是不可缺少的。在波涛汹涌的岷江上，用一根或两根碗口粗的竹缆取倾斜之势，系在两岸的石柱上。渡江者以皮带或麻绳紧束腰间，身悬绳上，飘然而过。

　　4、栈道。兴修栈道也是羌族人民一大历史功绩。羌族栈道有木栈和石栈，木栈建于茂密的森林之中，铺木为面，杂以土石;石栈施于悬崖绝壁，缘岩凿孔，插木为桥。这些栈道曾被称作羌族入民的”生命线”，它对促进各民族文化和物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独具民族特色的羌族节庆

　　1、羌族年节。古老的原始宗教信仰是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有自己的历法，传统的羌历新年是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年节的宴会又称“收成酒”。年节这天全寨人到“神树林”还愿，焚柏香孝敬祖先和天神，要用荞麦粉做成一种馅为肉丁豆腐的荞面饺，有的还要用面粉做成牛、羊、马、鸡等形状不同的动物作为祭品。次日，设家宴，请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届时要举行各种进行各项节日庆祝活动，年轻人跳起节奏明快、舞姿雄健的"沙朗舞"、"皮鼓舞"等民族舞蹈，显示了羌族人勇敢豪迈的性格。

　　2、祭山会。 是祈祷丰收的的祭祀活动，除已婚的妇女不准参加外，全寨的人都要带上酒、肉和馍去赴会。会首由全寨各户轮流担任。届时会首要备好1只黑公羊、1只红公鸡、1坛咂酒、3斤猪肉、1斗青稞、13斤面做的大馍和香蜡、爆竹、纸钱等，按规定摆好，由“许”（巫师）主持祭祀，祈求天神和山神保佑全寨人寿年丰，并将山羊宰杀后煮熟，连同其他食品分给各户，过去称“散分子”。最后大家席地而坐，互相品尝各自的祭祀食品。

　　三、独特的服饰文化

　　羌族的服饰较为朴素，男人喜着青色或白色头帕，穿自制的麻布长衫，外套一件无袖子的羊皮褂子，这种褂子可用来防寒、挡雨、垫坐。脚穿有鼻的“云云鞋”，鞋子绣有云彩图案及波纹，鞋尖微翘 ，还穿皮鞋、布鞋。脚上裹牛、羊毛制的毡子绑腿，绑腿有保温和护腿的作用，年轻女子还在绑腿上缠红脚带子，男女皆束腰带。
　　 羌族妇女亦喜缠青色或白色的头帕，青年妇女常包绣有各色图案的头帕或用瓦状的青布叠顶在头上，用两根发辫盘绕作鬓；一般冬季包四方头巾，上绣各色图案，春秋季包绣花头帕，穿有花边的衣衫，衣领及袖口上镶排梅花形银饰，腰系绣花头帕，系有花边的绣花飘带；喜戴银牌、领花、耳环、圈子和戒指等饰物，富有人家还在戒指上镶嵌玛瑙、玉石及珊瑚，有的胸前带椭圆形的“色吴”，上用银丝编织的珊瑚珠，用来祈求佑福增寿。

　　刺绣、挑花、编织是羌族人民的传统工艺。他们利用传统工艺制作出别致、朴素的羌族服饰。羌族男女皆穿形似旗袍的麻布长衫，外穿羊皮背心，晴天皮毛朝内，雨天皮毛朝外。女子男子缠黑头巾。

　　羌族妇女的服饰比较鲜艳，她们多穿蓝色或绿色的花边长衫，衣领上镶有一排小颗的梅花形图案银饰，腰系绣花围裙和飘带，常戴绣花黑头帕。 羌族男女各有一独特的随身携带物，妇女为银制针线盒，男子为银制烟盒。

　　美丽的长衫，套上既能御寒又能防雨的羊皮褂子，古朴又厚重；羌族妇女腰间系着绣有”喜鹊闹梅”图案的围裙，形似小船的”云云鞋”上绣着鲜艳的图案，给人以趣和美的强烈感受。

　　四、独特的饮食文化

　　羌族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副，以狩猎和多种副业为辅助。长期积淀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

　　厚重的酒文化，咂酒是羌族自制的青稞酒。每逢节日、婚丧、祭祀、聚会、待客或换工劳动，必备丰盛的饭菜和美酒。结婚吃“做酒”，宴客吃“喝酒”。重阳节酿制“重阳酒”，储存一年以上方可饮用，重阳酒因储存时间较长，酒呈紫红色，酒醇味香，是重阳节期间必不可少的美酒。

　　菜品中注重药膳。羌族所居之地名贵药材很多。羌民利用当地药材形成一些传统的药膳菜：羊肉附片汤；羊归汤；猪肉杜仲汤。以上三种都能补肾。黄芪炖鸡或黄芪（当归、党参也可）加上几两炖猪肉也能补血益气。虫草炖鸭，能滋阴补肺益肾。制作猪膘肉也用一些药物作香料。主食中也有洋芋磁粑、玉米蒸蒸等绿色食品。

　　五、原始古朴的婚俗。羌族结婚礼多数是在晚上举行，结婚前新娘家要向亲友展示聘礼，沿途亲友要给送亲的队伍设宴接风，新娘不能进食，故人们戏称“账死伴娘”。婚礼后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娘家要备好“回门酒”，亲友要向新婚夫妇馈赠礼物，并致词祝福。羌族民间有的地方还有“逗新郎”的习俗。在回门酒宴席上给新郎用四尺长的筷子，筷子后面再拴几个马铃薯做筷子坠，要新郎使用这种筷子，隔着几盏油灯去夹用肉丁和豆粒做成的菜，如果因为筷子长，夹不起菜，或油灯烧着下巴，就要被罚酒，这种活动既是节日聚餐，也是一种娱乐。

　　六、多姿多彩的羌族舞蹈。 羌笛悠悠传千古，石栈巍巍柱西南。伴随着羌笛的是羌人独具持色的舞蹈。

　　羌族舞蹈在民风习俗和群众生活中有重要意义，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种植、收割、放牧、狩 猎、盖房、治病等活动，羌族人民都要跳舞。其民间舞蹈类型有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礼仪性舞蹈、集合性舞蹈几大类。传统舞蹈主要有“跳沙朗”（羌族锅庄舞）、“跳盔甲”（又名“铠甲舞”）、“跳皮鼓”、“兰干寿”等。

