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轩自传《历劫奋飞》第一部《寒星》

姚波

　　　回家
　　　我回到车间，每天正常地上班、下班，既不积极，也不落后，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着。但我心里一直非常想念新婚的妻子，我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来给妻子写信。宿舍里没有桌子，但每人都有一张小板凳。我搬来小板凳坐在床前，专心致志地给妻子写一封封长信，深切地表达自己对她的思念之情。妻子也常常给我回信，告诉我家里的大小事情，腹中胎儿的生长情况等等，这带给我无比的安慰和快乐，支撑着我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白天，我把爱妻的相片放在贴心的衣袋里，陪伴着自己工作；夜里，在挂着蚊帐的床上，我把爱妻的相片放在枕边，时常掏出来打手电筒细看，或轻轻亲一下，以慰解心中的思念。我的举动映着昏暗的光线，在蚊帐中若隐若现，引来了一些怀疑的目光。一些好事之徒到队干部那儿去告密说：“姚泽轩长期在边境滞留不归队，现在回来了又经常在偷偷摸摸地写信、看信，不知是不是在进行什么间谍活动。”有一次，大家在开讨论会议的时候，一个姓赵的指导员就公然在我的注视下到我床铺上搜寻信件，但他找到的无非就是婵珍的来信以及照片而已。我心想：“看吧，看吧，看了你们就无话可说了。”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对我疑神疑鬼了。
　　　虽然挂念怀孕的妻子，但是因为才回到安徽不久，厂里根本不可能再批我的假，因此尽管惦念，也毫无办法。
　　　平静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时间到了1969年1月，快过春节了。此时爱妻已怀孕9个月，不久即将分娩。婵珍遵照我的嘱咐，在1月中旬先后发来两封电报，说是家里的老人病危，让我速速请假回家。
　　　我拿着这两封电报，找到车间主任及厂里的指导员要求请假回家探望亲人。这一回，我的请假被干脆地拒绝了，原因有二：
　　　一是现在厂里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时期，正是最需要人的时候；二是我上次刚请假回家很长一段时间，这才回来几个月，就又想请假了？！不批！
　　　我被当头泼了冰水，万分沮丧！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也许是神佛怜悯独在异乡、飘零孤独的我，给我派来了一个救星。
　　　没过两天，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刚好下来我们厂指导工作，我闻知后，心中一亮，一下子觉得回乡有望了。
　　　我时刻把两封电报带在身上，随时准备抓住机会实现自己的计划。
　　　有一天，当我发现那位领导正带着一个勤务员单独在厂区的操场上散步时，马上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跑上前去，毕恭毕敬地向领导敬了个礼，向领导做了自我介绍，又掏出那两封电报，向领导哭诉了自己家中的困难，说妻子即将临盆，本来就愁着没人照顾她，现在又碰上岳母生病住院了，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妻子现在挺着一个大肚子每天往医院跑，并且还要操持一切家务，所以给我拍了两封紧急的电报。我明白妻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给我拍电报的，她是实在顶不住了。我声泪俱下地请求领导网开一面特别批准让我赶紧回家去探望病危的亲人，见上最后一面，尽一点孝道。
　　　我的真挚感情打动了那位领导，他接过电报看了看，说：“放心回去吧，我知道了，我会去跟你们的车间主任说，让他批准你回去。”
　　　我向他连声感谢，满怀希望地回去等消息了。
　　　没过两天，厂里果真批准我回乡探亲了。
　　　我欣喜若狂，如同遇赦的囚徒，赶紧开始收拾行李。
　　　但我心中明白此次请假非比寻常，因为，我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结束多年孤独流浪异乡的生活，留在心爱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身边，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我已经悄悄打听清楚，只要有公社、大队、县公安局的盖章，同意接受，便能把户口从安徽的单位迁回家乡，就能实现跟家人团聚的心愿了！
　　　我已准备不再回来，便仔细地收拾着行李。除了被子不要之外，其它较好一些的细软东西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我也小心翼翼，不敢做得太明显，从外面看，我的床铺还跟原来差不多，被子蚊帐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一点都没有泄露我内心的意图。
