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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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4 12: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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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1982年6月5日，潮阳公安局通知郑君义，让我第二天到公安局报到。郑兴高采烈地来找我，我俩都认为一定是申请被批下来了。高兴之余，郑君义又有点奇怪，为什么只通知我一人前往。我安慰他说：“没事、没事，他们知道我们是一起的。”
第二天，我欢天喜地地来到公安局。到了才被告知原来是中央军委政治部派两名专员下来调查陈宇宙的案子，原来陈宇宙出事了。他跟几个朋友用银元和黄金换进口手表等进口物资在国内市场卖，后来东窗事发被拘留调查。调查人员在陈宇宙的笔记本发现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于是就前来了解情况。
两名专员首先问我认不认识陈宇宙，是怎么认识的？我有没有参与买卖手表。我先承认认识陈宇宙，然后表示认识他的时间很短，认识他也是因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函，要求汕头公安部门尽快让我到香港继承遗产。我跟陈宇宙只吃过一顿饭，算是一面之交，对于手表什么的一概不知情。
两名专员见我言之凿凿，相信了我。最后还安慰我说：“我们只是来核对一下，你们该去香港就去香港，没有影响，别担心。”
谁知中央专员来调查的事情让李光洪知道了。为了让他放心，我7日就去跟他解释。李光洪听了不大放在心上，也说既然没事那就放心了。可李光洪的妻子——市文化局人事科长蔡秋华却小心得很，对我问这问那，充满了怀疑。在我走后即交代丈夫还是小心为妙，先观察事件的发展，免得放错了人到时要承担责任。李光洪于是就开始找各种借口不让我们两个人赴港了。
我于是又开始频繁往李光洪家中走，软磨硬泡。但李光洪就是不肯放手。我好话说尽，也送了一些礼物，后来，蔡秋华才松口说：“除非你让军区那边写条子给公安厅，让公安厅打电话给李光洪，证明你们没有问题，我们才敢放你们啊。要不然出了事谁来负这个责任啊？”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决定再上省城。到了广州才知道陈宇宙尚未审查完毕，还没有放出来。我就直接到广州军区去反映情况，他们派了一位处长接待我。
我发牢骚道：“处长同志，我本来马上就要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了，就因为陈宇宙被调查，我也受到牵连了。我跟他只不过吃过一顿饭而已，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姓名与地址，这也没什么啊。上面派来调查的专员已经调查过了，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早就被他们抓起来了，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呢？为什么就因此而不让我们去香港？这样对我们实在太不公平了。”
处长态度谦和，他安慰我说：“姚同志，你放心。这事情肯定与你无关，否则你就不敢来了。我们清楚，你该出去就出去吧。”
“既然您这么说，那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条子给公安厅，证明我跟此事无关。”
“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啊。这样吧，我最多帮你打一个电话给公安厅。”
我于是又去找白副厅长和梁副厅长，想再次请他们写个条子。他们此时可能也怕惹上麻烦，也推脱说“不需要”，让我去找汕头当地的公安处。
广州之行没有收获。回到汕头之后我仍旧经常去找李光洪。李光洪开始处处躲着我了，明明在家也推说不在，避而不见。
有一次在汕头市副市长杨坤珊家中，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黄月云。黄月云是一名幼儿教师，曾经教过杨副市长的儿子。虽然已是半老徐娘，但长得有几分姿色，很是风骚。那天，黄月云说她手里有一封原汕头市公安局局长的亲笔信要交给李光洪，问杨市长李光洪的地址，杨市长就说：“老姚，你不是经常去找李光洪吗？老姚知道，你让老姚带你去就是了。”
我心中很是犹豫，因为我赴港的事情还要等待李光洪处理，我不想再带其他人去麻烦他，否则更加不好意思。但既然杨副市长开口了，我只得带着黄月云去李光洪家，但我事先嘱咐她：“我可以带你去，但我们不要一起上去，我们很快就可以谈完，你等我下来了再上去。”黄月云满口答应。我连李光洪住几楼都没有告诉她，我就是怕她随后悄悄找上门来，我打算下了楼再告诉她。
这次李光洪碰巧在家，而且没来得及躲避我。他敷衍我，说会尽量给我争取。不一会，他就推托要前去开会，意思就是希望我告辞。我正起身准备告辞，想不到黄月云此时竟然出现在门口，嗲声嗲气地说：“老姚，那么快就走啦？”
我敷衍了一句就离开了，黄月云就留在那儿跟李光洪单独沟通了。我暗自思量，黄月云是不是蹑手蹑脚地跟在我后面上楼的呢？要不然怎会那么巧啊，我刚说完她就闯了进来，她可是连李光洪住在几楼都不知道的啊。
黄月云之所以去找李光洪也是为了申请过香港。她的理由是母亲在香港，年纪已大，需要她尽快过去照顾。其实她的母亲就在汕头的乡下，那些证明都是假的。可不知怎么搞的，一来二去，黄月云竟然比我更早得到批准去了香港。我本来还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当我又去找李光洪的时候，李光洪不在，他的丈母娘安慰我说：“不用担心，应该很快到你了。你那个朋友黄月云不都已经批准出去了嘛。”
我心中咯噔一下——她怎么可能还比自己早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要知道她所有的材料都是假的啊。这下李光洪有把柄被我抓住了。我怒气冲冲地去找李光洪，李光洪不在家，我略带威胁的语气跟他妻子蔡秋华说：“我和郑君义两人都是有正当材料、正当手续申请去香港继承财产的，而且从中央到省的领导都批了，我们手续齐备，你们却一直压着不给我们出去；而那个黄月云的材料都是假的，说什么到香港去照顾年迈的母亲，她的母亲就住在达濠乡下，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我告诉你，我的亲戚朋友都很气愤，我的亲戚准备在香港找媒体登报纸了，而且还要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她这样的破鞋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李局长竟然给她出去了，我们这些手续正当、齐备的人却被无理阻挠。”
“黄月云不是你带来的吗？”
“她哪里是我带来的？那天我要离开你们家的时候她碰巧找上门来，我们之前认识，所以碰上了就打声招呼而已。怎么变成是我带来的呢？”
“原来如此，她的情况我也不清楚，等老李回来我再跟他说说。你改日再来吧。”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李光洪家，李光洪正巧要去上班，我堵住他，重新跟他提起黄月云的事。李光洪的表情不太自然，他低头考虑了一会才说：“老姚、老姚，你别激动！这样吧，我让你先出去。但名额非常紧张，郑君义就以后再说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答应了。就这样，在耽搁了整整10个月之后，1983年3月，我终于收到了赴港通知函。通知函上的批号是：008008。正是之前仙姑所提示的号码。
3月28号，汕头公安处通知我去办理一切迁移户口的手续。努力了多年，今朝终于可以达成目标了。我既兴奋又紧张，我之所以紧张，一来是担心老对头刘伯洲又来搞破坏，我被人整怕了，不想再在这个骨子眼上再出什么差错；二来我也担心郑君义知道后会心里不平衡而大吵大闹从而把事情搅黄。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将事情低调处理，没有对外声张。