　　以羌族锅庄（羌语跳“沙朗”）最流行；传统的祭祀风俗舞"跳盔甲"也极富浓郁的民俗风格。巫舞是羌族祭祀舞。因为羌族普遍信仰万物有灵和崇拜祖先的原始宗教，在祭祀山神、祈求丰收时耍跳舞蹈，这种舞踏来源于古西羌风俗。舞者戴凤、狮、虎、豹、牛、羊、猪等面具，以凤领头碎步入场，以舞蹈娱神。因为在各种类型的祭祀舞蹈中都以巫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统归为巫舞。

　　锅庄大多在室内锅庄旁进行，是一种具有浓厚游牧生活特色的舞蹈。它与流行在四川、藏北地区的藏族锅庄舞（即"果卓"）在形式上有相似的特点。舞时众人拉手而跳，载歌载舞。通常由慢速、快速两段组成，浑然成一个整体，其节奏皆以歌声协调，无其他伴奏。在羌族锅庄舞中又分为喜事锅庄和忧事锅庄两种。喜事锅庄，是在节日、婚嫁和劳动之余时所跳；忧事锅庄，是为老人举行丧事所跳的舞蹈。内容多为对死者的赞颂，对死者亲属的安慰。

　　建国后，在羌族、藏族聚居的阿坝州设立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而今古老而年轻的羌族，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羌族人民从传统的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和工业迈进，过着和美富裕的新生活。

　　第五节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文化

　　 　一、母系氏族制度的活化石

　　在四川盐源县左所与云南宁蒗县交界的泸沽湖畔，有21个村寨里住着摩梭人。他们的社会结构以母系氏族大家庭为基本单位，子女只讲母系血缘亲属，忽略父系血缘系统。儿女从母不从父，由母亲和舅舅抚养；婚姻以男子到女子家中偶居的走婚形式实现。

　　这里存在着以母亲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妇女在劳动中起主导作用，财产大家共有，平均分配。人们称其为世界上最后的母系部落，是母系氏族制度的活化石。今摩梭人口约有5万人，泸沽湖周围是其最大聚居区，还有一些分布于云南和木里的瓦厂、博凹等地。

　　二、摩梭人与众不同的历史进程

　　摩梭人自称“纳”、“纳日”，他们在四川户籍上“民族”一栏登记为“蒙古族”。在云南户籍上登记为“纳西族”。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古氐羌人的后裔。春秋战国时居住在青海河潢一带。后辗转迁徙来到交通极为不便的泸沽湖畔。这里信息闭塞，几乎是处于世外桃园的摩梭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繁衍生息。外界的社会进步，对他们而言真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他们在这没有喧嚣扰攘环境中，维系着母系大家庭。过着宁静温馨、淡泊的日子。故摩梭人社会生产力低下，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只走过从原始群居到母系氏族的阶段。但这里毕竟是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可避免地对泸沽湖畔的各兄弟民族发生影响。摩梭人社会也有新的变化，如：元代喇嘛教开始传入，而明代中后期藏传佛教黄教教派取得政教合一的地位后，藏传佛教在泸沽湖地区也广泛传播，致使摩梭人既信仰自己传统的达巴教，又信仰藏传佛教。两种宗教在相互影响中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洪武十四年，摩梭人酋长喇丫被封为左所土司。泸沽湖地区出现了在母系氏族制基础上，模仿奴隶制民族推行等级制度的社会现象。于是，摩梭人中出现了三个社会等级：仕沛（土司），责卡（百姓），俄（奴婢）。土司是统治者，实行农奴制的统治和剥削。采用相应的男娶女嫁婚和父系继承制。将政教大权集于一家。

　　责卡是土司的百姓，占有少量的土地，承受一定的税赋和劳役。俄是奴婢，主子有权买卖、转让俄，但不能杀戮俄。俄也实行走婚制。

　　1956年民主改革运动，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统治。责卡、俄等级的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而摩梭上层头人也在党的教育帮助下，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者成为了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

　　政府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进耕作技术提高生活水平。“四清”工作组曾动员摩梭人进行婚姻登记，文化大革命也曾使摩梭人饱经劫难。但摩梭人母系氏族大家庭和走婚习俗仍顽强的保留了下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拂去了泸沽湖畔的烟尘，改革开放的春雨滋润了泸沽湖的大地。摩梭人不再囿于旧有耕作制度，科技兴农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摩梭人的价值观正在改变，贱商习俗也逐渐淡化。特别是国际国内旅游热兴起，具有极高人文价值的摩梭人文化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而摩梭儿女们则顺应潮流，办起了旅游业，其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许多妇女由女家长变成了女企业家，女歌唱家，有的走出家门，走出泸沽湖，走向世界。

　　三、以女性为轴心母系血缘家庭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有母系家庭、母系与父系并存家庭、父系家庭三种类型家庭存在。其中，纯父系家庭不足10％，解放前主要存在于土司阶层，现在主要存在一些国家干部中；母系与父系并存家庭占30％，这种家庭中有一部分人实行嫁娶婚或入赘婚，一部分人实行阿肖婚。嫁娶婚主要发生在有男无女之家，入赘主要发生在有女无男之家。但无论婚娶或入赘，一个家庭的同辈中只能有一人，其余的人仍实行走婚。故婚娶者以父系论长幼，走婚者以母系血缘定亲疏，造成一个家庭中母系与父系并存。母系家庭比例最高，占摩梭家庭总数的63％，而这种家庭源于阿肖走婚，又与阿肖走婚共同构成摩梭人独特文化的基因。在母系家庭里，血缘按母系计。个家庭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都是一个或几个始祖母的后代。家中只有母亲血缘的亲人，没有父亲血缘的成员。家长称达布，由一个能干的年岁较大的妇女担任。全家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全由她安排。妇女们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四、以母为尊女为贵的伦理思想

