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潇怡：我在美国做律师

姚波

姚潇怡：我在美国做律师

发布时间： 2014-12-26 01:21:45  |  来源： 光明网  |  作者： 陈苏  |

　　■记者陈苏
　　一个月前，姚潇怡所在的律所bingham与morgan,lewis&bockius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律所之一。这个律师界大事件，她说来很平淡，平台更大，机会更多。
　　她的工作与生活依然如往，忙碌且充实。
　　【一句话速写】
　　为着科研梦，她孤身赴美。为了追寻兴趣，33岁时，她从生化科学转学法律。曾哭过，也有遗憾，她了解自己的强项与弱项，做想做的事，她做得安心，也活得实在。
　　【潇怡感悟】
　　很多时候，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做最好的选择。
　　要不要关心人，要不要帮助人，是将心比心。
　　做想做的事，这一点最重要。问内心，你到底想要什么，就会做得很安心，活得很实在。
　　你在一个工作上花很多时间，如果不喜欢是走不远的。
　　【成长足迹】
　　1972年生于乌镇。1987年入读嘉兴一中；1990年9月入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专业，1994年7月获理学学士学位；1994年9月，保送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1997年7月获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8月赴美，入读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2001年12月，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2年5月，入美国基因泰克生物科技公司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8月，入德州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2005年8月，入洛约拉法学院，主攻知识产权法，2008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拿到加州律师执照，并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成为专利律师。目前，在morgan,lewis&bockius执业。
　　25岁，最难语言关
　　1996年，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潇怡，碰到了人生一道选择题：继续原地读博还是赴美读博？
　　决定并不难。生物化学美国水平更前沿，一心向往科研发展的潇怡，决定出国。以后怎么发展，她没考虑；会不会适应，她想得很简单：“我只是去做科研。”
　　此时，信心满满的她不知道，到美国后，自己有一天会在实验室里，听着歌流泪。
　　她申请的学校是爱荷华大学。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刚起步，潇怡对国外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有哪些学校，爱荷华是师兄师姐的推荐：学术很好，中国人多，可互相帮助。
　　1997年8月，甫一出国门，潇怡就懵了。
　　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原以为自己英语挺好，转机时，很多程序不知道，一路问，结果发现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口语很不理想，这让她颇为受挫，也开始胆怯。
　　下了飞机，中国的师兄师姐帮潇怡和另一个同学安排住处，“特别是第一个星期，没有他们的帮忙，我们根本没办法生活。”
　　她拿的是全额奖学金，经济上不成问题。学习压力很大，潇怡是有准备的。语言，是她最大的问题。开始，她很惶恐。很多课，潇怡都用录音机录下，回来再听，多花时间，把课程搞定。
　　她对自己的口语不自信，但英文基础很扎实，环境逼着她去听去说去写，听收音机、看电视，就像英语集训一样。半年后，她渐渐适应，慢慢有了信心。
　　师兄师姐很照顾她，感觉有他们在，心里有依靠，不会慌。但毕竟刚出去，她记得有一次，在实验室，听着歌，特别感伤，觉得心里空空的，很无助，就哭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她会在半夜给家里打电话，这让父母特别担心。那时，沟通渠道很少，电话费特别贵，一分钟要两美金多，再说，她知道家里帮不上忙，只能让他们跟着担心，就很少说了。
　　慢慢地，她终于挺了过来。
　　33岁，生化转法学
　　从生化科学转学法律，是潇怡一次大胆的选择。
　　她获得生化博士后，在美国基因泰克生物科技公司蛋白工程小组做博士后研究，课题有了些成果后，她和公司的法务部门接触，把自己的东西写成专利。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
　　此后，她一直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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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喜欢做科研，但她更喜欢做不同的项目。做科研，选择一个项目，一直挖下去，不会经常换课题，她想做得更广，尝试不同项目和方向。“做知识产权，既能用到科学背景，也能用到逻辑推理和分析思维能力，还有多样性的案件和科技项目给我处理，从长期来说，更符合我的兴趣和个性。”
　　当时，潇怡已33岁，转学法律，她不是没有担忧。选这条路，是没有回头路的。
　　2003年8月，潇怡结束博士后研究，在德州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第一年教学，第二年做毒素抗体筛选的研究，在科研上出了些成果，发展下去比较平稳。
　　那时，她已经结婚，有个女儿。先生知道她决定转学法律时，感到有点突然，很担心，希望她慎重考虑。
　　潇怡对自己很有信心：“我有这么强的科技背景，目标也很明确，做知识产权法，最好是生命科学方面的专利法。这个在市场上有很大需求。我有竞争力。”