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到公安处办理了迁移手续，注销了我在潮阳的户口。在办理手续的时候，我特意嘱咐潮阳公安出入境管理处的张科长不要告诉郑君义关于我已赴港的事，以免给公安处及我个人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张科长知道我的事是李光洪局长交待过来的，他怎么敢不听呢？便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我特地准备了一筐膏蟹送给那儿的马德庆主任。但马主任却婉言谢绝了我的礼物，还客气地请求我帮他在省公安厅领导面前多美言几句。
马主任这么谨慎，事出有因。当时他们这些负责港澳移民的政府工作人员正处在风口浪尖上。他们做的这份是肥差，由于移民的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往他们家中送礼。这还不算太过分。过分的是有些办事人员自恃手中掌握着珍稀资源，搞权钱与权色交易，强行索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时有很多港澳男同胞回国物色佳偶，结成良缘之后，女方就以夫妻团聚的名义申请移民港澳。这些少妇中有不少美貌非凡，美女们三番五次上门说情乃至于求情，这让那些握有实权的大色狼有了可趁之机。如果美女能够投怀送抱，满足他们的淫欲，那就批，否则就死死卡住，坚决不放。
有些女人迫于无奈，献出了身体，以此来换取一张薄薄的通行证。大部分吃了亏的女人都犹如哑巴吃黄连，连家里人都隐瞒着不说。但汕头有一个美少妇例外，她移民到了香港之后，将事情直接向中央检举揭发，震惊的中央责令广东省公安厅负责查办，严查各种利用职权牟取钱、色的行为，这么一来，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人人自危，担心头上的乌纱帽不保。
我顺水推舟答应会帮马主任在省领导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后来，马主任还是东窗事发被判刑了，另一个利用职权欺辱了不少妇女的工作人员则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即将赴港了，我花了4千多人民币从黑市上换了1万多元港币。当时1千元港币只需要260至280元人民币兑换，海关并规定每个人只能携带几百元港币过关，为此，我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我将皮鞋的鞋垫撬开，将6张1千元的港币整齐地摆进了鞋底，然后再用胶水将鞋垫的周边小心地粘好。我只用了一层薄薄的胶水。一只鞋6千，两只鞋共1万2千。
虽然经过仔细布置，里里外外都看不出鞋内藏有钱。但我最终还是不敢冒险将钱藏在鞋内带进香港。港币被没收事小，影响赴港事大，做事向来谨慎的我不想因小失大，我最终按规定只带了两百港元在身上，另外带了一条金项链，那是之前我买了送给婵珍的，她看到我为了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左右为难，就让我把金项链带过去以应急。
初到香港
终于动身前往香港了。我从汕头坐车到广州，带了几筐膏蟹做礼物，其中两筐送给公安厅的副厅长。在省城还了人情之后，我直奔深圳。4月3日，我的四弟姚泽钦如约来到罗湖接我同去香港。这个四弟是我最小的亲弟弟，他曾经去海南下乡当过知青，后来在1980年偷渡去了香港。
见到四弟之后，我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两百元港币也交给他代为保管。即便没有任何违规的情形，我在过关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紧张。总担心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坏了自己的好事。
出境、入境，过程非常简单，检查也没有想象中的严格，没有搜身，连随身携带的旅行袋都没有搜，仅仅是检查了证件，认真对比了证件上的照片以及本人。我就顺利地从木桥的这一端到了另一端，也即从大陆进入了香港的领域。
兄弟俩乘坐火车到了上水，只是一个站的距离，再从上水坐小巴到元朗——泽钦租住在该地。姚泽钦带着我先去拜访元朗锦田的一位亲戚——巧珍姑，她是我二弟媳的亲戚。我送了一筐膏蟹给她作为见面礼，巧珍姑招呼我俩吃了一顿家常便饭。
晚饭过后，我俩很快就起身告辞了。泽钦带着我到了他租住的房间。到了那个地方，我顿时傻了眼，心理落差太大了。那时，在大陆人的眼中，香港似乎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天堂。本以为只要到了香港，肯定比在大陆的生活要好得多。泽钦从香港回大陆的时候，也总是西装革履，大家都以为他在香港混得不错。谁知道他在香港连个像样的落脚点都没有，只是在廉价房里租了一个床位而已，仅仅是不至于露宿街头。就这样，每个月的租金也要三、四百港元。
那个房间里杂七杂八住了好多单身汉，真有点难民营的味道。
泽钦将我带到他的床位之后，就撇下我径自找节目去了。初来乍到的我人生地不熟，百无聊赖，只有在四周围闲逛。我不敢走远，怕不小心迷了路。
香港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那么辉煌、那么富有。我现在所处的地方甚至连汕头都比不上。破旧的楼房、好赌的喧闹的不得意的人群、荒凉的杂草丛生的郊外。汕头起码更宽敞、更明亮、更有序。这让我平增了几许惆怅。但这仅仅是感情丰富之人的一点点感慨，这并没有让我后悔来了香港。我确信我现在所看到的只是香港最落后的地方，如果整个香港都如此，不可能让大家都趋之若鹜，不惜付出各种代价奔赴这里。
我带着对成功的渴望，对创业的激情来到这块自由的土地，我要在这片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土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用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用再担心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不用再为了躲避迫害而惶惶不可终日……曾经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更能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宝贵，自由是什么？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就是尽可能地释放、飞翔、实现自我！
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亚洲繁华大都市，其历史可远溯至六千多年前。古时的渔港，如今的东方明珠，寸土寸金。我在一片陌生的空地上，抬头仰望星空，弦月依旧是故乡的那弯弦月，空气依然带着淡淡的海腥。我笑了。我自信地、由衷地，从心底里泛出了微笑。虽然前路必然存在着各种不可知的困难，但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我一点都不害怕，比起以前所吃过的苦头，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我坚信自己能够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振翅盼翱翔”，我就是一只被束缚过久的苍鹰，如今，雄鹰振翅，志在翱翔！
晚上10点钟左右，我回到了泽钦租住的地方。想不到四弟竟然尚未归来。我没有钥匙，只能在楼道拐角处的阳台上眺望、等待。
一直过了11点，我才看到弟弟回家的身影。等他走近了，我大吃一惊，只见泽钦的嘴巴紧紧地包扎着棉纱。我赶紧迎上前去问他怎么回事，泽钦捂着腮帮说不出一句话来，看来伤得不轻。我看他这样，也就没有再追问。进房不久，我俩分两头睡在了那张狭窄的木板床上，一夜无语。
我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泽钦是赌钱去了。在赌钱过程中，跟牌友发生了口角，在争执中被对方一把推倒，嘴巴正好撞到了桌角上，去医院缝了十几针。