　　在伦理思想上，摩梭人处处体现母为尊、女为贵的传统观念。在摩梭人看来，一切美好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都是母性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山是母山，湖是母湖，主宰护佑之神是女神，脉息传承是老祖母。格姆女神是人们最高崇拜的女神，摩梭人的健康、兴旺和安宁由她主宰，神圣不可冒犯。在所有祭祀中，以农历七月十五日格母女神祭祀最为隆重、热烈。达巴教经典中有《始祖创世经》，歌颂了始祖母创造美好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传统重男轻女习俗相反的是摩梭家庭重女甚于男。家族和家庭靠女儿延续。故其谚语说：“女儿是根种，缺了就断种”；若无女儿的家庭，还得去抱养一个女儿以续“根根”。

　　五、奇特的走婚习俗

　　摩梭人最为盛行婚姻形式是阿肖婚。“阿肖”是摩梭人缔结走婚关系男女双方的互称；又称“肖波”；其形式是具有性爱关系的男女双方结为“阿肖”，男不娶、女不嫁。其婚姻由男方“走”到女家，夜访女方花楼来实现，次日清晨男阿肖回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去。摩梭人形象地把这种婚姻称为“色”或“色色”，即“走”或“走走”。阿肖双方各居母家，都不是对方家庭的成员，不组织婚姻家庭，双方无经济财产关系，很少承担夫妻的义务。

　　阿肖结交不注重门第财产，只看重双方是否有“情”，而“情”的产生又对方的人品才干有关。阿肖结交没有成文法的规范，却有习惯法的约束。如年龄限制，须男子年满十七岁，女子十五岁之后才允许结交阿肖。同时，严禁姨婊、叔伯弟兄姊妹间结交阿肖。

　　结交阿肖可以用不同方式，如请媒人履行“佐佐嘎”（换礼物）仪式结为阿肖，通过对歌的方式结交阿肖，集体的方式结交阿肖。阿肖关系靠感情维系。与这种婚姻形式相适应，摩梭人成年妇女都会匆分到一间花房，是和她的阿肖的居室，故摩梭人民居体现出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现象。


　　※※第二章 四川历史文化

　　第一节 灿烂的古代巴蜀文明

　　一、神秘的巴蜀古文化

　　（一）文字，巴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巴蜀人刻在青铜兵器如戈、矛上，也有刻在编钟上的。战国时代，巴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考古发现四川各地历年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铜器，不仅在造型上与中原青铜器有区别，而且器物上又被称为“巴蜀图语”的各种符号和纹样，如虎、鸟、人像、手等图案和被视为原始文字的符号，以及铜印章等。这些神秘的“巴蜀图语”，至今还隐藏着不少未解之谜，其中的文化内涵还得人们去进一步探索。

　　（二）神话。巴蜀地区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有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川东和长江三峡巴地的神话，则以射杀白虎以及女性豪侠为重要主题，充满神秘色彩。透过这些神话，可以窥见古人的生产生活。巴蜀神话对于后来楚国辞赋的兴起起到了孳乳浸润的作用。

　　（三）、古代宗教。巴蜀宗教主要表现为各种崇拜形式。在川西平原蜀地，先后发生祖先崇拜，多神崇拜和大石崇拜。在川东和峡江地区，则有白虎崇拜、神女崇拜和巫崇拜。川西平原蜀人和川东巴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蜀人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的交接。

　　（四）、古代艺术。巴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巧夺天工，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巴人创制的“巴渝舞”，在中国舞蹈史上是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这种舞蹈为武舞、战舞，气势雄壮，声威凌人。殷末，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就是载歌载舞，为周师冲锋陷阵，一鼓作气打败殷纣王军队的。巴渝舞在汉初由刘邦移入宫廷，唐以后从宫廷舞蹈的阵容中消失，而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

　　二、三星堆遗址与巴蜀青铜文化

　　巴蜀神话中有不少关于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人的传说。但一直没有实物证据，故李白要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然而，1929年四川广汉的一个农民在家门口挖水沟时却发现了一批数千年前的玉器和石器，揭开了古巴蜀文化的神秘面纱。1986年，广汉城郊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一节青铜手臂，继而考古学家发掘出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无比丰富的文物，证实传说中古蜀国的存在，远在4000多年前，古蜀人就实实在在的在这里建国立业，并有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和社会文明。

　　三星堆发掘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各种珍贵文物近千件，有各种石器和陶器。在一号祭祀坑中有一根金杖长1.42米，用纯金皮包卷而成，中间的木心已腐朽，净重280克。金杖中部有三个带冠人头像，可能是古蜀王鱼凫有关的图腾图案。还有金壶、金筷等。

　　三星堆遗址中最著名的是青铜器。在一号坑内有不少真人大小的青铜头像，有的呈倒三角形，有的头带平顶冠，有的脑后有大辫，耳部均穿孔，说明那时带耳饰是普遍的。这些鼓眼、粗眉、尖鼻、阔耳的人像，为殷商时代考古首次发现，其独特造型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在2号祭祀坑，有1米多长的象牙60多根，象牙堆积层下面是满坑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高1.82米，座高0.8米，重达700多斤的立人铜像，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造像。这里出土的40多个青铜人头像，造型各异，工艺精湛。有一个奇怪的极大的人头像，高145厘米，宽138.5厘米，半圆面颊上竖起高高的鼻子，两只眼睛向今天的照相机镜头一般突出，两只耳朵呈招风状。使人想到古史记载的古蜀王蚕丛氏有纵目人，也是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顺风耳和千里眼。

　　这里的青铜器还有樽、铜铼、铜剑、铜鸟、铜兽、各种铜器饰品、铜神树等等。如此罕见的发现，为研究中国4000多年前的冶炼铸造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史料。金杖、立人、面具，与古希腊文化遗存有某些相似之处。

　　青铜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内容。巴蜀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巴蜀青铜文化，既与中原文化有联系，又独具地方特色

　　 第二节 四川教育

秦统一巴蜀后，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四川地区的文化也出现了飞跃，但比起内地先进地区来还是落后的。特别是由于秦朝焚书坑懦、行"挟书律"、禁止私人办学等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极大地箝制了文化的发展，到了汉朝才又开始复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汉代四川的文化也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赶上了先进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一、四川汉代时期的教育

