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述评

姚波

马其昶是学者，其文尤以言学者为美。谈纯学术，很容易枯燥乏味，论考据，又易于支离琐碎。但他钩玄提要，举重若轻，列举问题，加以分析，言必有据，而条例秩然，有物有序，且无一陈言芜词，雅洁可读。如《屈赋微序》本是谈考据问题，他发屈原的微旨，抒爱国的深情，既是评屈亦是自道，缠绵悱恻，志洁行芳。陈三立评为“醇意高文，其声激楚”。考据而不芜，抒情而不佻，就文艺文言，就学术文言，皆可作为模范，而更是“桐城”本色。
马其昶论政有别于吴汝纶。吴汝纶为中国谋富强，急欲“改制”。马其昶则更看出清廷王公大臣之讲“变法”是欺人之技，他在《宣统二年上皇帝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事务其虚名，而百姓受其实祸”。又在《代常裕论新政疏》中，痛斥那些“新学者，拾其皮毛，不克入其堂奥，诋旧学为腐败，一旦志得意满，其腐败更胜于前”。赵煦评其政论文“雄文沉郁，洞极其弊”，王树?谓为“痛哭流涕之言，以明白晓畅出之，斯为奏疏之正体。”吴孟复先生说：“以遣词造句言之，其中多用骈句，间有偶句，正如曾氏所主张的‘义必相傅，气不孤伸’，但明白条畅，尽情尽理，上似苏轼，下类姚莹。”
马其昶早年让爵，中年不应保荐，不屑于“奔逐众好之场”，“朝剽暮鬻，?外于中”的。正因为如此，马其昶是桐城派嫡传，其文妙在雅洁而富于韵味。王树?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洁’之一字，似易而实难，惟其昶独得此诀”。陈三立则评其文为“体洁思严，而韵出百家之上”。所谓洁，不仅在于语句简练，不说废话，更重要的是摆脱庸俗，不说假话、大话，“不妄加毁誉于人”，这正是欧阳修、方苞、姚鼐以来历世相承的一种好风气，也是“桐城”本色，马其昶做到了，尤为难得。
马其昶曾主庐江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堂。“训士输新学，一归本彝伦道德。”总督周馥举应经济科，巡抚冯煦以人才荐，复以硕学通儒荐者，皆未应。“宣统庚戌，始应学部聘任编纂。既入都，会中外大臣前所荐人才有继至者，吏部?列奏闻”，“知友强之随众引见，遂授学部主事”。辛亥后，主安徽高等学堂，又入都“主法政校务兼备员参政”。名望日高，被誉为学界泰斗。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极力拉拢马其昶。1913年“二次革命”，著名学者章太炎及其弟子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因发表激烈反袁言辞遭到拘捕。章、马二先生与马其昶关系为亲密，亲友劝他离京以避风险。其昶断然拒绝，并冒极大的风险，面见袁氏，痛陈其迫害章、马二先生之过错，晓以利害，迫使袁世凯开释章、马二先生。1915年10月，袁世凯纠集一班心腹与无聊文人，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为复辟帝制作准备。为拉络马其昶，袁召见马，许以称帝后委以上大夫之职，马断然拒绝，并发表声明，然后携家眷日夜兼程南归。直到袁死后才回北京。曾猛烈攻击桐城派为“谬种”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亦因言辞过激而被北洋军阀政府拘捕，马其昶与姚永概署名营救，多方奔走，胡适得之，大出所料，不胜感叹：“我觉得这个黑暗里还有一线光明”。由此可知，马其昶人品多么正直高洁。
姚永朴，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桐城人。光绪甲午科举人，不乐仕进，一意殚精术。少学古文词，一日过上海见萧穆，劝他用力经史，谓“匪是无以为文章根本”，“由是始知从事朴学”，“益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家经学，无不洽熟淹贯，更旁及子、史、小学、音韵，博稽而约取”，尤“专壹于经，凡十余年，而《十三经》毕。委心前训，不得于衷，乃下已意”，成《素光阁读经记》，多至二十六卷。在清末，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法政专门学校等讲席。时与井研廖平并称为“两大经师”，享有盛誉。且治朴学者，往往不工文，而永朴“则兼工之，卓有惜抱家法。”辛亥后，曾任清史馆协修，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等校教授。又尝主讲秋浦宏毅学舍。著书甚多，有《蜕私轩集》、《旧闻随笔》等等。