这就是我在香港度过的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就出去找房子了，我不想再跟弟弟挤在那张狭窄的床上。在元朗教育路，我看中了一间房。房子在三楼，有两房一厅，第一手租客是一个牙医，他将厅子开为牙科诊所，一个房间自己住，为了节省租金，打算将多余的另一个房间以每月6百元的价格转租出去。
我打定主意要租房后，就找了家金铺将那条金项链卖了，换了3,000多港币。马上交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另外押了一个月的房租，一共就是1,200元，还要付给中介机构300元的佣金，金项链就已经去了半条。
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厨房跟卫生间与牙医共用。
泽钦那里没有条件自己做饭，经常在大排档解决三餐。这样不仅吃不好，而且比自己做饭吃贵得多。为了节省开支，我俩决定一起在我的租房里开伙食。泽钦负责买米、买菜，我负责提供场所以及人工，即由我负责做饭、烧菜。
泽钦在香港的营生就是卖水果，他每隔几天就要到九龙的油麻地批发水果回元朗卖。他住宿的地方放不下水果存货，不知是借还是租了一个老乡的地下室的小角落堆放。泽钦卖水果没有合法摊位、档位，只是随便在街边、路旁找个位子摆卖。也即是人们俗称的“走鬼”。“走鬼”没有营业资格，不时会受到警察的驱赶，跑得慢水果和小推车等就会被没收。但由于不用支付摊位租金，不用缴税，还是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这才让他们不惜冒着被处罚的风险跑来跑去。
当时泽钦已经30岁了，尚未成家。他正追求一位餐厅的女服务员。这名女子刚从山东移民过来不久，父母都在香港，经济状况也比较差。泽钦对这个女孩子投入了巨大的热忱。他非常喜欢她，为了赢取她的欢心，他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都交给她。痴情的他已经将她当成是自己的未婚妻了。女孩没有拒绝他的经济援助，这更让他自信满满，以为自己已经过关。
现在我来了香港，长兄如父，他希望我能够跟他一起去跟女方家长见见面，看看能否将他俩的事情确定下来。兄弟的忙怎么都得帮，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陪弟弟去见他的心上人及其父母，我想给弟弟多挣些面子。泽钦带着我来到了那女孩上班的餐厅饮早茶，他提前约好了女孩的父母一起来饮茶。
我们先到了餐厅，女孩的父母过了一会才到。四个人互相寒暄，说着客套话。一切都像普通朋友那般，没什么特别。女孩子正在上班，长得还可以。泽钦招呼她过来，但她只是过来点了一下头就匆忙转身离开了。从我们进来到结账离开，她都没有过来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马上明白弟弟这桩婚事是没有指望了。女方现在只是利用他而已，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跟他发展下去。回家后，我劝告弟弟：“你不要再在这个女孩身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她现在只是利用你获得经济帮助而已，看样子，她是不会嫁给你的。”
弟弟不愿意相信，他坚持说她是喜欢他的。看到弟弟执迷不悟，我将话讲得更明白了：“你口口声声说她喜欢你，那我问你，她跟你发生关系了没？”
“没有，她不肯。”
“不要说在香港这么现代、这么开放的社会，即便在我们老家，有几个交往已久的恋人会不发生关系的？这说明她根本就不打算跟你在一起。”
见弟弟这次不出声了，我继续分析道：“你平时对她那么好，钱财也花了不少，如果她真有心跟你在一起，不可能那么冷淡。我作为你的亲哥哥，刚从大陆移民过来，她本应该热情相待。可今天你也看到了，她由始至终都没有过来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只是冷冷地点了一下头。她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你也不要再浪费钱财，再多也是打水漂。你现在要努力赚钱、存钱，开创事业。男人先立业后成家也不迟。等你事业有成了，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事情的发展正如我所料，那女孩子根本无心对待泽钦，泽钦对她付出了一片真心，花了大把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最终还是被抛弃，他后来连那女孩都找不到了。
我跟四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俩合不来，在一起经常发生争执。泽钦对女孩大方，对自己的大哥却斤斤计较，他认为我来香港麻烦他不应该。他说他没有义务帮助我，首先，虽然我之前为家里贡献了不少，但他自己当时尚未出世，所以他本人并未受过我的恩惠；其次，他心里一直记恨着一件事，那就是他在海南岛下乡的那个时期，有时放假回家跟母亲和其他兄弟一起到汕头我家做客，每次好菜都给我的小孩吃了，自己作为客人没有受到照顾，心里有点怨恨，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我到了香港只配去给人看更、看鸡场。
我听了气得不行，原来自己的亲弟弟竟然一直这么看待自己。我向来疼爱自己的三个小孩，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吃，我相信世上绝大部分父母都会这么做。在争取平反期间，我常让妻子想方设法花上大半天的时间骑车到很远的海边去买海鲜送人，剩下的一些就留给孩子吃，正长身子的孩子最需要营养，大人们只是吃一点鱼头、鱼尾。有客人来也如此，想不到弟弟因为这件小事一直记恨着。他这个人性格非常古怪，喜欢用言语刺激人，一把口没遮没拦，毫无控制，还常常自以为是。
我不仅气弟弟不尊重我，更气弟弟没有应有的手足之情，还气他没有男人应有的胸襟。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四弟这么小肚鸡肠，以后断难成大器。我感到非常痛心与惋惜。
不知是不是年龄上相差甚远的缘故，也不知我是不是命中注定没有兄弟缘分。作为家中长子，我为家庭付出了最多，从小就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奔波劳累，奇怪的是，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似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不仅没有多少感激之情，甚至还嫌不够，难道这就是人性的贪婪？我常常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到底自己上辈子欠了他们什么？为什么付出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香港传闻
我到了香港之后，到处上门拜访潮汕老乡，只有多出门、多与人交流，才能获得较多的信息。
我在汕头时就认识一位港商姚中和，两人原本交往较少，后来，因为姚中和经常去廖叔家而变得熟悉起来。廖叔祖籍梅州，不知因为何故迁到了汕头，一家人住在红砖楼的小街道。廖叔为人很老实，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珠海。小女儿待字闺中，长得貌美如花，而且擅长机绣。姚中和对廖家小女儿深有好感，经常去她家闲聊。我如果碰到了，也常一起坐下来聊天。姚中和对她的喜爱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即便跟其他人聊天，他的眼睛也是停留在女孩身上的。还经常约她出去吃饭、看戏，送礼物给她等等。
但我发现廖家小女儿对姚中和也只是以礼相待而已，并没有流露出喜欢或厌恶之情。他们两人关系的进展，我后来就不清楚了。只是在我到香港两年后，也即1985年，我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廖家的小女儿脑内长了肿瘤，在广州市中山医学院治疗。据说姚中和在她生病期间也依旧痴情不改，给了她一些帮助。