　　她和先生讨论了很久，作出了选择。先生也支持她，他在大学教书，时间灵活，小孩也已经上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是最重要的，你的动力和状态都不一样的。当时，我越来越想往那方面走，决定试试，否则一定会后悔。”
　　法学院第一年特别辛苦。阅读量大，老师上课的提问要计分。
　　在法学院，名次很重要。在美国法学竞争很激烈，工作和法学院的成绩很有关系。法学院没有大小考，期末考之前，你不知道在班里的排名和水平，这是很慌的，大家都很努力。“记得有门法律写作课，班上一些原来做过记者的美国人都觉得很难，更何况是我。他们都很努力，我就更加努力。”
　　那时，潇怡一上完课就去图书馆阅读、做功课，通宵是经常的事。有时，回家她会做点家务，和孩子玩会儿做调剂。吃完饭后继续学习，几乎每天都凌晨12点后睡。
　　但她觉得特别有意思，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也都是她喜欢的。
　　法学要读三年，过了第一年，潇怡知道了自己在班里的水平、课程要求和学习方法，学起来轻松多了。
　　就在此时，她怀孕了。她犹豫好久，要不要。最终还是决定要。
　　那时，她要准备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资格考试，还要准备加州律师执照考试。
　　“没有爸妈的帮忙，我们肯定扛不下来。两个孩子都是父母帮着扛下来的。”
　　有第一个孩子时，潇怡犹豫过，那时她正在攻读生化博士的关键期。父母和她说，帮她带，当时，他们在美国呆了10个月，又把孩子带回中国半年。生第二个孩子时，赶上潇怡哥哥在国内也有孩子，妈妈给潇怡做了月子就匆匆回国，爸爸在美国呆了半年，带着孩子回国，两岁才接回。
　　“这大概是在美我最大的坎。是家庭的支持，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我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坚持读书。”
　　在法学院的第三年潇怡通过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资格考试，毕业之后，拿到了加州律师执照，这是美国最难的律师考试之一——连考3天，6场考试，每场考试3个多小时，包含不同种类的法律。
　　潇怡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36岁，执业做律师
　　美国律师，众所周知，高收入，高压力，竞争激烈。中国人在美国做律师，最难的是语言。
　　潇怡知道自己的语言不如美国人，所以刚开始上法学院时，潇怡没打算做诉讼律师，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撰写专利和申请专利的律师。“我科技背景硬，能适应快些。”因此，她选修了写专利的课程。
　　二年级暑假实习后，她的想法变了。
　　她当时在洛杉矶最大的律所实习，这是一家综合性律所，不写专利。潇怡实习了10个星期，主要做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
　　潇怡参与团队的策略、运作，诉讼是两方面对峙，要求高，节奏快，输赢不定。“这种进退讲策略，就像下棋，整个对抗气氛很紧张，也很令人激动。这很吸引我。”
　　实习是美国律所招新律师的重要渠道，表现不错的话，可以得到工作机会。潇怡实习结束后，律所给了工作机会，但肯定是做诉讼律师，“我很喜欢，虽然这和我之前的计划不同。”
　　潇怡进了这家律所，做知识产权和专利诉讼。为了历练诉讼技能，获得独立办案机会，她辗转中小律所，后来才进大律所bingham。
　　做诉讼律师很难。“很多时候，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做最好的选择，但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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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怡参与的案子比较大，都是团队运作，她在团队里担任某方面的工作。“团队里，按照年限和经历分配工作。他们能把我放在这个团队里，就是用我的最强项，认可我的能力。”潇怡很清楚自己的强项是科学背景和分析能力。把案子整理出思路，分析案情，寻找法律依据，提出策略，这是她经常扮演的角色。
　　作为诉讼律师，都想庭辩，出头露面，但在美国，律师竞争激烈，律界历来是白人尤其是白人男人的领域。一次潇怡和上司上庭，结束后，他脱口而出：“打官司是男人的游戏。”看到潇怡，他连忙改口，“也是女人的游戏。”
　　潇怡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庭辩确实不是她的强项。“我虽然也很想做庭辩，但不能说这是歧视或是排挤，我觉得是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来的，所以，我也做得很安心。”不过，并不是只有庭辩律师，才能获得业界认可和声望。美国很多案子都不上庭，庭外和解，尤其是专利案子，因其专业性，和解居多。
　　律师工作强度大，压力大。周一到周五，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潇怡几乎没有空暇，一周一般最多休息一天。
　　潇怡最苦恼的是时间被工作束缚，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无法给家庭、孩子更多时间，“父母年纪渐大，也无法常常回国看他们。”
　　潇怡也想多陪陪孩子，但身不由己。女儿她基本不管，小儿子也只是睡前和他说说话。家里都是先生照顾。她只能在假期、周末时，多花些时间陪家人。“虽然总体时间不多，但希望尽量多些有质量的时间，大家一起做点事情，去度假。”可是，“儿子出生以来，坐飞机的全家旅行一次都没有过，都是开车可到，说走就走，不需订机票和酒店的旅行，这是没办法的事。”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累，有难度，有遗憾，但潇怡乐在其中。“对我而言，从法律思维到法律写作到口辩能力，这些专门的技巧原来都没有，进法学院之后才开始培养。作为第二语言，作为理科生，这些我都不擅长，现在我依然不能很快就写个非常好的稿子，直接呈递到法院，但看到自己一天天在进步，特别欣慰。”