永朴世家以古文相传，又兼师张裕钊、吴汝纶，并与马其昶、范当世及兄永楷、弟永概切磋琢磨，故文学早成，钱子泉先生说：“其文随手起落，不为张皇，坦迤平直中，自然感激顿挫，不似并世诸公之好起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曲包，此真姚鼐血脉。”如《萧敬孚先生传》、《孙佩南大令》诸篇，义有归属，词无枝叶，而生动自然，耐人寻味，确实方、姚血脉。吴孟复说：“永朴之文，正可当清通渊雅四字。”
姚永概，字叔节，永朴之弟。与永朴同师张、吴，并从其两姊夫马其昶、范当世研习讲求。中光绪戊子科之江南乡试解元。吴汝纶居保定莲池书院，永概往从之，时范当世亦客直隶李鸿章幕，研讨诗文，商量学术，而尤热心于变法图强。时各省兴办学堂，永概先充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后改师范学堂监督。入民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萧县徐树铮创办正志学校，聘为教务长。又尝为清史馆协修，其分名臣传，“每脱稿，同馆皆服”。1918年，胡适自美国归，提倡文学革命，主张废古文，用白话，陈独秀、钱玄同从而和之，他和家兄永朴，妹婿马其昶，遂被迫辞去北大教职。国务总理段祺瑞闻永概名，聘永概为高等顾问、总统徐世昌则招入晚晴?选诗，永概均加以辞谢。说：“吾处女，少不嫁人，老了还嫁人么？”足见其清高如此。
永朴笃志于学，尤专于经；而永概则留心时务，兼工诗文，陈三立称为“中国少年姚叔子”。安徽布政布沈曾植取马其昶文、姚永概诗合印一册，称“皖之二妙”，当时文坛盛言“通伯文章叔节诗”，永概诗胜文。他说：“我思文字贵，在切时与己。要使真面目，留与后载视。”本此宗旨，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写出了不同心情的诗篇。现代学者汪辟疆在所著《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封永概为“地煞星”，谓其诗“简远朴茂，诗如其文，山水之作，工于刻缕”。又谓“其诗秀爽而为警炼，沈郁而能顿挫，早喜梅宛陵（尧臣）、陈后山（师道），晚乃出入遗山，语必生新，而志在独造”。只可惜其生活的视野不广，遂使诗的题材过于狭窄，晚年更全身心投入教育，没有像同光体其他诗人那种闲情逸致，可传诗作不多，但作为一位古文家，其文字之雅洁，结构之精巧，却是同光体诸诗人所不能至者。
吴汝纶赏识姚永概才华，让儿子吴?生拜永概为师，称永概诗文“才气俊逸，足使辞皆胜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也。”林纾谓其文“气专而寂。澹宕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陈衍亦谓“其文纡回蓄缩，务使词尽意不尽，以至词意俱不尽。此桐城文派家法。”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桐城派从诞生、兴盛，到退出历史舞台，长达二百三十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时间之长，人才之众，著述之丰，影响之深远，实为罕见。它成为我国文化史或学术史上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或才人现象。当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桐城派首当其冲，遭到启蒙先锋人物的抨击，这出于对批判旧传统旧文化的需要，可以理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进了文化学术园地，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桐城派作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评价，从中汲取有用的养分，扬弃其消极、不适合当代的成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今天讲《桐城派及其名家述评》，只想证明这样一条历史法则：在历史上真正创造了文化的派别，是不会在文化中消失的，是抹杀不了的。桐城派是中国古典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作品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通过分析，推陈出新，乃至超越桐城派，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最后让我们重温姚鼐先生的话：“今之人不能无待于后”，“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与时俱进，“变”中求进求大，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