姚中和的家庭在香港属于上流社会，姚家在香港建了一些学校与医院。姚中和的父亲姚达之当时已经逝世，姚达之先生曾经是塑胶工业方面的专家，曾在新加坡开办工厂，1947年回到香港之后就在一间大工厂开达公司做工程师，50年代初又在香港开了一间自己的塑胶制品工厂。1960年，姚达之先生正式退休，将工厂交给长子姚中立打理。正是这个后来成为太平绅士的长子将姚家的产业一步步扩大，最终使得姚家跻身于香港上层社会。
刚满20岁的姚中立接手工厂时，工厂面积还只有1,800平方尺。凭藉执著的信念和不懈的打拼，姚中立先生使工厂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姚中立先生最早做塑胶产品，但看到很多人都进入这个领域时，他就果断地转而开发电动产品；当电动产品市场竞争渐趋激烈时，他又再次作出调整，挥师进军电器市场——姚中立先生征战商场，总是能够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在平静之中洞察时势，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占得先机，这就正如古代兵书所说：“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繁，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
到1978年，当初那间手工作坊式的小工厂已经变成总面积达28万平方尺的富达工厂大厦。随后，企业在姚中立先生的治理之下不断壮大，除了香港本地的工厂更具规模之外，还陆续在美国、泰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创办了公司。
1977年，姚中立先生在担任东华三院总理期间，慷慨解囊，捐建了“东华三院姚达之纪念小学”，以此来纪念父亲和支持东华三院的教育事业。东华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指的是三间最初的医院，包括东华医院（1890年）、广华医院（1911年）和东华东院（1929年），在1931年，这三间医院组成了东华三院。从一个在庙宇内的小小的中医诊疗亭开始，东华三院一直致力为大众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包括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区服务。姚中立先生曾在这个机构服务多年，并于1980年被推选为东华三院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是根据某一年中最主要捐款人而列出的一个荣誉名单,并常见于当地小报中,作为一个有关社会各界名人(无论受勋与否)的写照。所有董事会成员的钦点都要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及许可。
话说我1983年到了香港之后，就按照姚中和给我留下的联系方式找到了他。姚中和请我到茶楼喝茶聊天叙旧。
期间，姚中和谈起了李嘉诚发展前期的一段故事。当时，李嘉诚在黄竹坑开了个小小的塑料花厂，厂房非常简陋，就是用棚子搭起来的。当他得知美国一个集团公司要来香港采购塑料花时，欣喜万分，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李嘉诚写信给对方，表明了合作的意愿。美国方面很快有了答复，表示一个星期之后会来香港实地考察。
李嘉诚着急了，就他厂子当时的状况，要别人相信他的实力是千难万难的，也就不可能将这么一大笔生意交给他来做。他非常希望能够做成这单生意，他明白这将决定他的塑料花厂的未来，这将成为他的事业的转折点。他决定找别人帮忙，借一个场地给他，帮他渡过这个难关。李嘉诚找到姚达之，希望能借到一处像样的厂房。姚家答应帮忙，并将他们的工厂借给李嘉诚充当厂房。
美国人准时到了，李嘉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漂亮的厂房，年轻的工人，完整的设备，质优价廉的产品，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美国人跟李嘉诚签订了这笔订单。通过这笔生意，李嘉诚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他用这钱与人合资在西环建了一栋大厦，又赚了不少钱。
姚家帮了李嘉诚一个非常关键的大忙。李嘉诚也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从此以后，无论姚家有什么大事，他都会到场参加。
第一宗生意
我认识了弟弟的同行——卖生果的小郑。小郑本来已经在香港购置了两房一厅的产业，后来为了申请妻子和小孩来港而将该房产卖了，得款五、六十万。小郑的妻子原来在镜浦小学当老师，她比她丈夫小十多岁。当时能够嫁给港澳同胞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
小郑经过交往，觉得我这个人有才干、有志向，并且从老乡的口中得知了我之前在大陆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跟我一拍即合，打算合伙做生意。
我初到香港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利用小郑。首先，当时规定，新移民到香港后，必须满一年才能发给回乡证，回大陆探亲。因此，到大陆去的差事只有郑才有可能前往；其次，我一个人本钱也不够，做不成什么大生意。虽然两年前在大陆搞到花生米批文后，姓陈的女子给我写了一张27,500美金的欠条，但到了香港之后，我拿着欠条到处寻找，都无法找到她本人。当时27,500美金可以兑换为20多万港币。我当时在香港根本没什么钱，金项链也卖了换做生活费了。我开始很长时间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有不断地支出。我想到一个办法，香港有很多潮汕老乡，我就跟那些老乡说，如果他们要寄钱回家，就不如把港币直接给我，按照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我会先让妻子把钱送到对方家属手中，等对方家里说已经收到钱了，对方再把港币给我就行了。这么一来，对方万无一失，而且双方都省去了汇款的费用。
小郑了解到我的现状比较困难，就邀请我到他家里住，这样可以帮我省下一大笔开支。有人雪中送炭，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小郑家中已经有了两个小孩，他家当时住的房子是用木板搭的，非常简陋。
到了郑家，我就开始往大陆写信联系生意。最终与陆丰甲子镇联系好了几百坛咸菜，准备将这些咸菜运到香港来卖。为了这笔生意，小郑亲自到甲子镇看货，还带了一些样品回香港。样品非常好，菜都是包心的，嫩嫩的。我拿着样品去问了几个潜在的买家，他们都说如果有这样的货，肯定不愁卖不出去。
在小郑去大陆谈生意的时候，我就独自跟他的妻儿呆在一起，这说明小郑非常相信我和他妻子的为人，相信我们不会越轨乱来，相信我们是品德高尚之人，一个不会欺负朋友之妻，一个能够守住妇道，不会给他戴绿帽。我确实如此，不论对方多漂亮、怎么诱惑自己，怎么投怀送抱，只要是有夫之妇，我绝对不会对她们产生非分之想。在我看来，那是很严肃的品德问题，是君子非君子，由此鉴别。小郑的妻子为人也很正派，虽然我比她丈夫要帅，也更有风度，但她并没有像之前在汕头的那位黄司机的老婆那样不顾已婚的身份、不顾家庭来主动追求我。我们两人互相尊重，丝毫没有越界。心中坦荡荡的我们当然也没有因为孤男寡女而刻意去避嫌。一切正常自然，跟小郑在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两样。闲来无事，我们还会在一起唱歌，例如“文革”时期的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她在乡下时是学校的音乐老师，我们还一起唱了很多歌，包括邓丽君等歌星的流行歌曲。
这笔生意供、销两个最主要的方面都解决了，我和小郑兴高采烈，每人出两三万港币准备做这笔交易。但在交易中付款要用信用证，必须以公司的名义才行。我想起之前自己帮过忙的香港兴隆贸易有限公司的高老板。我上门去找他帮忙，以兴隆的名义签订了这笔买卖合同。然后将货款交给高老板，再由他到银行开出信用证。
信用证开出之后，卖方很快就发来了第一批货——几百坛咸菜。货物很笨重，一坛子重达七、八十斤，通过船运运到香港西环的一个码头。
