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

姚波

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

2003-11-11 08:44 　来源： 金黔在线讯

金黔在线讯 明朝初年,朱元璋提出了“治国以教人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所不往。”在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明代的学校教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为唐宋以来所不及”。贵州在这一大形势下,不仅各级各类官学、书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而且结束了长期到外省赶考的历史,获取了在贵阳本地开闱乡试的权利,此后,明清两代贵州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 官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贵州派使者入京朝贡,朱元璋命令其创办贵州宣慰使司儒学,并选派了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国子学正芒文缜到贵州担任首届儒学教授。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是当时建制最完善,延续时间最长的,其规模宏大、设备齐全,设有明伦堂,同文、同仁、志道、遵义四斋,育英堂、尊经阁、阅经堂3间,号房40间,还建立了文庙、射圃,供师生举行祀孔释奠和进行射艺学习。贵州宣慰司儒学校的建立,使中央政权的崇儒兴学政策在贵州民族地区得到大力推行,从此儒学教育在贵州全面铺开。 明代建省以后,贵州教育更是蓬勃兴起,有了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州县卫学。从“明代贵州官学设置表”看,当时贵州各级官学达36所。而且,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卫所学校也于洪武年间随着卫所制的推行而创办,对提高贵州驻军官兵的文化素质起了极大的作用。除此而外,医学、武学等专科教育也开展起来,永乐年间,贵州镇远府和思州府均创办有医学校,到正统年间,贵州各地已陆续办起了10多所医学校,它为贵州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医学人才。 随着学校的大量兴办,贵州地方官学的管理也逐步走向正轨,有了一套专管教育的机构。并且随着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边远的少数民族也在不断地纳入这一教育体系。 书院 500多年前,在今天的贵阳市中华南路,有一所对当时的贵州学子极具吸引力的书院———文明书院,这里曾是王阳明传播“阳明心学”的讲学之地。 与官学主要以提倡科举、猎取功名、推行儒学为目的不同的是,当时的书院主要以学术研究为主,据大量地方志记载,贵州自弘治起创办了一批较早的书院,明朝中叶以后开始发展,到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高峰,共建书院38所。据统计,到清代乾隆、嘉庆时,全省有书院133所。 传习和研究“心学”理论是贵州书院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龙冈书院和文明书院都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最早讲坛。“阳明心学”因王阳明的讲学以及王门弟子的大肆传播而在贵州具有广泛影响。其时的不少书院在学者的倡导下,保持了自由讲学的传统。从王阳明的《龙场生问答》中可以看出,在书院里学生可以提出疑问请求解答,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同老师辩解,发表个人意见等等。书院在振兴贵州教育,传播学术文化,培养学术人才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科举 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贵州士子1千多人报名参试,朝廷特别派官吏前来主持开考仪式,考试气氛隆重而热烈,此次开科,取中举人25名。 据史料记载,贵州士子参加科考最早是在永乐年间,由于其时贵州一直没有获得单独乡试的权利,贵州生员参加科举考试,要到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省,这些地方距贵州少则2千多里,多则三四千里,乡试又在8月,山岭险阻、瘴疠正甚,去赶考的学子可谓是千辛万苦,往往有人在途中生病或者被劫。而且由于没有取士的主动权,每科录取的举人数额都远远少于邻省。 在此情况下,贵州的数任地方长官多次向朝廷请求开闱乡试,但都没有获准。嘉靖年间,贵州思南人田秋当京官奏请朝廷在贵州单独开科设乡试。又经巡按御史王杏勘议上奏,获得朝廷批准,贵州才有了设科乡试的资格。从此以后,贵州才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其中明代进士121人,举人1721人。清代进士616人,举人4200余人。清代贵州还出了“三状元一探花”(即康熙年间武状元曹维城;光绪年间文状元、青岩人赵以炯、麻江人夏同和;遵义人探花杨兆麟)。 在明代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清朝前中期在府州县学、书院、私学等方面也顺应当时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还出现了延续100多年,在全国都极具影响的,以黎氏家族、郑珍和莫氏兄弟等为代表的“沙滩文化”。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在严修、李端、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下,贵州教育近代化顺利启动,兼习中西学的中小学堂、女子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校等遍布全省各地,高等教育也逐步发展起来。1905年,贵州巡抚林绍年奏请选派学生留学,先后选派出151名贵州学生到日本留学,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新政人才和新学师资。         人物 尹真(生卒年不详) 尹真字道真,这位生活在东汉年间的老师是可据查的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第一位开创者。道真县的设立就是为了纪念他。 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尹珍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中始有学焉。 回到故乡后,尹真在遵义等地招生授徒。由于他学识渊博,教学又很认真负责,学生学业有成的很多,对贵州地方文化教育很有贡献。后来任过武陵郡太守、尚书丞郎、荆州刺史等职。 李端(1833—1907) 贵阳人李端于1896年,以朝中二品大臣的身份上了《请推广学校折》,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讲习,除旧学外,加开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等课,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等,这个折子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影响深远。 作为支持维新变法重臣,变法失败后,李端被流放新疆。途中患病赦回贵阳。回到家乡后,李端兴办教育,传播先进的学术思想。把积蓄多年的1千两银子捐赠公立中学堂,作为办学经费。他逝世后,梁启超亲撰墓志铭纪念这位为中国教育改革呕心沥血的先贤。 黎庶昌(1837—1898) 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清朝著名的外交大臣。 1876年,随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任三等参赞,后改任驻德国、法国、日斯巴力亚(今西班牙)三等参赞。1879年,代表中国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开凿巴拿马运河公会,被推为代表致词。在欧洲5年,游历10国,写有《西洋杂志》一书刊行。1881年,被派任日本国大臣。后因病返家。 黎庶昌的学术成就与郑珍、莫友芝齐名,合称“郑、莫、黎”,被海内公认为黔中学术的代表,著述多达20余种。 学术支持：范同寿 刘学洙 图文及资料整理：张传保 刘世同 姚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