　　四川文化的发展首先同文翁的提倡教育分不开。文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少好学，通《春秋》，曾当过郡县吏。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他看到蜀地"承秦之后，学校陵夷"，文化落后，"有蛮夷风"，决心从兴办教育入手。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选派聪敏有才的郡县小吏张宽等18人到京师进太学，向博士学习儒家经典，或学法律。几年后，学成归来，文翁委任他们担任郡中的高级职务，或任教师;并按次序推荐到中央做官，有的做到刺史、太守。另一方面，文翁又在成都城南修建学校，招收属县子弟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他常常选一些学生到衙门中，在别座上学习处理公事。每次他到属县视察，都特意带上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去，使他们传达教令，在他的内室进进出出，县邑吏民非常羡慕。

　　由于文翁的大力提倡奖励，蜀人都争着让自己的子弟进学堂当学生，有钱人甚至出钱请求入学。于是蜀地风气大为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巴郡、广汉郡也办起了学校。四川地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汉书·文翁传》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学比于齐鲁。"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比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的作法，下令天下各郡国都建立文学(官办学校)。

　　文翁是一个杰出的地方政治家，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死在蜀，蜀中吏民为他修建词堂，年年祭祀不绝。《汉书》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所办的学堂被称为"石室"，古代图书库为了防火，往往以石建成，大概文翁学堂也有这样的书库，所以叫“石室”。以后两千一百多年间，各朝代都在文翁石室旧址上设立学校，除了战争年代而外，几乎没有间断过。现在叫石室中学(成都第四中学)，这所学校历史之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曾在石室中学求过学的郭沫若同志为母校撰写对联说:"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科学，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可见文翁兴学影响之深远。

　　文翁之后，蜀中除各郡皆设学校而外，州及一些县也自有学校。有的学校规模相当大。传世有一块叫《学师宋恩等题名》的汉碑， 记载了汉未蜀郡文学(即原文翁学堂)一些教师、职员和有关官员的姓名。其中称师者20人，又有易椽2人，易师3人，尚书椽、尚书师各3人，诗椽4人，春秋椽1人。所谓"师"即五经师，是学校教五经的老师;而五经又各自有“椽”有“师”，椽大概是分管各经教学的行政人员。这说明当时的蜀郡文学至少有教职员30多人。又《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东汉顺、桓间成都县令冯颢“立文学，学徒八百人”。州学、郡学的学生当不止此数。

　　除了官办学校外，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如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初，资中人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顺帝时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新都段劈、绵竹董扶、任安等也都"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他们的门生不少是"大儒"、名士。四川出土的汉画象砖中有 "讲学图"，表现了学者讲学的场面。游学的例子如踓人段恭 "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梓潼景鸾与蜀郡任末等“游学七州，遂明经术”等等，反映了汉代蜀人好学之风，说明蜀中文化的发达并非偶然。
　　二、宋代四川教育

　　五代十国时朔，学校大多荒废。宋初80年间，在教育方面也未得到恢复。仁宗庆历以后，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教育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范仲淹倡导的"庆历兴学"，第二次是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元丰兴学"，其主要内容都是命各州郡普遍立学。第三次是"崇宁兴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开始进行，主要是恢复和加强熙宁、元丰时期的一些措施。经过这几次兴学，地方州县大多设立了官办的学校。与此同肘，书院也兴起
　　书院的名称在唐代已有。但作为讲学授徒作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的书院，始于南唐昇元四年(940年)建立的白鹿洞学馆。 到了北宋中期书院兴起，随着理学的发展南宋时书院大盛，元代也有许多书院。书院是高于蒙学程度，聚徒教习，讲学讨论，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大多是民间办起来的私学，有的也得到官助，还有少数是官办的，元代的书院一般都受到官府的控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书院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有其重要地位，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四川地区在唐代就有张九宗书院。入宋以后，称为书院的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文人的读书处，如盐亭县"东台书院……宋任伯梼读书处"，"大元书院………文同读书处";一种是教育机构。

　　宋代四川地区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也蓬勃兴起，据所见到的材料，大多为南宋时建，有如下一些。

　　鹤山书院，有三:一在沪州，开禧中知州魏了翁建;一在蒲江县治北一里，魏了翁筑室于此聚书授徒，讲学读书;一在蒲江县治北，嘉定年间建。

　　果山书院，在蓬州南嘉陵江岸，"宋刺史王旦建"。

　　少陵书院，夔州府东，即杜甫草堂处。

　　棚沟书院，在富顺县东90里，宋李文渊建。

　　静晖书院，在大宁县，一说在夔州府后，宋建，“王十朋有诗”。

　　竹林书院，"在奉节县东，宋嘉熙中郡守孟珙建，以处襄汉流寓之士"。

　　南阳书院，孟珙建。

　　莲峰书院，"夔州府治后卧龙山麓，宋知府王十朋建"。其没置时间当在宋孝宗时。

　　五峰书院 "泸州北五峰山下，宋庆历中知州杨汝明建"。按，杨汝明为绍熙四年进士，庆元中以工部尚书自请守泸州，"庆历"当为"床元"。

　　龙门书院，"江安县东七十里，宋乾道中乡士吕伯佑建"。

　　金渊书院，在黎州城内，开禧初知县薛跋建。

　　东馆书院，在眉州东馆镇，绍兴初东馆镇乡士建。

　　栅头书院，在丹棱县南40里，绍兴间县令冯时行建。

　　岩书院，在丹棱县北15里，宋李焘建。

　　北岩书院，又名钩深书院，在涪州州治大江北岩，嘉定十年建，"程颐注《易》于此"，"黄庭坚榜曰 “钩深”，嘉定 中范正武改为书院，塑（程）像祀之”。

　　同人书院，在夹江县，高定子建。

　　濂溪书院，在合州，"旧在瑞应山侧，宋嘉祐间濂溪(周敦颐)判合，后人为建书院，任逢有记"。按任逢为宋孝宗淳熙年间进士，眉州人，则谦溪书的建立时间当不迟于宋孝宗淳熙年间。有关元代四川地区书院的建置情况，所见资料不多，据已记载的有：兼山书院，在剑州，元文宗至顺年间建;东馆书院，在眉州东馆镇，至元年间重修。

　　从上述可见，宋代四川地区的书院也是大盛于南宋时期，其兴盛诱各种原因，就书院本身而言，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在当时有其优越性，《文献通考》载:"是时(宋代)有州县之学，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之学……"。在宋代四川地区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是鹤山书院，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理宗曾赐"御书…… “鹤山书院”四大字。《叙州府志》写道：“宋时大儒继起，道学昌明。鹅湖、鹿洞遂为千古书院之宗。他如湖南之岳麓，巴蜀之鹤山，新安之紫阳，襄汉之南阳、竹林，名贤主讲，多士景从，彬彬乎一时之盛哉。”