在香港做成第一笔生意，我很兴奋，我跟小郑都没预见到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后来在合同的实行过程中，问题一个个出现。先是咸菜在运输过程中打烂了一些；然后，由于这批货物很笨重，船运、货运、上下船、上下车、进出仓过程中的搬运等就花了一大笔钱；还有仓储也要钱；而且在香港，这些费用比大陆都要高，特别是搬运工的人工和仓储费。因为这些货物是便宜的、廉价的卖不起价钱的咸菜，这样，高费用就显得非常不划算。
如果光这些问题也就罢了，最多不赚钱，也不至于亏本。可当货到了之后，我们拿去给客户，客户开封一看，发现货不对板，一半以上的菜心里头都已经开花了，这样的包心菜老，不好吃。这些咸菜远没有之前的样板货那么好，于是客户纷纷拒收。这让我跟小郑傻眼了——这下亏大了！
香港的买家退货给自己是千容万易，因为他们的货款并没有给，甚至连定金也没有。而且自己的货确实是货不对板，人家拒收也是有理有据的。可自己的卖家远在大陆，要将这批货退回去谈何容易？而且对方肯定会想尽办法拒绝退货。如果自己贸贸然将货运回大陆去退，很有可能亏得更多。并且这笔生意还是以兴隆的名义签订的，如果要追究卖方责任，必须要兴隆出面，牵涉到方方面面，太麻烦，可能得不偿失。所以，我跟小郑商量过后还是决定再在香港找其他买家将货便宜卖掉算了，我们认栽了。
万般无奈，我找老乡找得更勤了，只要是认识的，有点拉的上关系的，我都去找。到处打听看看有谁可能会要这批咸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帮上忙的人。这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姚树，住在德付道西。姚树在香港的潮汕老乡中还是较有威望的。他介绍了好几个开杂货店的老乡给我。这些老乡完全是看在姚树的份上才跟我买的咸菜。他们连货都没看，就答应了下来。
在这些老乡帮衬之后，还剩下100多坛咸菜没有处理完。最终贱价卖给了做橄榄菜很有名的“潮源兴”。做橄榄菜的咸菜要求不高。本来要卖100多块钱一坛的咸菜，我以30多元的价格卖给了“潮源兴”。
这笔生意做下来，不仅没有赚到一分一毫，还把本钱亏掉了一大半，连运费都不够，亏掉了香港普通工人一两年的工资。钱亏了不算，还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例如，有个别老乡，把咸菜开封并且用掉一半了，才又说要退货，这让我们很气愤，不免要跟他争吵，伤害了彼此之间的老乡感情。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生意。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个世上落井下石的人还真不少。我之前在大陆曾经帮过兴隆高老板的忙，而且没有收他任何费用。但高老板完全不念旧情，他不顾我们已经亏本的事实，在结账的时候，我们账上本应该还剩3万多，被高老板七扣八扣，最后他只打算退回1万多给我们，这让我异常气愤！高老板当初满口答应帮忙开证，但没有提出他帮忙开证是要收点数的，而且在港的货运用的都是高老板公司的车子，司机就是他儿子。我不指望他的运费能够算便宜一些给我，跟当时的市场价格差不多就行了。可高老板倒好，算出来的数比市场价格要高得多。别的运输公司运费已经将工人工资算进去了，高老板比较高明，他在运费之外再加上了他儿子的日工资等等。
本来自己亏了大头已经够倒霉了，又遇上“趁火打劫”的“朋友”，看着高老板算的这笔数，我不禁火冒三丈，这段时间来压抑着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指着高老板的鼻子骂他：“你实在太不像话了！想当初你找我帮忙我可是一点费用都没有要你的，想不到现在让你帮我一点忙，你竟然丝毫不念旧情，狮子大开口！明知道我们亏了一大笔，只剩一点生活费了，你还要这么落井下石。实在太不像话！”气愤不已的我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在这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我当时带着24钻的梅花牌手表，在用力拍桌子的时候，坚硬的铁壳手表碰到了玻璃桌，竟然把玻璃桌都拍碎了！高老板看到我竟然敢在他面前拍桌子，也不甘示弱地拍桌子，孰料竟然拍到玻璃碎片上，马上鲜血淋漓。受了伤的高老板马上报了警，他欺负我初来乍到，不会讲香港话，他以为叫警察可以唬住我。他哪里知道饱经风浪的我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我相信香港是个讲法、讲理的地方，我没有做错事，怎么会担心对方叫警察呢。还正好让阿sir我们帮忙解决这一纠纷呢。
两个警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将我们双方都带到了西环警局。
到了警局，高老板污蔑说我是来闹事的，并且弄伤了他。我虽然不会说香港话，但完全听得出来，我赶紧用普通话解释说：“警察先生，事情并不是这样，首先我并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来解决我们之间的经济纠纷，我刚移民到香港不久，他欺负我初来乍到，想将我的钱吞了，不肯还给我；其次，他手上的伤并不是我弄的，是他自己在跟我吵架过程中拍桌子，将玻璃桌拍坏了，玻璃碎片割伤了他的手。他欺负我刚到香港，不会讲香港话，污蔑我伤他。如果我真是来闹事的，如果真是我伤了他，我还敢坦然呆在那里等警察过来抓我吗？这个人实在太无耻了。”
“这桌子不是我拍碎的。是他先拍桌子的，拍桌子的时候，他手上戴的那块手表将桌子敲碎了。”
“你说大话。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为什么我的手没有受伤呢？桌子都碎了，为什么我的手表也没有敲坏呢？警察先生，你们看，我的手表还滴答滴答运转得完全正常。”既然他污蔑自己，我也决定反咬一口，一口咬定就是高老板自己把桌子拍碎的，反正也没有证据。谁说得更有理，警察就信谁的。反正当时办公室里并没有高老板那边的人，没人会帮他作证。
警察最终采信了我的话，批评教育了高老板一番。
我跟小郑继续上门找高老板。对付这种人，只能用硬的，一定不能服软。小郑威胁高老板说：“要不要我找一帮老乡来会会你？”
我们最终迫使高老板归还了2万5千港元。这笔倒霉生意这才算终了。
两人一共亏了3万多港元。这到港后的第一笔生意以失败告终。但它帮助我认清了在香港做生意的现实问题，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首先，在商业大环境方面，在香港做生意不同于内地。内地的商业还没发展，通常做交易都主要靠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之前在大陆做生意也没遇到货不对板的情形。香港的商业比大陆要发达，在港做生意更规范，更注重合约。这让我明白了以后做生意一定要签好合同，无论跟对方多么熟悉，交情多深，都要事先将各方的权利、义务、出现问题后的责任规定清楚。
其次，在生意策略上，我意识到以后在大陆和香港之间进行买卖一定要比较值钱的货物才划算。如果货物本身价格低廉，那利润肯定也高不到哪去，这样，运输、人工等成本过高，非常不划算，出点什么意外，就得赔上老本，收益低，风险高。
再次，自己在大陆做生意的经验非常丰富，如果这次是自己亲自到陆丰去谈生意的话，说不定能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我在心中暗暗酝酿着，如果下次再有其他商业机会，我要想办法提前回大陆。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一定会有变通之道。
最后，如果可能，要尽快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就不会再受制于他人，再被诸如高老板这类人克扣辛苦钱。
失败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我相信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是不断对失败进行反省并总结经验，才最终走向胜利的。
借住游戏机室
第一笔生意做亏了，我跟小郑在短期内都没有本钱再做生意，我也不好意思再在郑家住下去，而且住在元朗也太偏僻了，做什么事情都很不方便，于是，我告辞了小郑一家，动身前往香港市区。