　　　终于，我就要告别待了十多年的安徽了，这里流过我的汗水，我的眼泪；我吃过苦，受过累，几次连命都差点搭上。这里的历史我再也不想重演，但我还是感谢这里，感谢这段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我的胆识、我的坚强，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学会了一门傍身的手艺。
　　　我先到上海，我答应过妻子，要给她买一辆最好、最漂亮的上海产凤凰牌女庄自行车。在当时，上海产凤凰牌女庄自行车简直不亚于三十年后的一辆奔驰车，非常难买。首先是产量有限，购者必需有本地居民户口，或必需以各种单位的名义排队等候购车的批文；再者，上海产自行车被国家禁止流出上海区域，若非得到特殊许可，在路上被看到带着上海产自行车是要被没收的！
　　　但我从来就是不怕困难的人，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就难不倒我。我已经答应了妻子，就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为了给妻子买自行车，我专门在上海停留了好几天，到处找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熟人等关系，但都没有获得购买新自行车的批准证，我只好苦思其它办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所住招待所的一名服务员告诉我，有位上海姑娘因工作调动要到外地，想把她那辆几乎全新的上海产凤凰牌女庄自行车转卖掉。我赶紧找那位姑娘面谈，当看到她那辆宝蓝色、造型轻巧、崭新漂亮的自行车时，我非常满意，最后以高于公价（一百六十元）二十元的价格买得了这辆自行车。当那姑娘得知我正在担心如何带着这辆自行车在路上过关时，便教我可以把车拆成零件运回去。
　　　我听了大喜，马上依计行事。我小心地把自行车各部分拆成一块块，分别包装好，这样一来，就完全没问题了。解决了买自行车这件大事，我的心情愉快极了，又跑到南京路逛了许多商场，给妻子及未出世的宝宝买了许多漂亮衣服。
　　　最后，我雇了两个人，把满满的几大袋行李挑上火车，一路顺利地到达了樟州。在樟州车站，为了看好行李，我几乎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才乘车安全地回到汕头。
　　早已接到消息的妻子，挺着临产的大肚子，坐着三轮车到车站等我。新婚久别的一对小夫妻终于在春节前见面了！我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两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终于把一大堆行李安全地搬进家门后，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温暖，分别之后无比的思念，今天终于得到了补偿。
　　　我刚洗了把脸，小小休整了一下，便马上动手把费尽千辛万苦才买回来的自行车装配起来，当妻子看到当时国内最漂亮的女庄自行车时，笑脸如鲜花般灿烂。我看到妻子这么高兴，觉得什么苦、什么累都值了。
　　　由于妻子已处于临产期，我让她跟单位请假待产。每天，小夫妻过着甜蜜的生活。闲时，我给妻子讲在安徽的故事，讲在火车上遇到的教书女孩的事，讲自己在厂里时，每天都忙着给她写信，每晚都把她的相片放在枕边，时时掏出来看一看、亲一亲，以致于被队里误解的事，妻子为我的深情所感动，紧紧地抱住我，再也不愿放开。


　　　产妇命悬一线
　　　正月里的一天，妻子进了产房。自从妻子进了产房，我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产房门外不停地来回走动。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欣喜、担忧、焦虑、盼望，我的右眼皮也好像耐不住寂寞，不停歇地跳着，古人说：“右眼跳灾。”这让我平添了许多忧愁，总担心今天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妻子进去以后就一直没有消息，眼看着比她后进去的人都已经生了，可我却怎么也盼不到那一声“姚泽轩”或者“谁是吴婵珍家人”的呼唤。时间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慢慢流动，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夜晚，妻子进产房已经七八个小时了，我也就在产房门口一直等了七八个小时，一口水都没顾得上喝。