　　考试制度是与教育相关的，在宋代它与官办的学校紧密联系。南宋初期在四川地区曾实行过"类省试(简称"类试")的考试制度。即通过“类试”合格就承认应试者取得相当于“省试”的资格。"省试"，又称"礼部试"、 “南省试”、"春试"，是贡举考试方式之一。宋沿唐制，由尚书省礼部掌管贡举政令，礼部设贡院负责考试，这就是省试。省试合格举人，由贡院放榜，正式奏名朝廷后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才能释褐授官。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因战乱道路阻梗，许多地方的举人难以赴应省试。“遂命诸道提刑司选官，即漕司所在州类试，率十四人而取一人"。绍兴五年(1135年)恢复邱省试，仅四川仍实行类试，先是在宣抚司所在州举行，绍兴七年移于制置司所在州举行。类试合格的举人，可以不再经过"省试，而直接参加殿试。直到宋理宗时四川仍实行类试。
　　三、明代的四川教育

　　明代地方一级，各府、州、县皆立学校。府学置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置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置教谕一人 ，训导二人。这些学校都是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明朝初年，它们大多经历了一个恢复阶段，有的地方，还在以后的时间内，不断地进行培修和扩充。成都府学以及成都、华阳、双流县学， 都是洪武年间重建的，其中，双流县学又在永乐、正统、万历时，三次扩建。汉州儒学，恢复于洪武时瑚，同样在证、正统、天顺、成化、嘉靖、天启时期，进行过多次扩充和修茸。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发展，龙安、雅州、马边、雷波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儒学或者社学。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各级学校都面向科举制度。科考是封建国家选拔人材的主要形式，也是知识分子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科第兴衰还成为地方文教是否昌明的重要标志。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兴办学校也就成为了“有司之首务”。

　　但是，封建国家并不专门提供学校的建设资金和教育经费，学官俸禄在本地正供收入内开支，其余支出，基本上要依靠各地自筹。万历六年，成都知府耿定力重修府学，经费“大半出耿侯俸钱，而父老子弟晌方慕善，任劳宣力者，咸激于侯之义，故财不詘公孥”。嘉靖时，扩建新都县学，"食不出于头会，泉不出于口率"，而是来自所谓"罚锈"。综上可见，一为地方官捐俸， 二为挪用罪犯缴纳的赎金，三为本地士绅资助，这就是明代地方教育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捐俸的目的在于倡导，挪用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赎金，但必须属于正供以外的其它项目，实际上这两者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本地士绅的资助才是支撑地方教育事业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关于学田，明代似乎并没有普遍的设置，在官学之外，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的私学组织书院，也发展很快，故明代四川的大多数府、州都有书院的设立。它们的经费来源，和官学的情况基本上相同。但在办学的风格上，书院却有自已的特点。明人李长馥《修子云书院启》指出，书院"多以名贤遗址为之。其在蜀者，如北岩、紫岩、青莲、金华数书院，皆名人遗址"。其它如成都锦江书院，即系文翁石室故地。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书院院址，一方面是为了表彰前贤，另方面是为了鼓励后进，这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教育意义。书院的规模，一般包括讲堂、藏书楼和宿舍，还辟有祭祀的场所，供奉与本地有关的著名学者和其他圣贤人物。四川各地书院的教学情况，由于缺乏资料，不得其详，但时人认为，"书院之建，非制也"，这就说明，它不是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而是私人的讲学组织，书院的山长不由上级任命，而是通过聘请产生的。官学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要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管辖，而书院在体制上比较独立，学术空气也要浓厚一些。据耿定力《大懦祠记》：“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故相张江陵尽毁宇内书院，毋使诸生聚议。”四川的很多书院也同时遭到查禁，从上面的事实看来，至少有一部分书院的办学精神比较开明，内部的学风也比较自由，所以明代书院的动向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四、清代的四川教育

　　清代地方教育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学校的数量增加了，除正规的府、州、县学外，社学和义学的普遍兴起，标志着地方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进展。

　　“书院以育英俊，义学以养童蒙”，可见书院相当于成人教育，而义学(包括社学)相当于现今的小学教育。在四川，嘉庆、道光之际是兴办义学的高潮时期，例如巴州四乡义学14所，仁寿义学50余处，内江城区义学7所，四乡共22所，皆建于道光初年。义学多半分布在农村，这对普及文化教育是很有作用的。

　　教育经费主要靠就地筹集，这仍然是清代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资州旧有义学14所，道光初，地方官"捐俸"以及士绅"乐输"，"得白金二千三百两有奇，存之质库，收其息以为学费"，增设义学14所;“又以米市所入捐钱"，增设3所；加上张姓族人自设2所，于是共有义学33所。又如江北厅39所义学，经费大部分来自劝捐，小部分来自因争讼充公的庙产收入，而集贤义学为嘉庆时万寿宫会产，辅仁义学为道光时文昌会公项，彰德义学为李姓族人共建。此类材料在清代地方志中留存颇多，稍加综合，还可以看出，第一，几乎各县部有学田的设置，其来源，一是捐赠(包括捐资购买);二是逃、绝人户所遗或私占官地，经清理定案后，断为学产;三是互争产权，长期涉讼，而地方官又无法定其是非，乃断为学产，以绝后望;四是某些寺庙土地，也以各种原因，拨归学校所有。上述田产，多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招佃取租，作为学校的固定收入。第二，另一部分筹集的经费，即送质库(包括盐商)生息，从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清代比较常见的一种作法。第三，义学多在农村，而清代农村集市贸易兴旺，市场管理的佣金收入也愈来愈多，嘉庆时，兴办义学，乃"衰益其间，俋彼注兹，每处岁储钱十二千，用资寒士馆谷"。这是清代又一个比较常见的作法。总之，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使学校有了稳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清代地方教育事业比明代更加发达的原因之一。