幸运的是，我在香港西环遇到了来自上海的老刘——刘煜腾。我之前在广州搞花生米批文的时候认识他的。后来去上海也常有来往。老刘之前在上海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他女儿刘艳也来了香港，已经十六、七岁了，喜欢染红指甲，人很精灵，能说会道的，做事比较有能力。
老刘当时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帮一位姓罗的老板看游戏机室，工资比普通人高，差不多是普通人的两倍，两千多块钱一个月。但工作时间非常长，早上8点开门，一直到晚上11点关门，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非常累，而且做饭、上洗手间、洗澡的时候都没有人帮他看一看。所以，当他得知我没有去处的时候，就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游戏机室住。老罗本人就住在游戏机室的阁楼上，他希望我在他那儿住可以在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帮他。住不用钱，但伙食费要两个人分摊。
对于我来说，虽然没有工资，但我一直都没打算要做人家的打工仔，我就是想自己经商，所以我不介意，能够省下一笔住宿费本身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于是，我就在老刘工作的游戏机室的阁楼上住了下来。我常常白天出去，到处逛，到处去拜访朋友，看看有什么商机。晚上回到游戏机室就帮帮老刘。
晚上实在是难以入睡。因为阁楼太闷热了。阁楼本身就因低矮、空气不流通而较为闷热，更何况还要将空调的热废气排到阁楼上呢。我经常被热得久久无法入睡，即便迷迷糊糊睡着了，也常常被热醒。只有等游戏机室关门了，空调关了，我才能真正睡个觉。因为是免费的住宿地，为了省钱，我只能默默忍受这常人难以忍受的住宿环境。
香港有不少潮汕籍老乡很有权势、很有地位，听说与我祖父同辈的一位叫“姚木”的老乡，在三、四十年代是香港警察总署的署长，位置仅次于总督，在香港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到香港的时候，姚木老先生已经过世了，但他的夫人还健在，住在太平山下，在香港很有威望。我很想登门去拜访这位同宗的姚老夫人，到处打听，希望哪位老乡能够帮我引荐一下。
在打听的过程中，有老乡告诉我，有很多人去找姚木家帮忙，但姚家都不肯，包括我那在新加坡已经发了财的堂兄，当初也曾经求助于姚木，也同样没有得到帮助。我听了并不觉得失望，我心想这是很正常的，要帮也要看对象，不可能每个人都帮，肯定要看前去求助的人值不值得帮。我很自信，我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姚木家不肯帮助别的老乡，但不一定不帮我啊。越是困难的事情，别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我就越要去试试。我的自信是有根据的，首先我的形象好，表达能力强，与人交往有亲和力。并且，我思维敏捷，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法，所以，我相信只要有人肯引荐，自己应该能够得到对方的好感，进而得到对方的帮助。
我这么自信，别人却偏偏要给我泼冷水，曾打算跟我一起申请到香港的姚桂钧的哥哥姚桂荣，就认为我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带着讽刺的眼光说：“你啊，就不要到处去东找找西找找了，那些人的眼睛都是朝上不朝下的，你去了也是白搭，还不如老老实实在我这里帮忙给客户送货！”他的意思是让我帮他出去送纸钱，这是我小时候做的事情。
我正尴尬着，不知如何作答，多亏姚桂荣的妻子出声帮我解了围，使我不致于那么难堪。她打圆场说：“哎呀，也不一定这么说。个人有个人的才能与命运，是不能相比的。”
有一天，我在西环街上闲逛时碰到了黄月云，两个人都倍感意外，热情地寒暄起来。虽然没有在大陆时阔绰，我还是很礼貌地请她去喝了一杯咖啡。我当时没有收入，本来就很节俭的我更加舍不得花钱了。连身上穿的衬衫也是10块钱买来的地摊货，向来很注重形象的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这么廉价的地摊货了。
地摊货就是地摊货，质量差，连线头都露出来了，给眼尖的黄月云看到了。她半开玩笑似地说：“姚先生，你门路那么多，那么有能耐，怎么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只能苦笑。到香港这段时间，我很失落，以前的能人一下子变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处境艰难，我千方百计要摆脱困境，但第一笔生意就搞砸了，实在是郁闷之极、失落之极！有时候我真有些怀疑，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来香港，是不是错了？
在交谈中，黄月云托我多留意，如果有合适的对象，可要给她介绍介绍，我笑着答应了。我知道黄月云其实是马大美人马玟玉的父亲老马的红颜知己。
有段时间，老刘的母亲生病了，老刘就拜托我帮他看几天游戏机室，他回家照顾母亲。一些小流氓看到老刘不在，就欺负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大陆客，有人趁我上洗手间解手的时候，撬开抽屉，将里面的七八百元港币通通偷走了。
我出来看到抽屉被撬，马上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老刘，老刘让我报警，我马上照办了。虽然是小案子，警察开着警车还是很快赶到了。听了我的描述之后，警察用警车载着我走了好几条街道，看能否认出嫌疑人。虽然我知道嫌疑人的大体模样，知道就是那个家伙偷了钱，但我并不知道人家的姓名、住址及其他任何个人信息。我心里对这种方式不抱任何希望，心想，做了亏心事的人一听到警笛声都肯定早早就躲起来了，怎么会在大街上等着给人家抓呢，警察也是为了交差而已。果然，游了几条街一无所获，警车载着我到警察局录口供，录完口供也就这样了。这种小案子，警察也不可能费多大的劲去破案，
真是倒霉的时候喝水也会被呛着。到香港后一直不顺利，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做生意还赔了不少钱。天天都在吃老本。现在帮人家看游戏机室还要被人偷，小偷没抓到，这笔钱只能自己垫上，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快要捉襟见肘了。
纹身的小流氓并不止一个，人人都欺负我是新来的。我感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自己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备受人家尊敬，想不到这把年纪到了香港竟然还要被毛头小伙子欺负，真是悲哀啊！
有一天，两个小流氓又来惹事了，他们打机但是不付钱。游戏机本来是要投硬币进去才开动得了，他们发现用脚猛踢游戏机也能开动，或者就拿一根铁丝勾，也能开机。
我终于忍不住了，老是被人欺负，实在活得太窝囊、太憋气了，而且这些人可能就是看我好欺负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子对我。软弱换来的不是他们的醒悟，而是对他们的纵容。被逼无奈的我拿起一条铁水管，愤怒地指着那两个小流氓说：“你们要是再闹！我就要跟你们拼命了！你们欺负我刚来是吧？我是刚来，一无所有，所以我更能够豁出去跟你们拼命！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我在这里只是求一个住的地方，连一分钱工资都没有，被你们搞得我整天要赔钱！不要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敢做出来的！你们还不快走？！”
那两个小流氓没有料到斯斯文文的我发怒的时候也这么凶！他们被我的气势震住了！马上灰溜溜地走了。
当时游戏机室还有其他人在，他们都看到了这一幕。善良的人纷纷流露出同情、理解的表情。过了一会，其中有个学生悄悄地跟我说，他知道那天偷我钱的是谁，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还告诉我那人在万邦大酒楼当服务员。我非常高兴，问他到时愿不愿意到警局作证，他说愿意，我于是马上打电话到警察局告知这一情况。