　　【对话】
　　潇怡成长七问
　　记者：你生化博士毕业时考虑过回国吗？
　　潇怡：到美国之后，读博士，又做博士后研究，挺适应美国生活，况且我先生也在美国，生活基本安定。我不能冒险做个未知的选择。
　　记者：你出国后，有何变化？
　　潇怡：我变化不大。出国时，我已经25岁，三观都形成了。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比较单纯。基本上能坚持做自己，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几年可能年纪大了，经历多了，也可能与生活单纯有关，心态更平和，不会大喜大悲，斤斤计较。
　　记者：已经形成的三观，和美国文化有没有割裂感？能融入主流社会吗？
　　潇怡：我的想法、个性，比较西化，和这边比较吻合，是平稳转折。美国人际关系很远，很客气，不会侵占你的生活。这种距离挺好的，但确实没有中国朋友的亲情感。这两种生活观，可以并存，各有利弊。我的美国朋友，大多数是工作学习时认识的，“相敬如宾”。我和华人朋友一起活动多些，知己多是华人。
　　主流社会很难定义。我在美国公司上班，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和美国人打交道，你说我融入了吗？算吧。但他们看比赛，去教堂，我不信教，也不大喜欢体育。我很喜欢登山野营，会和美国朋友去玩，和他们没有割裂感。毕竟我的生活是分几块的。
　　记者：你工作这么忙，为什么还做一中北美校友会副会长？你们都有什么活动？
　　潇怡：校友会成立一年多，通过微信，由几个热心校友发起，主要为新来校友提供帮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生活、工作上多交流，也可以交些朋友，互相帮助。
　　我负责洛杉矶。其实我也只是挑个头，主动些，搞点活动。我在这边时间长，几个比较谈得来的校友一起做，我当然要支持。大家一起玩，这不是压力，是开心的事。
　　况且，我初来美国时，得到很多师兄师姐的帮助。一路走来，遇到很多热心人，你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回馈人家。要不要关心人、帮助人，是将心比心，大家对这段留学经历感同身受，尤其还有家乡人的亲情在里面。
　　我们组织登山、聚餐等，除此，我们还在微信上开了十几个群：职场指导、诗词欣赏、吃喝玩乐等。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也提供些资源，对新来的校友，很有帮助。
　　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北美，也包括在家乡的校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嘉兴有个校友的女儿得了脑肌瘤，在上海开刀没有除尽，就在北美咨询专家，找专家会诊，包括筹款，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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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你们成立的美嘉国际咨询公司是公益的吗？
　　潇怡：校友会会长回母校嘉兴一中访问，发现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有需求。我们校友中有些在北美大学任教，或者有留学咨询经验，经师长提议，今年五六月，我们几个校友成立了这个公司。主要利用我们的留学经验和资源，提供些实在的服务，为要留学的校友，量身打造最适合的留学规划以及生活、学习、求职的后续服务，但不是公益的。
　　记者：在国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潇怡：做想做的事，这一点最重要。
　　不光是工作，生活上也是。别人的生活也许看着很精彩，但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问自己的内心，你到底想要什么，就会做得很安心，活得很实在。
　　记者：做想做的，其实不容易，留学生毫无根基，很多人会选择更容易生存的路。
　　潇怡：找更容易生存的路，并不一定就不是他想要的，毕竟还是会找到热情和激情。若你只是工作，而不是事业，那没关系，但你在一个工作上花很多时间，如果不喜欢是走不远的。我确实很幸运，能够转一下。做科研我很喜欢，但人的兴趣会变化，我能追寻我的兴趣，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转一下需要勇气）对，我对自己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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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潇怡
1972年生于乌镇。1987年入读嘉兴一中；1990年9月入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专业，1994年7月获理学学士学位；1994年9月，保送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1997年7月获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8月赴美，入读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2001年12月，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2年5月，入美国基因泰克生物科技公司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8月，入德州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2005年8月，入洛约拉法学院，主攻知识产权法，2008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拿到加州律师执照，并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成为专利律师。目前，在morgan,lewis&bockius执业。