　　义学既不动用国家公库，又不是私人的家塾，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集体性的公益事业。它的管理章程，早期记载零散，但可以参考同治四年南溪县的材料。据称，年初就必须聘定学师，二月初一开学，十二月初一放假。学习期间，学师回家不得过10日，如半月不归，减束修一半，一月不归，即禀请另聘。束修按月致送，此外不得向学生另索"修脯"，但学生在节日自愿致送薪米者，听便。各义学都要造报学生名册及学习课程，送县备查。

　　至于清代的书院，不仅数量比明代增多，而且在规章制度方面也比明代完备。现综合忠州、邻水、綦江等地的材料，大体上可以看出：书院无修业年限，生童愿入学者，于各县礼房报名，经考试后录取。分为正课、副课、外课三种，正、副课各有定额，外课属附读性质，不限额数，但连考三次超等，副课可升为正课，外课也可以升为副课。如三次考试均为三等末十名，则依次降置。正、副课必须在院内住宿，非经准许，不得外出。听讲必须衣冠整齐。如违犯院规，轻则体罚、降级、重则斥退。书院山长每年束修银120一240两，正、副课学生也各有膏火补助，考试优等者，另予奖励。

　　书院的学田和其它固定收入的筹集方式，与上述义学的情况大致相同。据乾隆二十七年巴州知州李汝碗《岩梁书院碑记》：“书院始于前代而盛于本朝，雍正十一年恭蒙宪庙赐天下省会孥金，皆百镒，俾悉建书院，且诏抚臣预筹膏火，以垂久远。”书院的设立，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和赞助，所以发展很快。一些地方官员对书院也十分重视，经常礼聘学有专长的名家担任山长。乾隆时，定远人王清远，永川人李天英，皆以诗文著称，二人先后主持重庆的东川书院。丹稷彭端淑，华阳顾汝修，也先后主持成都的锦江书院。雍正初，著名学者卢见曾知洪雅，建雅江书院。并亲"与诸生讲诵无间时"。从这些事例看来，书院在培育人才方面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

　　但是，清代的学校教育同科举制度的关系极为密切。科举又以清代最盛，四川也不例外，这从当时各州县竞相修建考栅一事，即可证明。在这样的形势下，书院也进一步被纳入了科举制的轨道，"大都讲帖括文字以博科第，取世俗功名"；或者"师所希在束修，弟所谋在膏火，有司又利在粉饰，以博声称为迁除之地"。由此可见，腐朽的科举制度给清代的学校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官学受政府控制，学习内容当然以八股文为主，即使属于私学性质的书院，其课程也“大率狙千里近而无所开通，虽亦有志于学，又皆纸上空言而不适千实用”。上述状况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和不满，所以有的主张书院的教学应该 "举凡兵农礼乐，皆能深通其变化而习知其器数"，有的书院规条还明确指出，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天文、地理、职官、学校、兵法、刑名、水利诸科，都应"分门研究，每人各治一业"。这些改革的呼声和初步的实践，就为尔后中国正规学校的产生积累了必要的历史经验，它们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节 历代人才出四川

　　巴山蜀水，润育了四川各族优秀文化。特别是文翁兴学蜀中，开创了重视教育的优良风尚，而四川山水雄奇，钟灵毓秀，也有助于陶冶性情，激发灵感，故历代人才，不拘一格，踵代相乘。如：

　　一、文学方面

　　汉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宋有“三苏”，明有杨慎，清有张船山，皆出类拔萃，自成一家。杜甫、韦庄、黄庭坚、陆游等文坛巨匠，虽非蜀人，然寓居蜀地，许多名篇佳作，也写成于四川，为四川古代文化增添了光彩。而近现代的郭沫若、李劼人、巴金更是博学多才的大师。

　　二、史学方面

　　有“四史”中《三国志》作者陈寿、《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著名的史家。汉晋之际，四川史学大盛，自司马相如而下，严遵、李尤、谯周诸人，各有撰述，巴蜀记、耆旧传之属，多达二十余种。宋代是四川史学更为繁荣，前有苏洵“史论”与苏辙《古史》，后有参加《新唐书》编撰的范镇、著《唐鉴》的范祖禹、主持修宋神宗、宋哲宗两朝实录的范冲，还有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的李心传，撰《续资治通鑑长篇》李焘诸人。

　　三、思想家

　　宋明理学的先躯者陈摶，高举反理学大旗的费密，民主思想的启蒙家唐甄，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廖平、宋育人、吴虞。

　　四、科技人物

　　天文学家落下闳、农学家张宗法、数学家秦九韶、两弹元勋邓稼先；教育家：文翁、严植之、魏了翁、陶行知、晏阳初。

　　五、革命家

　　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等

　　第四节 近代留学热潮中的四川

　　一、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

　　“勤工俭学”，是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的意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四川文化变革史上都是重要篇章。辛亥革命前后，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形成全国规模和热潮，反过来又促使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起了重要的影响。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于1918年。由革命教育家吴玉章倡导，在成都成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等组织，张春涛、冯元勋、唐宗尧等发起开办“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先后招收了两届学生。在重庆，则由汪云松、温少鹤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一届学生。

　　目睹列强的宰割和民族危机，有志的四川青年，渴望去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法国盛称是政治民主、文化昌盛和科学发达的国家，是效法的榜样，同时到法国可以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给四川青年尤其是家境较差的青年提供了机会。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随全国各地赴法学生勤工敛学青年先后去了8批。首先是1919年春，包括陈毅、罗世棻等人在内的 30名学生，由四川省政府对每人发给路费400元赴法留学。另有李嘉秀、罗竞忠等31人，自筹旅费一道留法。这第一批共61人，于6月2日离成都经上海赴法。继后各批都有四川青年，聂荣臻、秦青川、赵世炎、刘伯坚、林修杰、邓希贤(小平)、冉钧、周文楷(贡植)、周玉书、傅汝霖、代坤忠、江克明(泽民)、傅钟穆青、李季达、许祖熊、肖树域(扑生)、程秉渊(子健)、陈家珍、黄映湖等人都是四川留法学生。除留法的外，还有留德的朱德等。根据华法教育会的统计，从1918年到1921年11月，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达492人，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的l／3弱，为全国各省之冠。