很快，警察局通知我去警局辨认嫌疑人。在专门的辨认窗口，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却看不到我。里面有七八个长得差不多的人站成一排，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偷钱的人。
那位帮我作证的人也被通知前去辨认，他也准确地将嫌疑人指了出来，跟我所指出的是同一个人。
在证据面前，小伙子承认了偷钱的事实。警察局告诉我，作为受害人我有权选择是否起诉对方。
闻讯而来的小偷的父母非常紧张，因为一旦被起诉就将留下案底。他们带着犯了错的孩子登门赔礼道歉，他们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小孩子还不懂事，一时冲动犯了错。作为家长没有管好孩子，孩子犯了错也不知道，家长也有责任，非常抱歉。但孩子才十六、七岁，相信这件事也给他一个教训了，我们以后也会对他严加管教。希望您大人有大量，能够宽恕他，不要起诉他，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在他的档案上留下案底，以免影响他以后的前途。对于他造成的损失，我们会全额、足额赔偿。”
向来慈悲为怀的我看到这种情况，自己也是有儿有女的人，我能够体谅做父母的一番苦心，既然人家已经答应赔偿了，我也不想再追究。在教育了对方一番之后，我放弃了起诉。那家人当然是千恩万谢。
怒骂薄情堂兄
我的堂兄姚庆祥1979年第一次回乡探亲之后，1983年又第二次回潮汕老家。因为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我曾经请求他写封介绍信以助我移民香港，不料被他断然拒绝。当他第二次回家听说我已经成功移民到香港后，甚是惊讶，特意问我的妻子我是如何出去的，是否借用了他的名义等等。婵珍知道上次我请求帮忙被拒的事情，她肯定而自豪地告诉堂兄，我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关系给国家创汇，由香港公司帮我申请出去的，并没有盗用任何人的名义。
姚庆祥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似乎认定我就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借用了他的名义，这让他感到不悦。他从汕头经香港回新加坡时，特意从宾馆打电话让我和四弟泽钦到他下榻的九龙宾馆见面。
泽钦闻讯，非常高兴，以为这个有钱的堂兄会给他一些经济支持或其他帮助。听着四弟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我冷冷地笑了。婵珍已经告诉我堂兄来问话的内容了，我已经料到堂兄必定是冲着这个目的才见我们的。
去九龙宾馆见堂兄的时候，我特意带上了各种贸易合同及花生米批文等。果然，堂兄所关心的仍是我是不是以他的名义申请赴港。我将所带的贸易合同一一拿给他看，将申请及批准的过程说给他听。他看着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不得不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当他留我们兄弟俩吃饭时，我摆手说不要，就独自先离开了。反倒泽钦留了下来请堂兄吃饭，他不相信我的话，还在心底希望堂兄能够借10万块钱给他做生意。最后，堂兄一分钱都没有借给泽钦，更别说其他的帮助了，我听后笑泽钦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回想我跟堂兄之间的恩怨，越想越气，别人跟我非亲非故，仅仅是因为我在进出口贸易业务上帮助他，就愿意帮我申请赴港这个大忙；我跟堂兄是有血脉亲情的至亲，而且我还救过他，他却连举手之劳都不肯帮，实在是心胸狭窄、忘恩负义！
我气愤难忍，回到住处后，忍不住拿起电话开口教训薄情寡义的堂兄：“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心理有什么毛病？你今天问我是不是以你的名义申请到香港的，你这个问题实在是莫名其妙！我怎么会以你的名义申请赴港？你以为你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以你的名义就能申请出去啊？即便是李光耀，你一句话都没有帮我说，一个字都没有帮我写，我怎么以你的名义出去？你以为没有你的帮助我就没办法移民香港了吗？没有你，我照样办到了。
“可想当初要不是我帮你，你早就被枪毙掉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你做的是什么，你是日本鬼子的翻译、走狗，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日本人被赶走了，中国解放了，你回想一下你当初是怎样才逃到海外的？你没有路费，只有日本人扫荡过后分给你的绫罗绸缎，你不敢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卖，还是我帮你打听到河浦的姑妈要嫁女儿，需要买嫁妆。当时从棉城到河浦要走山路，山上的狼可是经常吃人的。为了帮你卖这批绸缎，我独自一人，两次冒着被狼吃的危险，翻山越岭，走过狼群出没的山林。要不是我，你肯定被枪毙了，现在恐怕连骨头都找不着了。
“可你呢？你又是怎么回报我的？我当时受害，希望你能够以华侨的名义帮我讲几句话，促成我早日平反，你拒绝了，只允许我说‘两句半’！你还记得吧？然后，我说希望能够借用你的名义帮助我移民香港，你也干脆地拒绝了。还有，你上次回来探亲丢钱包的事，明明是你自己犯糊涂，将钱包锁在皮箱里却以为丢了，又去派出所立案。当钱包找到后，你也没有告诉我们。我因为相信你，以为钱包真是家里人偷的，就逼问泽敏，泽敏因为惧怕我而承认。我赶到宾馆告诉你，嫂子这才说钱包在你们的皮箱找到了，我这才知道错怪了泽敏。我请你去销案，你却说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说你是不是心理变态啊？说什么钱包就是在我家被偷的，很有可能是警察调查之后才偷偷放回去的。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你那个皮箱既有钥匙又有密码，除了你自己谁有密码和钥匙？有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在不破坏箱子的前提下打开它？你的皮夹里只有十几块钱人民币，我们连捡到的一千元新加坡币都毫不犹豫地还给你了，难道还会要你那十几元人民币？简直就是血口喷人！你这么冤枉我们，老天就让你现时报。没过几天，细祖母揭发你小时候曾经打过人的荷包，你被气得不行，大闹了一番，嫂子也被气得当众哭哭啼啼。你到底有没有打人的荷包，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姚庆祥哪里被人这么骂过，于是气得跟我吵了起来。
我接着说：“如果你确实没有打荷包，那就是因为你冤枉了我们，所以得到报应也被人冤枉。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到黄大仙庙，当着神的面发毒誓？我就敢说我没有偷过钱包，你敢不敢说你没有冤枉我们？”
“你以为你是华侨，很了不起了？我做人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救灾、为国家创汇等等，而你呢，你就是一个汉奸、一个卖国贼！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北京，把我们的事都告诉中央有关领导？把你当年给鬼子做翻译的事情也说出来？看他们说你光荣还是我光荣！”
我这番话说得姚庆祥无言以对。他本来就心中有愧，而我说的又句句事实、句句在理，自觉理亏的他终于开口和解说：“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我们毕竟都是阿公、阿婆的子孙，看在阿公、阿婆的份上，我们就不要再争吵了……”最后以我畅快淋漓的宣泄和他的服软告终。
跟堂兄的这番争吵更让我下定决心要发奋图强。我知道堂兄白手起家，从一无所有到飞黄腾达，其中肯定付出了很多艰辛努力。他能够做到，我也一样能！我的能力甚至比他更强，我的经历比他丰富，人际关系也比他好，我要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不要让他觉得我跟其他亲戚一样都眼巴巴地等着他的帮助，要讨好他，巴结他。