　　　终于，“谁是姚泽轩”的一声呼喊让我心中狂喜，我赶紧快步上前，大声应答着：“我是姚泽轩！怎么样？我爱人和孩子怎么样？”此时我并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男孩女孩我都可以接受，我只希望妻子和那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孩子都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
　　　此时我看到了护士严肃的神情，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我焦急地追问护士，护士镇定地说：“你爱人生了，是个女孩。可她现在大出血，就是血崩，医生正在抢救。一会处理完毕后马上要推回病房，病人因为失血过多，待会可能出现昏迷状态，你得有思想准备。”
　　　我的心随着年轻护士的话语越缩越紧：“血崩？为什么？”我蠕动着喉结，半响说不出话来，此时，那位年轻的护士已经返回产房了。
　　　过了一会，妻子被推出来了，是那么地安详，只是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赶紧擦干泪水迎了上去，轻声呼唤着：“婵珍，婵珍！”可妻子哪里听得到？
　　　产房里，妻子身下的两床被子已经被鲜血浸透了！血还在流，正用脸盆接妻子流出的鲜血！
　　　当时尚处于“文革”时期，连医院都是乱哄哄的。
　　　“医生，请您救救我爱人！”我声音不大，已经声嘶力竭。
　　　医生一脸的无奈：“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可是像你爱人的这种情况还没出现过，一般都可以止血了。但你爱人打了止血针，都还是止不住，再等等看吧。”
　　　再等等看？等什么？看什么？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吗？眼看着妻子的血在不停地一滴一滴流出体外，流到床上，流进脸盆。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啊？这么流法，不用多久，妻子必死无疑！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蹲在了地上，眼泪、鼻涕奔涌而出，喉咙里也无法控制地发出了被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啊……啊……的声音，那是哭吗？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哭声吗？是，可又分明不是，那声音似乎是从地下几百米深处传来的哀鸣，是那么的压抑；那声音又似乎是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的抗争，是那么的顽强！“婵珍，婵珍……你一定要挺住！”
　　　“医生，医生，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活人死去吗？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你们说，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看着她等死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虽然坎坷的生活经历已经练就了我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的性格。可现在情况特殊，一个人，一个大活人，一个送进产房时还和自己呢喃细语的女人，一个刚为自己生下宝宝的女人，就这么、就这么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将把生命一点一点地耗尽！！！
　　　无奈而又无能的医生没敢和我争执，她知道现在的我是无法理喻的，她趁我稍微分神的一刹那溜出了产房。
　　　我突然发现医生已经离去，不由得由悲转怒：“天啊！这是什么医院？！这是什么医生？！”在妻子病危时刻，医生的离去，无异于宣判了她的死刑！这怎能不让我悲愤？我那本已止住的眼泪再一次奔涌而出，相邻病床的产妇和陪护看到如此悲恸的场景也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
　　　外面的雨还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无助地冲出病房，跪在医院那露天的院子里，祈求上天：“老天爷，求求您救救我的妻子。救救我妻子啊！”我在雨中磕了一个又一个响头。此时，有个穿白裙子的人出现在我的身旁，她急匆匆地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悄然离开了，我甚至连她的样子都没有看到。她说：“你去找内科的王主任吧，她是名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应该能够救回你的爱人。”
　　　这白衣姑娘犹如上天派来的使者，我想都没有多想，就像落水之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迫不及待马上去打听“内科王主任”的下落。我一路狂奔到内科，“王主任在哪？王主任在哪？”我一到内科就焦急地四下打听。