　　二、留法四川青年的救国探索

　　四川青年学生留法期间，边做工边学习。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政府的迫害，他们同其他各省旅法青年团结起来，成立旅欧党团总支部，赵世炎、刘伯坚、傅钟、萧扑生、穆青、邓小平、江克明、李大章等均是骨干分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部”的五届书记中，有三届是四川青年，即第一届书记赵世炎、第三届书记刘伯坚、第五届书记傅钟。而第二届书记为周恩来、第四届书记为李富春。当时中共旅欧总支部办有机关刊物——《少年》。1923年《少年》改名为《赤光》，四川青年赵世炎、邓小平、李大章等都参加过该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在目标针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饥饿、反对中法借款大会及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四川学生积极踊跃参加，其中赵世炎、刘伯坚、陈毅、聂荣臻、李嘉秀等与它省青年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王若飞、李维汉等一道，起了组织领导作用。而这些探索和工作，使他们提高了政治水平，锻练了能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造就了早期干部。

　　三、推动了四川新文化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的四川青年，通过给四川各级政府上书，给老前辈和亲友写信，以及给各种报刊撰稿等方式，向四川各地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为推动四川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法勤工俭学生分批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节、抗战中四川的学校内迁

　　 一、积蓄力量，培养人才的策略

　　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大西北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其时的西部地区文化名人老少咸集，文化团体雨后春笋；新闻事业繁荣活跃，报刊杂志蔚为壮观。高等院校大量内迁，社会科学长足发展，文学艺术百花齐放，戏剧电影五彩缤纷。

　　当时为了积蓄力量，培养人才，以备他日光复河山，不少沦陷区的工厂、学校陆续迁入内地。从沦陷区迁往四川的高校大约15所，比如中央工校，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对四川的教育和科技人才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

　　二、凉山大地上的第一所高等院校

　　特别是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在西昌建立，使处于奴隶制中的凉山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所高等院校。那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进犯，华东、华北相继失陷之际。1939年，北洋工学院教职工在校长李书田博士率领下，辗转数千里，人背马驮，将北洋工学院的部分图书、仪器设备运抵西昌。选定西昌城南5公里处泸山上的七座庙宇暂作校舍，创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并于当年在重庆、成都等地设立考场招生，共计有1350人报考，录取320名新生。学生们跋山涉水来到西昌，于1940年元月29日正式上课。

　　学校了为适应地方建设急需设置了农林、畜牧、土木工程、矿冶、机械、化工、医学等专业。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全校师生以“积蓄力量，培育人才，抗日救亡，光复河山”为精神鼓舞，教师勤教，学生苦学。

　　康专有一支不同凡响的教师队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200余人，其中早年留学欧、美、日获博士学位者33人。一些著名教授如我国最早从事抽象代数研究的著名学者曾炯、柯召、周宗莲、张朵云、雷孝石、龚几道等亲自任教。他们在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当时居于国内外科技前沿的知识、理论教给学生，还兴办采矿、冶炼、机工、纺织、制革、造纸、酿造、农产品加工等实体，又创办了农场、蚕种场、林场、园艺场、畜牧场，做为学生实习基地。将产、学、研有机结合，积极参与边陲建设。如当时修乐山至西昌的公路，所需的石灰就是康专化学教授陆宗贤在冕宁开窑烧炼，改良质量降低成本制成供应。学校又派土木工程科学生参加勾通成都至滇缅的乐西公路，西（昌）祥（云南祥云）公路的设计施工，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实际贡献。李书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亲自调查安宁河流域的经济地理状况，写出开发策略，其卓识远见，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1940年，康专教授常隆庆、刘之祥等人与西康省建设厅合作，深入荒山野岭，跋涉二千余里，在探测中发现沉睡地下几万年的攀枝花铁矿，如今攀钢能够发展成与武钢、鞍钢齐名的重要钢铁基地，康专之功实不可没。

　　康专还根据地方需要，随时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推广农工牧林业生产技术，有力地推行社会教育的职责，帮助凉山人民提高科技文化水平。推动了凉山两个文明的进步。

　　第六节 地方文学艺术的推陈出新

　　 一、“兼容并包”的川剧艺术 中华戏剧艺术、堪称世界一绝，除京剧流行全国外，各地方还有不少的剧种。越剧、豫剧、沪剧、评剧等。而四川流行的是川剧。川剧是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和为其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以及琴、笛曲谱等音乐形式。是四川人吸收中国各种戏曲营养，与四川方言、声韵、音乐融汇结合，衍变形成的地方戏曲。川剧是中华戏曲艺术的瑰宝之一。既体现中华戏曲的共性，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深受人民喜爱。

　　（一）、川剧传统深厚，源远流长。川剧是四川悠久音乐舞蹈艺术积淀与外来多种地方戏曲技艺相结合的产物，根深布广。

　　中国戏是讲究唱念做打和道白、伴奏并重的。四川人在歌舞，音乐演奏方面都有长期的积累。史载西周武王伐纣，天下八百诸侯参加牧野誓师时，有巴渝之师以巴、渝舞激砺士气；汉高祖曾让范三侯率领的巴、渝之兵担任前锋。他们打仗非常勇敢，还常常高唱战歌，跳着巴渝舞以凌敌阵。以攻必克，战必胜而闻名。到了隋唐时，四川人常以音乐舞蹈娱乐，杨玉环就是四川走出去的女舞蹈家。而杜甫避安史之乱来到四川时，见到的是“锦城絲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景象。歌舞娱乐不仅是普遍，且质量高雅。竹枝词是我国流行的说唱艺术，而发源地是四川。到五代时四川的音乐更上台阶，王建墓中24位乐伎不相重复的乐器和演奏形态告诉人们五代音乐发展的规模与水平。故唐代人就说“蜀戏冠天下”。这些都为川剧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融合多种艺术积淀而成的川剧

　　川剧真正形成是清代中后期(清乾隆年间)的事。清代前期政府倡导“湖广填四川”，各省移民大量入川，各地剧种也纷纷传入四川。为了适应各地移民和四川土著人的需要，各剧种与四川方音逐渐融合。清朝中后期，外来的江西弋阳高腔、北方梆子弹戏、昆腔、安徽湖北的胡琴与四川的灯戏、秧歌、车灯调、船夫号子、四川扬琴、四川胡琴、梆子及民间小调相融合，逐渐采用四川方言念唱，同台演出，相互影响，形成活泼多样、演技丰富、具有鲜明地方风味的川剧艺术。