我们这次大吵一番，从此好几年都没有再联系。直到1986年，我买了何厚铧在香港的办公楼。自己在香港奋斗才三年，就有了这样的成绩，内心非常自豪，我突然想起了堂兄，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想告诉他自己现状的念头，让他知道我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已经几年没联系，我在香港的联系电话也换了好几次，不知道堂兄换了号码没有。我拿起电话试着拨通了堂兄新加坡的电话，是堂兄家人接的电话。我自报家门，然后请堂兄听电话。
听到是我，堂兄很意外。距离那次争吵已经三年多了，这次我们两人都没有再提过去的不愉快事。我们互相寒暄，互问对方的近况。当堂兄得知我通过中央领导家人的介绍在香港买了原属于何厚铧的房子时，也情不自禁地对我表示恭贺与赞赏。终于得到堂兄由衷的赞赏，我很高兴，总算向他证明了我自己。我是个商人，同时也是个性情中人，感情上的满足，自我价值的被认可，比赚到大钱还令我开心。
又过了几年，1992年，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越来越多的外商对中国广阔的市场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华侨同胞们，纷纷回国投资建厂，从事进出口贸易等。堂兄于1992年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内地的形势如何，他在新加坡搞的是房地产，现在准备回国投资，请我搜集各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并提供给他，他发给我的传真中还邀请我跟他一起合作、发展。
当时香港的药材生意尚未走出低潮，我也有意发展房地产，但基于对堂兄性格的了解，我没有跟他合作。首先，堂兄一辈子勤俭节约，他两岁就没有了父亲，是靠他母亲给别人做佣人养活他们兄弟的，他长大后也是靠吃苦耐劳起家，因而特别珍惜自己的财富。勤俭节约是我们要提倡的好习惯，但过于节俭到吝啬也不好，堂兄常常因为过于节俭而被人冠以“孤寒”“小气”的声名。到大陆搞投资，要过五关斩六将，要舍得花钱公关、请客送礼，一定要阔气，如果按照堂兄的性格来行事那是断不能成功的。其次，堂兄从小争强好胜，而且听不进别人的话，唯我独尊。在这方面，我与他颇有相似之处，我也是一个个性很要强的人，我也不认为我会比他差。虽然他比我富裕，但他能有今天也是多亏我当初对他的帮助，而且他很早就到了自由社会，我则是在乱世之中求生存谋发展，受过很多迫害，灾难重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我还有这样的成就，换成是他或其他任何人，是万万不能的。我们都这样好胜、要强，一山不容二虎，若我俩合作必定会导致纷争。最后，从他第一次回家探亲时的行为可以看出堂兄为人不厚道，不太讲义气，甚至是忘恩负义，这种人千万不能做自己的合作伙伴。而且，他有时候说话很强词夺理，不顾客观事实，如果老是要跟他这样争吵，于健康不利。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还是分开各自发展的好。
1993年前后，堂兄到北京发展房地产。在房地产行业，对外商有限制，不能由外商独资，堂兄肯定得找合作伙伴。据说他先到北京找小太子，也找了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的儿子，通过小太子们找到了统战部的一名老乡。在多方努力疏通之下，堂兄终于在北京二环的白石桥买了块地皮，并于1993年开始建造“腾达大厦”。在此期间，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堂兄捐了一百万元人民币给奥运会。1993年7月12日，北京为此专门举行了一场捐赠仪式，由副市长张百发接过堂兄的百万捐款。
堂兄向来小气、吝啬，他在1979年第一次回乡探亲时所带的礼物一度被大家当做笑柄广为流传。1983年被我狠狠批评了一番之后，我感觉到堂兄变化了不少。可能是我那次直率、不留情面的谈话让他感到狼狈，促成他反思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我的话让他幡然醒悟，人生在世，钱财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良心、不顾亲情、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与尊重，有再多的金钱又如何？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用金钱多做些造福乡梓的好事，以换取大家对他的赞扬。
继1993年捐了一百万给奥运会之后，1994年，堂兄开始带头建造老家的姚氏宗祠。原来潮阳的姚氏宗祠叫“一乐堂”，解放后被当做“四旧”拆了，并在原址上建了织布厂。织布厂后来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几百平方米的废旧厂房就一直闲置着。堂兄带头出面跟政府要回了原属于姚氏宗祠的地方，为此，他出资买了两台洒水车捐给潮阳县政府。拿回土地之后，堂兄又四处呼吁姚氏华侨们捐款重建姚氏宗祠。他带头捐款几百万，占了总捐款的绝大部分。重建之后的姚氏宗祠富丽堂皇，令姚氏子孙为之振奋。宗祠的重建增强了世界各地潮阳姚氏子孙的凝聚力，为此，堂兄确实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歹，驳他唾他，他的好，也要称他赞他，这是我做人的明晰和清白。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我喜欢香港的夜景，最著名维多利亚港夜景，是世界三大夜景之最。海港灯火璀璨，夜空弦月如痕。置身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我遥望故乡，回忆自己惊险逃亡抗争的历程，不禁心潮起伏。虽然在生命中只是短短的8年，然而回想起来，却是那么漫长，漫长得犹如凝固的黑夜。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快乐短暂容易忘却，痛苦却总是会留下深深的印痕。
弦月在天。常常凝视着你在东边天际上初升如钩。斜阳落照的黄昏，你悬于蔚蓝的天穹，伴随你的是缓缓移动的片片闲云。万籁俱寂的夜晚，你挂在乌蓝的晴空，围绕你的是璀璨闪烁的点点繁星。杲杲出日，你是浅淡遒劲的弓影。风烟云雾里，你是素洁瘦挺的玉璜。夕阳掩映，你是晶莹的素冰。薄暮弥漫，你是纯净的润玉。夜色浓重，你是一弯黄金。破晓放曙，你是一钩白银。啊，弦月如柳，一叶如雪，虽不如满月那般的圆，那般的皎洁，那遒劲的弓影、晶莹的素冰，却也装扮出了另一个梦幻神奇的世界。
“弦月虽然有缺，一样遍照九州”；“弦月、满月都是月；满月、弦月一样美……”记得台湾曾有几届 “弦月之美”的演出，让人感叹生命的伟大、生命的韧性，让人深深体会坚毅的“弦月精神”。我觉得，我们简直可以把“弦月精神”作为心灵乃至人生重建的起跑点。
过去了，昨天！个人的历史，是自己的经历和努力抒写的。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只有不屈者，才能够最终扳牢命运的犄角，从而获得自己渴望的人生。长夜过去，是不懈的努力，是诚实和信念，支撑我们得见光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我者，饱受冤屈和磨难，最后解脱，达至平反，方能够踏上理想的人生道路，放下无数得与失，超越苦难和成败。
江水不息，弦月晶莹，繁星闪烁。“看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仰面向天，我看到的是空旷，是宇宙的宏大无垠，多么纯净，多么神秘；遥望远方，江面多么开阔，多么安谧。我伫立的身影，我蓬勃的生命，等待融入新的黎明，行动在更具活力的明天……
明天，苍鹰将要在天空翱翔，我奇特的生命履历，注定要开始新的篇章……
（中部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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