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习近平如何继续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安徽宿松姚氏

    现在拿习近平与邓小平比较还为期太早。不过，他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性却不轻于当年老邓时代。习近平任党的领袖以来，所表现的信心与决心，有些当年老爷子的风范。不罗嗦、不畏难、大胆探索，将是习近平向邓小平学习的基本精神。这是我昨天回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提问时的一种解答。
邓小平做了什么
这是记者给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要知道，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36年前，改革从恢复高考开始，邓小平先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许多人还没有毕 业，就被劝说留校当大学老师，比起现在的985大学，你如果不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很难有一个最低级的教职。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飞速增长，保证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外交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把科技当成生产力，他当时肯定没有读过西方内生增长理论，可是，他的直觉，以及他的实践，却道出了无数科学家用多年才能研究出来的科学结论。
“摸着石子过河”，有的人认为只是一种不知方向的理论。其实，大家都错了，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就不懂邓小平。要说经济理论，“摸着石子过河”就是很好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最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要“摸石子”
在不知道一个改革是否会带来好处，或者不知道到底好处多于坏处，还是相反的时候，当然不能贸然行事。
打个比方，一个投资者在买任何一只股票之前，一定不会把所有的资金砸在同一只股票上面。如果是那样，非常容易倾家荡产。
改革也一样，如果一项改革，在完全不知道社会和人民的反应如何，就在短时间内全面铺开，就可能会引起颠覆性的社会震荡。记住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是因为不顾所有内阁成员的反对，在英国强行征收人头税而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最终推行不下去不说，她自己也因为这个问题，被迫下台。她在离开唐宁街10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离开的。连一贯听她话的副首相杰布里豪，最后都投了反对票。
中国的改革，不仅有“摸着石子过河”理论为指导，而且，每一项改革，都是用“以点带面”的战略战术。改革的推进，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循序渐进，最终全面展开。
例如，改革开放，在缺乏经验、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只能把改革放在少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30年前，深圳的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直接反对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直接不同意把特殊的政策只是给了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也经历了许多波折，然而，当1987年老邓第一次考察深圳时，他却被那里的建设速度给惊呆了。
他不仅看到高楼拔地而起，而且，工人们一个礼拜就建成了一层楼。这在当年建筑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深圳人所创造的奇迹，给他的改革加大了信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何处走？是邓小平有生以来的最大挑战。他唯一能够想到的，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
为了给这个口号找到实践的支持，他走南巡之路。1992年的南巡，是中国走向真正复兴的里程碑。苏联垮了，中欧垮了。世界列强，巴不得中国也垮掉。
可是，有了邓小平，中国跨不了。他再次到了深圳，再次到施工现场看工人盖更高的大楼，所不同的是，这次深圳的工人居然能够一天盖一层楼。他嘴里照样叼着烟，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他震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比他开始搞改革时的估计要聪明、能干、敢干的多。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些文章里可以看到，邓小平说他没有想到改革居然能够产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他说没有想到，深圳的建设速度会如此之快。
他说，“看来，我们改革的步子还要快一点，胆子还要大一点”，“我们争取到2000年，钢铁产量达到、或超过8千万吨，到时，我们的经济建设就更有奔头了。”
邓小平哪里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超过1.1亿吨，现在的钢产量，超过10亿吨。他老人家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说，“我真的低估了我的人民，他们是如此之伟大！”
我们说房价高，有泡沫。我们说，汽车多，所以拥堵。这些不能否定。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房子泡沫，是不是比没有房子好？汽车堵，是不是比买不起汽车好？
我问这两个问题，不是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找理由，而是要说明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必须归功于邓小平。而现在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如何去完成邓小平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摆在了当代人的面前，也落在了新一届政府的肩膀之上。
什么是邓小平没有完成的事业
一就是社会公平、公义；二就是可持续发展，使中国进入发达国家水平的行列，最终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公平、公义，除了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必须缩小之外，党和政府，还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而不是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核心。
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保证另一个30年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要保护好自然环境。
这两个任务，目前，都落在了习近平所领导的党中央身上。他上任不到两年，先打腐败，希望建成一个高效、清廉的党政体系。
可是，腐败不仅严重，而且复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更多的强调发展，当然也打击腐败。不过，腐败的问题，在时间的坐标轴上，似乎有增无减。这是不是改革的代价？还是中国人的骨子里总有腐败的基因呢？
其实，外国的腐败也很严重，而且，越落后的国家，腐败的强度越高。所以，腐败不应该是改革的代价，更不是中国人的基因，而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习近平的“八项规定”，开始起到有效抑制腐败的作用，这就是改革的魅力所在。“打老虎，抓苍蝇”，也开始对腐败官员产生震慑力。
但是，是不是抓一批贪官，就能解决腐败问题？显然不是，治理腐败，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建设。我们现在还不明朗，也许十八届四中全会，会给国人一个惊喜，提出比较明朗的体制机制建设方案。
邓小平废除干部终身制，为党和国家的权力平稳交替，奠定了基础，为新领导上台以后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可能性和平台。
习近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处于保经济增长，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外国势力对中国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的历史时期，他如何秉承邓小平不怕艰难、敢于创新的改革精神，从而奠定他在中国历史的特殊地位，这是全国人们所希望看到的过程和结果。
我们在纪念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同时，更希望新的领导，能够完成伟人留给后人去实现的事业，而且，把事业做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而奋斗。
来源：  http://sujieyao.blog.ifeng.com/article/33859876.html

安徽宿松姚氏

姚树洁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创建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 重庆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经济学），全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和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到过20个亚非欧国家工作。

姚树洁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创建院长,经济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 重庆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经济学），全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和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 到过20个亚非欧国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