　　　“你找王主任什么事？她下班了。”一个年轻的护士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
　　　“我找她救命！快告诉我，她在哪？她住在哪？”
　　　“我不知道她住在哪，你明天再来吧。”护士一脸的无所谓。
　　　“明天！明天人已经死了！我找她来收尸呀！”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暴跳如雷。
　　　“哎！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说话呀！你家里死了人跟我们主任什么关系？简直岂有此理！”
　　　“你快点告诉我，王主任住在哪里！”我从来没有这么对一个女孩吼过，我一向温文尔雅，可是，妻子不断流淌的鲜血让我失去了理智。
　　　那个护士还想再争辩，一个年纪稍长的护士拦住了她，她似乎体会到了我的焦急，就直截了当地把王主任的住址告诉了我。
　　　又是百米冲刺！王主任住得不远，就在医院的家属楼。几分钟以后我已经来到了王主任的家门口。咚咚咚咚，随着一阵剧烈而急切的敲门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把门打开：“你找谁？”
　　　“我找王主任。”
　　　“你找她什么事？”
　　　“我找她救命。她在家吗？”
　　　“我就是。救谁的命？”王主任听到有人找她救命，以为是自己科室的病人家属，就坦诚了自己的身份。
　　　我心中一阵激动：妻子或许有救了！我急忙连说带比划地将妻子的情况向王主任做了一番介绍。可是已经穿好鞋准备和我一起到病房的王主任一听说我的爱人不是在她的科室，而是在妇产科时，就铁青着脸说：“你这位同志是不是没事找事啊，我是内科主任，不是妇产科主任，我帮不了你，你去找妇产科主任吧。”
　　　“王主任你帮帮忙！王主任！王主任！”我还在哀求，王主任却已经把门关上了。
　　　我愣愣地盯着房门看了一会，心想：“自己也许真的急糊涂了，妇产科的事，怎么找到内科来了？”我沮丧地走到院子里，仰起头任凭雨水淋在自己的脸上。此时的我，脑海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想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只能仰天长叹：“苍天啊！你不要再捉弄我了！请您救救我的爱人吧！老天爷！求求您救救婵珍吧，不论是不是因为她前生还是今世作了什么错事，只要能救她，我情愿用我的阳寿换回她的生命！我爱她，我需要她活着！”
　　　冰冷的雨水让我清醒了一些，我在祈求苍天怜悯的时候脑海里又回响起了那个神秘人的话。为什么？她为什么没让我去找妇产科的主任？她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找内科主任？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我脑子里的问号一个接着一个，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解开这些问号，我只想一步找到答案。
　　　“不管为什么，既然那个姑娘这么说，就一定有她的道理，不管怎么样，我还得去找王主任，我一定要求她救救婵珍。”我打定了主意，又坚决地回到了王主任的家门前，执着地按响了门铃。
　　　“你这位同志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明明告诉你我是内科的，不是妇产科的，你怎么还来纠缠？快走吧！快走吧！”说完就要关门，这一次我没有让王主任轻易地把门关上，我用整个身子顶住了大门。
　　　“王主任，我知道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医生，而且我听你口音应该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我们是同乡。我相信上海籍的医生，你们专业、敬业、技术水平高。我爱人现在血崩，处于生死边缘，而妇产科那无能的医生却不知跑到哪去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爱人死去。有一位同情我们悲惨遭遇的姑娘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的爱人，我才来找您。我想她不会凭空捏造。现在，我求求您，请伸出你那救死扶伤的手，救救我的爱人吧！”我是用上海方言说的这番话，我希望乡音能打动王主任。
　　　果然，王主任犹豫了。虽然只是片刻的犹豫，但她毕竟犹豫了！“对不起了，我真的不能帮你，有些情况你不知道，对不起了。”王主任也是用上海方言回答我，但是，她的语气显然变得和缓些了。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王主任的面前。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王主任，我想您可能有您的难处，但我爱人危在旦夕。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王主任，求求您了。您若不答应，我就长跪在你家门前不起来。您若是救了我爱人，我们会没齿不忘您的恩情！”