　　（三）、川剧艺术既有中国戏曲共同特征，又自成特色

　　如重视传统程式，却不拘泥。如不需舞台布景却通过人物的唱词，模拟性动作表现环境；通过唱、念、作、打、道白和肢体语言展示剧情，也强调剧情大团园结局。

　　川剧，川剧与元杂剧一样，有生、旦、净、末、丑五行。每行又有分类，如生行就有“生角行（又分正生、老生、红生）”、“小生行（大小生、二小生、娃娃生、须生、武小生）”；旦角就分闺门旦、青衣旦、正旦、花旦、彩旦、摇旦、奴旦、刀马旦、武旦、老旦、鬼狐旦等11种；丑角又分文丑、武丑等6种；净、末行也有类似划分。同时生、旦、净、末、丑五行之间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会随着人物身份、年龄和剧情的改变而变化，如《三击掌》表演的是王宝钏与薛平贵悲欢离合的故事，剧情开头时薛平贵是小生，而《武家坡》一折中则为须生。王宝钏始为闺门旦，后为青衣旦；《情探》中的敫桂英《打神告庙》一幕是小旦，《捉魁》一幕则为鬼狐旦。《断桥》是《白蛇传》中的一折，与其他剧种不同的是青儿不是女子而是男子。川剧的声腔曲牌在戏剧中要求极高，帮腔更是川剧中独特的演唱形式。

　　（四）、川剧表演技艺独特。川剧重视从生活、剧情出发，通过眼神、手法、身段、台词目民展示人物性格，灵活塑造各种艺术形象。著名演员薛艳秋就将眼睛表情分为24种。名演员袁方堃将小生情绪风度总结为10种;单是书生就有10种表现手法; 阳友鹤总结出表演身段、手法、步法等就有几百种。川剧艺人把杂技、魔术、舞蹈等技艺与剧情结合形成许多绝技。如文生的摺子飘带、扇子、眉眼；武生、武旦的刀枪功夫，凌空翻滚、翎子功、下腰；须生的帽翅功、胡子功；小丑的滚灯、玩椅子、钩壶、吊辮子、下矮桩。特别是变脸(可连变九次)、踢慧眼、吐火等，更是独具特色。。解放后，川剧艺术家们多次到国内外演出，深受欢迎。如今“变脸”绝技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已走向世界，成为世人眼中的魔变

　　（五）、川剧的主要流派和剧本。川剧形成后，由于各地的师承、擅长、演唱风格不一，逐渐形成了四大流派。一是成都派，擅长胡琴戏，以三庆会和新又新为代表；二是资阳派，包括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宜宾、乐山地区，擅长高腔，以大名班为代表；三是川北派，包括绵阳、遂宁、南充、达县等地，擅长弹戏和灯戏，以太洪班、时合班为代表；四是重庆派，戏路广，新意多，傅三乾、吴晓雷为其代表人物。川剧艺术基础扎实。

　　川剧剧本多，而且水平极高。民间称为“唐三千（隋唐时代历史题材），宋八百（两宋时代历史题材），数不完的三、列国（三国和春秋战国历史题材）”之说。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不少为其他剧种失传的剧目。 1949年后，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如《柳荫记》、《玉簪记》、《彩楼记》等。四川文化底蕴丰厚富，创作题材多，艺人和文人雅士都参与剧本创作。

　　自清乾隆以后，许多大文人如李调元、赵熙、黄吉安等积极参与剧本创编，使川剧剧本唱词精炼、富含哲理、通俗易懂，能达到雅俗共赏的水平，许多剧本和剧目享誉海内外。如《拉郎配》《乔老爷上轿》《鸳鸯谱》《迎贤店》等川剧表演的精细和形式的多样化也是有名的。解放后，川剧艺术又出现了《巴山秀才》、《四姑娘》、《山杠爷》、《江姐》等一批新戏，从新的角度对川剧艺术进行了探索。如今许多川剧故事又被改造为电视剧、电影等。

　　川剧艺术反映了四川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体现了四川文化兼容并包的气魄，表现出明显的移民文化特征。是四川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四川人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一大贡献。

　　二、充满乡土气息的四川扬琴

　　 四川扬琴又名四川琴书， 是四川曲艺的一种。因演唱时主要用扬琴为伴奏乐器而得名。它的演出形式为坐唱，演员自奏自唱，又素有“坐地传琴(情)”之称。它带有浓郁的四川乡土气息，在四川民间广为流传深受四川人民的喜爱。

　 扬琴于明末从欧洲传入中国。是一种弦击乐器，用竹制双签(又称”琴竹”)击弦发音，主要用于伴奏、合奏。

　　 扬琴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在成都、重庆等地流传。实践中吸收了川剧、清音的长处，通过唱词和道白，将叙事、抒情、戏剧融为一体，形成了带有浓厚四川乡土气息的四川扬琴。

　　 四川扬琴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唱本写法象压缩了的小戏曲剧本，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唱腔结构分为”大调”和”越调”两大类。是吸收四川清音的曲牌及唱腔结构发展而成的。扬琴剧本讲究，词语协律，音韵铿锵，辞藻清丽;雅俗共赏，以清末黄吉安剧本最著名。

　　四川扬琴的演出形式为坐唱，并分生、旦、净、末、丑、杂等角色;演员自演自唱。清末扬琴演唱者多为3人，后一般为5人，现多为6人。每人分别操作扬琴、鼓板、怀鼓、京胡、二胡、三弦、碗碗琴、小胡琴等乐器，边伴奏边说唱。通过说唱，将叙事、抒情和戏剧融为一体，能够有层次地表现戏剧情节。因此获得”坐地传情”之美誉，并为其他艺术形式如川剧等吸收。四川著名扬琴剧目有《将军令》、《秋江》、《孙夫人祭江》、《香莲闯宫》、《踏伞》、《贵妃醉酒》、《活捉三郎》等。

　　清未民国时期，四川扬琴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旅店等场所表演，在成都等地还出现了专门的茶馆书场，扬琴大师李德才、李连生最为著名。

　　建国前后，扬琴大师们不断吸收川剧和其他曲艺表现形式，创制出扬琴剧。在观众中影响日益扩大，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四川扬琴的形成，体现了四川人吸收外来文化形式与乡土文化融合创新的文学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