　　　“唉！你这个同志呀！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快起来吧。不过我也不敢肯定一定能够救你的爱人。”
　　　我听到王主任答应了，立即站起来领着王主任直奔妻子的病房而去。
　　　我们看到婵珍的鲜血已经快流满一个脸盆了。“唉呦，不得了了！”王主任马上回头吩咐护士去拿几个沙包跟热水瓶过来。护士过了一会才拿着两个沙包回来，报告说，热水瓶已经用完了。
　　　王主任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病人原有的两个热水瓶不够，她失血过多，需要保温哪！”她转头对我说：“你赶快出去找找看吧。”
　　　我二话不说，冲出病房去找暖水瓶。但问遍了所有的护士，愣是一个也没找到。我正急得团团转，不经意间，看到新生儿房间的窗户开着，于是跳窗进去。进去之后，我发现每个婴儿都有四个热水瓶，心想，新生婴儿房里暖融融的，从每个婴儿床上拿走一个热水瓶，相信宝宝不会有问题。于是，我从四张婴儿床上各拿走了一个热水瓶。
　　　四个滚烫的热水瓶很快塞进了妻子的被窝。王主任接着让我在妻子的小腹部做按摩。我紧张而又温柔地在妻子的小腹部不停地按摩。期间我听王主任说，“你妻子这种情况属于子宫收缩不良。分娩过后，正常情况下，子宫应该是要逐渐收缩回去的，可你妻子的子宫没有收缩，敞开着，所以才会流血不止。打止血针是没用的。”
　　　按摩过后，王主任拿过沙袋，小心翼翼地压在了婵珍的肚子上，然后帮她盖好被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妻子血滴的速度逐渐减慢了，我稍稍放下心来，我相信妻子这回有救了！
　　　妻子的血终于止住了。王主任又吩咐说：“快去找人来给你妻子输血！人很快就会没事了。”
　　　我马上飞跑出去找人办输血事宜。验血型后，得知妻子的血型是B型，而我的血型是A型，不能输，只能找别人，可B型血的人没有找到，最后找了两个0型血的人来给妻子输血。
　　　老姨妈站在一旁，一听要输血，就说：“输血很贵呀，而且单位不给报销呢。”
　　　“这个时候，别说不报销，就是卖掉家产，也一定要给婵珍输血！救命要紧！”我坚决地说。
　　　输血瓶里的血浆一滴一滴流进妻子的血管，妻子的脸色一点点地红润起来，终于，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妻子得救了！我喜极而泣！再三感谢王主任。我嘴里还不断念叨：“多谢菩萨保佑！多谢菩萨保佑！”在我的心目中，那“白衣姑娘”分明就是上天派来挽救妻子生命的白衣天使。可当我再去找那好心的“白衣姑娘”时，却无法找到了。
　　　我在安徽攒下的一点储蓄都差不多用在买自行车和衣物上了，身上并没什么钱，家里的积蓄也支付不起这么一大笔医药费，当时我的小家庭中，只有那辆新买的自行车最值钱，本来我应该卖掉自行车，用这钱来救急，然而，这辆我专门从上海费尽周折才买到的车是送给妻子的礼物，妻子非常珍爱，而且在当时极其珍贵，有钱也难以买到，所以我不愿意把它卖掉。于是，我悄悄地到另一个医院里，做了有偿献血，即卖血，这才渡过了这个经济难关。
　　　直到妻子满月，身体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我才彻底放下心来。
　　　在妻子分娩住院期间，同病房还有一个叫吴朝霞的姑娘，她是来医院照顾她分娩的嫂子的。吴朝霞、吴嫂告诉我，她们听医院的护士说，王主任之前在上海生育小孩时也曾经因子宫收缩不良而导致大出血，跟我妻子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心中再次感叹，多亏那“白衣姑娘”提醒我去找王主任，否则，换了其他医生，没见过这种情形，完全束手无策，那妻子就不可能幸运生还了。
　　　经过这个事件，我跟王主任、吴朝霞、吴嫂等人成了朋友。在跟她们的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吴朝霞的哥哥在上海工作，夫妻分居已久，苦于当时严格的户口政策，无法调回汕头夫妻团聚。而王主任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她的丈夫也在上海，她当初是出于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来汕头支持边远地区的医疗工作。她是上海人，现在想回上海无门。一个是想从上海回汕头，另一个是想从汕头回上海。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或许他们两家人可以互调户口名额？按照当时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一个户口进一个户口出，互相对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这两家人，我利用了我积累的人际关系，最终帮他们实现了愿望，两家人终于夫妻团聚。


　　　迁户回乡
　　　女儿的出生给大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尤其对于我而言，似乎意味得更多。时隔十二年，我又重新当上了父亲。我开始为迁户口的问题而四处奔走。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户口迁回来，只有这样，才能给妻儿一个完整的家。
　　　我首先打听清楚迁户口的各种手续。迁户口最关键的就是找到接收户口的地方。当时要将户口迁到城市是非常困难的，汕头是广东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想把户口从安徽迁到汕头市，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以夫妻团聚的名义。所以，我决定知难而退，另找捷径，还是把户口迁回潮阳的潮港大队容易些。当年，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我和父母全家都将户口从潮阳迁到了乡下，也即是潮港大队。后来为了去上海千方百计将户口迁走，想不到十五年过后，却又要想方设法将户口迁回来，真是世事难料啊。
　　　在迁户口的接收函上必须盖上四个章——大队书记的私章、大队公章、公社公章以及县公安局公章。在第一个关卡，我就遇到了困难。我带上礼物去找了几次时任潮港大队书记的郭炳江，但郭炳江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将户口迁回来。经过分析，大家认为郭炳江的顾虑可能是担心我将户口迁回来就要重新分一份田地给我，要顺利过关就必须先消除他的顾虑。
　　　我有个妹夫是生产队队长，由他出面做说客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由于我已经去过几次，并且每次郭炳江都是态度坚决地拒绝了我，所以我这次就不去了，免得人家不好意思改口答应。我的妹夫带上婵珍的姨妈一起去找郭书记说情。
　　　他们说明了我迁户回潮港大队的目的，我之所以将户口从安徽迁回来，是为了与汕头的妻女团聚；我保证将户口迁回潮港大队后，不分队里的半点田地，我只是因为拿不到汕头城市户口才退而求其次将户口迁到乡下；我的妻子在汕头有正式工作，而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人，以后也会凭着一技之长立足于汕头，根本没有打算回潮港大队务农。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份保证书，这是我事先准备好的。我声明在户口迁回潮港大队后，自愿放弃在潮港大队分田地的权利。
　　　通过这么一番详细到位的解释以及两位说情人恳切的请求，以及看在我本人的诚意上，郭书记终于在此问题上松了口，盖上了第一个宝贵的印章。
　　　大队书记这边松了口，其它三个章都很顺利地盖了下来。
　　　我赶紧寄了挂号信回六安汽车配件厂办理迁户口的事宜。由于我的既定事实以及手续都已经符合当时的政策要求，所以，不久，六安那边就给我寄来了迁移证等证件材料。
　　　我收到这些材料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我迁移证上的婚姻状况仍旧写着“已婚”二字。本来刑满后去上海探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跟翁小柔拿离婚证，然后凭着离婚证将“已婚”改为“离异”，可翁小柔不但没有给我离婚证，反而让她兄弟将我抓进了公安局。所以，这婚姻状况一栏与实际情况不符，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修改回来。如果这样，我正当的再婚就变成了非法的“重婚”了。这怎么行呢？我突然想起在安徽时，那个疯了的男歌唱家每次都称我为变色龙。变色龙、变色龙，没有办法只得变了。那都是环境逼出来的。我买来“褪色灵”，将迁移证上面的蓝色钢笔水彻底除去，然后填上“离异”二字，这样才与我的实际情况相符。
　　　1969年，经过十五年之后，我的户口又重新回到了潮阳老家。
　　　
　　　                                                                                                                                                                                                               （上部完）

姚波

来源 潮汕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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